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3期，是王少普、吴云乡。
一九二七年暮春，正当大革命波澜壮阔地向前推进时，突然风云生变，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一时寒流滚滚。湖北麻城的土豪劣绅就在这时，勾结反动匪徒，出动了九百多人，涌向已经建立了革命政权的县城。
匪徒们着黑衣，带黄符，嗷嗷叫着：“刀枪不入”，象疯狗一样东窜西突，烧杀抢掠，革命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在危急中。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支三百多人的革命武装，在匪徒们的身后出现了，吓得匪徒们哭爹叫娘。县城内的工人和农民武装立即出击，两下夹攻，消灭了反动武装一百多人，其余的都抱着脑袋，爬过大别山，逃到河南去了。
这支革命武装，就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麻城人民夹道欢迎这支英武雄壮的队伍，竖起大拇指说：“好！能文能武，真不愧是农讲所的学员！”
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先在广州，后来又在武昌，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能文能武的革命战士，这两所学校因而被誉为革命的摇篮。
破土而出，顶风而长
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大革命的风暴中诞生，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成长。
第一次大革命开始不久，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农民运动首先从湖南、广东兴起，接着迅速在不少省份扩展。压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压抑已久的革命要求，像火山一样从地底下迸发出来。他们把锄头、梭镖举过头顶，高呼着革命的口号：
“打倒土豪劣绅！”
“农民翻身做主人！”
他们拥进祠堂，讨论着全村的、全乡的以至全国的大事，真是扬眉吐气！地主豪绅躲在屋角里瑟瑟发抖。
这一股农民革命风暴的兴起，预示着全国更大规模的革命高潮就要来到。
在民主革命中，只有发动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毛主席为了进一步有力地发动全国农民运动，就加紧培养农民干部。一九二五年春，毛主席深入湘潭县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起来斗争。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培养下，湘潭县涌现出了一大批农民干部，他们团结广大农民，成立了二十多个农民协会，韶山党支部也在这时诞生。
农民运动的兴起，吓坏了当时还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蒋介石。他指派他的心腹，把混在革命军队中的反动军官叫来，面授机宜：
“农民起来造反，把乡村搞得一团糟,，简直是赤化了。不把领头的干掉，不得太平。”
于是，到处出现了反动军官与地主武装勾结，杀害、拘捕农民干部的反革命事件。党内的机会主义者陈独秀，也跟在屁股后面为虎作伥，污蔑农民运动，攻击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是“痞子”，纵容反动势力迫害农民领袖。
所以，支持农民运动还是反对农民运动，在当时成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迅速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对于这场斗争关系极为重大。
毛主席把培养农民运动干部，放到最迫切的议程上。一九二六年五月到九月，毛主席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兼任所长；一九二七年三月到六月，又在武昌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两所崭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学校，在斗争中诞生和成长。
农讲所一诞生，就独树一帜，鲜明地表示了它们是无产阶级的斗争工具，是为我党领导的革命农民运动服务的。正如武昌中央农讲所《开学宣言》所宣布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出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锤炼着有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
这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它闪耀着毛主席革命教育思想的光辉。农讲所向广大工农大众开门。农讲所明确规定，每届招生，由各地党组织和农民协会推荐，招收有实际经验的农运干部、农民协会积极分子、工人和志愿献身于农民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入学，毕业以后，再回到农村中去，同广大农民一起闹革命。
在黑暗的旧中国，学校的门从来就是对剥削阶级开的，现在第一次有学校向劳动人民打开了大门。工农青年得到这个消息，纷纷赶来报名。第六届广州农讲所，从全国二十个省招收了三百二十七名学员，武昌农讲所从十七个省招收了八百多名学员。农讲所从这些被地主老财们瞧不起的“泥腿子”中，培养出了许多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其中有的将自己最后一滴鲜血，浇灌了共产主义的美好事业，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开放出的灿烂花朵！
把马克思主义的刀子交给学员
在斗争中诞生的农讲所，确定了教育为反帝反封建革命服务的方针，它的使命是要引导学员，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把锐利的刀子，去从事斗争。因此，农讲所把引导学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
毛主席亲自在农讲所教课，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四门课程。毛主席讲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学员们越学越明白，永远忘不了。
一天，毛主席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课堂上照例挤得满满的，不但有农讲所的教员和学员，还有各地工农群众和进步师生。大家聚精会神地聆听毛主席讲课，从中吸收无产阶级真理的营养。
