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近几十年来，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抑郁症、焦虑症等精神疾病也日益泛滥。肯特大学Ruth Cain这篇文章分析了现代人的精神疾病问题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新自由主义社会造成了“令人窒息的无情私有化漩涡、螺旋式上升的不平等、国家基本支持和福利的取消、不断增加的无意义的工作要求、假新闻、失业和不稳定的工作”，令生活于其中的公民身心俱疲。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不断强调要“超越自我”、“超越极限”，让我们被迫在工作和生活中“假装出永久的热情”。在这样的世界里，“抑郁、焦虑、自恋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反应”，这些精神疾病对于个体来说是一种自我保护：“从一系列无法获胜的持续竞争中选择退出”。而面对这种精神疾病泛滥的状况，新自由主义国家及其医疗体系却将这些问题和责任完全归咎于个人。新自由主义的医疗保健体系要求每个病人对自己的状态或行为负责，而新自由主义国家通过则将照护职责个人化和私有化，剥离了照护成本。最后指出，“完全无法解脱的个人”时代已经达到了极限，各种集体主义将是我们最好的保护者。
翻译：赵丁琪
人们普遍认为，随着集体幸福感的长期下降，西方国家的精神疾病呈上升趋势。在全球金融风暴之后出现的所谓僵尸经济(zombie economics)和极度紧缩政策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相信，这种衰退的背后存在着社会和经济原因。
特别是，人们越来越担心新自由主义的条件和影响——令人窒息的无情私有化漩涡、螺旋式上升的不平等、国家基本支持和福利的取消、不断增加的无意义的工作要求、假新闻、失业和不稳定的工作——是罪魁祸首的一部分。也许最令人疲倦的是来自媒体、国家机构、广告、朋友或雇主的侵入式但又遥远的指令：实现自我极限、坚持不懈、从日益缩小的蛋糕中分得一杯羹，“因为你值得”——尽管你必须每天不断地证明这一点。
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被敦促在期望值大幅降低的情况下假装出永久的热情。新自由主义的新闻语言掏空了“成就”的实际内涵，强制要求夸耀个人的“卓越”和 “奉献”，而实现实际成就的可能性却在减少，工作变得毫无意义。在我所在的机构，清洁工的工作服上印有“热情、专业和自豪”的字样，似乎要求一个拿着最低工资、工作量自2012年以来翻了一番的清洁工“热情”是合理的。
“自由选择”
最近，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百慕大的孩子们为了弥补自己的错误行为，会念叨 “我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正如犯罪学家史蒂夫·霍尔（Steve Hall）、西蒙·温洛（Simon Winlow）和克雷格·安克鲁姆（Craig Ancrum）所探讨的那样，当一两个错误的选择会让你成为无法弥补的“失败 ”时，“选择”就变得生死攸关。我们被告知，在我们幻想的“选择”经济中，阻碍实现理想、成就和满足的结构性障碍将会消融。
但是，这种“自由选择”的谬论削弱了人们的积极性，也使人们丧失了政治立场。在这样的世界里，抑郁、焦虑、自恋（幼稚的自我对压倒性攻击的原始防御）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反应。已经证实，新自由主义社会使其公民身心俱疲；社会越不平等，公民越得不到自由市场“竞争力”的保护，这种影响就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抑郁症看起来几乎是一种自我保护：从一系列无法获胜的持续竞争中选择退出。最近，精神疾病和“发育障碍”诊断中涉及躁动和过度刺激状态的病例增多，这同样令人感兴趣。以多动症（ADHD）为例，一个人的多动和易分心使其成为正式的“失调”甚至残疾，因为他们被认为无法应对给人带来过度刺激的晚期资本主义环境。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们完全适应了不停分心的经济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注意力被反复攫取并在经济上被剥削。
自我测量
新自由主义化的医疗保健要求每个病人（或者说，医疗保健“服务”的“客户”）对自己的状态或行为负责。因此，精神医疗保健被重新定义为一系列“结果”，旨在实现可衡量的改善，而“服务使用者”必须尽可能地自己管理这些结果。从公共医疗服务机构（以及私人或雇主运营的职业医疗计划）获得精神疾病的诊断和支持，有时取决于使用智能手机或Fitbit 自我跟踪技术所完成情绪或症状日记。而且，随着雇主和福利机构获得更多的权力来要求劳动者做出这种表现，未来很可能会对不进行自我跟踪的行为进行更多的惩罚性措施。
这场“移动医疗”应用程序的“革命”也向我们展示了心理疾病和对心理健康本身的焦虑是如何被巧妙地商品化和金融化的。英国国民健康服务机构购买了 MoodGym 等测量应用程序，供病人使用。患者在进行自我监测时，会被不断鼓励展示“康复”，而不管是否存在长期损伤。值得注意的是，康复是以“适合工作”为基础的，因为有价值的成年人在任何时候都在从事工作活动。
这种对“工作准备”（work-readiness）的关注部分地解释了英国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相对匮乏的原因，这些服务的床位少得可怜，而且是首批被私有化的服务之一。
护理——还是风险管理？
新自由主义国家通过将照护职责个人化和私有化，剥离了照护成本。表现出令人不安症状的人被划分为 “危险 ”和 “留守 ”两类人，前者可能会受到惩罚或受到专制遏制，后者则只能靠自己或家人仅有的资源来应对。
20 世纪 70-80 年代，英国关闭了最后一批精神病院，成千上万被认定为 “疯子”、没有自由权的人结束了长期住院治疗，这是值得欢迎的。通过将病人转回 “社区”，国家也节省了大量开支，这似乎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但是，在 “社区照顾”成为大多数慢性病患者的规范半个世纪后，有效的社区治疗却因预算削减、人员配备不足和士气低落而受阻。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精神科服务被系统性地削减资金，难以履行提供基本护理的法律义务。
在英国，警察开始越来越多地处理“前线”心理健康危机问题。监狱是精神疾病患者的 “仓库”。同时，在美国的监狱中，“精神健康”病房关押着有自杀倾向或其他精神或情绪不稳定的囚犯，他们被安置在特殊的 “防自杀”牢房中，穿着“防自杀”的服装，有时还会被长期隔离。在监狱里，任何伪装的关怀最终都会转向有利于防止诉讼的方向。现在，在美国许多州，有自杀倾向或精神失常的病人在入狱时或监禁期间都会被穿上 “自杀防护服”，甚至在法庭上也会穿上。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抵制这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呢？黑色幽默是一种应对方式，这种方式一方面要求人们 “积极向上”，另一方面却在每个阶段都告诉你，你已经是一个 “失败者”。但是，各种集体主义将是我们最好的保护者。正如心理学家保罗·韦尔海格（Paul Verhaeghe）所预言的那样，“完全无法解脱的个人”时代（很可能）已经达到了极限。至于极限之后会发生什么，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崩溃或陷入惩罚性监禁 “照顾”的人来说，就不那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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