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工人阶级不是“改革的绊脚石”——小康社会中的工人阶级
小康社会中的工人阶级
左大培（2004年12月7日）
按照目前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中国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达到了1千美元。由于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今后中国将步入人均收入几千美元的所谓“小康社会”。
“小康社会”是我们中国人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描述。这种描述本身就说明，中国人并不想永远停留在小康社会中，而是想最终进入经济发达的富裕社会，把小康社会作为向富裕社会迈进的一个暂时的过渡。
为了能够顺利地由小康社会过渡到富裕社会，我们必须加强经济增长的后劲，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并且防止发生任何可能打断经济增长的社会和政治动乱。这就要求我们要建设一个和谐有生机的小康社会，这是顺利地过渡到富裕社会的前提。
建设一个和谐有生机的小康社会，就必须把广大工人群众当作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和依靠力量，而不应当对他们抱敌视态度，更不应当把他们看作“改革的绊脚石”而一脚踢开。
胡锦涛总书记最近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思想方针，要求我们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这不仅发扬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良传统，而且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是真正实现“三个代表”的需要。
中国是在迅速的工业化过程中进入小康社会的。上亿农民进入工厂和工地打工变为工人，使工人阶级成了中国小康社会最大的社会群体。如果再把在企业和事业单位中工作的工薪族知识分子算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则工人阶级就有可能在我国的小康社会中占了有劳动能力人口的大多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只有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才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诚心诚意地为整个工人阶级谋幸福，才能算是真正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所有的历史经验都表明，现代的小康社会是政治民主化的社会；也只有政治上的民主才能够保障一个现代小康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在中国这样的工人阶级占大多数的小康社会中，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依靠工人阶级的支持，是任何政党取得和保持执政地位的根本保证，也是任何执政党具有强有力的执政能力的根本保证。
要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赢得本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执政党就必须以最大化本国人民的福利为经济工作的目标，首先是以尽可能增加本国工人群众长远的收入为经济政策上的导向。这不仅要求我们注重收入分配的平等和社会公平，注重保护环境和资源，而且要求我们首先注重增加国民生产总值（GNP）和人均GNP，而不应当单纯追求GDP包括人均GDP。人所共知的经济常识是，GDP只反映本国土地上的净产出，而不反映本国人民的净收入，GNP才说明了本国人民的净收入。没有增加本国GNP的GDP增长，对本国人民没有任何益处，不应当是和谐的小康社会追求的目标。
和谐而有生机的小康社会，应当是靠技术进步而不断提高工人群众福利和收入的社会，是工人阶级享有足够的权利和保障的社会，是工人有人道的劳动和生活条件的社会。
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进步主要意味着增加劳动者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两方面的重要原因，迫使中国只能靠快速的技术进步来建设和谐而有生机的小康社会。
第一方面的原因，在于我们建设小康社会是为了凭借它健康发展而迈向富裕的工业化经济，这正是我们需要一个“有生机”的小康社会的原因。而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实际经验都说明，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来源于人均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的增加；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和高度富裕，主要来源于其掌握的高水平技术。这就告诉我们，要成为真正的小康社会，就必须掌握相应的技术；要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进入发达的富裕社会，更必须实现高速的技术进步，尽可能快地增加广大工人群众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可以说，尽快地增加劳动群众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是使中国的小康社会富有生机的关键，也是执政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体现。
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经济现实，也迫使我们只能从加快技术进步上寻求经济发展的出路。中国原公有制企业的员工、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员工，一直享有比私营部门劳动者更好的生活待遇和劳动报酬。这一直在逼迫公有企业部门从快速的技术进步上寻求出路。任何不从加快技术进步寻求出路的作法，特别是那些大幅度降低公有部门员工生活待遇和劳动报酬的作法，都必定会激起广大工人群众的强烈不满甚至严重的社会动荡，从而动摇执政党执政的基础。而如果从加快技术进步上寻求公有部门的出路，就会把不利的经济压力变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不仅如此，和谐有生机的小康社会还进一步要求改善全体工人群众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增加工人阶级享有的权利和保障。
这首先是因为有生机的小康社会必定不断提高整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这当然要求工人群众的收入随之相应增加。随着工人群众个人收入的增加，随着已经习惯了较高生活水平的新一代劳动者的成长，普通工人群众将要求得到更好的劳动环境和生活条件，要求形成更短的标准劳动时间，要求享有更多的社会经济权利和保障。不顾及工人群众的这些要求，就会造成激烈的社会冲突。社会的和谐稳定要求我们必须顺应工人群众的愿望，改善他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增加工人群众享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
