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阿宁的交往
毛远新
(2025年11月25日)
我的童年是非常艰辛的。
1942年，新疆军阀盛世才完全投靠蒋介石。我一岁多就跟着父亲毛泽民和母亲朱旦华被软禁，刚两岁就被投入监狱。父亲关在男牢，我跟着母亲关在女牢。
张治中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跟他讲过，在新疆有一批共产党人被扣留关押，希望他能帮助释放并送回延安。
1946 年，张治中出任国民党西北行辕任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统管甘、宁、青、新四省，他上任后积极营救。
到7月，我随母亲从监狱出来，一起出狱的还有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等，大人孩子共一百三十多人。张治中派出十辆军用大卡车，经过长途跋涉，几经波折回到延安，从此开始了我新的人生。
直到新疆解放后才最终查明，我父亲和陈潭秋、林路基等已于1943年9月27日，被盛世才秘密杀害了。
南昌解放后，继父方志纯和我母亲被派到江西工作，我在9月也去了南昌。母亲在省妇联工作，她到北京开会出差会带上我，顺便去看望主席、朱老总等老前辈。
母亲说，到全国妇联汇报工作，那些老大姐都不大管事，她主要是去找负责具体工作的阿曾阿姨。我第一次见到选宁就是在阿曾阿姨家里，他比我大几岁，个子不高，只觉得他很秀气。
初次见面不知其大名，听大人们都叫他阿宁，我也就跟着叫。那时还不熟悉，但后来，我叫他阿宁却叫了几十年，直到在他家灵前对着遗像，强忍泪水，仰天大呼一声：“阿宁啊!一路走好啊!”
1954年我考上北京101中学后，第二次见到阿宁。他比我高三个年级，课余时间我们都加入了学校乐队，他拉小提琴，我吹长号，因为小时就认识，中学时期相互往来就多起来。
冬天主席常去广州，我一放寒假，主席就叫我去广州。阿宁也常跟随叶帅去广州。在那儿我们常常在一起谈天说地，两人之间也就成为要好的朋友。
我是先认识阿宁，后认识叶帅的。1957年寒假，在广州我才第一次认识叶帅。当时叶帅带我去了一条小河的桥边，这边桥头是五星红旗和军姿威严的解放军战士，那边桥头是米字旗和吊儿郎当的英国兵，叶帅告诉我，那边就是香港。后来叶帅视察部队，还带我去了海南岛，住在榆林海军基地。
1960年我从101中学毕业，阿宁那时已经在哈军工上学了。我接到学校通知，我已被哈军工正式录取，不用参加高考了。回中南海见到主席，我兴冲冲地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已经录取我了，是学校保送的。主席却说：“保送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自己去考。”
我说今年哈军工招生全都是保送，如果哈军工学院要通过高考招生，我一定去参加高考，也一定能考上。这时主席说：“你就是怕考不上大学，所以才选择了保送。”当时觉得主席是在挖苦我，还有点委曲。后来我才明白他这叫激将法。
我说那就算了，我不去哈军工学院，我自己去考，你说哪个学校最难考?主席说清华北大。我说那我就去考清华，主席说：“好!”经过高考，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
上清华后遇到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共产党员带头减定量。当时正值困难时期，我在中学定量34斤，本就不够吃，靠班里几个女同学主动把多余的粗粮票支援我。到清华后没人支援了，定量还减至32 斤，就更吃不饱了，每天每顿饭吃多少，都要一两一两地算计。
第一个学期期末放寒假，主席在广州，要我到广州去。到广州就见到了阿宁，他问我，你为什么不上哈军工啊?怎么去考清华了?我说主席听说是保送，所以不让我去。主席说中国绝大多数青年人都得走高考这条路，你也不能例外。虽然主席对这种高考制度不满意，但要求我也得和大家一样走这条路。
