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与《古田会议》
——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和古田会议召开94周年
郝贵生
【按语】今年12月26日是130周年，12月28日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召开94周年，同时还是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的新古田会议9周年。4年前，笔者写了一篇长文《用<共产党宣言>解读<古田会议>精神及其现实意义》，今重发该文，标题简化为《<共产党宣言>与<古田会议>》。
目前绝大多数党史教材解读《古田会议》精神实质都是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笔者一直认为，以往的解读没有把《古田会议》与《共产党宣言》结合起来，没有解读清楚毛泽东如何运用《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写出《古田会议》决议的，没有解读清楚马克思主义“政治”的科学含义，更没有突出《古田会议》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阐发政治统帅军事、统帅一切思想的精神实质及与“政治统帅经济”思想的内在联系，没有真正解读清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意义。笔者认为，《古田会议》的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实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认识战争的实质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实质，“政治统帅军事”是《古田会议》的核心和精髓。“政治统帅军事”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最主要的指导意义就是要确立“政治统帅经济”、“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政治挂帅”的指导思想。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共产党宣言》中阐发的共产党人的“消灭私有制”的初心、使命。那种不讲“阶级斗争”、不讲“政治挂帅”、不讲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的初心、使命的所谓对“政治”和“社会主义”的解读都是错误的，同时也是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事业的偏离和背叛。
2023年12月27日
今年是126周年，又是毛主席主持召开的党史军史上最重要的古田会议90周年（12月28日），还是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的新古田会议5周年。八一电影制片厂陈力导演执导了主旋律电影《古田军号》，今年公演以来，受到了人民群众普遍好评。人们在观看这部电影的同时，必然对古田会议精神及其现实意义发生了浓厚兴趣。笔者今年两次观看这部影片，再次学习和研究作为毛主席起草的《古田会议》（全文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78—117页。其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5——96页）及其它有关文件，包括朱德同志文章《怎样创造铁的红军》（1931年7月，朱德选集，第1—6页），对《古田会议》精神又有一些新的认识。现将学习研究体会整理如下，以此纪念126周年和古田会议召开90周年。
目前一般党史教科书、一般辞典解读《古田会议》精神大多都把它归结为三点：一是思想建党即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去教育无产阶级，克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保证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贯彻实施。二是政治建军，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批判单纯军事观点。三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无疑上述观点是正确的。但笔者认为，仅仅停留在上述解释时还较为肤浅。应该更深入研究古田会议的精神实质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能够阐发上述思想？其思想理论来源是什么？其理论和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笔者学习研究的结论:《共产党宣言》才是《古田会议》精神的真正理论源泉。离开《共产党宣言》，不可能正确解读古田会议精神的实质、核心，也不可能正确揭示和挖掘古田会议精神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为什么要用《共产党宣言》解读《古田会议》精神？
第一，中国共产党取名为“共产党”就必须以《共产党宣言》为自己的理论源泉和指南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1921年7月1日，它之所以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其正是取自于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书名中的《共产党》三字。任何党派成立是都必须有自己的信仰和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命名为“共产党”组织，实际就是把实现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压迫的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信仰和追求目标，同时也把《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基本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正如《宣言》中所说：“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286页）因此也就必须用《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包括党史军史上的如此重要会议的《古田会议》精神及其实质。
第二，毛泽东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从《共产党宣言》开始的
毛泽东1919年北大期间受李大钊同志影响，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对他产生了及其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毛泽东自己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译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他还说，第一次读《宣言》就抓住了书中的主线索，“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8页）。但《宣言》讲的都是欧洲的阶级斗争，没有中国的阶级斗争，“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8页）他要研究中国现实的阶级斗争事实。实际就是说，他通过《宣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方法，他就是要自觉运用《宣言》的基本思想分析研究中国现实的阶级斗争和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古田会议主要是毛泽东建议和主持召开的，会议《决议》也是毛泽东起草的。因此这个《决议》必然体现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宣言》的基本思想分析认识中国革命实际问题这一显著特点。