小康社会不仅是工人群众的地位和权利、待遇迅速改进的社会，而且是工人群众自主争取自己权益的社会。小康的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唤起了每个人的平等权利意识，使最下层的劳动者也意识到自己应当享有人的尊严，享有得到幸福生活的权利。这会在劳动者中唤起强烈的平等意识，使他们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争取得到自己所要求的权利和利益，并导致他们自发地投入各种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由此就产生了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观察到的一个普遍现象：人均收入1千美元以上的时期往往是一个国家特别容易发生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时期。
即使稍微具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都会明白，要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对广大群众的要求作适当的因势利导。单纯地顺从群众的要求甚至鼓动群众的欲望是不行的，这可能会把群众的情绪引向非理性，带来长期的不稳定和混乱。不过，在我们这样有精英治国传统的国度，更大的危险可能是漠视广大群众的意愿，企图以种种强制性的手段压制群众对本身权益的追求。这种强行压制将使整个社会陷入严重的分裂和内部冲突，并且更有可能带来社会政治上的不稳定，甚至断送长期的经济发展。
由于中国的小康社会将是一个以工人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工人群众又正在迅速地学会自发地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唯一对整个中国有利的作法就是因势利导，将工人群众自发地争取自身权益的行为引向理性的、有组织的、建设性的轨道。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一个有活力的、真正具有群众基础的工会组织极有存在的必要。但是这个工会组织要能够起到对广大工人群众的引导作用，它就必须真正代表广大工人群众的利益，并且有尽可能广泛的群众基础——不仅代表原公有制企业中的职工，而且代表非公有制企业中的职工，不仅代表原城镇居民中的职工，而且代表广大来自农村地区的、新加入职工队伍的农民工。
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因势利导的作法，还因为中国的小康社会产生于一个特别的历史环境之中：我们是在从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进入小康社会的，而且我们的小康社会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到来的。
在公有制计划经济下，中国的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职工享有种种制度性的保障，这使他们早已摆脱了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那种任人摆布的打工族的地位，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早早进入了中间阶级的那种生活有保障的富足状态。
但是在这个类似于中产阶级的国有企业职工旁边，却长期存在着一个数以亿计的极为庞大的赤贫农民阶层。最近20年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个体和私营企业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私人企业家利用贫苦农民的廉价劳动力和国有企业溢出的技术发展生产的过程。
不过这些精明的私营企业家们却一直尽可能地压低着流入工人阶级队伍的农民工的待遇。农民工的工资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也长期停留在每月三四百元的水平；而为得到这点今日看来已少得可怜的收入，农民工们正常的工作时间是每日十几小时，还要经常加班。而劳动和生活的条件又极其恶劣，各种职业病、职业伤害和工伤事故的数字已经创造了世界纪录。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造就了一个新的工人阶层——农民工阶层，它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最常见的那种贫困的打工族工人阶级，它的存在使中国的工人阶级分成了境遇和社会地位极为不同的两大阶层。
中国各类的企业家特别是私营企业家们对农民工的这种无情役使，服务于他们的一个公开目标：将产品成本特别是劳动成本压到最低限度。这样拚命地压低劳动成本，多半与企业家个人的发财致富紧密相联。而使用农民工的企业的极低劳动成本，又是新的私营企业对原有的公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具有竞争优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因为它是私营企业的某些产品的价格低于国有企业相应产品的成本的原因之一。结果是原公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出现长期的、大面积的亏损。国有企业的困境导致了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这又反过来逼迫国有企业降低职工待遇，强迫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和劳动条件向农民工的水平看齐。
不仅如此，中国近20多年的工业化还处在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并且有意识地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这就使中国产的低技术劳动密集产品以巨大的力量向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倾泻。这种势不可挡的倾泻之力同样来源于中国农民工们低得惊人的劳动成本：以德国为例，按德国马克对人民币的汇率（它是不断波动的）计算，中国劳动技能最低的农民工每月的货币工资只是没有特殊技能的德国工人工资的十到二十分之一，但是中国农民工每月的劳动时间是德国工人的两倍，这意味着中国农民工每单位简单劳动的工资只是德国的二十到四十分之一，再加上德国工人还有其它种种福利加大了企业的劳动成本，中国农民工每单位简单劳动的成本只是德国的三十到五十分之一。
德国是著名的高工资、高福利的国家，其单位简单劳动的成本与中国农民工的差距当然最大。其他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如西班牙，其单位简单劳动的成本与中国农民工的差距不会象德国这样大，但是也以十倍计。中国农民工这样低的劳动成本，当然使中国在低技术的劳动密集产品上有了绝对的低成本优势。这是中国的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对世界市场形成巨大冲击的根本原因。
许多人只看到低劳动成本造成的出口优势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好处，如生产发展、经济增长、农民转入工厂就业、就业和人民收入增加，但是却忽略了这种低成本出口在世界上造成的巨大反感。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纺织业、服装业等）早已基本被低工资的后起工业化国家的进口产品挤垮，现在中国的低成本产品又取代这些过去的低工资国家而占领了许多发达国家劳动密集产品的市场，并且在进一步摧毁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残存的少数劳动密集产业。这不仅使一些企业破产，更造成了一些发达国家工人的失业，而且受打击的往往是那些没有特殊技能的最低收入工人。