阿宁说，你现在已经考上清华了，还可以转学嘛。听阿宁这么一讲，我觉得有道理。我去对主席讲，你要我参加高考，我考上了清华，但我还是想到部队去，想转学到哈军工学院。主席说：“想去哈军工，那就转学吧，但人家陈赓要不要你呢?” 这我还没想过。
第二天我就找到阿宁，告诉他主席同意我转学了，但是不知道陈院长要不要。令我没想到的是，阿宁当场就给陈赓院长打了个电话，阿宁说，毛远新现在已经考上清华无线电系了，那很难考的，他都考上了。他想转学到哈军工学院，主席说不知道陈院长愿不愿意要他。陈院长在电话里说欢迎他来，并说他想上哪个系、哪个专业由他自己挑。
放下电话，阿宁对我说，怎么样?陈院长欢迎你去，我保你能吃饱饭。这下我心里有底了，我去给主席说，问过陈赓院长，他说欢迎我去。主席很惊奇地问：“你能跟陈赓联系上?”我说不是我，是我的一个朋友。主席说：“是谁?”我说是叶选宁。主席说：“又是他!”因为过去我和主席聊天时多次提到过阿宁，主席知道我们俩关系好。主席说：“既然陈赓愿意要你，你就去哈军工学院吧。”
寒假结束后，在北京阿宁又带我去哈军工在京留守处办理转学手续。但要上哪个系，学什么专业我心里一片空白。还是阿宁帮我出主意，定下导弹工程系无线电控制专业。现在回想，我能如愿上哈军工，从提出转学、联系陈院长、办理转学手续，直到选系选专业，全是阿宁帮我完成的。
1961年放暑假，我第一次穿军装去见主席。主席问我到哈军工后，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我想了想说：“可以吃饱饭了。”
1966年1月，我从哈军工毕业，被分配到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独立四师三营。2月底左右，我到武汉去向主席告别，然后准备就去三营报到。
主席说：“看来越南这个仗会越打越大，如果越南要我们帮助，你敢不敢去打一仗?”我说我敢，只要军委下命令，我就跟三营过去参战。等打下一架美国的B一52飞机，我拣一块飞机残片送给你。主席很高兴地说“好!”但他要我先跟他一起到长沙，在专列上提出要我回韶山老家去走一趟。
在韶山我第一次走进故居，走进爷爷奶奶和主席的房间，第一次在我父亲住室的遗像前行了军礼，然后去我爷爷奶奶的坟上敬献了一束花。
当时三营阵地在广州附近的沙堤机场，我到广州时阿宁亲自接站并在市里安排好住处。他说先别急着下连队，陪我在广州市里到处转了两天，还去了白云山高级别墅开开眼，说是为港澳及海外华侨建的。我从来没见过如此豪华的房子，阿宁拉我走进别墅华丽的厕所说，去撒泡尿，也算是“本人到此一游”，我当即想到孙猴子在如来佛手心里不也这么干过吗。最后他安排车送我到沙堤机场去三营报到。
1966年8月中旬，我们导弹三营已转战到云南祥云大山里设伏战备值班，李洪泉营长说接到空司命令，要我立刻回京。
回北京后见到主席，主席说要你回来是要你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接受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过了8 · 18以后，主席对我说，你先到北京各个单位去看大字报，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转，了解一下运动情况。
因为我们三营当时设伏在云南大山里战备值班，经常连报纸都看不到，不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主席让我到处去看大字报，但北京很多地方都不熟，我就想到阿宁，到北长街叶帅的住处找到他，告诉他主席要我做的事。最后两人约定一起骑自行车，每天到哪个工厂或者学校、机关去转，边转边看边议论。所以，什么叫文化大革命，第一堂课还是阿宁给我上的。
这期间，有时错过了中南海大食堂开饭时间，阿宁就留我在他家吃饭，有两次还和叶帅同桌吃过饭。
