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〇年，胡适为了要把自己的文章普及到“贫寒的中学生”中去，在十二册《文存》中“精选”出一册选集，据说，里边大多是“少年朋友们”在课外“能全读”的短文。
但是，奇怪的是，一篇冗长异常的《红楼梦考证》竟然也破例入选，占据了整本选集的四分之一篇幅。他还生怕不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又在选集的前面作了一番自我介绍，声称这篇文章非同小可，其中光“考证两个年代”，就“经过七年的时间”！
胡适对于自己的文章，向来是认为字字珠玑、篇篇精采，不大厚此薄彼的。而《红楼梦考证》却受到了特殊的待遇。据胡适自己说，这是为了想通过它“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
考证一下《红楼梦》，可以传授“防身的本领”，这倒是有点出人意料之外的。胡适究竟在《红楼梦考证》里卖什么药？他“防”什么？怎么个“防”法？要解开这些谜，先得看看他到底“考证”出了点什么。
耐着性子把这篇连正文带附录拖拖拉拉共有一百多页的长文读完，发觉他“考证”出来的东西实在不多。
“贾宝玉即是曹雪芹”，《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因此，它的价值只不过是“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这是胡适“考证”下来的一个根本结论。
在这里，胡适仅仅是不懂得文艺的典型性和社会意义吗？不是。为了宣扬易卜生的极端个人主义，他不是说过易卜生写一个娜拉，写一个家庭，实际上是“写近世的社会”吗？他所以要对《红楼梦》作相反的论断，是因为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使他感到害怕。
曹雪芹在两个世纪前就为封建制度唱了挽歌，描绘了一幅那个腐败社会分崩离析的生动图景，这对到了二十世纪还在为封建制度唱赞歌的人们，不能不形成一种辛辣的讽刺。
历来的反动派都不敢正视和承认《红楼梦》所表现的封建社会走向崩溃的必然趋势，更不愿接受这部形象化的历史教科书对他们的无情嘲弄。
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分化，胡适和他所隶属的买办资产阶级已公开与封建势力结成同盟，不惜公然为封建制度张目，他们自然就容不得《红楼梦》了。
在胡适以前无数封建卫道者订“章程”、发“通告”，扬言非烧光世间的《红楼梦》不可。受过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熏陶的胡适毕竟比他们聪明，他的武器不是一蓬火，而是所谓“考证”，“考”来“考”去，一笔抹杀了《红楼梦》的全部社会意义。
试想，一个破落公子的“自叙传”，还有什么重大的社会意义可言？一部“平淡无奇”的“消闲书”，还有什么深刻的政治内容可寻？胡适以为，这么一个断语一下，自可以瞒天过海，《红楼梦》也就不焚自毁了。
但是，《红楼梦》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却是人所共见的事实。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呢？它究竟以什么内容震动了人们？胡适回答说，是“闺友情”。这是他“考证”的又一“成果”。
“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周扬之流老喜欢用这句话来附和胡适。其实，应该说用超阶级的所谓“爱情”来取消《红楼梦》反映的社会阶级斗争内容，倒是反动派一大堆“考证”“研究”文章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胡适的前辈把这部小说贬斥为“调情博趣”的“淫书”，也正是服从这个“主题”的，只不过作为买办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胡适干得更自觉、更“现代化”一点罢了。
《红楼梦》真正的生命力何在？在于它形象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也即在客观上展示了这个社会必然崩溃的原因。看不到阶级斗争，就没有读《红楼梦》。胡适凭着他反动阶级的嗅觉，应该说是“读懂”了一点，因此他也着慌了。
他怎么能容忍曹雪芹把荒淫无耻的封建主子和完全丧失人身自由的丫头奴仆对照起来表现？
怎么能同意《红楼梦》把贾珍、贾政剥削黑山村农民的事实、王夫人逼死晴雯的罪恶展现在读者面前？
胡适完全能预料：人们一旦用阶级和阶级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将会对他和他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造成多大的威胁。
因此他面临着这样一个任务：必须用唯心史观、人性论等等来取代阶级斗争，把《红楼梦》中反映的阶级斗争内容“考证”掉。幸而作为封建阶级文艺家所写的一部作品，《红楼梦》毕竟还有不少消极的东西，如唯心主义的色空观念等可供胡适利用。
