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解答前所未有的难题的一篇光辉著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主席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标志性著作。主席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新的道路，是主席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创贡献。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标志着主席首次找到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小生产规模最大、封建阻力远远大于欧美国家、无产阶级基础远远少于欧美国家、现代化程度远远低于欧美国家、存在欧美国家所没有的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势力的这样一个条件远远比俄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更困难、国情远远比欧美国家更复杂的东方大国实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
列宁讲：“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列宁：《论我国革命》）可见列宁承认东方的情况比俄国的更为复杂，东方革命的特殊创造无疑也会比俄国更多。1928年，会见周恩来、瞿秋白的时候，斯大林也提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较俄国当时（更）为（困）难。”（《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可见斯大林也同样承认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差距悬殊、中国革命的困难大于俄国。中国共产党无疑面临着前人所没有面临的难题。
布尔什维克能迅速建立苏俄，离不开两个对他们极其有利的客观条件。那时他们是极其幸运的。
第一，布尔什维克幸运在了阶级基础雄厚。俄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产业工人规模大、集中在大工业城市。十月革命的时候，工人武装在规模上已占绝对优势。工人赤卫队和支持苏维埃的士兵有3万多人，装备也不输于临时政府的部队，而临时政府调动的部队则仅仅有3千多人。第二，布尔什维克幸运的遇上了一战。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参加一战，严重激化国内矛盾，导致工人阶级和临时政府的关系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一战期间，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忙于外战，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忙于一战。这更是给了布尔什维克天赐良机。列宁说：“苏维埃特别强调群众在这次罕见的不流血的和异常顺利的起义中所表现的团结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同心同德的精神。”（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的报告》）可见他也承认十月革命的异常顺利、以几乎不流血的方式实现了。
而近代中国就没有这样的好运。
第一，半殖民地中国的工业产业极其薄弱，所以工人阶级规模极小、数量极少。当时的产业工人只有二百万，其在近代中国所占人口比例仅仅为0.5%（俄国工人占国内总人口的比例则是这个的20倍）。即使近代中国的工人阶级受着残酷压迫、具有革命热情，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在城市形成优势、推翻军阀统治。十月革命之后苏俄内战用了4年，歼敌170万。而中国革命需要25年，歼敌1100万（算上捍卫新中国安全的抗美援朝战争），其中解放战争3年就歼敌807万、超过了苏俄4年内战消灭敌人数量的4.7倍。可见我们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面对无产阶级基础薄弱、数量不足，而且需要面对和消灭的敌人也远远多于苏俄革命。
第二，近代中国有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势力及其大规模支援的、装备远远强于人民军队的反动军队，这更是俄国所没有遇到的困难。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之后接收了临时政府留下的旧军事体系，和白匪并没有明显的装备差距。而中国革命战争，敌我装备差距还是极端悬殊的。还要知道的是，近代中国的国民党反动集团执掌的旧军队数量，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和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军队的数量。正如毛主席所说：“红军的敌人国民党,它的情况是怎样呢?它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定了它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正因为敌我差距悬殊，我们必须经历长期的浴血奋战、逐渐发展壮大。敌强我弱规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持久性。
所以，由于工人阶级基础极度薄弱、敌我力量悬殊，土地革命时期，即使红军打下过大城市，也守不住大城市。彭德怀攻占长沙之后也不得不撤出长沙，就是典例。
面对空前的困难、面对空前复杂的情况，毛主席不能照抄俄国革命经验，只能开辟全新的道路以实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全新的道路，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谁都想迅速胜利，但是客观条件就是这样困难。所以，除了经历长期的开国创业历程、逐渐发展起初极其薄弱的革命力量，我们别无选择。正是因为敌我差距悬殊，中共组织拥有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艰辛而辉煌的开国创业史，拥有更成熟、更擅长自我生存、更具有生命力的组织体系和干部队伍。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管理经济的干部，同农民建立了联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粮食和原料。所以，在全国解放以后，很快地进行和完成了经济的恢复工作”“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各个部的成员都是根据地里出来的，而且大多数骨干都是共产党员。这个国家机构，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比起俄国在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说，要纯洁得多。”（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和谈话》）
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毛主席创立主席思想的典型著作，是主席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标志性文本。这篇原本是主席给林彪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无一不展现主席已经拥有了比曾经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更深邃而光辉的思想，展现了主席无与伦比的方法论智慧！
一、坚持“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关键在于实事求是
秋收起义失败后，主席面对城市敌我力量差距极端悬殊的现实，选择了把剩余的工农革命军带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而农村恰恰是中国最主要人口——农民生存的地区，群众力量极多，可以为共产党提供发展革命力量的必要基础。在井冈山，主席领导工农革命军打土豪、发动群众、发展党组织、发展军队、建立政权……建立了中国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
