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立其政权后，在北方还有契丹贵族建立的辽政权，在西北还有党项贵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在西南还有白、彝贵族建立的大理政权。十二世纪初，女真贵族兴起，逐步取代辽政权，建立金政权，又向南侵扰，把宋王朝压迫到长江以南，成为北中国的统治民族。十世纪以来，蒙古高原上的蒙古等游牧民族，都在北中国的辽、金贵族政权控制之下。十二世纪初，蒙古贵族铁木真部崛起，统一了蒙古高原上的各部族。1227年灭西夏，1234年灭金，进而统一北中国。1252年忽必烈率兵迂回南征，由陕西临洮进兵，经四川入云南，结束了南诏、大理相继割据长达515年的地方政权。进而攻打南宋，1276年陷临安，1279年陷崖山，宋王朝最后覆亡，元王朝代之而兴，蒙古族成为全中国的统治民族，进而建立了由蒙古贵族、色目贵族和汉族大地主以及其它少数民族贵族共同专政的的封建国家。
蒙古贵族政权兴起后，就向中亚和欧洲诸国侵略扩张，曾一度建立地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但在成吉思汗死后不久，这个凭借武力建立的蒙古大帝国就逐步瓦解了。蒙古贵族进行的统一战争，就国内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来说，是统治民族的上层分子对被统治民族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民族压迫，是非正义的。蒙古贵族政权在统一中国过程中，残酷地屠杀和奴役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劳动人民，野蛮的军前掠夺把许多农民变为“驱口”或“驱户”，其社会身份与奴隶无异。还把一些落后的生产方式强加在封建制之上，如圈占大量农田为牧场，严重地破坏社会生产。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奋起抵抗这种民族压迫，进行过前扑后继的正义斗争，“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汉族上层代表人物文天祥，张世杰等反抗民族压迫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同样是正义的，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的。文天祥被俘，任凭敌人威逼利诱，宁死不屈服，要他招降张世杰，他写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元兵最后攻下崖山，张世杰突围招集残军准备再战，又遭风覆船殉难。都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推动下，元世祖忽必烈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顺应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采纳了汉、蒙大臣中主张变革、反对保守，维护统一、反对分裂这一派的意见，战胜了蒙古贵族内部的倒退、保守势力，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元朝封建政权。忽必烈命群臣“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 在中央，“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在地方，把全国划分为11个行政区，每一个行政区设“行中书省”，作为中央中书省在地方的派出机构。划分全国为22个监察区称为“道”，有的直属中央御史台，有的分属地方的行御史台，监察地方行政。行枢密院不常设。遇有战争需要，临时设置。行省下有路、府、州、县四等。这一系列政权组织，是贯彻了中央集权与加强地区统治的企图的，是秦以来郡县制的一大发展。
蒙古贵族初入中原，为了适应游牧民族的生产需要，蒙古贵族别迭等曾建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这个计划虽未实现，但仍有大量农田被废为牧场。元世祖时赵天麟说:“王公大人之家，或占田近千顷，不耕不种， 谓之草场，专放孳畜”,是破坏农业生产的。忽必烈多次颁发命令禁止。他实行重农政策，注意屯垦，兴修水利。还重用具有法家思想的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采纳他的计划，兴修不少水利工程，灌溉大量农田；疏通运河河道，便利南北交通。但同时，忽必烈为了笼络汉族大地主阶级以巩固其封建统治，极力推崇儒学，宣扬“三纲五常”等反动说教，其后代甚至把孔丘吹捧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忽必烈死后，元朝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皇帝荒淫昏暴，大臣专政弄权，拼命搜括“生民脂膏，纵其所欲”。滥发钞币，加深了财政危机。土地高度集中，官吏贪暴，加重了人民痛苦。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等级划分更严格，民族歧视更厉害，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元末社会的阶级剥削、民族压迫交织而成的社会矛盾，日益深刻，终于爆发了全国范围内的人民大起义。有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白莲教起义，有徐寿辉、张士诚、方国珍等在各地大起义。濠州起义军郭子兴的部将朱元璋，乘刘福通北伐时机，渡江南下消灭了南京附近的一些元军据点，攻占常州、江阴、扬州等地，建立了根据地，实行水利修整与屯田政策，奖励工商业，整顿盐税和商税，保证了军需民食，取得了战略上的有利地位。又相继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两大对抗势力，进一步统一南方。还命徐达、常遇春北伐，1368年攻占大都，推翻了元朝统治；元顺帝遁走上都，1370年死于应昌府。朱元璋窃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了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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