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当我们党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又出现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
“八七”会议后，担任党中央临时政治局书记职务的瞿秋白，利用了党内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产生的“左”倾情绪，推行一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并通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使其“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瞿秋白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
在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瞿秋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胡说“中国革命根本上不能在民权主义的阶段上再成一个段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就要“同时推翻资产阶级”；鼓吹所谓“无间断的革命”，叫嚷：现在的革命“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的革命”。
他认为在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已“走入反革命的营垒”，甚至小资产阶级也“走入反革命，去当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因此，他提出了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等错误政策。他甚至提出了“把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极“左”口号，强令红军进行烧、杀。
在革命形势的估量上，瞿秋白否认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认为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他说：“革命潮流始终并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工农民众的起义有一举“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因此，他反对有组织地退却，主张冒险进攻。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瞿秋白反对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顽固坚持“城市中心论”。他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党的责任是努力“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挥者”。因此，他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武装起义，使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
在组织上瞿秋白实行惩办主义的打击政策。凡是不同意他的错误路线或对他的错误路线执行不力的同志，不问情况如何，滥施处罚，大批地打击、处分和撤职。
他无理指责“八一”南昌起义没有占领城市和建立政权，处分了领导这次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他根本不懂得毛主席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战略思想,极力反对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蛮横地撤销了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一开始就受到毛主席的反对和抵制。毛主席明确指出：“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有力地驳斥了瞿秋白“无间断革命”的谬论。
毛主席在批评瞿秋白的极“左”政策时指出：“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
毛主席还指出：“左”倾分子否认革命处于低潮，是“犯着革命急性病”，他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毛主席这一批评，正打中瞿秋白的要害。
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路线曾经干扰了井冈山的斗争，它同样地受到毛主席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一九二八年三月和八月，湘南特委和湖南省委的代表，“左”倾分子杜修经等，曾两次到井冈山，强令红军向湘南冒进，造成了红军在边界和湘南的两次失败。毛主席严肃地批评了杜修经的错误，率领红军重返井冈山，两次挽救了根据地的危机，重建和发展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在毛主席坚决斗争和广大党员的强烈反对下，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统治不到半年，就基本上结束了。但瞿秋白由于其资产阶级反动本性很难改造，后来又从极“左”跳到极右，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一九三五年三月，他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后，写了自首书《多余的话》，向敌人屈膝投降，堕落为可耻的叛徒。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反对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八七”会议虽然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清算，但是陈独秀仍然坚持其反动立场，公开兜售托洛茨基的反动观点，胡说：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建立，表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无产阶级只能去搞合法的议会斗争，等待将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以后，再去搞所谓社会主义革命。
这就是妄图取消中国革命的“二次革命论”。陈独秀这些取消主义谬论，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严厉批判。但陈独秀顽固不化，继续进行反对党、反对红军、反对武装斗争、反对土地革命的罪恶活动。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党中央把陈独秀清除出党，后来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妄图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陈独秀这一小撮叛徒，完全堕落为反革命小集团，当了特务、汉奸。
为了总结大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的任务，一九二八年七月间，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政纲，提出了建立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分配土地的任务。
但是，这次大会也有缺点和错误。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的重要性，对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等。
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对于这次大会所没有解决的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主席不仅在实践中已经解决，而且在理论上也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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