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都不应有的，经济建设
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
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话说1933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局召开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3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开始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
邓小平是于1931年8月在上海汇报红7军的工作后来到中央苏区的，先是担任瑞金县委书记，1932年调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此时任中央局秘书长。原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和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谢唯俊，现任乐安中心县委书记。古柏曾任总前委秘书长。
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都是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反对和抵制王明路线的。中共中央局说他们执行了毛泽东的“纯粹的防御路线”，还给他们扣上“反对中央局活动”的帽子，加上反党派别小组织的罪名，要求将对他们的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
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人在他们的“申明”中，批驳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对他们的污蔑；他们在“申明”中还说：“大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等人被送到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接受批判。邓小平写了两三份检查，承认低估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进攻路线”。批判他的人还是不满意，邓小平只好说：“我再也没有别的可说了。”
1933年4月，中共中央局、中央政府离开叶坪，迁到瑞金西郊沙洲坝附近的乌石垅。博古看中了下萧村一幢杨姓私宅，土木结构，红漆描金，古画装饰，就将杨宅作为中共中央局的机关所在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驻所在沙洲坝村的元太屋，这里距离瑞金县城五六公里。此后，毛泽东在这里居住了1年零3个月。
毛泽东住的正屋前面有一道土筑的围墙，大门前边有两株连根的百年大樟树，樟树的绿荫下有一口水塘。有一天，毛泽东发现老表在水塘里挑饮用水，那水又浑浊又有虫子，就问是怎么回事。老表回答说：
“主席，不瞒你说，我们沙洲坝就是缺水。人吃、洗菜，全都是靠这水。”
毛泽东问：
“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有干净水？”
老表说：
“那边乌鸡岭下有一股山泉，就是路远水少，半天才挑上两担。中央机关来了后，一下子多了上千人，吃水用水更困难了。”
毛泽东听了老表的话，便思索着怎样解决吃水难的问题。
第二天，他带着工作人员到附近进行实地考察，见乌鸡岭确实有一股山泉，就立即组织身边的干部、战士用粗竹子做水管，把乌鸡岭下的泉水引进村里来，暂时解了燃眉之急。但因路途太远，沿途竹管子漏水又多，用水还是个大问题。毛泽东决定在村边打口井，彻底解决用水困难。老表们听说毛泽东要打井，都表示怀疑，他们说：
“沙洲坝自古以来都没有打过井，再说也没有人会打井啊。”
不久，毛泽东便带领战士们打好了一口水井，可这井附近有坟场，群众都不愿意吃井里的水。毛泽东又带领战士们另选一个地方打了一口井，村民们兴高采烈地喝上了清甜的井水，结束了食用脏水的历史。沙洲坝人在井台边竖起了一块纪念碑，上刻两行醒目的大字：
“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1933年5月4日，中共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了有工农、红军、学校党团活动分子参加的关于“江西省党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决议决定，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给予他们组织上的处分。
5月5日，中共中央局批准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全部或部分地撤销了邓小平、毛泽覃等人在红军、地方和党内机关的领导职务。邓小平被撤销了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左”倾路线执行者在宣布决议的会上，当众缴了邓小平、毛泽覃等人的枪，责成他们到基层去改造，进一步检讨自己的错误，作出新的检查，“再不容许有任何的掩藏”。
不久，邓小平又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到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5月中旬，邓小平被主持总政治部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要到总政治部任代理秘书长。不久，他向王稼祥提出，想做一些实际工作，于是在8月间被调到总政宣传部当干事，负责主编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在第5次反“围剿”中，他主编的《红星》报大力宣传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提名下，邓小平重新回到部队任职，担任红1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据统计，在反“罗明路线”中，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要用“布尔什维克的铁拳头将他粉碎”，所以在中央及省各级领导干部中，有187人受到点名批判，有33人被撤销职务。除了前边已经提到的那些人以外，还有瞿秋白、邓子恢、何叔衡、萧劲光、刘晓、谭震林、陆定一、王首道、方方、李坚贞、方志纯、郭滴人、贺敏学等等。
