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践论》的诞生背景
毛主席经典著作《实践论》的诞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实践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实践的产物。
第一，实践论是和党内小资产阶级教条主义路线进行斗争的产物。
土地革命时期，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都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
这三次路线错误，都和当时革命领导力量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脱离中国实际情况、反对根据中国具体的国情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的用马恩列只言片语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相关。
他们排斥并打击毛主席符合中国实际、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教条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毫不考虑根据中国实际国情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路线以及他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创造的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政治军事战略和战术理论等等原创性的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理论史特别是军事理论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是不被教条主义者所接受的。
第二，实践论也是和党内小资产阶级经验主义斗争的产物。
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人阶级力量极其薄弱，农民阶级为主要人口，在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发展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党组织、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军队、无产阶级领导的群众组织、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政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
毛主席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他创造性的实行对农民群众开展“思想改造”的路线，通过大量的改造农民群众的思想，使农民群众在思想上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实现农民群众思想上入党、入军、入政、入团（群众组织，例如贫农团）。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产生的腐朽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农民群众的严重腐蚀，农民群众有严重的阶级意识形态局限，存在狭隘的经验主义、盲动主义，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问题和解决问题，而是用狭隘经验主义看问题和解决问题。
农民阶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必须团结的最主要的同盟力量，纠正农民群众的这种思想局限，对于毛主席来说，也是极其必要的。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本质上都是主观主义，都是主观脱离客观、思想脱离实际。和主观主义作斗争，特别是和教条主义作斗争，是毛主席服务于革命政治实践的哲学创新的极其重要的特点。
毛主席的《实践论》，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出发，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侧重于改造世界（实践）方面，完整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两个飞跃”，为开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为确立我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针、形成我党理论联系实际作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根本上清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提供了哲学依据。
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和毛主席的实践观
对当时中国的正确认识，必须依赖于对当时中国具体的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具体的分析，理解当时中国真实的社会物质生产活动和上层建筑。所以，毛主席说：“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
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等光辉著作，都是在当时中国社会进行认真实践、对当时中国社会实际情况进行深刻调查研究之后写出的。
而王明为代表的、盲目听信共产国际的那些教条主义者，脱离中国实际，不做认真的调查研究，选择了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灾难。
教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脱离实际的错误认识，离不开他们存在阶级局限，于是犯了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冒险主义或悲观主义。我们可知，农民阶级长期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下生活，受封建腐朽思想严重影响，他们的狭隘的主观经验主义局限，离不开具体的社会阶级局限。
毛主席能对农民阶级的经验主义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改造，也体现了他对农民阶级的深刻了解。所以，毛主席说：“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正是因为秋收起义攻打大城市的失败，深刻总结教训的毛主席决定把部队带到敌人薄弱的乡村，带领革命队伍上了井冈山；经过扩展工农武装割据力量的战争实践，毛主席总结战争经验，成功提出了在敌人混战时期激烈的扩大革命根据地、在敌人内部稳定时期稳健的发展革命力量的战略方针；经过井冈山反“会剿”的战争实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成功总结战争实践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略；经过转战赣南闽西的战争实践，毛主席总结战争经验提出了在强敌跟追的情况下盘旋式打圈子、扩大革命影响、不断在地下发展革命力量的战略方针……毛主席的军事路线经过一次次的战争实践检验，证明了对革命事业来说是完全正确的。而“左”倾教条主义者四面出击、“乞丐和龙王比宝”、战役战术上以一敌十的错误方针，在战争的一次次失败中证明完全错误。
所以，毛主席在《实践论》说：“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
三、从实践到理论，认识的第一个“飞跃”
毛主席刚刚开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时候，也是先重点调查中国的一个地区，然后逐渐调查多个地区，逐渐形成对中国城乡特别是乡村社会的深刻认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都是对当时中国特殊地区的具体的特殊的调查；而在多次特殊的调查之后，毛主席总结所积累的大量的感性认识，逐渐理解中国社会整体的内部本质，对中国社会整体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等实际情况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从而逐渐的根据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制订了符合中国社会实情的革命方针。所以，毛主席说：“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
（注：本质也就是物质运动形式在一个运动过程的根本矛盾、在一定阶段的主要矛盾、在矛盾内部的主要方面，例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本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一切反帝反封各革命阶级的压迫，抗日战争阶段的本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依附阶级和整个中华民族抗日各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在资产阶级占主导方面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榨，在无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本质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一切复辟势力的专政镇压）
而教条主义者们，就是毛主席所批评的“懒汉”，他们不调查研究，脱离群众，脱离中国实际，所以制订不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方针。正如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所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毛主席在调查研究等实践中做出的关于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的认识是理性的、整体的、全面的、根本的认识，属于理性认识。从实践积累感性认识，经过判断推理，得出理性认识，是认识的第一个飞跃。所以，毛主席说：“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