第三，《古田会议》精神是毛泽东自觉运用《宣言》思想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活动的必然产物
毛泽东1942年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讲：“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够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你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多。”（《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5页》这个观点一方面是毛泽东依据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原理，逻辑推论出理论必须回到实践中去，为实践服务，科学地说明、解释和改造世界。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实践活动20余年的深切感受和经验总结。他五四运动之后亲身投入到中国革命实践活动中，就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共产党宣言》中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如1925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典型地运用《宣言》中的矛盾分析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中国的阶级斗争现象，认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依靠力量和革命对象。如他谈到革命的实质时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页）毛泽东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和阐发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等不正是《宣言》中无产阶级革命暴力革命思想的中国化语言的表述吗？《宣言》中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必须要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实践使他认识到，不加强党对军队的具体的绝对领导，革命就会走错方向，甚至走向失败。所以他在起义军攻打长沙失败，队伍思想极其混乱，急速减员的情况下，果断进行三湾改变，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士兵委员会等措施。马克思恩格斯1872年合写的《宣言》德文版《序言》中说，《宣言》基本原理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毛泽东正是依据这些基本原理，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强调中国革命不能简单照抄照搬苏联革命的经验。坚定不移地带领仅剩1000余人的起义军开赴井冈山，努力闯出一条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新的革命道路。1928年10月、11月分别写出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正是他依据《宣言》的思想，总结上井冈山之后一年多来武装斗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其中就包含了古田会议精神的某些具体内容。如加强对红军士兵的政治训练，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明确为什么人打仗，强化党代表和士兵委员会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强调官兵平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运用《共产党宣言》阐发《古田会议》精神是他以往用《宣言》指导实践活动的延续和深化。
二、依据《共产党宣言》解读《古田会议》精神的实质和核心
尽管毛泽东三湾改编时和《井冈上的斗争》等文中，阐发了新型人民军队的一些建军原则，阐述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但这些思想并没有完全为党中央和红军的部分领导人所真正理解：一是他们程度不同地带有旧军队的军阀作风和带兵方式。《古田军号》所揭示的毛泽东与朱德的矛盾最初分歧恰就是用什么思想建设人民军队问题。二是他们程度不同地不了解中国革命特点，如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同志简单机械照搬苏联革命经验，主张打大城市，忽视群众工作和建立根据地等。三是主持党中央领导工作的负责人包括周恩来在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也程度不同地存在模糊或错误认识。中央“二月来信”就典型地说明这一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朱德和陈毅同志后来在实践中已经开始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性，后多次要求毛泽东回到红四军领导岗位上，陈毅同志还亲自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真实情况，促进党中央的“九月来信”。为古田会议召开做出了重要贡献。
笔者学习研究古田会议《决议》，特别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体会到这个《决议》主要以《宣言》的阶级斗争观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观点、群众史观观点、两个决裂观点、无产阶级革命观点、无产者联合观点等为理论依据，具体阐发了古田会议的精神实质和核心。
第一，认识红四军党内军内存在种种问题的深层次的根源
《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第一句话就指出，人类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封建社会主要存在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同时还存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等非无产阶级及其思想。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存在什么阶级，就必然存在这个阶级的阶级意识，它必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农民作为被剥削被压迫阶级，是革命的同盟军，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农民的革命性做了充分的肯定，但农民毕竟不是无产阶级，其小私有者的特点决定了其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极其浓厚。即使工人出身，也有部分人程度不同地受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决议》正是依据《宣言》的阶级分析方法，认为红四军党内军内客观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所以要召开古田会议予以解决。正如《决议》“前言”第一句话明确指出的，“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同上，第85页）不彻底纠正这些思想，红四军的革命任务是担负不起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思想？《决议》认为：一是种种不正确的思想来源，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二是党的领导机关对种种不正确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做正确路线的教育。由此导致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起来。所以《决议》明确指出，大会依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指出党内军内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强调对这些错误思想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地加以肃清”，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二，深入阐发党和军队的无产阶级属性、指导思想及历史使命