贺敏学的罪名是：在军区当参谋长时支持过“邓毛谢古”。他被撤销了红24师代理师长的职务，调到红军大学学习。
毛泽覃的妻子、瑞金组织部副部长贺怡也受到了牵连，“左”倾冒险主义者逼着她揭发毛泽覃，并要求她与毛泽覃划清界限。生性豪爽的贺怡坚决地说：
“毛泽覃是个好同志，我没有看到他搞过什么反党活动。他干的是革命，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我们没有什么界限要划清。”
于是她就被撤销了职务，送进党校学习。中央党校校长博古要开除她的党籍，副校长董必武出面说情，才保住了她的党籍，但仍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后来又把她下放到瑞金一个区去做群众工作。
“左”倾路线的执行者连与贺怡在一块生活的父母也不放过，他们说贺家成份不好，因此，贺焕文夫妇在组织内刻钢板、印文件、抄抄写写的工作也不让干了。贺怡的老爹老娘只好又去教书挣钱，维持生活。贺怡想不通，就跑到姐姐贺子珍家里去诉苦。此时，贺子珍也不能幸免，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改为收发员了。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说：
“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
就这样，博古还不罢休，他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此话传开后，许多人有了顾忌，再也不敢接近毛泽东了。毛泽东为了不连累别人，也很少再同别人谈话了。
还有一个人的下落借此机会交代一下，他就是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贺敏仁起初在黄公略部3纵当战士，3纵扩编为红6军9师后，他成为一名小司号员。后来9师又改编为红3军，长征前改编为红1军团1师。长征期间1师师长是李聚奎；政委是黄甦。贺敏仁所在的团先于军委到达毛儿盖。有人报告师政委黄甦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拿走了1000多个花边（即银元）。黄甦立即派人将贺敏仁五花大绑捆起来，要枪毙他。贺敏仁的团长、政委主张给毛泽东发个电报，待批复后再执行。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发报还要先充电，黄甦等不及了，便下令将年仅17岁的贺敏仁给枪毙了。
毛泽东始终没有收到处决贺敏仁的电报，也没有接到任何其它形式有关处决贺敏仁的报告，他对贺敏仁被杀一事毫无所知。一个多月后，消息传到了贺子珍那里，她很震惊，很伤心，偷偷地痛哭了一场，强抑内心的悲痛，没有告诉毛泽东，怕分了毛泽东的心。
后经查证落实，贺敏仁只拿了100多个铜板，折合银元还不到1元钱，是那些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贺子珍回忆说：“我们一家革命，小妹仙圆被敌人杀害了，没想到小弟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但当时是战争时期，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毛泽东对军队指挥工作的进行。即使是有人有意的陷害，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数十年后，电视剧《长征大会师》的那些颇具特色的编导们，竟然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是由毛泽东下令枪毙的。如此不负责的胡编乱造，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随心杜撰，把毛泽东塑造成一个冷酷无情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物形象呈献给观众，这是对伟大领袖的严重亵渎！
再说在5月8日，“左”倾冒险主义者为了直接控制红1方面军，操纵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召开了第41次常委会议，决定将中革军委从前方移到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正副总政委；在朱德留前方期间，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
人民委员会第41次常委会议还决定：在前方另外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1方面军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工农红军总司令兼1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为工农红军总政委兼1方面军政委；刘伯承为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
此后，博古、项英便在瑞金主持了中革军委工作。
5月间，任弼时被免去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往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自此，任弼时离开了“左”倾中共中央局领导核心。
罗荣桓被调离红1军团，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不久，他又被调到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当巡视员。
就在这5月份，谢觉哉几经周折来到了中央苏区。他到瑞金后立即赶往毛泽东住处，要求分配工作。毛泽东一见他便深情地说：
“你可来了，一路上辛苦了，身体好吗？”
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老战友，毛泽东让弟媳钱希钧到老乡家买了3个鸡蛋，算是加了一个菜。毛泽东说：
“我这里现在缺人，我们继续合作吧！”
此后，谢觉哉便成了毛泽东的秘书。