例如，毛主席具体的逐个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成功的综合判定当时中国社会本质，他指出——当时中国社会根本内部矛盾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反帝反封各阶级最广大人民的压迫，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导致各阶级之间的相互联系、斗争，在反帝反封的斗争中推动当时中国社会的变化发展。
所以，毛主席在《实践论》说：“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可见，毛主席的《实践论》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角度，为他的一切从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革命政治实践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对中国国情进行具体的深刻的理论分析，对中国革命进行具体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指导，需要中国同志自己独立自主完成。因为马列是没有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是不充分了解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的。只有具体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毛主席，深刻的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提出了马列都没有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战略和一系列全新的革命军事理论，并用以成功指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
为了和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教条主义者争夺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路线，毛主席在《实践论》深刻指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才能担当此项任务。”同样，中国革命的问题也不能由不详细了解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的马恩列斯来解决，只能由详细了解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的中国革命者来解决。
有了革命的实践，革命的认识才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渐的深化。毛主席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军事家，更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实践中自学出来的军事天才。在总结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秋收起义、上井冈山、扩大革命根据地、反“会剿”、转战赣南闽西、反“围剿”、长征……）中，根据中国革命战争实际情况，毛主席成功总结出了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军事理论，为指导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的指南。教条主义者的失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严重脱离实践斗争、严重缺乏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严重不熟悉中国实际情况。为了结束他们错误路线的统治，毛主席深刻论述了有革命的实践才有革命的真理的科学论断。所以，毛主席在《实践论》说：“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
从井冈山时期的革命战争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主席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经验教训，积累感性经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了完整的中国革命战争理论。所以，毛主席说：“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可见，毛主席的《实践论》，是紧密结合他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根本结束教条主义路线的革命政治实践目标的，是中国革命实践中诞生的、服务于中国革命政治军事实践的哲学著作。
四、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的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性认识，是认识的第二个“飞跃”
毛主席的革命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是不断完善发展的，在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也是不断的发展的。毛主席关于反“围剿”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第一次到第四次（第四次毛主席没有直接参与，不过周恩来、朱德运用了毛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反“围剿”的战争胜利经验中丰富发展，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错误路线导致的失败中总结教训，也得到了丰富发展（例如进攻反对冒险主义、防御反对保守主义、撤退反对逃跑主义）。正因为毛主席成功总结了大量的经验教训，在实践中更加发展了他的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军事巨著中，他才那样丰富、全面、深刻的论述了他指导战争全局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
所以，毛主席深刻指出，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要在实践中继续检验和发展。他说：“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
毛主席写《实践论》，主要是为之后我党正式确立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坚持不断的根据特殊实践的实际情况总结经验教训的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的正确路线，为我党从思想上根本否定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教条主义路线提供充分的哲学依据。所以，他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
在《实践论》，毛主席侧重于实践中改变世界这一方面，以“实践”为文章的基本点，完整的论述了认识论的“两个飞跃，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创新。正如毛主席所说：“马克思讲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说从来的哲学家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我抓住了这句话，讲了两个认识过程，改造过程。单讲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就自由了？没有实践证明嘛，必须在实践中证明。”“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
可见，毛主席的《实践论》不仅给他带领我们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革命路线的革命政治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全面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境界。
五、从根本上结束教条主义路线
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急于求胜，脱离实际，四面出击，严重忽视了敌人的强大、忽视了敌我力量对比，忽视了中国社会具体的实际阶级结构和经济状况，实行冒险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路线，政治上四面出击，不团结可以团结的民族资产阶级左派；经济上，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严重阻碍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军事上，实行进攻的冒险主义、防御是保守主义、撤退的逃跑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
为了根本上批判王明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错误路线，毛主席写到：“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
为了给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提供哲学依据，毛主席深刻指出：“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是无穷的，不可能仅仅依靠马恩列斯的几句话就可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中国革命复杂多变的实践过程，需要中国革命力量自己进行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实践。
六、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发展马恩列毛的经典理论
毛主席的《实践论》，是服务于中国革命政治军事实践的光辉哲学著作，为毛主席确立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线、结束教条主义路线、否定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一切主观主义思想提供了充分的哲学依据，也给我们根据当下实际情况，创造性的发展马恩列毛的光辉思想，提供了充分的哲学依据。今天，我们坚持毛主席在《实践论》的光辉思想，发展马恩列毛的光辉思想，是必须的，也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至理名言。毛主席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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