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鲁东主义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产生在法国并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之一。
蒲鲁东主义是其创始人蒲鲁东剽窃和承袭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康德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以及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某些观点而形成的。蒲鲁东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影响较大的机会主义头子。
蒲鲁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改；鼓吹一条改良、倒退和无政府主义的反动路线，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取得解放的根本和工具”是建立交换银行，对小生产者提供无息贷款，建立小生产者间的公平交易市场等等；宣称要建立一个以小私有制为基础的无政府、无政党、无冲突的“社会主义”社会。
蒲鲁东主义的这一套主张，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它直接阻挠和破坏着刚刚兴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六十年代第一国际(简称国际)前期，蒲鲁东主义者猖狂向国际进攻，力图把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强加给国际，因而成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蒲鲁东主义给国际工人运动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叶至七十年代初进行了将近三十年之久的长期斗争。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彻底埋葬了蒲鲁东主义。
蒲鲁东主义的创始人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一八〇九——一八六五年)，出身于法国柏桑松城郊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农民兼木桶匠，曾经打算开设一个木桶作坊，但是，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债台高筑，无法实现，后来连土地也卖掉了。
在家庭破产后，蒲鲁东十二岁就到柏桑松的一家旅馆当佣工；后来依靠朋友的帮助，进中学读了几年书，没有毕业又被迫到一家印刷厂当了排字工人。他为了谋生曾到过法国的许多城市，以后又回到柏桑松和别人合伙开设了一个小印刷所，但很快就因资金不足而倒闭。
蒲鲁东家庭和个人的遭遇，使他深切感受到：小生产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一种每况愈下和不断破产的境地。蒲鲁东通过业余自学读了不少书，受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很深影响。
蒲鲁东从小资产者所处的阶级地位出发，“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0页)，因而怀着个人成名和充当社会救世主的欲望，自一八三七年就开始写作。
一八四〇年，他发表了《什么是财产？》一书，申述了“财产就是盗窃”的论点，使法国人大为惊讶，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蒲鲁东为了赢得更大的声望，在一八四六年十月出版了自命不凡的两大卷著作《贫困的哲学》。
在这部书中，“蒲鲁东运用经过粗暴歪曲了的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来论证一种奇怪的、完全不正确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企图用形形色色的先验的魔法来论证一种自由工人联合的新社会主义体系。”(恩格斯：《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69页)
后来，蒲鲁东还陆续写了《社会问题的解决》(一八四八)、《一个革命家的自白》(一八四九)、《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八五一)等许多著作，高傲狂妄地、大吹大擂地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唯心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政治经济理论。
马克思在评论蒲鲁东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资产者”(《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4、147页)。
他在科学上搞招摇撞骗，在政治上搞投机，都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与观点分不开的；“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象一切爱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8页)。
针对蒲鲁东的大吹大播和招摇撞骗，恩格斯形象地讽刺说：“他那母鸡咕哒咕哒的叫声总是同他生下的蛋的大小成反比例”(《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82页)。这些是对蒲鲁东一生的盖棺论定。
蒲鲁东主义的主要反动谬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反动的英雄史观。蒲鲁东从小资产者的立场出发，为了突出个人，竟从头脑里构想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并把它宣扬为救世的灵丹妙药，这样，他必然只能信奉和求助于唯心论的先验论以及反动的英雄史观。
“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马克思：《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3页)。
他把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看作是观念的历史。蒲鲁东说，他所考察的历史，“不是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而是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见《贫困的哲学》）。
他认为，这些观念是由少数英雄人物即所谓“社会天才”创造的，或是“上帝启示”(见《贫困的哲学》）的结果，而人民群众只“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转引自《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2页)。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蒲鲁东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9页)。
蒲鲁东就以这种有本事的学者自居，狂妄自大地对以前的一切权威“都持同样的轻蔑态度，他把过去的全部历史一概贬为荒诞无稽的东西，而把自己则誉为新的救世主”(恩格斯：《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70页〉。这正是他的反动唯心史观的大暴露。
第二，顽固地维护小私有制，竭力主张建立以个人所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蒲鲁东力图保持小资产者的太平盛世，他从这种主观愿望和反动的唯心史观出发，把抽象的、超阶级的“自由”、“平等”、“独立”说成是“人类普遍理性”的最高要求，把维护小生产私有制作为他终生奋斗的目标。