5月23日，毛泽东到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作了题为《中国苏维埃革命史》的讲演。
5月26日，张闻天发表《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一文，文中提出，开展乡村中的阶级斗争是我们党的中心任务。该文还说，必须要开展查田运动，把分得了土地的地主和分得了好田的富农统统查出来。
5月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局会议上作了关于查田运动的报告。
5月31日，在蒋介石授意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全权代表陆军中将熊斌，在塘沽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的全权代表少将冈村宁次签订了“九一八事变”后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非武装区。《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1933年6月1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苏维埃政府发布了《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训令强调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依靠贫农，坚决联合中农”，要注意“倾听中农群众的呼声”。
训令中还宣布，将毛泽东撰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作为在查田运动中分析农村阶级的指导性文件，发到基层去。
6月2日，中共中央局根据毛泽东、胡海的报告，通过了《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进行普遍的深入的查田运动”。决议错误认为：在中央苏区差不多占80%的面积，群众在200万以上的地方，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群众也没有最广泛地发动起来；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执行了一条“不正确的路线”。决议再一次点名批判了毛泽东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法。决议强调说：这是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要“检举每一个隐藏着的地主与分得好田的富农”，要没收富农好的田地，“分给他们以坏的‘劳动份地’”。
毛泽东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让王观澜筹备8县区查田运动大会；让谢觉哉拟一个召开会议的通知。谢觉哉将通知草稿拟好后，送给毛泽东审阅。谁知这个不足1000字的通知草稿，竟被毛泽东删改得只剩“通知”二字了。谢觉哉望着毛泽东新改的通知，吃惊地问：
“为什么我这样不会写东西了？”
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和颜悦色地只说了两个字：
“您学！”
谢觉哉回到办公室，反复学习毛泽东修改的通知，这才意识到自己写的稿子是言之无物，文不对题。谢觉哉并不因为自己年过50被毛泽东称为“谢老”而护短，他以小学生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向毛泽东学习。
6月上旬，博古在江西军区所在地宁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局会议，史称“第2次宁都会议”。毛泽东出席了会议，李富春、陈毅、杨尚昆列席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坚持自己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提出申诉。他说：
“上次宁都会议确定的军事方针并未实现，相反，红军第4次反‘围剿’采取的仍然是‘诱敌深入’的办法，也恰恰是在1932年9月26日我和朱德同志发布的《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中提出的预定战场上，取得胜利的。”
毛泽东的申诉不但再次被会议否决，反而还招致了许多人对他的攻击和指责。博古在结论中重申说：前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4次反“围剿”的胜利。
此时在江西省军区任参谋长的宋时轮后来曾回忆说：“第2次宁都会议的具体地点就在军区的作战室，他们的发言我都能听得到。他们把毛泽东同志批评得简直不像话。陈毅同志列席这次会议，他发了一个言，表扬了毛泽东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建立红军、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功劳，以后又取得第1次、第2次、第3次战役的胜利。”
且说陈毅在发言中还说：
“我希望上海来的同志和苏区的同志，都要团结在一个中央委员会内，把中国革命搞好。南昌暴动后的残部与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会合，经过千辛万苦才打出这样。现在有人认为苏区干部只有打仗一点才可取，其它都不行，这是不正确的，苏区主要是政治方面正确。我再提一个促进团结的方案，让毛泽东到前方指挥作战。现在，前方战士干部们都在问，毛泽东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领导我们打仗？这就是统帅和部队的联系。”
在会议期间的一天，陈毅正在写毛笔字，项英看见了，就说：
“你这个人不仅政治上、军事上迷信毛泽东，为他吹嘘，而且连写字都学他，还挺像的。”
陈毅反唇相讥，他说：
“你说我迷信毛泽东，那你为什么迷信博古啊？你们就是排斥毛泽东，动辄就说不服你们就是反国际。”
毛泽东在和陈毅聊天的时候说：
“几次想到前方去，也去不成。只好到长汀去休养一下。”
陈毅建议说：
“反正你现在不管事了，前方能去更好，不能去也要和群众经常联系。有机会你也要公开发表一些意见，使群众能听到你的声音。这次我先安排一下。”