于是他就扩大、渲染小说中的消极部分，特别是用一块粉红色的“闺友闺情”的纱幕来遮盖一切，这样，四大家族的衰亡史变成了一部低级的“风流艳史”，奴隶们的呻吟和哭泣销声匿迹了，几十条人命的血泪账也被一笔勾销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趋势更变得毫无根据了。
那么，曹雪芹花了“十年辛苦”来表现这种“闺友闺情”的目的又是什么？胡适甩出他另一个“考证结论”，说是为了“深自忏悔”。
他所说的仅仅是所谓“情场忏悔”吗？不是。他和他的信徒们多次宣扬，《红楼梦》表现了酿成“爱情悲剧”的一种“自然趋势”，展示了“色归于空”这条天地间不可抗拒的“铁则”；既然又是“自然趋势”，又是不可抗拒，那还有什么好“忏悔”的？显然说不通。
人们懂得，“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在曹雪芹笔下，所谓“情场”，并不是抽象的，更不是漫无边际地铺展于全书的，而是社会政治斗争战场的一角。
宝、黛的爱情，也不是能离开了这场大斗争所能褒贬扬抑的。就其积极方面来说，这是他们与封建礼教发生直接冲突的叛逆思想的一部分。
因此，胡适讲“情场忏悔”，实际上是在宣扬向封建礼教“忏悔”，向官场“忏悔”。质言之，贾宝玉、林黛玉要向贾政、贾母、王夫人“忏悔”，向“天恩浩荡”的“圣上”“忏悔”！图穷而匕首现。
“考证”到这一步，胡适的用意就显示得更加明白了。在《红楼梦》中，贾政不是时常对贾宝玉发出一声声“断喝”，“众清客”不是时常劝贾宝玉要“断不似往年”吗？
这些软软硬硬的“劝悔”声音，竟在胡适的“考证”中再现了。胡适和贾政抱到一块儿去了。这真不失为《红楼梦》研究史上的一件趣事。
更有趣的是，胡适在写作《红楼梦考证》那个时期，“忏悔”二字并非此处独用，而是到处兜售，赏玩不已。
他竭力动员曾参加过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忏悔”，不该让政治热情妨碍了读书；甚至他出的大学试题也变成了“近年来学生运动的教训”之类“忏悔”式的题目。
总而言之在胡适看来，无论在小说里，在现实中，无论在古代，在眼前，反动统治阶级的叛逆者都有罪，必须“深自忏悔”。这是这位“哲学博士”坚信不疑的哲学。
将《红楼梦考证》“提炼”一下，除了一些“年代”和“版本”之类，基本内容无非就是上述几条。据说，这是完全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办法求得的。
胡适曾把自己的这种“考证”方法称之为“剥皮主义”，所谓“譬如剥笋，剥进去方才有笋可吃”。好一个“剥皮主义”！
请看，“剥”了第一层“皮”，《红楼梦》成了一部“平淡无奇”的个人“自叙传”；“剥”了第二层，成了一部庸俗不堪的言情小说，“剥”到第三层，竟成了一部保卫封建制度、批判叛逆者的反动小说！
胡适的具体“剥”法是：先根据自己阶级利益的需要，“设想”《红楼梦》应该是一副什么样的面貌才称心合意，这就是“大胆假设”。
紧接着就翻书，东寻西觅、捕风捉影地抓来几条对“假设”有利的“材料”，于是，假设就成了结论。这就是“小心求证”。
这样几下一来，《红楼梦》的真实面貌，总算被他“剥"得一干二净了。但是，平心而论，胡适倒也并非是在东挠西抓地乱“剥”。从反对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和分析一部历史小说，到抹杀它社会政治斗争的内容，最后达到维护反动统治的目的，这么一个“考证”路子，每一步都有着一个明显的对立面，那就是马列主义。
在这里，不妨顺便注意一下胡适的写作日期。《红楼梦考证》的初稿完成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底，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三个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胡适急忙又修改此稿，于同年十一月完成改定稿。
在党成立前后这个风起云涌的革命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迅速传播使胡适慌了手脚。他在哲学、历史、文学等各个领域里都拼命抵抗。在古典文学中他选了几部社会影响较大的小说作为自己的抵抗阵地。
他也“考证”过《水浒》，从中宣扬了“强盗绝灭之后天下方得太平”的反动思想，露骨地诋毁无产阶级革命。
到后来，还竟心血来潮“改写”了《西游记》的第九十九回，编造了一个“唐僧割肉超度鬼魂”的情节，要中国人民放弃阶级斗争，自愿地割下身上的肉去饲养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矛头仍然指向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这中间，《红楼梦》的重大政治价值使他看到了这场抵抗战的重点所在，因此“考证”起来特别卖力气。这一切难道真如他所说，是出于“业余”的文学兴趣吗？显然不是。他明明是在从事一项紧张的政治活动！
