我曾经是何新先生的忠实粉丝，但他最近的文章，让我好好见识了什么叫做“屁股决定脑袋”。何新先生认为，“重弹“阶级斗争”、“专政”老调将撕裂社会，会葬送改革开放”，他绝口不提，就是因为“不争论”——更不提阶级斗争，才葬送了无产阶级专政。
专政二字，总让人联想起军队、警察、监狱等等国家暴力机构，何新先生也总爱把专政二字往这块扯。但是，何新先生博古通今，岂不知西方资产阶级专政，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军队、警察、监狱，而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选举和代议体制、媒体和舆论工具、文化生产工业（教育、宗教、广告等等），是所有这一切组成的体系在维持着该体制的合法性？
同样地，无产阶级专政也不仅仅意味着血腥的暴力工具，而主要是利益代表机制、内部矛盾解决机制和文化思想再生产机制。没有人民内部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会结社、游行、罢工的权利等等，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名不符实，而只能算是一种幼小的、有待成熟的无产阶级“摄政”。而这种不成熟、不稳定的“摄政”，随时都可能被篡位、被颠覆，变成专人民的政，而同时蒙蔽人民于黑暗之中。
何新先生所念念不忘的文革的黑暗，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文革后伤痕文学盛行，不但知识精英，就连官僚精英也把自己描述成造反运动的受害者，何先生是逻辑学大师，您觉得这符合逻辑吗？即使在文革高潮期间，造反派的组织资源和政治经验、政治决心都远逊官僚精英，唯一所持者，无非是毛的支持这一政治资源。所以前期，在毛接见红卫兵以示支持之后，官僚精英确实吃了点小亏。当权派先是措手不及，尔后以放弃领导的手段威胁之，这种消极的对抗自然不会难倒左派群众。群众证明自己没有了精英也能够当好家。但是，官僚精英毕竟积累了两千年的管治经验，他们以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转移斗争方向，把“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形式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证明自己最左、最忠于毛，从而争夺到话语权，最终令造反派的唯一的政治资源也丧失殆尽。当然，这并不会妨碍他们在文革后把左的帽子扣到左派头上。很多思维流于表象的后人，往往惊讶于当时的疯狂，却看不到疯狂背后冰冷冷的计算。
到了文革后期，左派即受到清算（如追查“五一六”）。加上在后来的查“三种人”，在当权派与造反派的较量中，造反派的损失至少是前者的百倍以上。为什么会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根本原因是没有充分的人民民主。凡是在大多数地方人民没有组织起来的地方，群众受到的镇压就多一些。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无产阶级被架空了，只有专政是真格的。毛批“水浒”，说宋江架空晃盖，真意即在于此。
对毛来说，在人民内部实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广泛民主，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之外的东西，而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关键组成部分。毛说过，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能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据《王力反思录》，在林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的1967年8月4日毛给江青的信中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就是群众专政”。这里，他主要强调的是和走资派的斗争，“如果不实行群众专政的话，就是走资派来专了群众的政”。不管毛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但他的原则很明确：专政是群众的专政，而不是专群众的政。
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仅仅靠自上而下的清理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会走向反面。隋文帝、朱元璋严厉打击贪官污吏不但受到了许多人骂，也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隋朝还走向反面而灭亡。朱元璋对贪官剥皮实草，结果有明贪腐之风史上最烈。毛搞“整风”、“四清”，结果没触动走资派，反而被走资派整倒了一批左派。很简单，党内的无产阶级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走资派，既然作为当权派自然有权，就会打着你的四清旗号整无产阶级，整好的干部和广大的工农群众。要解决问题还是要靠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发社会的黑暗面。这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真义。何新先生实际上只痛心于改革开放被“葬送”（即使还没有成为现实），对底层受到赤裸裸的专政倒是无动于衷的，那么他的貌似不偏不倚，也只不过是拉偏架而已。（百韬网刘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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