后来在1971年老干部座谈会上，陈毅曾对李富春说：“散会（指第2次宁都会议——笔者注）以后，富春你还记得吗？我们两个就说：要请中央的同志，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在省一级的会上做一个报告，讲讲话。我们的意思是想请毛泽东讲话。结果博古那个人你们是知道的了，他是隔起眼镜看人，蛮厉害就是了。他说：‘我跟洛甫讲，其他人不要讲了。’所以第二天在江西军区大会上，由博古、洛甫两个人讲了一通就算了，我们没有搞成功。我们就是要组织一个讲话，让毛泽东发言嘛！”
第2次宁都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心情特别沉重，他又一次病倒了。这是一场大是大非的争论，是关系到革命和红军胜败的争论，他怎能不焦虑呢？
6月13日，中共中央局确定了“分离作战”的方针，把红1方面军主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一部分入闽作战，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而后集中主力及地方部队会攻抚州和南昌。
就在6月13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对红1方面军进行了重新整编，保留了军团建制，取消了军一级，番号也有很大改动，其序列是：
红1军团辖红1、红2、红3师。
红3军团辖红4、红5、红6师。
红5军团辖红13、红14师。福建军区红19军改编为红34师，归入红5军团建制。
其它地方部队：红12军改编为独立第1团。赣南地区的红23军改编为红22师。
6月17日，经过王观澜等人认真筹备后，毛泽东在叶坪主持召开了瑞金、会昌、博生、于都、胜利、石城、宁化、长汀8县区以上苏维埃政府主要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与会人员400多人。由毛泽东、梁柏台、邓发等11人，组成主席团。
毛泽东先后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报告和总结。
少共中央局代表凯丰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
凯丰，原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1906年出生。大革命失败后，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
6月21日，查田运动大会通过了《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查田运动大会所通过的结论》。
大会宣布：毛泽东为查田运动委员会主任；王观澜为查田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
6月22日，8县区查田运动大会结束。
6月25日，毛泽东在叶坪召开了8县区贫农团代表大会，与会者600多人。
此前，查田运动风声一起，群众中就产生了一些恐慌，查田运动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他们以为是再分田，重新打乱土地关系。
此时，毛泽东的工作是十分艰难的，他既不能公开反对中共中央局的指示，但又要力图纠正“左”倾错误，阐明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他在大会上重述了《在八县区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又作了《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的报告。他特别强调：
“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际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因此，不得挨家挨户去查，挨家挨户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毛泽东还说，在查阶级之前，要进行一段宣传工作，“要把什么是地主，什么是富农，什么是中农，什么是贫农，什么是工人说清楚。”“不经过公开地普遍地讲阶级就动手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在查阶级中，要发动工会贫农团和广大群众去查，不应该少数人去查，“少数人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查阶级也要查明白。不论是一个地主，一个富农，要把他们的剥削情形查明白，真正使本人服罪，群众满意。“如只查个大概就下断语，那就容易弄错。”不能把中农弄成富农，富农弄成地主。查阶级的材料，要登记，搞个“阶级成份调查表”，“使大家好评论，日后好根究。”在确定阶级成份的时候，要通过一定的程序，首先是贫农团，第二是乡查田委员会，第三是区土地部，第四是村子群众会。“4个步骤必不可少”，讨论的时候，要大多数人举手才行。因为“决定阶级成份，是对这个人决定生死的时候，故要十分谨慎。”
他还强调说：
“反对查田运动中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的‘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包庇地主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是正确开展查田运动的必要条件。”“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
1933年7月1日，贫农团代表大会最后通过了《八县贫农团代表查田运动大会的决议》。
就在大会结束的这一天，中革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局“分离作战”的方针，发布命令：以红3军团和第19师组成东方军，由彭德怀兼任司令员，滕代远兼任政委，并就近指挥闽赣军区、福建军区的地方部队；以活动在抚河、赣江之间的红1军团及江西的4个独立团组成中央军，由林彪兼任司令员，聂荣臻兼任政委。
7月1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45次常委会，决定中央苏区在8月份以内召开两个经济建设大会，一个是北部11县的大会，会议地点在博生县；一个是南部17县的大会，会议地点在瑞金。两个大会到会人员相同，有省县区国民经济部长，财政部副部长，3级政府的副主席。
7月21日到24日，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中央苏区召开了兴国、于都、永丰、公略、万安、泰和、宜黄、南丰、广昌9县区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查田运动大会。