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随着主席对中国实际情况认识的深化，主席最终确立了“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面对一部分同志对于“工农武装割据”认识的不深刻、面对一部分同志不认为“工农武装割据“的发展足以促成革命高潮的到来，主席一针见血的指出：“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无疑，主席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坚持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才得出的正确结论。对此结论并不认同的其他一些同志的认识，显然是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主席改造主客观世界、开展革命和建设的方法论的核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主席开篇就提出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并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给中国社会性质做了精准的定义——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
之后，毛主席清晰的罗列道：“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儿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无疑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主席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是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主席的这段论述真的精彩绝伦！主席以当时中国和世界实际情况出发，精准指出——正是因为近代中国是多个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侵略的半殖民地，所以只有近代中国存在帝国主义扶植的各个军阀之间的相互混战。这实际上就体现了他后来所创造的“矛盾特殊性”的哲学原理，“矛盾特殊性”和“实事求是”，实际上是统一的。实事求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实际中探索规律；矛盾特殊性，讲的是一切从特殊实际出发，注意研究特殊的实际情况及其内在的特殊规律。这里也体现了主席胸怀国内、放眼世界的全局意识——他擅长从中国和世界之间的联系中看问题，注意站在世界全局的高度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
主席后面几点论述，也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论。他指出，正是因为在半殖民地，农民是最主要人口、受着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的双重压迫，所以农民起义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作为半殖民地人口中极少数的工人阶级，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必须注意团结农民、在农民中发展军队、在农民聚集的农村发展红色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而使自己极端薄弱的力量壮大起来、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
在主席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不是简单的模仿旧中国的农民起义，而是在农村有计划的建设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政权、根本消灭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发展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逐渐随着农村的工农割据政权的扩大而彻底动摇敌人的统治基础。这是中国历史上五千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开天辟地的新行动。
在主席的论述中，还展现了他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原创性贡献——开创了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在这封信的原版中，主席写道：“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对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俄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的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重要工具之一。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六大以来》：1930年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国的农村根据地对全国而言，如同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对全世界而言，都是革命中心，可见主席就是在这时已经正式形成了开展以农村为中心的武装革命实践的意识。
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到主席的全局思维，能看到主席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更能看到主席方法论的核心——实事求是！坚持了实事求是，才能坚持全局思维，才能根据全新的实际情况开辟全新的道路。实事求是才是毛泽东方法论的核心，才是无产阶级方法论的核心！所以，笔者极端讨厌极其幼稚可笑的“铁腕论”。“铁腕”不是什么好词汇。只有实事求是，该刚的时候刚、该柔的时候柔、怎么有利于阶级怎么做、怎么有利于人民就怎么做，才是对的。例如，一味地鼓吹“铁腕论”，对人民也搞“铁腕”、搞压迫、搞一言堂、让人民没有自己自觉在当家做主地位受到侵犯的时候捍卫自己当家做主地位的权利、服从一个人的意志，那无疑是背叛阶级的，更是幼稚可笑的。毛主席无疑是实事求是第一人，而一味地鼓吹“铁腕论”或者“妥协论”的则是极端幼稚可笑的家伙。
毛主席的路线无疑是正确的。遗憾的是，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坚持“城市中心论”。共产国际1929年的指示信指出：“尤其是中国各省群众的农民土地运动，一般的是在生长，以及苏维地区域保存着，而且最近更在扩大并巩固起来，南方有着不断的游击战争——这都成为革命潮流之中的一个支流，顺着这个支流……然而谈正确的最重要的，日益生长的高潮的象征，还是工人运动的复兴，中国工人运动，现在已经脱离一九二七年严重失败之后的消沉状态……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共产党当然是更加是没有解决。现在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要取得无产阶级自发的经济政治斗争的领导，这一个任务也还没有解决。”（1929年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这也是后来的王明路线的重要理论依据。坚持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的王明路线给革命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不可估量的极严重损失。
但是万幸的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力挽狂澜——在他领导下，从四渡赤水到扎根陕北，中国共产党绝地重生、转危为安。
二、“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矛盾分析法”分析出来的真理
主席的哲学著作《矛盾论》，清晰的论述了注意事物内部各个矛盾和矛盾各个方面的矛盾分析法。“矛盾分析法”是主席的原创性哲学贡献。早在主席写《矛盾论》之前，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字里行间，我们就可以知道主席对矛盾分析法已经运用的炉火纯青。