他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贫富不均，违反“平等”原则；而共产主义要消灭一切私有制，则是违反“自由”和“独立”原则的。因此，他的任务就在于设计和创立一个综合“平等”和“独立”的、超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形式。这种社会形式就是蒲鲁东“恩赐”给人类的“伟大”救世良方，即以个人所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
蒲鲁东幻想：在这个美妙的“互助制”社会里，每个人制造出的产品，既可以自己用来消费，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交换，以另一种产品的形式补偿自己劳动产品的十足价值。这样，小资产者所理想的最好的世界就在地球上建立起来了(参见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8页)。
恩格斯指出“蒲鲁东的拯救社会计划是完全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幻想”，“目的是要把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41、530页)。这是妄图用小私有制的普遍化来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反动空想。
第三，宣扬改良主义，鼓吹建立“人民银行”是实现“互助制”社会的根本途径。蒲鲁东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源，不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而在于货币、借贷资本、利息的统治与剥削，正是这些交换关系破坏“永恒公平”，阻碍劳动者得到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
因此，他主张由劳动人民入股建立“人民银行”，由“人民银行”对工人发放无息贷款，协助工人开设合作社、作坊和小工厂，逐渐地使所有的无产者都有工作，都变成小业主；同时“人民银行”还收购一切产品，发给劳动者一种证券，作为劳动货币，劳动者就凭这种证券进行产品交换，取得自己需要的其它产品。
在蒲鲁东看来，这样通过“人民银行”进行有组织的、不用货币的产品交换，就可以避免商业资本的中间剥削，消除掉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弊病，给社会带来平等，保证生产者的“独立”和“平等”；另外，通过“人民银行”协助工人变成小业主，又可以逐步把国内的所有生产资料收买到工人手里来，这样便实现了他所理想的“互助制”社会。(见《社会问题的解决》)
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蒲鲁东“想把生息资本看做资本的主要形式，并且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和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6页)
因此，“他的整个银行制度，他的整个产品交换制度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蒲鲁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58页)
第四，鼓吹阶级调和，反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蒲鲁东从他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认为“法国是由三个阶级构成的：(1)资产阶级；(2)中等阶级(小资产者)；(3)无产阶级。历史的目的，特别是革命的目的，就在于把两极——第一个和第三个阶级——溶解在第二个阶级之中，即中庸之中”(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65页)。
因此，他极力宣扬阶级调和与和平革命，鼓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提高认识，携手合作”(见《贫困的哲学》)，反对无产阶级进行任何政治斗争，特别反对无产阶级从事暴力革命。
他不仅公开叫嚷工人“决没有他们所指望的结社权”，工人“罢工是非法的”(见《贫困的暂学》)；而且丧心病狂地赞成反动政府用暴力镇压罢工，屠杀工人。
他诬蔑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是“诉诸霸道”(见《给马克思的信》·一八四六年五月十七日)；并起劲地鼓吹革命应该是“和平的和不流血的”，“为了胜利不应该损伤哪怕一个公民的头上的一根头发”(见蒲鲁东一八四九年一月在国民议会的演说)。
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完全象一个政治上的空论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做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做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9页)。
所谓“平衡”就是妄图取消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永远维持有产阶级的统治，使无产阶级永远遭受剥削与压迫。这是十分反动的。
第五，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鼓吹无政府主义。蒲鲁东认为，国家是由家长制传统和宗教思想产生的，“就其原则的本质而言国家是反革命的”，“政权是暴政工具和堡垒，而政党则是它的生命和思想”(见《一个革命家的自白》)。
所以他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反对无产阶级组织政党，提出“打倒政党，打倒政府”(见《一个革命家的自白》)的无政府主义口号。
他说：“没有政权，没有政府，哪怕是最人民的政府，——这就是革命。”(见《一个革命家的自白》)这表明蒲鲁东是极端仇视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蒲鲁东的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和主张，是从施蒂纳那里承袭来的。
马克思指出：“没有权威的社会。废除迷信、司法、行政、警察、国民教育、战争、海军等等。各个方面都带有施蒂纳式的词藻。”(《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五一年八月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22页)
蒲鲁东虽然吸取了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词藻，到处兜售无政府主义，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泰然自若地忍受法国专制制度的反动统治。这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既对现存的政权不满，想否定它；又惧怕它，并对它存有幻想，因而俯首帖耳地服从它。
概括说来，蒲鲁东主义的核心，就是幻想通过和平改良和复旧倒退，实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蒲鲁东“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一八六六年十月九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1页)。
他妄图逆转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退回到单独生产、手工劳动的状态中去，也就是幻想恢复已经灭亡和正在灭亡的小手工业生产制。
“因此，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织机以及其他一切伤脑筋的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可靠的手工劳动上去。”(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9-480页)
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如果这个蒲鲁东主义的反革命一般真能实现，世界是要灭亡的。”“但是蒲鲁东忘记了，要实现这一点，他首先就必须把世界历史的时钟倒拨一百年”(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80、483页)。