7月25日到28日，江西省苏维埃又召开了以上9县区贫农团代表大会。
这两次大会，毛泽东均到会进行指导。他在9县区贫农团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和领导制定的文件，对查田运动的必要性、查田运动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作了精辟的阐述和明确的规定。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在回瑞金的路上重游了大柏地，看到残垣断壁上当年留下的累累弹痕，他感慨万分。回想当年，指挥红4军如手使指，挥洒自如；而今却屡遭“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排斥，军权旁落。眼看着自己刚刚打出来的一片天地就要倾覆，禁不住心潮澎湃，诗思泉涌，吟诵出了一首著名的怀旧之作《菩萨蛮·大柏地》，词云：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1933年8月12日至15日，毛泽东在博生县召开了苏区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
8月14日，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在《红星》报第2期上发表了2000余字的《吉安的占领》一文。他以轻松活泼的笔调，绘声绘色地回顾了红1方面军红1军团和数万工农武装在1930年10月4日攻占江西吉安的全过程，赞扬了红军指战员勇猛作战的精神。在总结吉安战斗的经验时，文章通篇贯穿了“集中兵力歼灭弱敌”等运动战、游击战的军事思想，与此时“左”倾领导人硬拼蛮打的错误军事指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毛泽东特别提到这次作战之所以成功，第一条就是反对了立三路线的主张。立三路线统治下的中央是要红1方面军去攻打中心城市南昌、九江的。如果照他们的话去做，就不会有攻占吉安的胜利。
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左”倾中央极力推行进攻路线、与敌人硬拼的不满。文章一发表，立刻在红1方面军的1、3、5、7军团指战员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受够了打所谓“正规战”苦头的广大红军指战员，纷纷怀念起“游击专家”毛泽东，尤其是那些从井冈山上走下来的老战士，更加怀念在毛泽东指挥下屡战屡胜的岁月，他们都盼望着毛泽东能够早日回到党和红军队伍的领导岗位上来。
8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第48次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任苏维埃大学校长，沙可夫为副校长。
是日，毛泽东在苏维埃大学给学员们演讲了《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
8月20日至23日，毛泽东在瑞金召开了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到会代表400多人。
大会由林伯渠主持，毛泽东作了《关于粉碎敌人5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毛泽东选集》中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就是这个报告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着重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对革命战争的重大意义，批评了在根据地经济建设问题上的错误思想观点。他说：
“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你们看，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困难克服，革命战争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吗？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个基本路线吗？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所以，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部分说：
“没有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毛泽东列举了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地怠工现象”，“另一种是命令主义”。他说：
“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的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工作。”
毛泽东并没有满足于这些会议上的东西。他在会议结束之后，就开始走村串户，和群众一起挖井、修路，借此了解民情。他有时又骑上马，到各县乡了解各级苏维埃政权建设，统计粮食数字。
毛泽东一到群众中，心情就舒展开来，情绪又活跃起来，似乎忘掉了“左”倾路线的打击。按照调查研究的情况，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路，他的工作总是十分得心应手。但是，毕竟是中央的整个路线错了，无论毛泽东如何辛苦，如何尽量减少“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危害，也不可能挽救整个全局的糟糕局面。
7、8、9三个月是查田运动高涨的3个月，也是“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的3个月。一位查田运动的亲历者说：
“开始并不那么‘左’，最初纠正分假田，分田不彻底，这是需要的，正确的。但中央路线一逼，就越搞越‘左’了。”