《宣言》阐述了阶级、政治、政党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原理。《宣言》把无产阶级区分为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自在阶级就是处在分散的、自发的、盲目的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没有组织的停留在经济领域斗争的无产阶级。自为阶级就是有科学理论指导的组织起来的自觉的联合起来从经济领域发展到政治领域的斗争的无产阶级。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用科学理论把无产阶级从自在阶段发展到自为阶段。《宣言》还指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就是说一切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必然发展到以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政治斗争。一切政治斗争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经济利益进行的。政治斗争的实质就是阶级斗争。政党就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围绕夺取和巩固国家权力的政治活动的党派。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宣言》第二章的标题就是“无产者和共产党人”），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政党的领导首先是一种组织形式，但根本内容是有科学理论即共产主义理论的指导。共产党人的最低纲领就是夺取政权，最高纲领就是消灭私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些思想在《宣言》和马恩其它著作中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毛泽东在起草《决议》报告中自然要把这些思想写进去。如一再阐述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无产阶级立场分析和批判非无产阶级思想，阐述中国工农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不是单纯打仗的军事集团和组织，而是以夺取和巩固政权为中心任务。支部建在连上，是一种组织形式，但实质是通过这种组织形式保障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军队建设的指导地位。如果单纯强调组织形式，而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党对军队的领导。这种所谓“党的领导”就可能把“党组织”变为个人野心家篡党夺权的工具。长征途中出现的张国涛路线的实质就在于此。
第三，阐发政治统帅军事的观点，深入批判单纯军事观点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战争、军事斗争本身就是政治，是政治的继续。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离开政治的纯军事斗争和战争。因此参与军事斗争和战争的武装集团不可能离开政治即离开阶级的斗争。而阶级斗争的实质是利益的根本对立。参与阶级斗争特别是参与战争活动的人要么是为少数人的利益，要么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宣言》中指出，以往的运动是少数人的为少数人的运动，我们的运动是大多数人的为大多数人的运动。那么共产党领导的红四军就是为大多数人根本利益斗争的军事组织。但是由于红军组织成分的复杂性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红军的影响，导致党内军内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念、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等错误思想极其严重，其重要思想根源就是偏离、背离无产阶级根本和长远利益的个人主义、自私观念在作怪。如军队内部的雇佣思想就是不懂得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不懂得为谁打仗这一大是大非问题。《古田军号》电影里一个红军团长最终走上背叛革命道路，就是嫌弃红军内部薪水太少，国民党军队可以升官发财。所以《决议》里一再强调要教育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懂得为谁打战，为什么打仗问题。毛泽东批判用军事代替政治的单纯军事的错误观点，就是强调政治统帅军事，树立为大多人谋利益，为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根本和长远利益而斗争。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古今中外今一切军队的根本区别。
第四，阐述人民军队不是单纯打仗的军事集团，而是组织和发动群众，建立和巩固政权
《宣言》阐述“两个绝大多数”思想一方面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强调依靠的物质力量问题。毛主席对《宣言》这一思想理解非常深刻。所以他在《决议》里指出军队除打仗的重要任务之外，“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毛泽东这样说的，也是身体力行这样做的。《古田军号》电影里写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后，在闽西举办农民夜校，不仅教农民识字，而且讲解革命道理，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又一显著特征
第五，阐发一切从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共产党宣言》的一切科学结论都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阶级斗争状况、对资本主义发展客观规律的研究中做出的科学结论。《宣言》自始至终贯穿着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所以毛泽东显然受到《宣言》这一思想的影响。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照搬到中国来，而是调查研究中国的具体国情，依据客观状况和客观规律指导和制定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当时红四军内部存在的严重的主观主义倾向就是偏离背离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正如《决议》中所说：“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踉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同上，第91页）如何克服主观主义的错误倾向呢？《决议》认为，“主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同上，第92页）要达到这一目的，《决议》又提出三条具体措施。“（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结果。（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同上，第92页）
