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篇重要著作。正如恩格斯在本书第三版序言中所说：“这个篇幅不大的著作就是在今天还丝毫没有失去自己的价值。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又说：马克思把法国革命和波拿巴反动政变“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列宁在评价马克思的这篇著作时也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象其它任何时候一样，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并且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把马克思的这本书作为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重要著作加以引证和发挥。
《雾月十八日》一书是马克思对法国1848年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法国波拿巴反动政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唯物主义的透彻说明。众所周知，欧洲1848年爆发了以法国为中心的革命运动。这次革命的性质总的说来仍然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任务在法国是继续扫除封建残余，使工业资产阶级取得全面的统治；在德国则是消灭封建割剧，完成国家统一，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这次革命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情况不同，这时无产阶级已经成长壮大，成了一支独立的政治势力，并且在这次革命中成为主导力量。而资产阶级则由于害怕无产阶级的力量，在革命进程中表现动摇、妥协以至背叛革命。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也十分软弱动摇。农民也由于不觉悟而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无产阶级虽然已成长壮大，站到了革命的前列，甚至举行了英勇的六月起义，但是由于思想不成熟和缺少先进政党的领导，最后还是失败了。这种阶级力量的对比情况，就决定了这次革命的特点，不是像1789年大革命那样沿着上升线发展，不断地取得胜利，而是使革命沿着下降线发展，节节溃败。以至最后使反革命小丑波拿巴得以发动政变，上台当了皇帝，废除共和，复辟帝制。这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仍然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势力，教育了无产阶级，积累了斗争经验，为未来的革命胜利准备了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革命死了，革命万岁！”“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是革命政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1848年革命，还给了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喧嚷叫嚣、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一个致命的打击，证明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学说都是胡说八道。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1848年革命斗争和这次革命的基本经验。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的阶级观点，分析了法国革命和波拿巴政变这一历史事件，对事变本身作出了透彻的分析说明，从而树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典范。对于这一点，恩格斯在本书序言中作了如下的说明：“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它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三十三年，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恩格斯还指出，马克思深知法国的历史。法国在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任何国家都更加典型和更加彻底，资产阶级革命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又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的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因此，事变从来没有使他感到意外。正是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才能够使马克思从纷繁复杂、迷离混沌的法国历史现象中指出一条基本线索和规律性，并且对波拿巴政变这一看来似乎偶然的历史事件，作出合乎阶级斗争规律的结论。而这一点，是一切资产阶级学者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望尘莫及的。
历史的场面是这样的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法国二月革命的胜利，使人们狂欢陶醉。但是随着工人六月起义的失败，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接着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打得落花流水，而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秩序党又把资产阶级共和派打下了台，最后，更加反动的波拿巴又施展阴谋诡计把秩序党的代表人物关进了监狱。反革命小丑波拿巴在作了一系列准备之后， 终于1851年12月2日反动政变，继而皇袍加身，当了皇帝，废除共和，恢复帝制。法国革命的成果付诸东流，法国社会仿佛“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统治”的时代，三千六百万法国人民作了政治骗子的俘虏。……波拿巴政变震惊了整个政治界，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都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响，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而大声咒骂，有的人出于革命的义愤而厉声谴责，也有的人看到革命的失败而哀声叹气，只有波拿巴主义者百般美化这次政变，把波拿巴吹捧为历史的主宰。所有的人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真正的理解它。究竟如何分析这一历史事件的原因和实质？许多人对此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资产阶级作家维克多·雨果在他所著的《小拿破仑》一书中，把事变本身描写成晴天霹雳，他把政变的发生归结为波拿巴个人的暴力行为和阴谋伎俩。因此尽管他对政变的主人公作了尖锐的讽刺和俏皮的攻击，但却不知不觉地把他描写成主宰历史的伟人。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当然不会对事变本身作出科学的分析。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也写了一篇《从政变看社会革命》的著作，对波拿巴政变进行了攻击和谩骂。他想把政变描写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政变所作的历史说明，却变成了对波拿巴的历史辩护，因而陷入了客观历史学家的错误。此外，他在书中大肆鼓吹社会改良，反对阶级斗争和革命，彻底暴露了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面目。
与此相反，马克思的著作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政变作了阶级分析，从而得出了科学的结论。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马克思分析了法国1848年革命的历史进程，指出波拿巴这个野心家之所以能够上台，主要不是由于他个人的暴力行为和阴谋手段，而是法国阶级力量对比所造成的结果，是阶级斗争形势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局。工人阶级的六月失败，农民的不觉悟，小资产阶级的动摇，资产阶级的叛变，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革命沿下降线发展，这便是波拿巴反动势力能够得逞的历史条件。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波拿巴政权代表了大资产阶级利益，是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妥协的产物，它不过是用一种更加反动的统治形式代替原来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因此，它不仅没有缓和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相反使这种矛盾更加尖锐化。革命人民终将起来推翻波拿巴政权，靠政变上台的波拿巴统治决不会长久。马克思高瞻远瞩的预言：“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园柱顶上被推下来。”这种透彻的分析，驱散了历史的迷雾，把事变的原因、实质和结果描绘得清清楚楚，令人豁然开朗，的确是树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典范。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这篇光辉著作中，还出色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世界历史发展中重复出现的某些现象，揭露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和虚伪性，论述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由失败到胜利的历史规律。马克思在本书一开始就富有哲理地指出：“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在雾月十八日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往往会重复出现。人们经常模仿已往的事件和人物，借助已死先辈的传统，借用他们的语言和口号，召唤他们的亡灵，来演出历史的新场面。例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克伦威尔，曾经借用圣经中的人物和语言，来实现反封建的斗争。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召唤古罗马的幽灵，来实现当代的革命任务。在1848年革命中，又出现了模仿1789年革命的滑稽剧：路易·波朗代替了罗伯斯比尔，1848年的山岳党代替了1789年的山岳党，小拿破仑代替了老拿破仑，重新演出了雾月十八日政变的闹剧。然而马克思强调指出，历史决不会简单重复。如果说某些事件和人物出现过两次，那么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必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它们在历史上起的作用也不一样。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所决定的。作为历史悲剧第一次出现的事件和人物，如1789年大革命时期的丹东、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在历史上曾经起到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而作为笑剧重复出现的事件和人物，如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用拿破仑的招牌欺骗人民，则只有起阻碍历史发展的反动作用了。马克思教导人们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去研究历史发展中的各种现象，对事变和人物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判断，切不可为各种假象所迷惑。
