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自斯大林1925年12月23日《关于联共（布）中央在第十四次大会上政治报告的结论》
布哈林的错误是和这个问题有联系的。布哈林的错误在哪里呢？
列宁在哪些问题上曾经和布哈林争论过呢？列宁肯定说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范畴是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相容的。布哈林却否认这一点。他认为——“左派”共产党人（其中包括萨发罗夫）也和他一起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范畴是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不能相容的。当然，列宁是对的，布哈林是错的。布哈林已经承认了自己的这个错误。
布哈林的错误就在这里。但这是过去的事情。如果他在今天，即在一九二五年五月，还重提他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和列宁发生意见分歧，那末我认为这纯粹是误会。或者是他应当直截了当地抛弃这种说法；或者是出于误会，因为他现今在国营工业本质问题上所拥护的路线就是列宁的路线。不是列宁同意布哈林的意见，恰恰相反，是布哈林同意列宁的意见。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拥护布哈林。（鼓掌）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基本错误是：他们不是辩证地，而是学究式地即脱离历史环境来研究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这种研究问题的态度是违反列宁主义的整个精神的。
列宁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在一九二一年，列宁知道我国工业不发达而农民又需要商品，知道工业不能立刻得到发展，知道工人们因为受某种环境的影响不去进行工业生产而去制造打火机，所以当时列宁认为在一切可行的办法中最妥善的办法就是吸收外资，利用外资来振兴工业，也就是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它来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农村的结合。
这条道路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来满足农民，因为当时我们的工业衰败，运输停顿或几乎停顿，没有燃料或缺乏燃料。当时列宁是否认为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我国经济的主要形式是可以容许的而且是恰当的呢？是的，当时列宁是这样认为的。
但这是一九二一年的情形。而现在的情形怎样呢？现在能不能说我国没有自己的工业，运输停顿，没有燃料等等呢？不，不能。现在我国工业和商业已经靠自身的力量直接建立着工业（我国的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一点能不能否认呢？不，不能。
目前在工业方面“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二者的地位已经互相转换，因为社会主义工业已经是占统治地位的工业，而租让企业和租赁企业所占的比重（前者有五万工人，后者有三万五千工人）则已经缩小到最低限度，——这一点能不能否认呢？不，不能。列宁早在一九二二年就说过，租让制和租赁制在我们这里并没有实现成。
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应该得出一个结论：从一九二一年起，我国的情况已经起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内，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营商业以及合作社营商业已经是占优势的力量，我们已经学会用自己的力量来建立城乡间的结合，国家资本主义最显著的形式——租让制和租赁制——在这个时期内并没有得到重大的发展，所以现在，即在一九二五年，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国经济的主要形式，那就是曲解我们国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本质，那就是不了解过去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的全部差别，那就是不是辩证地而是学究式地、形而上学地来研究国家资本主义问题。
你们愿意听一听索柯里尼柯夫所说的话吗？他在发言时说：“我们的对外贸易是作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来经营的……我们的国内贸易公司也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同志们，我必须说，国家银行也同样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我们的货币制度是怎样的呢？我们货币制度的基础就是：在苏维埃经济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采取了一种浸透资本主义经济原则的货币制度。”
这就是索柯里尼柯夫所说的话。我看他很快就要把财政人民委员部也宣布为国家资本主义了。到现在为止，我个人以及我们大家都认为，国家银行是国家机关的一部分。到现在为止，我个人以及我们大家都认为，我们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如果不把环绕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周围的那些国家资本主义机关计算在内）是国家机关的一部分，我们的国家机关是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机关。到现在为止，我们大家都是这样认为，因为无产阶级政权是这些机关的唯一主人。
而现在照索柯里尼柯夫说来，这些作为我们国家机关组成部分的机关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机关。也许我们的苏维埃机关也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像列宁所认定的那样是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机关吧？怎么会不是呢？难道我们的苏维埃机关不是利用着“浸透资本主义经济原则的货币制度”吗？你们看，这个人竟会说出如此荒唐的话来。
让我先来引证列宁对国家银行的本质和意义问题所发表的意见。