第六，自觉运用矛盾分析法分析和揭示红四军党内军内客观存在的错误思潮的表现、根源和正确的克服途径
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显著特点是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特别是矛盾分析法。《共产党宣言》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矛盾分析法分析认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个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过程，毛主席读《宣言》在接受其阶级分析方法的同时也接受了矛盾分析法。而《决议》自始至终就体现了矛盾分析法。特别是《决议》最主要部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前言”总体指出党内军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危害性、根源，强调要“彻底加以肃清”。后分为8个部分即关于单纯军事观点、关于极端民主、关于非组织观点、关于绝对平均主义、关于主观主义、关于个人主义、关于流寇主义、关于盲动主义残余。每部分首先都指出这种错误倾向的种种具体表现，危害性、根源及正确态度和纠正的方法。是非正误非常明确，且简明扼要，条理清晰。
笔者通过学习研究，结合毛泽东《古田会议》之前的有关著作以及观看电影《古田军号》，揭示和概括《古田会议》的六点主要精神。六点精神实质、核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即《共产党宣言》的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阶级分析的方法。强调党的阶级性，人民军队的阶级性。正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共产党、红军的阶级属性，所以才决定了党和红军必须发动和依靠工农群众，武装夺取政权，决定了政治统帅军事，决定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决定了红军必须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决定了红军必须官兵一致。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方法， 根本无法解读和阐释清楚《古田会议》精神的真正实质。古田会议之后，朱德完全接受了毛泽东关于建党建军的正确思想。他于古田会议一年多之后写的《怎样创造铁的红军》（原载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机关报《战斗》1931年7月第2、3期，现收录《朱德选集》第2—6页）完全阐释的是古田会议的基本和核心精神。我们简要摘录该文的几段论述：
1、红军必须有鲜明的阶级性，其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红军是工农的队伍，也可以说是一切劳苦群众的队伍。红军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使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得到解放。为要达到这一历史任务，红军的组织成分必须有充分的阶级性，就是工农劳苦群众才有资格来当红军。”
2、红军必须有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农红军只有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的伟大任务。”
3、红军与资产阶级军队的政治训练完全不同。“红军的政治训练与资产阶级的军队的政治训练根本不同之点，就是红军完全反对资产阶级把政治训练变成蒙蔽阶级意识的欺骗工具，变成超阶级的、完全不兑现的花言巧语。红军的政治训练是启发和提高指挥员的无产阶级的觉悟，使他们认清本阶级的利益，努力为本阶级的政治任务，与敌人作决死的斗争，去达到消灭敌人、解放本阶级的目的。要造成铁的红军，必须使红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首先完全信仰共产党的领导；了解共产党有指导工农联合的责任；了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了解革命战争的阶级性质是为全中国的工农及劳苦群众谋解放；了解自己在战争中积极完成其一部分任务就是为了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了解群众力量的伟大，红军必须与群众密切地联合起来；了解目前中国革命必须有红军的发展、工人暴动，农民暴动、士兵暴动四种革命力量的配合，才能得到完全的胜利。”
4、红军纪律是依据红军的阶级利益和斗争实践需要而制定的。“红军的纪律是根据整个的阶级利益、革命利益和革命斗争的必需而制定的。红军的纪律指挥员与战斗员都是一样的遵守，与白军的纪律专为压迫士兵而设，绝不相同。”
5、红军的战斗力主要取决于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和依靠工农群众。“我必须重复说明，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的是靠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瓦解敌人的军队。”
从上面的几段摘录完全可以看出，朱德同志理解的《古田会议》精神的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方法。
三、用《共产党宣言》解读《古田会议》精神的现实意义
古田会议已经召开90 年了，但《古田会议》精神至今仍然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2014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曾经在古田会议旧址召开全军新的古田会议。今年重温古田会议精神，并运用《共产党宣言》重新解读之，意义更为重大。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的实质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全党和全社会的指导地位
三湾改编的重要内容是把支部建在连上，“古田会议”又反复重申了上述思想，实质是保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对军队的领导实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军队的指导地位。《古田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和形成上述会议精神，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以及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同志能够自觉坚持党的“一大”会议确定的党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之所以在原有重大分歧基础上又能够统一起来，根本原因就是会议召开之前，他们能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红四军党内军内存在的严重问题、根源和克服途径。所有才能够诞生作为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的“古田会议”。我们今天学习、继承和坚持古田会议精神，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的指导地位不动摇。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用儒家学说、普世价值理论及形形色色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解读和指导党、国家、军队建设，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对《古田会议》精神实质的偏离和背叛。
