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红旗不倒，就是我们的胜利，敌人的破产。红军的发展，是
保证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在建立了红色政权，将来还
要巩固扩大，以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到来。”
话说1931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开幕。
全苏“一大”从酝酿、筹备到召开，说来话长。早在1930年2月4日，以李立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就急于建立全国性工农兵政权，曾发出了《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通告中提出建议，要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起召开有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全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那时中共中央认为，毛泽东领导的红4军“是最有斗争历史和全国政治意义的红军”，是“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4月间，中共中央两次致信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和红4、5、6军新前委，要求“猛烈地扩大红军与坚决地向中心城市发展”，并要求红4军与红6军联系，“坚决执行向赣江下游发展，配合整个革命的形势与武汉首先胜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实现中央的战略任务，促进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召开。
中央在4月3日的来信中特别说明：“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来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务须执行中央这一个决定。”由于军情等各种原因，毛泽东并没有参加1930年5月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中央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但对于成立中央政权问题，还是予以肯定的，只是批评李立三“有过于机械的设想，以为中央政府一定要设在武汉，至少也要在长沙、南昌”。因此，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共中央，对于“立三路线”时期成立“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的工作并无影响，同时为建立中央政府继续作了努力。
1930年10月18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在上海开会，决定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延期至1931年2月7日，即“二七惨案”纪念日，在赤色区域举行开幕式。后因负责此项筹备工作的恽代英、李求实、林育南等人相继被捕牺牲，筹备工作即转由红1方面军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直接领导进行。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共中央。王明等人虽然全面反对六届三中全会，但对于建立全国性中央政权这一点却接受下来，并积极促进中央政权的建立。
1931年6月1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由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通告，决定于8月1日召开全苏“一大”，指示各党部应将大会的准备工作列入这个时期中心工作的议程上。于是，各地苏区纷纷建立了全苏“一大”准备委员会，负责宣传鼓动和选举代表的工作，加快了召开全苏“一大”的步伐。但由于战争频繁，各地选举代表需要较长时间，加上交通困难，各地代表一时不能到齐，特别是由于江西苏区要准备对付国民党军的第3次“围剿”，所以在1931年6月20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联名发布了《第十四号通令》，决定将原定在8月1日召开的全苏“一大”，“改在十月革命节举行”，即在11月7日举行，并号召苏区各级政府和人民用实际行动迎接全苏“一大”的召开。7月8日，苏区中央局将这个决定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8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中央组织问题的决议》，关于临时中央政府的人选问题，对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具体指示。8月30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严厉批评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未能如期召开全苏“一大”是一个“严重错误”。
红1方面军第3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赣南、闽西根据地已经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一个包括21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的巩固的苏区，主力红军发展到近7万人。与此同时，游击战争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陕甘等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成立了红4方面军、红2军团和其他10多支红军部队，全国红军总兵力多达30余万人。苏维埃运动和红军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组织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加强领导，将全国的革命力量统一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把革命推向前进。9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3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中指出：“在十月半前，各苏区必须选出和派出代表参加中央苏区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苏区在十月革命节正式成立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政府。”为此，毛泽东在9月底来到瑞金叶坪，筹备召开全苏“一大”。