马克思揭露说，资产阶级之所以模仿旧事物，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局限性和虚伪性的表现。资产阶级革命只是用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用一种剥削阶级专政代替另一种剥削阶级专政。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动员群众为少数人谋私利，就不得不借助古代的英雄以至神灵，制造英雄精神和神圣气氛，以便欺骗群众。但当资产阶级的统治一旦建立之后，古代的英雄和罗马的幽灵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就代替了他们而成为真正的领袖。与此相反，无产阶级不但不能依靠旧的传统和思想来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且要同一切旧事物和传统思想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词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词藻。”正因为共产主义革命必须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思想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以它比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更艰巨，道路更曲折，胜利更来之不易。在夺取胜利的前进历程中，无产阶级往往要经历多次的反复斗争。马克思形象地说道：“相反，象十九世纪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象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就会大声喊道：这里是逻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无产阶级最后一定胜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完全证明了马克思的这段至理名言。
《雾月十八日》之所以是一部重要著作，还在于它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同时阐明了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进一步强调了工农联盟的重大意义，从而大大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指出，1848年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工人六月起义失败的教训，证明资产阶级国家是镇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工具，任何希望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改善工人处境的想法只能是一种幻想。因此，无产阶级要得到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对法国资产阶级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作了详细的考察，指出资产阶级国家产生于封建制度崩溃时期，它的产生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封建制度的灭亡。第一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形成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权，拿破仑第一帝国时期使这个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之后，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进一步扩大了国家机器的分工。二月革命后建立的共和国，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过程中，加强了政府权利，使之更加集中化。到路易·波拿巴执政初期，这个庞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拥有50万官吏和50万军队，它成了象密网一样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体。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全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而无产阶级革命，则必须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打碎这个国家机器。后来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更加清楚地阐明了这一重要思想：“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当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⑻列宁非常重视马克思的这个新结论，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并且根据帝国主义时期的新材料，作出了包括英美在内的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论断。世界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了马克思列宁论断的正确性。凡是按照他们的教导去行动，无产阶级革命就胜利，相反，革命就失败。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例子绝无仅有，而因此遭到失败的例子却不胜枚举，这就是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酷现实。
马克思在论述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原理之后，紧接着又强调了建立工农联盟的问题。工农联盟问题在当时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因为在1848年革命初期，法国农民受到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愚弄，参与了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成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工具；之后，又被波拿巴所欺骗，选举这个政治骗子当了总统，成了波拿巴政变的社会基础。因此，问题是如此尖锐地提了出来：农民是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他们是否能够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成为革命的同盟军？工农联盟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对于这些重大问题，马克思在书中给予了科学的回答。他首先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法国农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进行了深刻的阶级分析。马克思指出，农民具有两面性：一是有保守落后的一面，这是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落后性和私有性所决定的。农民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没有形成一个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阶级和政治组织。“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利，这种权利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农民的这种愚昧和迷信，使他们容易受剥削阶级的欺骗和利用，成为政治野心家夺取政权的工具。路易·波拿巴之所以能够政变上台，其原因之一就是利用了农民对拿破仑的迷信。但是，农民也有开化和进步的一面。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小块土地观念的农民，而是固守小块土地不放的农民；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资产阶级不是也不可能是农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波拿巴的反动统治，严重损害了农民的政治经济利益，使他们提高了思想觉悟，破除了对拿破仑的种种迷信，走上了革命道路。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说，农民的利益已不象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协调，而是和资本的利益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于是无产阶级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这样，马克思不仅提出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而且指出了工农联盟的可能性，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最后，还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的这部著作，不仅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放射出天才的火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在文字语言方面也闪耀着绚丽的光彩，具有很高的美文学价值。马克思以他那深邃的思想和非凡的文笔才华，把读者带入一种美的享受之中，使人感到它确是一部百读不厌的伟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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