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人类历史上找出一个最重要的字，那么“走”字应该是当仁不让吧。
摩西出埃及，老子出函谷关，孔子周游列国，关羽千里走单骑，中国红军万里长征，从平凡到非凡的关键一步是“走”。那充满艰辛、绝望、孤独的朝圣之旅，终于走出黑暗，让一个个普通人变成充满吸引力的“神”。
毛泽东是调查研究的高手。从青少年时期的游学，到革命时期坚持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再到建设时期走一条不同于苏联而胜于苏联的道路，他一生都在不停奔走，得力最多的也在于这个“走”字。他是怎样“走法”？
首先，要“走出去”。
一个人自己头脑里的思想，因受限于客观环境，只能是“此时此地”，不免充满狭隘与片面，与真实世界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要打破这种思想的禁锢，只能通过“走出去”，到达“彼时彼地”，才有可能扩充、验证自身的认识。
千百年来，人们无论是修身，还是办事，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处理自身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古人在这方面描述得极多，系统论证并在实践中收到效果的，却少之又少。
简言之，就是只有宏大叙事的价值观，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论。
毛泽东将二者统一为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作为找准人本身与外界联系、深入把握客观世界、向自己未知或未深知的领域进军的有力工具。
毛泽东发现，满腔热情和群众做朋友，是保证调查研究持续继续的主观条件。站在群众的立场上，为群众解决问题，自然能够获得被调查者的信任。
1925年，毛泽东在湖南搞农民讲习所，作农村调查。当时农民的生活很惨，没有饭吃。毛泽东找一个农民打骨牌，然后请他吃一顿饭。在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
毛泽东认为，那个农民愿意同他谈是因为一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可以赢几个钱。因为打牌的时候他老是输，输一两块现洋，那个农民就很满足了。
毛泽东这是给大家上了一堂课：在调查研究中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呢？他总结的经验是，每个人的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
他认为，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在和群众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群众才能把你当作好朋友看，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
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其次，要“走下去”。
调查研究中的“走”，前提是眼睛向下。调查研究要解决从已知到未知、从“非”到“是”，从“名”到“实”的问题，是细致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很多东西，都必须眼睛向下看。
看得见，才能抓得起。
为什么呢？群众处于金字塔最底端，什么事都得亲力亲为，对实际情况有最基本的了解和最切身的体会。看不见群众的艰辛，只单纯认为他们不够努力，怎么能够提纲挈领抓工作、出政策呢？
况且，来自群众实践的一手资料，和来自“笔杆子”的工作总结、来自基层的统计资料等等，在细节处有着天壤之别。
毛泽东深谙这里头的门道。
1941年3月，他在《农村调查》序言中回顾了几次调查研究：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的负责干部。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在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
他说，“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
因为亲口尝“梨子”，他成为最懂农民、最懂中国的人。
第三是“走进去”。
中国古人讲究“格物”，但格物的精髓在于“走”。而真正的“走”进去，前提是虚怀若谷，承认自己的无知，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甘当小学生”。
客观世界是错综复杂的，也是变化多端的。有科学家认为，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可能还不到1%，因为宇宙展现给我们的东西有限，我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这样一来，调查研究的正确态度和正确方法尤为重要，不费力气、不动脑筋就很难得到真理。
“走进去”是深入认识，获得真理，这只是我们面对世界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还要“走出来”，拿认识到的理论去改造世界。
毛泽东曾用“上楼与下楼”比喻这个道理。
他说，欲穷千里目，就得先下楼，去了解情况，然后再更上一层楼，这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如果既不愿下楼，又不愿上楼，怎能欲穷千里目呢？
毛泽东当小学生的目的还是和群众在一起，站在群众的前头，鼓舞群众前进，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较大的成果。
这是毛泽东远远胜过古今中外其他圣贤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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