毛主席为了使大家弄懂中国的阶级关系，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宝塔，把塔基的一层比喻为受压迫、受剥削最深重的工农劳苦大众，而在上层的是资产阶级、地主、军阀和帝国主义。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座大山就可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毛主席的深刻的思想，生动的比喻，给了大家很深的教育。
毛主席在农讲所，就是这样善于运用启发式教学的方法，讲得深入浅出，风趣盎然。由于毛主席的提倡和亲身示范，农讲所的教员也都这样努力去做。
在广州农讲所，周恩来同志讲授《军事问题与农民问题》，萧楚女同志讲授《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恽代英同志讲授《中国史概要》，彭湃同志讲授《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
在武昌农讲所，江西农民运动的领袖方志敏和优秀共产党员夏明翰也兼任了教员。他们都运用工农群众熟悉的语言，把深刻的革命道理讲得明明白白，培养了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员们学习得十分生动活泼，重视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农讲所把来自不同省份的学员，按各自的省籍编成十几个“农民问题研究会”，由他们自己推选出干事和书记主持工作，每星期有一到二次集体讨论本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特别是本省农村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情况。
农讲所还经常印发一些调查提纲，要学员把自己家乡的实际情况如实写出来，通过这些方法，获得了有关全国农村的极为丰富的资料。一九二六年九月的一天，广州农讲所学员都象过节一样喜气洋洋，原来他们每人都发到了好几本很新颖的教材，翻开一看，里面收集了大量的调查材料，包括各省农村的租率、主佃关系、地主的来源、抗租减租的情况、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数目的比较、地方政治情况、妇女地位……等等。这就是毛主席主要根据学员们提供的材料，亲自主持编辑的《农民问题丛刊》，先后出版了五十二种。
毛主席重视调查研究的作风，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也丰富了农讲所的教学内容。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毛主席为了反击党内外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的污蔑，特地从武汉回到湖南，身穿布衫，夹着一把雨伞，爬山涉水，深入农村，用了三十二天时间，实地调查了湘潭、长沙等五县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接着，毛主席就在武昌农讲所首次用这篇伟大著作给学员讲课，阐明了农民同盟军的重要性，赞扬了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武装农民夺取政权的伟大战略思想，有力地指导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到中流击水
农讲所的学员们在学习期间，就是阶级斗争的自觉战士，他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关心革命的大事，同国内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紧紧相连。
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东省农民协会，是广东革命政权的坚强支柱。广州农讲所学员经常同这两个革命团体一起进行斗争。
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学员们佩上红袖章，同罢工工人并肩守卫珠江口，两眼警惕地注视着已成为死城的香港，严密封锁交通，查缉私运，给英帝国主义严重打击。
在省农民协会，学员们和农协的同志一起，将破坏农运的土豪劣绅押进城里游街，前面是锣鼓开道，紧跟着的是整整齐齐的梭镖队，学员们也肩扛闪亮的梭镖，走在队伍中间，边走边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革命万岁！”，“农民协会万岁！”
土豪劣绅吓得魂不附体，跪在街心求饶，抖索着写下悔过书，威风扫地。学员们高唱着“打倒土豪，打倒土豪，齐欢唱，齐欢唱”的革命歌曲，胜利归来。
当武昌农讲所开学不久，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形势已日益严重。从三月中旬起，蒋介石接连策划了几起残杀共产党人的事件。消息传到武昌农讲所，激起了全体学员的无比愤慨，全校召开了抗议大会，毛主席亲自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强烈声讨蒋介石的滔天罪行。学员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保持高度警惕，决心同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作坚决斗争。
这年五月十七日，原来驻守在宜昌、沙市等地的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乘武汉北伐军大部分开赴河南前线的时机，勾结四川军阀杨森等部，发动叛变，一直打到了离武汉只有四十里的纸坊，情况十分危急。
农讲所学员紧急行动起来，奉命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第一团第三营，以高昂的斗志与武汉的革命军和工人纠察队一起，站在保卫武汉的最前线，最后终于配合了从河南前线星夜赶回的叶挺铁军，粉碎了这次叛乱。农讲所学员又一次为大革命作出了贡献。
在严重的斗争面前，农讲所学员就是这样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披荆斩棘，一往无前。他们既是学员，更是中流击水的无畏战士！
一批又一批学员从农讲所毕业，许多学员担任了农民运动特派员，他们在各地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农民自卫军，燃烧起武装起义的熊熊烈火。毛主席亲自培养的能文能武的无产阶级优秀战士，在广阔的农村开创了伟大的新生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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