第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和阶级分析的方法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思想地位，那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我们从《古田会议》全文和朱德同志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贯穿《古田会议》精神的一条红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方法。离开这一思想，根本无法解读《古田会议》基本思想和批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无法指导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无法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国当今社会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妖魔化的错误解读，不敢正视和解读中国当今社会存在极其尖锐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事实，不刚正视当今社会极其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客观事实，不敢正视和解读以自私自利为核心的各种剥削阶级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对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及各项工作的极其严重的腐蚀和破坏作用，不敢正视国内外敌对势力向社会主义道路，向毛泽东思想，向为新中国成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做出突出贡献的革命先烈、英雄模范，特别是向中国人民最杰出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竭尽造谣污蔑，恶毒攻击，无所不用其极的客观事实，不敢讲党的阶级性、国家的阶级性、军队的阶级性、法律的阶级性、文化教育的阶级性、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更不敢号召共产党员同所有敌对势力和错误现象、观念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搞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以来，商品交换原则不仅渗透到党内军内政治社会领域，而且浸入到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包括思想文化领域、教育领域、学者队伍中。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揭示的知识分子队伍中存的“精致利己主义”思潮的严重泛滥实质是私有化、市场化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不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方法认识和解剖这些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对党内军内的严重影响，不对其进行深入的解剖和挖掘其经济、政治、文化等根源，不进行坚决的斗争，不“彻底地加以肃清”，就不可能真正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
第三，不仅坚持政治统帅军事，也要坚持政治统帅经济、政治统帅一切。
《古田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批判单纯军事观点，强调政治统帅军事。战争年代需要政治统帅军事。那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还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政治统帅经济？政治统帅一切？毛泽东对此做了明确的回答。1958年1月说：“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有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1页） 1960年3月11日，毛泽东把“坚持政治挂帅”思想作为“鞍钢宪法”的重要内容之一。1964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学大庆经验的通知所加的一段话中讲到：“他们贯彻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群众路线，系统地学习和运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毛泽东类似论述相当多。在毛泽东开来，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方向和道路的斗争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理论和文革的彻底被否定，毛泽东的“政治挂帅”思想也被彻底否定。我们党和军队优秀的传统思想政治工作也被取消了。目前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表述颠倒了四项基本原则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不应该是“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繁荣富强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而应该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改革开放，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繁荣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当今党中央和全党都在强调树立政治意识。但笔者认为，究竟什么是“政治”？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等工作的关系并没有真正搞清楚，不敢也不愿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解读“政治”。实质上政治意识就是阶级斗争的意识，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斗争的意识，就是社会主义大方向问题，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毛主席发表《鞍钢宪法》50周年之际，笔者曾写过一篇长达17000字的《论毛主席的“政治挂帅”思想》，对毛主席“政治挂帅”思想来龙去脉、含义、作用、实践中的偏差、歪曲理解、现实意义等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发。那种把“讲政治”、“政治意识”与“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思想对立起来的思想是不正确的，那种用“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政治挂帅”，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也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同样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当今所有社会问题越发严重的思想根源之一就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挂帅”思想的必然结果。
