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乃至政党，集体腐败变质，叛变投降，引起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巨大损失，该如何来预防呢？苏联及东欧剧变，中国特色化就是例证。毛主席提出文化大革命，隔几年来一次，直至现在才看出来其真理性和前瞻性。由人民监督政府的最高境界，就是掀起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推翻官僚阶级。——这立足于官僚阶级并不认为自己是官僚主义，也不认为自己是在背叛的前提下。
列宁同志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对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析，主要针对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前夕以及夺取政权近后的时间里，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这无疑都是正确的。
毛主席在中国解放以后，思考执政的共产党人如何长期、高效执政的问题，做了很多理论思考和探索，包括三反五反、社教、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提出了继续革命理论，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长期执政的共产党组织，就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做出了伟大探索。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告诉人们：命运不是掌握在他人手里，而是掌握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手中，一旦中央出了修正主义【领袖变修】，党内出现了走资派【政党背叛】，群众是可以造反的【群众的反作用】，是可以组织力量，把失去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的。
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虽然处于低潮，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也大多复辟了资本主义，然而，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归宿，是必然要实现的，所以不管是原有的资本主义，还是由社会主义倒退回去的资本主义，都要经过共产主义革命的洗礼，躲是躲不过去的。
也许由社会主义复辟回去的资本主义，因为有过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在接受再次革命的洗礼中，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可能会顽抗的非常剧烈，那也没有什么，无非是无产阶级革命人民的血流得更多一些，在革命的道路上遗留下革命者的尸骨更多一些，结果是一样的，革命者的血和尸骨把他们埋得更深一些罢了。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资产阶级，垄断的，寡头的，买办的，官僚的，终究是一定要被革命的。
当然，也许不一定顽抗。
不管如何，无产阶级革命不管经历多少次，无产阶级总要在理论上、组织上首先武装自己，纯洁自己，以为革命的成功做好准备。
下面是学习列宁同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五、六部分的笔记（1-14），并摘录了魏巍同志在110周年发表的纪念文章《论毛泽东晚年》的部分论述（15-18），分享给各位同志。
“——”起头的自然段，是我的一些体会，“【】”内的文字，也是我补充的理解。不妥之处还望批评指教。
1
德国共产党人把自己叫作“原则上的反对派”，但他们完全具有“左派幼稚病”的症候。有一个《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之分裂》的小册子是这样表述他们的观点的：
“共产党是进行最坚决的阶级斗争的政党……”
“……就政治方面来看，这个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现在发生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是专政的执行者，是共产党呢，还是无产阶级？……原则上力求实现的是共产党的专政呢，还是无产阶级的专政？”……
——是的，这个问题，在21世纪，在我这里，也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在中国的复兴时代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吗？实行的是共产党的专政吗？我显然也犯了幼稚病，不知道属不属于左派，是不是已无可救药。
2
“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这种问题的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
——这里需要再进一步明确的是，这个称为领袖的集团，是一定具有坚定的阶级意志、革命操守和党性原则的。如果不具备这个基础条件，就不能被称为领袖。现在我们应该思考的是领袖叛变了怎么办？一个领袖叛变了，影响一个领袖集团，一个领袖集团叛变了，影响一个政党，一个政党叛变了，影响一个阶级。领袖叛变的事情在革命历史上层出不穷，关键是领袖集团，或者政党，或者阶级，如何清除掉这个叛变的领袖、叛变的领袖集团、叛变的政党。
3
为什么不要这简单明了的道理，却要来一套胡说八道呢？一方面，大概由于党的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的迅速更替，破坏了领袖、政党、阶级之间的普通、正常和简单的关系，把人们的事项弄糊涂了，限于困惑莫解的地位。在德国，人们过分习惯于合法状态，习惯于由政党按期举行的代表大会遵照正确手续来自由地选举“领袖”，习惯于通过议会选举、群众大会、报刊以及工会和其他团体的情绪等方便办法来检阅各政党的阶级成分。但是，由于革命的急剧发展，内战的扩大，不得不抛弃这种通常的工作方式，而迅速转为交替使用合法的方式和不合法的方式，二者结合使用，采用“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方法来推选、组成和保留“一批领袖”，在这个时候，人们张皇失措，臆想出了荒谬绝伦的东西。
另一方面，很明显，这不过是不加思索，胡乱使用“群众”和“领袖”这类现代的“时髦”字眼而已。这些人时常听到并且切实学会了怎样攻击“领袖”，怎样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
在帝国主义战争末期和战后时期，在一切国家里，“领袖”和“群众”的分离表现得特别明显和突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1892年间曾以英国为例作过多次说明。英国的垄断地位使“群众”中分出一部分半市侩的机会主义的“工人贵族”。这种工人贵族的领袖总是投奔到资产阶级方面，直接间接的接收资产阶级豢养。马克思所以光荣地被这班混蛋们痛恨，就是因为他公开地指责他们是叛徒。
——这就是领袖不配为领袖的社会现象，投靠到资产阶级方面，直接间接地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豢养。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
4