就这样，到11月上旬，全苏“一大”已经酝酿筹备了将近两年。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设在叶坪村东北边的谢氏宗祠里。大门口的横幅上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主席台正中挂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两旁挂着绘有镰刀斧头的大红旗，台口前沿装饰着苍松翠柏树枝，中间嵌着许多大红花，台口两侧写着“工农堡垒”、“民主专政”，台口上沿挂着一条醒目的横幅：“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四周的墙壁上还贴上了许多红红绿绿的标语，会场中央则摆放着一排排的长板凳。
11月7日清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先后进入会场。出席开幕式的代表团有7个，他们是：赣东代表团，赣南代表团，永吉泰代表团，闽西代表团，瑞金代表团，红军代表团，湘鄂西、赣东北、琼崖海员代表团。还有两个是在大会开幕几天后才赶到的湘鄂赣省和湘赣省代表团。共计9个代表团，610名代表。
大会的主要议题是：1、听取毛泽东的《政治问题报告》和朱德的《红军问题报告》。2、讨论原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及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少数民族问题、工农检查处等草案。这些草案从1931年3月9日起已陆续发表在《红旗日报》上，经大会讨论通过后将作为法令颁布。3、选举领导机构，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
大会首先推举项英、张鼎丞、陈正人、周以粟、朱德、曾山、邓广仁7人组成主席团。
接着，由项英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政治问题报告》。他在《政治问题报告》中说：
“红旗不倒，就是我们的胜利，敌人的破产。红军的发展，是保证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在建立了红色政权，将来还要巩固扩大，以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到来。”
尔后，朱德作了《红军问题报告》。
11月7日晚，为庆祝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瑞金人民举行了“提灯游行”庆祝活动。
庆祝活动本来是准备在白天进行的，因害怕遭到国民党军飞机轰炸，后来就改在晚上举行“提灯游行”。
入夜以后，瑞金人们举着火把，提着灯笼，纷纷拥上街头，汇成一条条闪光的河流，向着叶坪的谢家祠堂涌去。
谢家祠堂左侧的防空洞里，一台发电机隆隆作响，挂在祠堂里的一串串小灯泡发出明亮的光芒。主席台上早已站满了人，站在正中央的是项英，在项英两边的是主席团成员朱德、张鼎丞、周以粟、曾山、陈正人、邓广仁，在稍远处站着的则是瘦高的毛泽东。
各处游行队伍来到谢家祠堂后，集中在旁边的一个大草坪上，举行了联欢晚会，直到夜深了，人们的欢呼声才逐渐平息下来。
第二天，大会听取了项英所作的《劳动法报告》；张鼎丞作的《土地法报告》；周以栗作的《经济政策报告》；王稼祥作的《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仁作的《工农检查处报告》。
后来，大会一致通过了周恩来在上海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确立了中华苏维埃这个新型国家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它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革命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达到他在全中国的胜利”。
宪法大纲规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人民政权，工农兵全国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
宪法大纲还规定了劳动人民享受的各项民主权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宪法大纲规定：
“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同时，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同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
大会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案》及《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等重要法律和决议。
大会决定：将瑞金改名为瑞京，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
11月19日，代表大会选举了领导机构组成人员，有63人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们是：
毛泽东 项英 张国焘 周恩来 卢福坦 朱德 瞿秋白 张鼎丞 邓发 王稼祥 徐锡根 范乐春 王明 彭德怀 关向应 孔荷宠 方志敏 任弼时 贺龙 沈泽民 谭震林 黄平 曾山 林彪 陈 郁 罗登贤 夏曦 邓子恢 刘少奇 刘大朝 陈正人 袁德生 崔棋 屈登高 段德昌 葛耀山 彭 轨 陈福元 古大存 韦拔群 张华先 何叔衡 黄甦 胡海 滕代远 萧恒太 罗炳辉 陈毅 张云逸 周以粟 卢德光 胡均鹤 徐特立 邵式平 洪紫清 刘光万 余汉朝 吴致民 刘建中 李宗白 刘生元 王永盛 阮啸仙
11月20日，大会胜利闭幕，毛泽东致闭幕词，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并号召各级工农兵政府要组织广大群众致力于革命战争，用革命战争武装自己，用革命战争打倒敌人。
代表大会结束后，王观澜主编《红色中华报》，开始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此前，王观澜在闽西主编《红旗》，对闽西的革命斗争作了真实而生动的报道，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王观澜，原名金水，字克洪，1906年7月13日出生于浙江临海县城内一个贫苦家庭。1925年冬，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冬转为共产党党员，不久，担任师范部党支部书记。1927年冬，王观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被分到军事第7班。苏联进行“肃托”清党，波及中山大学，王观澜因反对王明为首的支部局，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王观澜在1930年12月回国，1931年初到了闽西苏区。
11月25日，根据全苏“一大”决议及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以示与中共中央军委之区别，下同）正式宣告成立，并宣布中华全国所有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革军委的统辖之下。
中革军委由15个委员组成，他们是：
朱 德 彭德怀 王稼祥 林 彪 谭震林 叶剑英 孔荷宠 周恩来 张国焘 邵式平 贺 龙 毛泽东 徐向前 关向应 王盛荣
由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王稼祥兼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中革军委参谋长。
中革军委成立后，即宣布取消原红1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这样，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继红4军“七大”之后，又一次被免除了。他完全失去了对工农红军的指挥权。