这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加剧了已有的社会问题和阶级矛盾。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西方发达国家中出现一系列反对由中国进口的产品的事件，如今年10月西班牙“鞋都”埃尔切的反对中国进口鞋的示威和“烧鞋”事件，更看到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针对由中国进口的产品而采取的种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西方发达国家在我国加入WTO时强迫我们接受了许多不平等的条件，如可以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可以很容易地对由中国进口的产品采取市场保护措施。它们这样作，就是拚命要保留对中国出口产品任意进行反倾销和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可能性。它们之所以这样作，目的就是为了顶住中国廉价产品进口对其本国劳动密集产业的冲击。美国政府和经济界的某些人甚至指责中国廉价产品的出口是“向全世界输出通货紧缩”。
值得注意的是，最积极推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实行这些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力量之一，竟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会，特别是美国的劳联—产联。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会历来以保卫本国工人群众的经济利益为己任；当它们认为中国的廉价产品夺走了本国工人的工作岗位和收入时，它们就必然拿起贸易保护主义的武器来反对中国产品的进口。
象中国这样的穷国给工人的劳动报酬和福利都很低，这极大地降低了这些国家的产品成本，从而也降低了这些国家的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价格，而这些廉价产品对发达国家国内市场的冲击威胁了发达国家本国工人的工作岗位。为了从根本上消除这样出现的对本国工人的威胁，发达国家的工会近年还与国际劳工组织一起推出了保护劳工基本权益的SA8000标准，力图通过第三方认证机构审核而强迫企业遵守社会责任标准，如每周工作时间不得经常多于48小时、工资不得低于法律或行业的最低标准等等。推行这个标准的运动已经在国际上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连许多跨国公司也纷纷表示在采购中将遵守这个标准。
那些从来不为普通工人说话的“经济学家”们经常辩解说，中国的农民工尽管待遇低，但是这种待遇也比他们不出来打工在家种地好，这样的低工资和恶劣的劳动条件都是劳动市场决定的，任何人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些“客观规律”。但是近年来在发达的沿海地区出现的严重“民工荒”彻底驳倒了这种有关市场的神话。
“民工荒”意味着在现行的工资和劳动条件下企业找不到它需要的足够的工人。这意味着在现行的工资和劳动条件下劳动市场上的需求已经大于供给。严重的“民工荒”意味着农民工不满于现行的工资和劳动条件，不肯再提供足够的劳动供给，这说明他们已经认为打工不如在家待着好。严重的“民工荒”表明劳动市场的严重不均衡，而这种严重“民工荒”的持续更意味着劳动市场上的价格——工资不能作出足够快的调整以消除劳动市场上的不均衡。持续而严重的“民工荒”是劳动市场上“市场失灵”的典型表现，说明在劳动就业问题上，迷信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是极其荒唐的。
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性围堵也宣告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所有制神话”的破产。中国经济学家喜欢使用一个简单的推论：中国的大批国有企业被私营企业挤垮，说明了国有企业效率不如私营企业。但是中国私营企业出口的廉价产品在西方发达国家挤垮的几乎百分之百是私营企业。发生“烧鞋”事件的西班牙埃尔切市，被中国的进口鞋挤垮的都是私营鞋厂甚至个体户。说是所有制问题导致了这些西方国家的企业被中国私营企业挤垮，显然是再可笑不过了。其实我们只要看到中国私营企业使用劳动成本最低的农民工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外国企业和中国国有企业被挤垮和工人境况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使用待遇坏的低成本工人的企业挤垮了使用待遇好的高成本工人的企业。
于是，我们可以从当前的各种事实中总结出一个深刻的相互关联性：中国农民工所受到的恶劣待遇和残酷剥削，不仅保证了中国国内劳动密集产品的低成本，挤垮了城镇的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使大批国有企业职工经济状况恶化，而且造就了中国出口产品的超低成本，挤垮了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产业，使发达国家的低技术工人失业。而中国城镇国有企业职工的失业、他们工资水平的降低和劳动条件的恶化，又反过来增加了中国劳动市场上低技能工人的供给，加剧了劳动市场上的竞争，使农民工的待遇无法得到改善。
一个热衷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革命者会激动地由此得出结论：恰恰是在这个全世界各国都实行经济市场化的时代，各国的经济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已经使我们不能不回到马克思那个响彻云霄的伟大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我们不想得出如此激进的结论。但是必须承认，中国农民工所受到的恶劣待遇，已经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贫困化的根源，成了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的最大经济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成了可能危及中国甚至全世界的社会稳定的最大问题之一。而当前中国的“民工荒”也表明，大批的中国农民工也不再能忍受过去那种恶劣的待遇了。改善全体工人群众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增加工人阶级享有的权利和保障，首先是增加农民工享有的权利和保障，改善他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已经成为当前刻不容缓地需要又必须长期努力地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利用工会来积极引导和组织全体工人群众维护本身权益的自发努力，应当是我们工作的主要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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