同志们，我想引证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所写的一本书中的一段话。我指的是“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所主张的是对工业实行监督（而不是实行国有），虽然如此，他已经认为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国家银行十分之九是社会主义机关。关于国家银行他这样写道：
“大银行就是我们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关’，我们把它作为现成的机关从资本主义那里夺取过来，而我们在这里的任务只是把这个绝妙的机关中的资本主义弊端除去，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关。那时量变就会转为质变。统一而规模最大的国家银行，连同它在各乡和各工厂中的办事处，——这已经十分之九是社会主义的机关了。这是全国性的簿记机关，是全国性的计算产品生产和分配的机关，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骨干。”（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八十二页）
你们只要把列宁的这段话和索柯里尼柯夫的发言对照一下，就一定会了解索柯里尼柯夫滚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他把财政人民委员部宣布为国家资本主义，那我也不会感到惊奇。
这里的问题在哪里呢？索柯里尼柯夫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
问题在于索柯里尼柯夫不了解新经济政策的两重性，不了解在目前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的条件下我国商业的两重性，他不懂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在过渡时期的环境下我国发展的辩证法，在这种环境下社会主义成分利用资产阶级的方法和武器来克服和消灭资本主义成分。
问题决不在于商业和货币制度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法。问题在于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在同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时掌握着资产阶级的这些方法和武器来克服资本主义成分，在于社会主义成分成功地利用它们来反对资本主义，成功地利用它们来建成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
所以问题在于：由于我国发展的辩证法，资产阶级的这些工具的职能和使命都发生了原则性的、根本的变化，变得有利于社会主义而不利于资本主义了。索柯里尼柯夫的错误就在于他不了解我国经济中发生的种种过程的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
现在让我来引证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性问题所讲的话，让我引证一段话来说明列宁在什么时候和为什么提议把国家资本主义当做主要形式，为什么他不得不这样做，以及他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具体条件下提议这样做的。（喊声：“请吧！”）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我们时常看到的东西——国营工厂中工人的社会主义态度；在那里，工人们自己收集燃料、原料和食物，或者工人竭力设法把工业品合理地分配给农民，用运输工具把它们运给农民。这就是社会主义。可是与此并存的，还有小经济，这种经济往往离开社会主义而独立存在。为什么它能离开社会主义而独立存在呢？
因为大工业还没有恢复，因为社会主义工厂大概只能得到它所应得的十分之一的东西。既然社会主义工厂还没有得到它所应得的东西，小经济就仍然会离开社会主义工厂而独立存在。国家遭到难以置信的破坏，燃料、原料和运输工具缺乏，这就使得小生产离开社会主义而独立存在。所以我说如果要问这种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什么，那就要说它是小生产的联合。资本把小生产联合起来，资本从小生产中成长起来。闭眼不看这个事实是没有用的。
当然，贸易自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增长；要避开这个事实是绝对不可能的，谁想避开和抹杀这个事实，谁就是用空话来安慰自己。既然存在着小经济，既然存在着交换自由，也就会产生资本主义。但是既然我们掌握着工厂、运输业和对外贸易，那末这种资本主义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可怕呢？所以我当时说，现在还要重复说，这种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是没有什么可怕的，而且我认为这一点是反驳不了的。租让企业就是这样的资本主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七三页）
这就是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看法。在一九二一年我们几乎没有自己的工业，原料缺乏，运输停顿，所以当时列宁提议把国家资本主义当做一种手段，想通过它把农民经济和工业联结起来。这在当时是正确的。
但这是不是说，列宁认为这条道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恰当的呢？当然不是。他所以提议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来建立这种结合，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而现在的情形怎样呢？能不能说我们现在没有发达的国营工业呢？当然不能这样说。
我们在另一条轨道上发展，租让制几乎没有什么结果，国营工业已经成长起来，国营商业也成长了，合作社增多了，城乡间的结合已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而建立起来。我们所处的境地比我们自己所设想的更好。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国经济的主要形式呢？反对派糟糕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不愿意了解这些简单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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