一个月内我们转了好多地方，大概隔个三五天，主席就要叫我去问一下，这几天都到哪了，看到什么问题，你是怎么想的。我就给主席讲了，我告诉主席，我是跟叶选宁一块去的。主席听后说了句“又是他!”我说我们俩是朋友，他对北京比我熟悉，我从云南大山里边出来，啥也看不懂。
这是我和阿宁在运动初期的一段往事，以后命运又把我们带进了各自不同的经历。
经历那段特殊时期以后，我一直没有跟阿宁联系。我怕我这个刑满释放反革命分子的法定身份，谁沾我的边谁就可能受牵连会倒霉。
退休后我到深圳，一个朋友几次找我，给我解释阿宁一直未和我联系的主要原因，说阿宁对过去的历史也有些想法，很想和你聊聊。你们过去是那么好的朋友，把话说开了不就好了嘛。我说我这身份不大合适吧。这个朋友说，你还不了解他?他才不在乎这些事呢。
就这样，我接受了阿宁的邀请，去广州见了面。这是三十多年后两人再次见面，一谈就谈了三天三夜。从当年一起看大字报后，我们都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再聚到一起，他有许多问题要问我，我也有许多问题要问他，我们都讲大实话，真正心里的话，很快就恢复了好朋友的关系。
此后不久，阿宁赠送给我一幅裱好的字，是他用草书写鲁迅的诗《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在幅面空白处，他密密麻麻地写道：
“事物总不外产生，发展，消亡，我们这半生岁月看到的真不少，何当如之。跛老弟来，盘桓三日，彻夜长谈，意犹不尽，唏嘘往事，感慨人生，鲁迅此句，本可写得一二。”
至于他为什么专选鲁迅这首诗赠我，两人都心照不宣。受朋友如此情深之物，何以为报令我不安。
我十分欣赏阿宁的草书，更佩服他右臂伤残，硬是坚持用左手苦练书法的毅力。后来他又赠送我他的《习字集》，我回复他，“习字集收到，甚好甚佳。我赞同永玉之说，这是一个'潛心修行的胖和尚，一个'精确严格的钟表匠，'弄‘出来的作品。当今世上，一不修行，二不严格，却追名逐利的'书法家‘，太多太多了。此集子更显鹤立鸡群之势，而且是最美的丹顶鹤。”
我不大懂书法，从未像阿宁那样刻苦认真练过字。在南昌保外就医期间闲来无事，曾在地摊上买几块十来元钱的石头，试试玩玩篆刻以消磨时光。阿宁说，你就给我刻个闲章吧。因我曾说他的草书是鹤立鸡群，他说就刻“闲云野鹤”吧，我开玩笑说还是“闲亭野狐”更合适。他十分认真地捉住我的手，坚持要“鹤”不要“狐”，我就给他刻了方“闲云野鹤”章。
记得某次在长沙相聚，阿宁应当地主人之请写了幅主席诗词，后面有签名但缺名章。阿宁要我临时刻一个，我就刀劈一青萝卜，用水果刀刻了“葉三”二字蓋在宣纸上。
我们一起去湖南陈赓院长的故居，他在陈院长的雕像前立即下跪，我却不跪，整装立正，行标准的军礼。我陪他去韶山，在主席的铜像前他又要下跪，硬被我劝住，我说主席最反对下跪。我这一生，只在刚停止心跳的母亲病床边，忍不住悲痛，不由自主地下跪过一次。
阿宁是个十分重情的人。在我母亲去世几个月前一次病危，医生已抢救无策，阿宁立即给我送来安宫牛黄丸，并教我用法要我试试，果然有效，抢救过来。母亲苏醒后，我告诉她是叶选宁送来的救命药。
母亲说：“是阿宁吧……阿曾的孩子。”
哈军工导弹工程系的系主任戴其萼在哈尔滨去世，阿宁半夜两点多钟给我打来电话，说你在东北有熟人，以我们两人加上太行和东进四个他的学生的名义，给“戴老板”送个花圈，天亮前务必送到灵前。
我忙乎了一整夜电话托人帮忙，还是没赶在天亮前送到。
因为过去关系就很好，互相信任，现在相互探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时，讲的都是真心话。他从不对我另眼相看，很尊重我，我也很尊重他，我们是真正知心的朋友。我非常怀念他，怀念我们的交往和友情，将永远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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