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工人运动暂受挫折，英国工人运动由于工人贵族的出现和工联主义的影响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德国的工人运动则跃居前列。
这是因为，德国由上而下地实现了统一、建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帝国以后，资本主义的工业飞快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迅速壮大，加上一八七三年爆发的经济危机，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而德国无产阶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早在一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纳赫派），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有了广泛传播。
德国无产阶级根据多年斗争的经验教训，迫切要求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过去爱森纳赫派曾多次向拉萨尔派建议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但都遭到无理拒绝。由于爱森纳赫派路线正确，在德国影响越来越大而拉萨尔派由于路线错误，越来越不得人心。
一八七四年国会选举中，爱森纳赫派有六人当选，拉萨尔派只有三人当选，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德国广大无产阶级日益拥护爱森纳赫派，反映了拉萨尔派的日益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一八七四——一八七五年初，拉萨尔派为了保持自己在工人运动中摇摇欲坠的地位，并妄图篡夺德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一反常态，主动要求和爱森纳赫派合并。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非常重视，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两派的合并，但是他们特别提醒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拉萨尔派现在自己来谋求和解是因为他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二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6页）。
是统一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基础上呢，还是倒退到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上呢？这是最关键的问题。革命者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页）。
“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二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7页）。
马克思非常重视纲领问题，认为制定一个原则性的纲领“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页）。
如果新的纲领不能“超过爱森纳赫纲领，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页）。
但是，李卜克内西急于追求形式上的团结，背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派的头目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共同起草了一个纲领草案，即《哥达纲领（草案）》。
一八七五年三月，当马克思、恩格斯从报上看到发表出来的纲领草案时极为愤慨，立即给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写信指出：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页），“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二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页），是“道地的拉萨尔主义”（《恩格斯致卡·考茨基》·一八九一年二月三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2页）。
纲领草案承袭了拉萨尔关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铁的工资规律、自由国家、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普选权、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等等一整套机会主义的思想和政治路线。
这完全是鼓吹投降主义、社会改良和阶级合作，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维护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恩格斯后来尖锐地指出，由于接受了拉萨尔派的全部谬论，“爱森纳赫派事实上已成了拉萨尔派，至少从他们的纲领来看是如此”（《恩格斯致奥·倍倍尔》·一八九一年五月一——二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87页）。
总之，这个纲领草案在理论上是对《共产党宣言》、《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背叛，甚至同一八六九年通过的爱森纳赫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相比，也是一个倒退。
在实践上，纲领草案是对巴黎公社革命和奔腾向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反动。它是处于绝境的拉萨尔派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革命实践的大反扑，是爱森纳赫派的某些主要负责人“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们无条件投降”（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页）。
马克思在四、五月间，抱病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这个纲领性文献，对纲领草案进行了逐条逐句甚至是逐字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纲领草案的批判，对拉萨尔派和拉萨尔主义进行了总清算，为我们提供了批判投降主义的光辉范例。
《哥达纲领批判》是继《共产党宣言》之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纲领的最重要著作。
马克思深刻批判了拉萨尔鼓吹的“公平的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假社会主义谬论，第一次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个阶段的学说。
拉萨尔鼓吹的“公平的分配”，不过是庸俗社会主义者的老调重弹。这一谬论否认分配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颠倒了法权观念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消灭私有制，把工人运动引入歧途，以便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拉萨尔鼓吹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是完全违背社会再生产原理的，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只不过是一种反动的空想。
马克思在对上述谬论的批判中，深刻阐明了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他指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由于它“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实行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就是这种痕迹的重要表现。“按劳分配”虽然实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它所体现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
“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
“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
因为有的人劳动力强些，有的弱些；有的家庭人口多些，有的少些，每个人的富裕程度不可避免地还会有差别，因而还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
马克思在肯定“按劳分配”的历史作用的同时，指出它是一种“弊病”，“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要不断革命，从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获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的“自由国家”的反动谬论时，极大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拉萨尔的“自由国家”，不过是地主资产阶级可以自由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它的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和历史任务，根据历史经验尤其是巴黎公社的经验，预见到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目标，必然要遭到资产阶级的拼死反抗。
因此，马克思在驳斥拉萨尔“自由国家”的反动谬论时，第一次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其所以需要无产阶级专政，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二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光辉思想是我们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批判了拉萨尔主义的一系列反动谬论。
如揭露了拉萨尔只攻击资本家不攻击地主的反动实质，阐明了地主、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
批判了拉萨尔鼓吹的分配决定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原理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
批判了拉萨尔鼓吹的“反动的一帮”的谬论，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学说；
批判了拉萨尔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阐明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批判了拉萨尔炮制的“铁的工资规律”，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
指出无产阶级只有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才能获得解放，批判了拉萨尔唯心主义国家观；
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观，批判了拉萨尔鼓吹“直接普选权”和“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实现社会主义的谬论；
维护了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的原理，强调社会主义只能“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页）产生。
拉萨尔的谬论，集中到一点，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这充分暴露了拉萨尔主义维护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极右的阶级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在两派合并大会召开之前，就把批评意见寄给了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希望他们增强识别能力，坚持革命原则，修正错误。
但是李卜克内西等人拒不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他们对纲领草案只作了细小的个别文字上的修改，就在一八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在哥达城召开的两派合并大会上匆忙通过。
在这个合并的大会上，爱森纳赫派不但在纲领上表现了向拉萨尔派的投降，甚至在组织上也让拉萨尔派占据了多数和重要位置。合并后党的领导机构由五人组成，拉萨尔派占三名：第一主席（哈森克菜维尔）、第二主席（哈特曼）和一名书记（德罗西）；爱森纳赫派只占两名：一名书记（奥艾尔）、一名司库（盖布）（注：倍倍尔当时是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李卜克内西是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负责人）。
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是不能比这更自卑自贱了。”（《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二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页）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当时是作为党内文件写给德国党的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看的，主要是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没有打算发表。
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曾打算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公开表明他们对《哥达纲领》的原则立场，即“我们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我们和它毫无共同之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页）。
这样做，既能回答巴枯宁分子对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的诬蔑，表明马克思主义和拉萨尔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又能对德国党的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教育。
但后来的事态发展，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暂不发表公开声明，而是对《哥达纲领》保持沉默。主要是由于当时资产阶级的蠢驴们把这个纲领当作共产主义的纲领加以攻击；德国广大工人对两派的合并表示欢迎，他们从革命的本能出发，对这个纲领也作了共产主义的解释；另外，对当时的德国来说，有一个统一的工人政党，也有利于德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才没有公开发表反对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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