现在，回过头去，我们可以完全解开“防身的本领”这个谜了。他“防”什么，怎么个“防法，都已一目了然。一句话，用反马列主义的方法，得出反马列主义的结论，从而为“少年朋友们”做出一个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防御马列主义的榜样，这就是《红楼梦考证》的全部秘密。
这个“秘密”，在他文章中本来已经是“呼之欲出”的了，但他却一直怕别人看不穿，误解成“纯学术”的东西，着实担心了好些年。
最后终于又郑重其事地作了这样的“补充说明”，“少年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
不受谁惑？胡适干脆点破了：“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不算好汉”。这是说得再明白也没有的了。对于那些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不问政治、眼光不越大观园围墙一步的人来说，胡适的这番话，大概很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吧。
胡适的自白还揭示了一个至今仍值得我们重视的事实：从他开始，《红楼梦》研究的阵地，就成了一个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交锋的战场。这是五四以后，尤其是党成立以后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里两种思潮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以胡适为开端的所谓“新红学”的发展过程，正好与中国现代史上反马列主义思潮的蔓延过程“交相辉映”，这并非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世界上决不存在一种与当时当地的社会思潮完全无缘的“纯粹的”“学术研究”。说有，是骗人。胡适不是说他考证《红楼梦》时既“撇开成见”，又“搁起感情”，甚至宣布“我自已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吗？但这种“最客观”“最科学”的“研究”结果，我们已经领教了。
无产阶级研究《红楼梦》，就象它研究过去和现在的其他一切事物一样，用的思想武器必须是、也只能是马列主义。与胡适的反动行径针锋相对，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统帅《红楼梦》的研究工作，并得出马列主义的结论，这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只有这样，才能恢复这部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真面目，使我们从中获取丰富的历史知识，进一步理解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有助于参加当前的现实斗争。
当年，共产主义者鲁迅在批判胡适、梁实秋一伙散布的“人性论”时，用马列主义的阶级论分析《红楼梦》，又用《红楼梦》的材料阐发阶级论，产生了巨大的战斗力和深远的影响，就是一个极好的榜样。
要知道，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现实作用，胡适才不得不“防”来“防”去地要忙碌一番啊。相反，如果有谁上了胡适的当，把马列主义的研究方法看成一种需要“撒开”的“成见”，而想在《红楼梦》中寻找不带“阶级的尘屑”的人物，探求能“打动全人类心灵”的感情，那么，胡适和他所隶属的阶级就立即会兴高采烈地来牵你的鼻子。他自己不是声明说“不想牵”吗？请千万不要上当.那只不过是一张“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招贴罢了。
当然，说到底，胡适一伙毕竟也“牵”不走多少人。在马列主义广泛传播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想在“红楼梦研究”的招牌底下留下一块反马列主义的阴暗角落，这种企图，终究要被广大人民群众识破并粉碎的。
过去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毛主席十多年前发动的“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今天还在不断深入。
胡适的阴魂也罢，他的信徒们也罢，纵然再施展一百套“防身的本领”，再故作亲热地叫上一千声“少年朋友们”，也完全是徒劳的了。至于用“不算好汉”之类的“激将法来挑逗人们，那就更显其愚蠢而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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