毛泽东许多正确的主张并没有得到贯彻，相反，在“左”倾错误的压力下，8县查田运动大会制定的查田运动竞赛条约，竟演变成了查地主、查富农数字的竞赛，哪个地方查出的地主、富农越多，哪个地方就被称赞为阶级斗争的“模范”。因此，各地都唯恐落后，也不顾《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文件的规定了，各搞一套，自定章程，地主、富农越查越多。“有些仅仅是放几百毫子债，请过年把长工，或收几担的谷而极大部分是靠自己劳动过活的中农，当富农打了；有些甚至完全没有剥削别人仅仅是多有几十担田山、生活比较富裕的中农，也当成富农打了。”有的贫农“查成份查了他7代，结果划成了地主”，也有“工人被打成土豪的”。有的地方查出富农，“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捐款，即捆起来施以肉刑。”所有这些，直接造成了侵犯中农利益和消灭富农经济两种倾向的严重发展，引起了根据地广大干部的不满与抵制。
毛泽东对查田运动中的“左”倾主义错误，一直予以密切的关注。他在8月间写出了《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一文，对“左”倾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批评。他写道：
“‘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在7月查田中，又在很多地方发生了，这里应着重指出的就是侵犯中农的倾向。”“瑞金城区查田，一起始就按家按亩去查，查得中农恐慌，竟有中农跑到苏维埃来请求改变自己成份，他们请求改为贫农。他们说：‘中农危险得很，捱上就是富农，改为贫农啰，隔富农就远了一点。’这样沉痛的呼声，还不值得我们倾听吗？黄柏区洋古乡的同志向群众说：‘查阶级不查别的，只查中农富农地主阶级。’踏径区的同志，插起牌子遍查，查得一部分中农恐慌逃跑躲到山上。博生县的某些乡中，同样在插牌子遍查，同样发生了中农恐慌的事。这种插牌子遍查的方法每县都有发生。”“这是异常严重的情形，他们把查田与分田混同了。”
“关于阶级异己分子的问题，普遍地只讲成份，不讲工作，只要是出身坏，不管他有怎样长久的斗争历史，过去与现在怎样正确执行党与苏维埃的路线政策，一律叫作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去了事。”“把恋爱问题当作腐化，把拿了地主的东西当作贪污，对于这样的分子进行检举甚至公审，有些地方把犯了轻微错误的开除职务。不去有系统的发动自我批评，开展思想斗争，把这种艰苦的工作省去，而代之以简单的惩办主义。”
“各地有许多区的查田委员会没有开过一次会。甚至县查田委员会亦还有几个县没有去抓紧全县的查田工作（会昌、于都、石城、宁化）。”“在许多别的地方，又发生了少数人蛮干的恶劣现象。”“在瑞金，许多区乡中，没有向群众讲过一次阶级。”“在踏径区的几个乡中，除了不做宣传之外，查阶级只是查田委员会几个人去查，通过阶级不但不经过群众大会，连贫农团也不通过。”他们的理由是“群众靠不住，群众不会分析阶级。”“这个踏径区同志的理论，真算是天下奇闻。”还有个地方开群众大会，3个干部轮流从上午演说到下午，不让群众休息，也不让群众喝水吃饭，说是怕群众跑掉了，“这种蠢干的办法，又算奇闻的一种。”
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开展两条战线斗争克服自己错误”，“要把侵犯中农的危险唤起全体党员的注意，要严厉打击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企图。”因为这是目前查田工作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的十分严重的危险。对富农的不正确观念，也无疑要影响到中农上去，一切命令主义的蛮干，对于联合中农是最大的危害。”
“要在党内团内开展思想斗争，反对任何党员团员侵犯中农利益，违反联合中农策略的思想与行为。已经做了错误，如已经没收了中农的土地财产的地方，苏维埃人员要向当地中农群众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把土地财产赔还他。去年兴国曾赔还许多中农的土地，取得了中农群众的满意，是一个宝贵的教训。”
1933年9月8日，中共中央局在《关于查田运动的第二次决议》中，终于承认查田运动中“侵犯中农的事实到处发生，把中农或富裕中农当富农打，把富农当地主打的事实也发现”；要求中央政府“纠正查田运动中的错误”。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纠正查田运动中发生的偏差，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深入实际，在总结群众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指导王观澜、谢觉哉共同起草了《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对农村中的阶级作了量化分析，对一些容易产生混乱的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从而使得政策界限十分明确。
欲知毛泽东如何继续同“左”倾冒险主义者做斗争，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1933年5月4日，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局在宁都召开的关于“江西省党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作出了《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决定对支持毛泽东的有关人员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自此以后，在反“罗明路线”中，“左”倾冒险主义者提出了要用“布尔什维克的铁拳头将他粉碎”的口号，在中央及省各级领导干部中点名批判了187人，瞿秋白、邓子恢、何叔衡、萧劲光、刘晓、谭震林、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陆定一、王首道、方方、李坚贞、方志纯、郭滴人、贺敏学等33人被撤销职务。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一方面遵守党的纪律，坚持做好苏维埃的工作，一方面持续不断地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表现出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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