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赵浩生先生于一九七三年第一次访问中国后，曾写有《中国归来答客难》及其他专访文章在本刊发表。一九七四年五月，赵氏又随“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访华团”第二次赴中国旅行三周，这是赵氏返美后和一群留美中国朋友谈话时的录音记录。
问：他们都是第一次到中国，在和中国人民感情的交流上有没有什么困难？
答：在中美两国二十多年的隔绝和反共反华宣传的环境中，他们难免对中国有很多疑惑和误解。譬如到中国以前，他们想象着社会主义社会是“单调刻板”，共产党是“冷酷无情”，特别是其中有几位到过苏联的，更难免依其对腐蚀的苏联的印象来想象生动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这次从广州走向北京，像走向太阳一样，这种惑疑和误解渐渐的冰释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这次有机会看美国人如何看中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譬如我们到广州的第一天，就有一位年轻的女同事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一个“意外”。她说她和当地的翻译女同志小赵成了好朋友，因为我们在一起谈话时，她讲了一个笑话，小赵竟笑得跟她抱起来。在反共宣传的画面上“革命的女同志”，是“铁面无情，不苟言笑”的。同时在有些旅行社的“访华须知”中更特别警告说：中国人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之间有亲热的举动，更不能触及对方的身体。根据这些不知出自何典的说法，小赵的动作，确实使这位女同事感到“意外”。
到广州的第二天，另外一位同事也像发现“奇迹”一样的对我说，他以前觉得中国人的面孔看上去都一样，在尼克松访华的电视上又看到大家穿着同样的衣服，他恐怕更分不清谁是谁，到中国以后他才发现，因为不必注意衣着，才正视对方的面孔，造成精神的交流，对方的面孔一下子就记得了，他觉得这实在是一个他想象不到的发现。
不久他们就发现，到处都是这样的“奇迹”、“意外”，我们所接触到的中国人，从幼儿园中叫“叔叔”、“阿姨”的孩子、能歌善舞的中小学生、雄辩滔滔的大学工、农、兵学员到科学家、教授和各大学与各地旅行社的负责人，都充分表现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生动、多采多姿和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
也有许多东西使他们感到发人深省的。譬如有一天我们到上海普陀区少年宫参观，看了很多出色的文娱体育节目，其中有一个是木偶戏“东郭先生”，大意是：东郭遇见一条被猎人追捕的狼，他好心的把狼藏在书袋里，但猎人去后，狼跳出来要吃他，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猎人又追回来，最后把狼杀了。我们的小主人告诉大家说，这个故事说明帝国主义者的嘴脸可变，但本性难移，中国人民绝不会因为他们的嘴脸不同而放松反帝反修的决心和警觉。有一位同事听了不胜惊惧地说：“要是我是苏联人，我也会害怕的！”
在我们从上海到西安的长途旅程中，他们轮流传阅几册英文《毛泽东选集》，发现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的“武松打虎”比“东郭先生”的寓意更生动。这些故事都使他们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平等互惠，不亢不卑。还有些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情况，使他们感到稀奇敬佩的不得了。
比方说有一天我们参观杭州的学军中学回来，一位同事提到那天有一个场面给他的印象很深。当我们坐在一间大教室中听负责人作报告的时候，一个学生来晚了，跑得气喘吁吁的在门口探头一看，发现谈话已经开始。要是一个美国中学生，大概就悄悄的溜走，不进来了，但是这个学生站在那里，目光扫遍全室，发现最里面有一个空座位，就从容不迫的穿过教室中心走到那个座位上坐下，别的学生并不以为意，先生也没有对他怒目而视。这位同事认为，这可以看出中国学生的自信心，和师生之间感情的谐和。
在我们旅行期间，除了小孔、小薛一直给我们翻译外，每一地的分社也有翻译，都很年轻，都讲得一口流利的牛津英文。不过因为我们的专业太多，需要的生字复杂，担任翻译的同志有时不免感到生字不够。最困难的一次是在北京大学，那天轮到最年轻的小刘作翻译，许多科学名词他不知道，在座的老、中译员和教授们不断地帮他的忙，小刘侃侃而谈，丝毫不觉得不好意思，负责人也没有当场换人的表示，这种边干边学的精神，给同事们的印象也十分深刻。
关于中国不会丢东西的故事他们听得多了，但在亲身经历时还是感到十分有意思。比方说我们从杭州到上海下车后，一位同事把烟斗忘在车上，但吃午饭时，就又看到这个烟斗失而复得，他满面得意的衔在嘴里。
还有一天清早我们经过北京西区的公共汽车站，看见沿车站的人行道边上空无一人，但是放着一排皮包、篮子之类的东西，问向导，才知道是早来等车的，把行李放在那儿去吃早饭了。同事们听了，纷纷照相记录，预备回来让朋友们猜猜，这个在任何国家也不能想象的奇迹。
问：作为这个参观团里唯一的中国人，你对他们的褒贬、误解、惑疑作何反应呢？
答：我觉得自己是“半客半主”。他们的赞誉我当然高兴；他们的批评、惑疑、误解，我觉得有责任予以解释；意见不同的时候，我就以同事的地位跟他们辩论。我们这一路辩论的问题很多，最激烈的一次是在延安展览馆参观，看到日本投降的史实展览时，有同事认为日本投降是因为美国的原子弹，这个我不能完全同意，因而展开一场激辩。这场激辩中，他们对中国的八年抗战、游击歼敌和全国军民遭受的牺牲，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在北京成都饭店的告别宴上，一位同事兴奋的提议，我们要组织一个“五七干校”的耶鲁分校来纪念这次成功的访问，宾主同声鼓掌赞成。回到美国不久，我们就举行了一次幻灯片观摩的重聚，每人挑出十张自己认为最得意的幻灯片来共同欣赏。
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一位同事，开玩笑的问他是否已经从这次旅行所引起的“中国热”中清醒过来，他的回答是：“我不要清醒过来！”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实是，我们初到广州时，有七个人吃美式早餐，后来越来越少，离开中国前，只有三个人吃美式早餐。这都是我们这次旅行成功的证明。
问：你跟一个美国的访华团回去，你感到中国是把你当主人还是当客人？
答：我仍然觉得是“半客半主”。这种感觉很复杂，需要一番解释。去年（一九七三）我在去国二十五年之后第一次回去，看到新生的祖国、久别的亲人，处处使人兴奋，事事让人感动。
记得在我们快要离开前几天，从南京坐火车到上海，途中看到太湖上的孤帆远景，万顷烟波，引起我无限的感慨。我当时曾对陪我们旅行的老陈和小骆说，想到我们不久就要跟祖国告别，我心里觉得十分凄凉。
他们劝我不要这么悲观，以后可以常常回来。我告诉他们，这次回来，虽然享受到祖国的温暖照顾，但心情上老觉得是在做客。现在快要离开了，感到恋恋不舍，但是又不能不回去。我们在美国住了二十多年，可是感到美国也并不是我们的家，这种四不着边的感觉是十分凄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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