主席讲：“犯了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里主席清楚指出——要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又要反对右倾悲观主义。反“左”也反右，对这两个矛盾方面都要注意提防，这充分体现了主席对辩证法的纯熟掌握。
根据中国实际情况，主席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主观力量和客观环境两个矛盾方面，他强调：“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及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们不得不佩服主席深刻的辩证法思想。毛主席深刻指出——近代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相对于西欧国家来说，近代中国的反革命力量也是弱一些的。所以，只要我们的主观力量能科学的发展，我们也有比西欧更快实现革命胜利的可能。主席这里也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乐观主义精神。虽然相对于西欧国家的剥削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力量弱一些，但是我国的反革命力量相对于我国革命力量来说是极其强大的，近代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也是比无产阶级基础相对雄厚的欧洲更困难的。但是，主席就是相信——只要我们克服重重阻力、真的发展好主观力量，我们更有胜利的可能。
主席之后的分析，又深刻解释了现象和本质的矛盾关系：“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做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主席深刻指出——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要看实质、本质，注意现象和本质的对立统一关系。表象上，革命力量削弱了；实质上，革命力量是进步的、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是代表人民的、是可以发展壮大的。所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里体现了主席清晰的矛盾分析思维：第一，认清本质——认清什么是进步力量、什么是非进步力量；第二，强调进步力量和落后力量在矛盾斗争中会变化，进步力量会发展壮大、转弱为强。
之后，主席又做了一次精彩绝伦的矛盾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十分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查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与全国的灾荒与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学生有失学之忧，许多毕业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要到来。”（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主席深刻指出——要想研究革命的全局形势，就要具体分析各个矛盾及其变化发展的状况，例如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本国无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扶植下的各个国内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半殖民地内一切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民族资本主义的矛盾、半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军阀政府和士兵的矛盾、剥削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矛盾……认清了这些具体矛盾，再加以综合判断，就可以得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科学论断。从实际出发分析各个矛盾，从分析到综合，主席讲透了矛盾分析法！
通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主席的精彩论述，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毛主席已经是成熟的辩证法大师了。今天我们读他的这篇光辉著作，依然能感受到他无与伦比的辩证智慧。
三、正确的战略战术是我们走向胜利的关键法宝
在后文，主席详细论述了促成革命高潮到来的具体办法，更进一步的为革命高潮的到来指明了方向。
首先，主席说明了集中兵力的战略战术：“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之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都反对朱毛红军集中兵力，主席从实际出发，亲自写信对他们做了反驳。在主席写给中央的这封信中，主席清晰的论述了我军的战术。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主席做了引用：“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取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主席不仅是伟大的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战术家。这时的毛主席，已经成长为了指挥艺术炉火纯青的职业军事家。他所论述的他亲自创造的一系列战术，清晰的为中国革命战争指明了方向，并首创了军事辩证法。集中和分散的辩证关系、前进和后退的辩证关系、发动群众和消灭敌人的辩证关系、打圈和打仗的辩证关系……主席看的清清楚楚。
正是因为主席知道实现革命高潮到来的正确方法，主席自信的指出：“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换，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明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主席用一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实事求是地运用矛盾分析法分析实际情况，清晰的为革命指明了方向、明确的告诉了同志们革命的办法。为什么战士们会唱出“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因为毛主席就是在黑夜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的北斗星！
小结：永垂不朽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仅首次给中国革命指明了特殊的正确方向，而且至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和红军的北斗星，更是全国全世界人民永远的北斗星；不仅标志着毛主席正式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更标志着毛主席当时已经成为了可以炉火纯青的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伟大导师。
毛主席这篇光辉著作的方法论核心，就是“实事求是”。以此为核心，毛主席充分在他的字里行间展现了全局思维、创新思维，并精彩绝伦的论述了矛盾分析法。这些正确的方法论，无疑是世界无产阶级不可缺少的行动指南。
我们发现问题，首先要实事求是的分析问题。以此为前提，注意运用矛盾分析法、坚持全局思维、根据新的实际情况提出解决新问题的新方法、为解决新的问题提供明确的办法。这就是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教给我们的重要法宝。
读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真的理解此文，坚持实事求是的人都会发自内心的高呼：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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