最新的（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替某些先进国家创造了垄断的特权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国际内到处出现叛徒领袖、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这班家伙，他们只顾自己本行业的利益，只顾工人贵族自己本阶层的利益。于是机会主义的政党就脱离了“群众”，即脱离了最广大的劳动阶层，脱离了多数的劳动者，脱离了工资最低的工人。不同这种祸害作斗争，不揭露这些机会主义的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使他们大丢其丑，并且把它们驱逐出去，革命的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为此竞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来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
——尽管荒唐可笑，但确实面临以下问题：人们应该如何评价领袖，不合格的领袖如何才能在危害尚小的情况下就引起注意和防范，而不是造成重大路线、方向错误时才说领袖叛变，领袖不合格？一句话，领袖不被监督，是无法杜绝其垄断特权地位的，而监督，执行党的纪律的监督群众，对领袖而言，天然的处于弱势的地位，其监督的成效是很有限的。
5
否认党性，否认党的纪律，——这就是从反对派那里得出的结论，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
——是的，党的纪律、党性，是最后一个屏障。针对违纪的党员，有党的监察机关进行监督处理。但是针对集体违纪，也就是集体丧失党性，背叛投敌的领袖集团，党的纪检部门还能有所作为吗？
6
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否认党性，就意味着不是从资本主义奔溃的前夜（在德国）跃进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跃进到中级阶段，而是跃进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最高阶段，阶级消灭了，党也消失了，党性自然没有了】。在俄国采取的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还要存在好多年。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
无产阶级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谁要是把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党的领袖做了这种削弱无产阶级纪律的事，该如何处置呢？如果领袖团体都这么干，又如何处理呢？苏联社会主义失败，中国社会主义失败，东欧社会主义失败，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谷，都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集团和领袖人物，削弱了党的纪律，丧失了党性原则，自甘堕落成为资本主义的奴仆所致的。
7
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的迅速更替，使我们必须把总指挥部即党的领袖们特别“隐藏起来”，藏得特别秘密，这有时就使我们党内产生十分危险的现象。最糟糕的就是1912年奸细马林诺夫斯基混进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他断送了几十个几百个极优秀极忠实的同志，把他们送去服苦役，使其中许多人早死。他所以没有能够造成更大的祸害，是因为我们的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得正确。
——我们中国，因为有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极不成熟的领袖，走了多少弯路，洒了多少热血呀。比如土地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妥协、李立三的冒进、向忠发的叛变、顾顺章的投敌、王明的冒险和投降，博古的左倾，张国焘的叛变，确实经过了千回百折，才有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可是新中国依然不太平，领袖集团不得消停，野心家和奸佞小人一手遮天，肆意妄为，如搞修正主义的，野心膨胀的，篡权政变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给新中国带来了更深的灾难！千百万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被颠覆、被背叛了！无产阶级由统治阶级沦落成了被统治阶级。
——如何防止领袖背叛，如何清洗背叛了的领袖集团，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8
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的关系现时在我国具体表现如下：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受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实现的。
——专政是阶级的专政，是通过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通过苏维埃组织实施的。
根据最近一次党的代表大会（1920年4月）的统计，我们党有党员有六十一万一千人。十月革命前后，党员人数变化很大；以前，甚至在1918年和1919年，党员人数还比现在少得多。我们怕把党过分扩大，因为那些趋炎附势、巧于钻营的人，对于执政党一定会设法钻营依附，而这些人是只配枪毙的。最近一次我们大开党门（仅仅是对工农），是在1919年冬天在尤登尼奇离彼得格勒只有几俄里、邓尼金攻占奥勒尔（距离莫斯科约三百五十俄里），也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危在旦夕的时候，这时候野心家、趋炎附势和巧于钻营的人，以及一般不坚定的人，是绝不可能指望加入共产党来获得飞黄腾达的机会的（因为这样更可能会受到绞刑或拷打）。
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每一千个党员选一个代表参加），由大会选出十九人组成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领导日常工作的是更小的集体，即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每局各五人，由中央全会选出中央委员组成。这样看来，就成为真正的“寡头政治”了。我们共和国的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指示，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
——党建工作，在革命困难、艰难、危险的时候扩大党的组织，是有利的，在革命顺利、即将胜利、或者已经胜利以后，扩大党的组织就要特别谨慎。任何时代、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会有野心家、趋炎附势和巧于钻营的人。
——事物发展有新陈代谢，也在推陈出新，老人手逐渐离开，新人手必然要上位。所以在胜利时期，在执政时期，老人手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任务是选人、用人。如果被野心家、趋炎附势和巧于钻营的人篡夺了领导权，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被颠覆，历史教训十分深刻。
9