11月26日，毛泽东整理出了《兴国调查》一文。他在《兴国调查》中写道：
“1930年9月，红军第1方面军从长沙到江西，10月初打吉安，进到袁水流域，兴国送了许多农民来当红军，我趁此机会做了一个兴国第10区即永丰区的调查。找了傅济庭、李昌英、温奉章、陈贞山、钟得五、黄人寿、陈北平、雷汉番8个人开调查会，调查的时间是1930年10月底，开会的地点是新余县之罗坊，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
毛泽东还写道：
“经过土地改革后的贫农在12个方面得到了利益：第一，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第二，分了山。第三，分了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谷子。第四，革命以前的债一概不还。第五，吃便宜米。第六，过去讨老婆非钱不行，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困难了。第七，死了人不要用钱了。第八，牛价便宜。第九，应酬废弃，迷信破除，两项的用费也不要了。第十，没有烟、赌，也没有盗贼。第十一，自己也可以吃肉了。第十二，最主要的就是取得了政权。”
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毛泽东当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会议同时组成了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行政机关。
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张鼎丞为土地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周以粟为内务人民委员，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毛泽东在一师的老师方维夏为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长。
方维夏在1920年以前和毛泽东的交往，本传已经说过，而此后就没有提及。原来他在1923年当选为湖南议员；1924年投奔在广州的孙中山，任国民革命第2军秘书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任第2军第3师党代表，率部攻占南昌、南京；1927年任贺龙的20军第1师党代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又参加了张太雷、叶剑英领导的广州起义。1928年春，他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春回国，任闽西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后来方维夏在1932年夏及其以后，先后任江西省、湘赣省委宣传部长、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
何叔衡则是在“马日事变”后被迫化妆离开了湖南，经武汉转上海做地下工作。1928年6月，他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秋学成归国，来到了中央苏区。
且说人民委员会下设政治保卫局，由邓发任局长。同时设立最高法院，由何叔衡兼任最高法院院长。
毛泽民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委派，筹建银行。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大弟弟毛泽民说：
“润莲啊，希钧当你的家，你当我们苏区几百万人口的家，柴米油盐酱醋茶，枪炮弹药梭镖叉，担子不轻哩！”
毛泽民摆出了办银行的家底太薄的实情。毛泽东说：
“创业是很困难，事情总是从无到有嘛。要统一财政，统一货币，尽量发挥苏维埃银行作用，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发行数量适当的纸币，同时吸收群众存款；还可以贷款，支持有利于革命的事业；做到有计划地调整苏区金融。”
后来在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正式成立，毛泽民为第一任行长。3月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行正式营业，银行基金100万元。
再说1931年12月1日，毛泽东主席，项英、张国焘副主席签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布告》。布告宣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业已宣告成立，从今日起，中华领土之内，已经有两个绝对不同的国家：一个是所谓的中华民国，他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用以压迫工农兵劳苦群众的国家，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国民政府，就是这个国家的反革命政权机关。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劳苦群众的国家。他的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为数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而奋斗。”
12月6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指令红1方面军“首攻赣州，迫吉安”。以项英、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亦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12月10日，毛泽东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
毛泽东是在全苏“一大”会议上，获悉老战友、老朋友恽代英于4月29日被叛徒顾顺章出卖，已经在南京英勇就义了，感到既震惊又痛惜。他在通令中列举了顾顺章叛变革命的罪行。他还写道：
“他更将已经为国民党政府定了徒刑的中共中央委员、全国革命青年领袖恽代英同志等人，从狱中指证出来，给反革命立即枪杀。”
毛泽东在通令中号召革命人民缉捕顾顺章，为恽代英等死难烈士报仇。
这正是：内忧连连何时休？海归弄权无来由。
又闻叛徒害忠烈，冲天一怒缉贼酋。
欲知毛泽东如何在困境中坚持斗争，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有历史学家评论说：在全苏“一大”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完全被排斥出领导层，是因为在赣南会议后，“左”倾冒险主义者感到他们在中央苏区还未完全站稳，拥护他们政策的干部还不多。整个中央苏区是毛泽东亲手开创的，他在苏区军民中有着崇高的威望，要一下推倒毛泽东，还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左”倾冒险主义者还没有做得太过分，不敢把毛泽东彻底“改造”出领导机关。这才把他安排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斯言可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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