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件，那就是西安事变。
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为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发动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兵谏，扣压了蒋介石，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并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就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住在陕北保安的毛泽东就收到了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从西安发来的急电，同时也收到了张学良的电报。
毛泽东和中共负责同志获悉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后，心里十分激动和兴奋。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坚持内战，“剿共”已达10年之久，对人民欠下了数不清的血债。如今抓住了蒋介石，可谓大快人心。
西安事变的消息使人们心情激动，议论纷纷。有的说：“赶快把蒋介石送保安关起来！”有的则反驳：“关他干什么，宰掉算了！”还有的主张把蒋介石捆起来游街示众，公开审判……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任弼时等中央负责同志听到蒋介石被捉住的消息也很兴奋，但他们在讨论如何答复张、杨的急电，如何解决西安事变时，很快冷静下来。
在一周的时间里，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会议讨论了西安事变的对策。毛泽东等人对事变的发展作了估计，认为其有两种前途：其一，事变采取扣留蒋介石及其一部分主要将领的方式，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造成对中华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这是日本侵略者和国内亲日派所欢迎的。其二，如果处理得当，可以事变来结束“剿共”的内战，使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早日变为现实，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地建立起来。而第二种前途正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及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殷切期望、竭诚拥护并为之实现的。中共要力争避免前一种前途，而全力实现后一种前途。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主张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首当其冲的棘手问题是如何处置蒋介石。中共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利益和国家大局出发，不计较党派私怨，主张宽大处理，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最终是联蒋抗日。但是，与蒋介石厮杀了十年之久的党内外许多干部群众一时转不过这个弯来，对蒋介石还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为了贯彻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说服党内外的同志，毛泽东再次引用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他说：
“杀掉蒋介石很容易，有一把刀子一下子就杀了。可是脑壳只有一个，杀了就安不上了……但是中央主张现在不叫他的脑袋搬家，因为杀了他就没有戏唱了，这是对抗日不利的。何况杀了他，还会有蒋介石第二、蒋介石第三……中央也不主张把他关起来，而是主张把他放了。过去诸葛亮对孟获还七擒七纵，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
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使全国各方面同意了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并很快付诸实施。这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内战，接受了抗日救亡的条件，从而形成和发展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全国的抗日战争。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扭转的枢纽。”
西安事变之时，毛泽东为什么主张像“纵”孟获那样“放”蒋介石？因为这时中国抗战与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阶级矛盾降之为次要矛盾，是统一战线的内部矛盾。毛泽东引用七擒孟获的故事来阐述不杀不关蒋介石的道理，比之一般地讲道理，易于为对蒋介石心怀仇恨的干部群众所接受。此时，蒋介石虽然不是“少数民族首领”，但他是统一战线内部一个主要党派的首领。纵孟获为了安定南中，解除蜀汉后顾之忧，全力北伐曹魏；放蒋是为了安定南京，消除“剿共”内战之灾，逼蒋、联蒋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力抗击日本入侵。
毛泽东是宣传大师，其说服艺术炉火纯青。他靠正确的决策，靠深刻的道理，也靠生动并蕴含哲理的文学故事，很快使人们的认识急速地转变，快速地升华，达成预期之目的，实现胜利之企图。
本文节选自董志新所著的《毛泽东读〈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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