党直接依靠工会来进行自己的工作。最近一次工会代表大会（1920年4月召开）的统计，现在工会会员已经超过四百万。工会形式上是一种非党的组织，而实际上绝大多数工会的领导机构，首先是全俄总工会的中央机构或常务机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都有共产党员组成，执行党的一切指示。总之，这是一个形式上非共产党的、灵活的、比较广泛的、极为强大的无产阶级机构，党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同本阶级和群众取得密切联系的；阶级专政砭石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这个机构来实现的。
——脱离了工会，党就脱离了本阶级，也就脱离了群众，就不能有效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党必须与工会结合，才能溶入本阶级和群众中间，才能依靠本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实行专政。
——工会必须是党领导的工会。总工会一定是党领导的，基层工会，是否也是党所领导的，关系着党是否脱离群众。如果基层工会脱离党的领导，或者党不屑于领导基层工会，无产阶级专政的群众基础就消失了，专政也就实行不了了。
10
如果没有同工会的密切联系，没有工会的热烈支持，没有工会在经济建设方面，以及在军事建设方面奋不顾身的工作，那么别说我们能管理国家和实行专政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不成。
要有这种极密切的党同工会的联系，除过进行复杂多样的宣传鼓动工作，参加工会的会议和组织活动以外，还要跟孟什维克作坚决的斗争，他们还有一些信徒，鼓吹工会“独立”，暗中破坏无产阶级纪律，维护资产阶级。
11
我们认为通过工会来联系“群众”还是不够的，在我们的革命中，实践创造了一种机构，这就是非党工农代表会议，我们正在全力支持、发展和扩大这种机构，以便考察群众的情绪，接近群众，满足群众的需要，从群众当中选拔优秀的人才来担任管理国家的职务等等。最近颁布的关于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工农检查院”的法令中，曾经规定这种非党的代表会议有权选出国家监察委员来担任各种检查工作等等。
12
其次，党的全部工作当然都是通过不分职业而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苏维埃来进行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这种民主机构就是在资产阶级世界中最好的民主共和国里也从来没有看见过。通过这种代表大会（党对这种代表大会极为重视），以及通过经常把觉悟工人派往乡村担任各项职务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实现城市无产阶级的专政，对富有的、资产阶级的、进行剥削和投机的农民展开经常的斗争等等。
13
“从上面”来看，从实现专政的时间来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整个机构就是这样。我们相信读者一定会懂得：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既然熟悉这种机构，并且观察过这种机构是怎样在二十五年内从不合法的地下小组成长起来的，那么在他看来，什么“从上面”或者“从下面”，什么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等等议论，就是一些幼稚可笑的废话。
——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工会、非农代表会议等组织与自己的阶级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利用苏维埃组织群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中，党的领袖和领袖集团是舵手的角色，他们对路线和方向负责并承担责任。
14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
——犯了严重路线、方向错误以后，死不悔改，甚至指鹿为马，包庇错误，打击正确，这样的领袖集团不是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的领袖集团，这样的政党不能代表无产阶级，不能代表人民群众。
15
从1962年起，毛主席就经常提醒全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1963年又郑重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的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1963年5月9日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
——毛主席在这里说的，是革命成功以后，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可能在面临不同于革命年代的压力下，发生蜕变的问题。如果丧失初心，缺乏坚强的党性原则，不执行党的铁的纪律，就会发生这种领袖和领袖集团叛变，背叛本党、本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历史倒退。
16
1963年11月，毛主席在接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等人的谈话中就说：“对待反革命分子，对待贪污分子用行政的办法是不行的，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门，同党的工作，同群众的工作结合起来，这样比较好一些。比如讲，铺张浪费，贪污分子一般说靠行政是整不好的，他们就是怕群众，叫做上下夹攻，他们就无路可走了。”
——这里体现出群众对政党、对官吏、对领袖、对领袖集团的反作用。领袖、领袖集团来源于人民群众，但是人民群众有权罢免他们。
17
毛主席说：“就是用教育的方法改造人。第一条，就是我们要相信群众。第二条就是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劳动力，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杀掉，他们的家庭和生产队就丧失了这些劳动力。第三条对于他们的子女不好做工作，他们的子女要恨我们。所以用教育的方法来改造，就可以避免了。我们相信群众是可以把他们教育好的。”
——这是完全正确的，对于中基层的反革命分子、贪污腐败分子，群众教育是有效的。对于高级领导干部，领袖，甚至领袖集团，群众也能够把他们教育好。同时，为了以儆效尤，对于高级的、罪大恶极的叛徒和腐败分子，杀掉也是需要的，比如俄国的马林诺夫斯基，在德国被俘，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回到俄国，就被无产阶级给专政，枪决了！
18
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告诉人们：命运不是掌握在他人手里，而是掌握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手中，一旦中央出了修正主义【领袖变修】，党内出现了走资派【政党背叛】，群众是可以造反的【群众的反作用】，是可以组织力量，把失去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的。
——总之，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工会、非农代表会议等组织与自己的阶级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利用苏维埃组织群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中，党的领袖和领袖集团是舵手的角色，他们对路线和方向负责并承担责任。
2024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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