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2024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54周年。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领导工农兵群众夺取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从而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把马克思主义与新形势下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内在规律，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主义阶段。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成立，直接得益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理论，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受苏东剧变的影响，国际上否定和抹杀列宁的地位和贡献对国内也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削弱了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和执政基础，为了恢复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应有地位，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小编近期推送列宁的一些经典著作和文章，以飨读者。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
（1910年12月23日〔1911年1月5日〕）
列宁
恩格斯在谈到他本人和他那位著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经典性的论点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
正是现在，在那些关心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命运的人们中间，往往有一些人恰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然而谁都知道，俄国近年来发生的急剧变化异常迅速、异常剧烈地改变了形势，改变了迫切地、直接地决定着行动条件，因而也决定着行动任务的社会政治形势。当然我所说的并不是总的基本的任务，只要各阶级间的根本的对比关系没有改变，这样的任务是不会随着历史出现转折而改变的。非常明显，俄国经济（不仅是经济）演进的总趋势，也象俄国社会各个阶级间的根本的对比关系一样，近几年，比如说近六年来并没有改变。
但是在这一时期，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
为了说明这个意思，我们且看看近六年来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马上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个时期划分为两个三年，前三年大约在1907年夏季结束，后三年大约在1910年夏季结束。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前三年的特征是俄国国家制度的基本特点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的进展很不平衡，向两边摆动的幅度很大。“上层建筑”的这些变化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俄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在各个不同舞台上的活动（杜马内外的活动、出版、结社、集会等等），这些活动的形式之公开，力量之雄厚，规模之巨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反之，后三年的特征（我们再说一遍，这里也是只从纯理论的“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则是演进十分缓慢，几乎等于停滞不动。在国家制度方面没有发生任何比较显著的变化。前一时期各个阶级展开各种公开的和多方面的活动的“舞台”，现在大多数都完全没有或者几乎完全没有这种活动了。
这两个时期的相同之处在于：俄国的演进在前后两个时期都仍旧是先前的、资本主义的演进。这种经济演进同现存的许多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除，这个矛盾还是同从前一样，并没有因为某种局部的资产阶级的内容渗入这些或那些个别制度而缓和，反而更加尖锐了。
这两个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前一时期摆在历史活动的舞台最前面的问题，是上述那些迅速的、不平衡的变化究竟会引起什么结果。由于俄国的演进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些变化的内容也就不能不是资产阶级的。但是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采取某种温和的自由主义立场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地位而害怕剧烈的变化，力求在土地制度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方面保存大量旧制度的残余。农村小资产阶级是同“自食其力”的农民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它不能不力求实现另一种资产阶级的改革，给一切中世纪的旧东西保留的余地要少得多。雇佣工人既然自觉地对待自己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就不能不对这两种不同趋向的冲突采取明确的态度，因为这两种不同的趋向虽然都仍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但是它们所决定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形式及其发展速度和进步影响所波及的广度是完全不同的。
可见在过去的三年，通常称作策略问题的那些问题被提到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地位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形形色色的路标派分子认为，由这些问题所引起的争论和分歧，似乎是“知识分子的”争论，是“争取对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施加影响的斗争”，是“知识分子适应无产阶级”的表现，没有再比这种意见更其错误的了。恰恰相反，正因为无产阶级已经成熟，它才不能对俄国整个资产阶级发展中的两种不同趋向的冲突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个阶级的思想家才不能不提出适应（直接地或间接地适应，正面地或反面地反映）这两种不同趋向的理论公式。
在后三年，俄国资产阶级发展中的两种不同趋向的冲突没有成为迫切问题，因为这两种趋向都被“死硬派”压下去了，被推到了后面，被逼了回去，被暂时湮没了。中世纪的死硬派不仅挤满了舞台的最前面，而且使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广大阶层的内心充满了路标派的情绪，充满了沮丧心情和脱离革命的思想。这时呈现出来的不是改革旧制度的两种方式的冲突，而是对任何改革的丧失信心、“顺从”和“悔罪”的心情、对反社会学说的迷恋、神秘主义的风行等等。
这种异常剧烈的变化，既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单是“外界”压力的结果。前一个时期使那些几辈子、几世纪以来一直不关心政治问题、不过问政治问题的居民阶层受到了极其剧烈的震动，这就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要产生“重新估计一切价值”，重新研究各种基本问题，重新注意理论，注意基本常识和初步知识的趋向。千百万人骤然从长梦中觉醒过来，一下子碰到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他们不能在这个高度长久地坚持下去，他们不能不停顿一下，不能不回头去研究基本问题，不能不作一番新的准备工作，这有助于“消化”那些极其深刻的教训，使无比广大的群众能够更坚决、更自觉、更自信、更坚定地再向前进。
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前一时期的迫切任务是在国内生活的各方面实现直接改革，后一时期的迫切任务是总结经验，使更广大的阶层掌握这种经验，使这种经验深入到所谓底层，深入到各阶级的落后群众中去。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反映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坚决地反对这种瓦解，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又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在规定自己的任务时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那些阶级的最广大阶层，在前一时期极片面地、极反常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死记硬背了某些“口号”和某些策略问题的答案，而并不理解这些答案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准则。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结果就引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哲学基本原理的“修正”。带着各种唯心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马赫主义的流行病上。重复那些背得烂熟、但并不理解、也没有经过思考的“口号”，结果就使得空谈盛行，这种空谈实际上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如露骨的或者羞羞答答的“召回主义”，又如把召回主义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合理的色彩”。
另一方面，遍及资产阶级最广大阶层的路标主义精神和脱离革命的思想，也渗透到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纳入“温和谨慎”的轨道的那个思潮中去了。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所剩下的已经只是用来掩盖浸透了自由主义精神的关于“等级制度”和“领导权”等等议论的词句了。
本文的目的当然不是研究这些议论。仅仅指出这些议论，就足以说明前面讲到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经受的危机的深重，以及这种危机同现在整个社会经济形势的联系。对这种危机所引起的问题避而不谈是不行的。企图用空谈来回避这些问题，是最有害的、最无原则的。现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截然相反的各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重和克服危机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的了。
前三年唤起了广大阶层自觉地投入社会生活，这些阶层往往是现在才第一次开始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针对这种情况，资产阶级的刊物炮制了比过去多得多的荒谬言论，而且散布得也更加广泛。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瓦解是特别危险的。因此，弄明白目前必然发生这种瓦解的原因，并且团结起来同这种瓦解进行彻底的斗争，的的确确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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