第四，必须坚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和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毛泽东受《共产党宣言》唯物主义思想的极大影响，他一开始他的革命生涯就是特别重视调查研究。一方面他从理论上调查研究对于革命改造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多次亲自调查研究，并多次总结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他在1941年《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讲到：“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改造，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中国革命也需要调查研究工作，首先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所以这也是《古田会议》精神的重要内容。建国后，毛泽东也特别强调重视调查研究。他写的一系列认识论文章一再重申，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的革命实践中来。但是不能不看到近几十年，我们党的这一优秀传统被彻底丢掉，官员不调查研究，学者不调查研究，领导讲话中缺乏对客观现状特别是对官员腐败、私有化市场化等资本主义复辟的客观事实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主观主义、唯书唯上、权力至上、个人崇拜的唯心主义思想方法和作风在整个官场和学界达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时期。如此偏离背离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的工作作风怎么能够完成我们党极其艰巨的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目标呢？
第五，必须坚持矛盾分析法，学会运用矛盾分析法认真研究和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毛泽东1937年写的《矛盾论》中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核心。这一思想一方面是他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他在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自觉运用这一方法包括起草《古田会议》的经验总结。毛泽东几乎所有的文章特别是建国后包括的他的全部晚年理论无不渗透和贯穿矛盾分析的方法。矛盾分析什么？应该是分析现实的问题。但不敢正视中国党内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不敢正视各种剥削阶级思想意识对党内、军内的极其严重的渗透影响，如何进行分析？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没有分析，就没有实事求是，就不可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这已经为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中国革命建设史反反复复证明的客观真理。但是近几十年改革开放实践以来，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也程度不同被丢掉。领导人讲话、报告中缺乏对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的矛盾分析法，学者的论文包括相当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者、教授、博导、智慧专家”也丢掉了这一科学的方法。导致这些讲话、会议决议和研究成果缺乏严密逻辑性和科学的思维。因此我们学习、研究、继承古田会议精神，应该特别要学习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
第六，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念，努力提高和行使做社会主人的意识和权利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对秋收起义部队改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部队中建立士兵委员会。井冈山一年多的斗争的主要经验和精神之一就是建立士兵委员会，毛主席1965年回井冈山时还特意把它归结为井冈山精神的最主要内容。这一内容和精神主要针对旧军队把士兵只是看做打仗的工具，不是看做人，不关心和尊重士兵，甚至经常打骂体罚士兵，不注重发挥士兵作用的错误倾向提出的。但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内部也还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极端民主化错误倾向。这与剥夺士兵民主权利是在民主问题上的两种极端化倾向。《古田决议》第一部分对极端民主化的表现、根源及克服途径进行了深入解剖，但并不否认党内军内仍然存在的封建家长制和取消士兵民主权利的错误倾向。《古田会议》后几部分及毛泽东其它文章中也反复多次强调士兵的民主权利。在党内军内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思想，既要反对极端民主化，也要反对取消民主的封建家长制。毛泽东的这种建党建军思想不仅延续到新中国成立，而且建国之后更为突出党内军内政府内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民主作风。毛泽东时代通过公有制的建立和各种政治体制改革，党员的民主权利、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最广泛的体现。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民主权利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党章赋予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政府有关心、建议、批评和监督的权利，但实际生活上，都不同程度地以“妄议”等为名被压制、打击、报复，甚至用专政的方法对待之。所以继承和落实《古田会议》精神，也必须批判封建主义的权力之上观念，健全和完善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对一切障碍人民群众行使做社会主人的思想和行为做坚决的斗争。
《古田会议》精神内容极其丰富、深刻，其现实意义也极其巨大。学习研究这一问题，实质也是研究毛泽东同志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立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如何用毛泽东思想如何指导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笔者从毛主席应用《共产党宣言》入手，谈了自己几点初步体会及其意义。欢迎网友同志们批评指正！
2019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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