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为了实现这种反动幻想，蒲鲁东“诉诸资产阶级”(《恩格斯致马克思》·一八五一年八月二十一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34页)，力图缓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并幻想依靠资本主义制度来实现他先验地构想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结果客观上只能起保存和“健全”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使无产阶级永远受资产阶级的奴役。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所有这些是想从理论上拯救资产阶级的最后的尝试”(《恩格斯致马克思》·一八五一年八月二十一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34页)。
由此可见，蒲鲁东主义又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总之，“蒲鲁东主义的实质——整个蒲鲁东主义首先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场论战”(《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五一年八月十四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29页)。
蒲鲁东主义产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法国，泛滥五十至六十年代，对法国、西班牙、瑞士、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工人运动都发生过较大的影响。这些都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资本主义在西欧已经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在法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发展后进的国家里，小资产阶级还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以法国为例，直到一八六六年首都巴黎的全部四十四万二千多工人中，在大企业做工的还不到五万人。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小农和小手工业者陷于破产和濒于破产。这些小生产者既饱尝了资本主义发展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和疾苦，更惧怕落入无产者的行列。因此，他们非常渴望免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保持或恢复小私有者的经济地位，幻想有一个小生产者永世长存的和平盛世。
蒲鲁东炮制的一整套改良主义思想和计划，正适应了这些小生产者的要求，代表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反映了他们的主观愿望；同时，在客观上也符合了希望在保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消除某些资本主义弊病的资产阶级改良家们的要求。这就是蒲鲁东主义产生的阶级根源和广泛传播的社会基础。
当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各种矛盾日益暴露，阶级斗争日趋激化，反映各个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思想观点在社会上百家争鸣，其中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很有影响的改造社会的思潮。
所以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改良家们也打起社会主义的招牌，企图鱼目混珠，把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引入歧途。这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不仅在法国比较流行，而且在西欧其他许多国家中也普遍泛滥。蒲鲁东主义就是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广泛流传，并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
席卷欧洲大陆的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政治上的反动笼罩了整个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反动势力相勾结，扼杀民主，镇压无产阶级，“大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刊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子弟在绝望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去”(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1页)，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特别在法国，一八四八年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的白色恐怖非常猖獗，无产阶级受到严重的摧残。这种反动形势也为蒲鲁东的改良主义计划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播造成了条件和机会。所以恩格斯称蒲鲁东是“第二帝国的社会主义者”（《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91页)。
蒲鲁东主义的传播和影响，给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障碍和危害。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蒲鲁东造成了很大的祸害。受到他对空想主义者的假批判和假对立的迷惑和毒害的……，首先是‘优秀的青年’、大学生，其次是工人，尤其是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巴黎工人”(《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一八六六年十月九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1页)。
因此，“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马克思：《关于“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金集》第19卷第248页)，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必须断然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蒲鲁东主义决裂。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对蒲鲁东主义的荒谬性与反动性积极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经历了三个时期：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道路问题的斗争；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基本路线问题的尖锐斗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蒲鲁东主义被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彻底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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