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与立新——谈王力雄先生的两篇文章
：老农
最近看到了王力雄先生的两篇文章，《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中国从文革得到什么？》，十分佩服王先生对当今中国政治体制的深刻而独到的分析。特别是对王先生在第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超越”的重要性，在第二篇文章中强调了“立新”的重要性，这的确是抓住了当前时代的重大问题，很有启发性，于是我也谈点看法。
（一）关于政治体制的两种评价标准
关于政治体制的评论标准，通常人们遵循着“专制——民主”这样一个两极对立的模式，民主就是绝对的好，专制就是绝对的坏。按照这样的思维模式，自然就会把理想的政治体制设定为西方式民主制度。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改变专制制度。但由于这个标准的片面狭隘，用这个标准来指导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把中国政治体制引入歧途。
这种模式忽略了一个重要标准，那就是价值体系标准。其实人们所推崇的美国政治模式也是很坚持价值体系标准的。美国人就坚持着他们那一套价值体系，自称为民主价值观，而在我们看来，他们所坚持的无非是丛林法则。但他们觉得这个标准很好，经常用这个标准来评价其他国家，只要符合这个标准，即使是实行着专制制度，也没事，而只要不符合这个标准，便要被列为邪恶或者是无赖国家。
而在我们看来，一个坚持着丛林法则的政治体制，不管它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老百姓都还是一样要倒霉。要想使社会政治体制上一个档次，那就必须在价值体系上来一个革新，超越，比如说我们现在主张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张着“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就是西方人所忽略的，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色。因此这个价值体系标准是第一位的，“民主——专制”的标准只能具有工具性的第二层次的价值。
因而，要评价政治体制就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民主——专制”标准，一个是价值体系标准，即“和谐法则——丛林法则”标准。如果我们将这两种标准的两种状态进行组合，便可以将政治文明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和谐法则，民主）
第二类：（和谐法则，专制）
第三类：（丛林法则，民主）
第四类：（丛林法则，专制）
在这四种类型中，第一类是理想的模式，在这个丛林法则正在全球化的世界上，目前还不存在，我们也还只能说是往这个方向努力，能不能建设起来，还不好说。
第二类是差一些，但也还可以满意，让那种坚持着和谐法则的人掌着权，对丛林法则进行着专政，压制，待到大家都愿意按和谐法则来生活的时候，再实行民主。我们中国现在就是这样的政治体系。共产党倡导着构建和谐社会，有很多人不太关心，只想自己发财，所以社会便不和谐了。
第三类就以美国和中国台湾作为典型吧，丛林法则占支配地位，但有一套民主制度，实际上还是资产阶级掌权说了算，美国在国际上横行霸道，发动战争，军工企业赚钱，士兵在前线卖命，国家财政买单。在台湾的政坛上，则是自己搅得一团糟，人民群众经常地到街上去“呛声”。
第四类是最差的，坚持着丛林法则，同时又不民主，就拿希特勒时的德国作为典型吧。
按照这个双标准四类型的分析模式，目前我们中国处在第二种类型，还没有稳定下来，可以往上走，进入那种坚持着和谐法则与民主的第一种类型，也有可能往下滑，退到第三种类型即美国式的政治体制，但也很可能会退到第四种类型。有些人是把美国政治体制作为目标模式不定期推荐的，取法于中，故为其下，所以滑到第四种类型的可能性极大。这很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千方百计地对中国搞和平演变，其目标就是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拉到第四种类型上。要不然人家为什么要费很大的劲操中国的心，搞中国的和平演变，难道希望中国人民从此过上和他们一样的幸福生活，这不符合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本性。
（二）王先生是现实主义政论家
关于政治体制的标准，对于谈论政治体制的人们来说至关重要。实际上，选择某一种标准，就已经预先地决定了其研究的结论。如果人们选择单标准两类型的分析模式，他就不能客观准确地概括现实中各种政治现象，也无法找到正确的结论；而只有按照双标准四类型的分析模式，相比而言，可以客观地认识现实，使自己的认识实事求是的要求，并相应地得出正确的结论。所谓现实主义，并不是如人们所简单地设想的那样只须睁大眼睛就可以了，而是要有一种正确的评价标准。
但王力雄先生却是一个例外，坚持着狭隘的标准却依然能得出客观的认识。王先生坚持着第一种标准，以王先生自己的说法为证：“专制政权在当今世界屈指可数，中国作为主要代表，常常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这种与文明的背离每每令中国领袖颜面无光，有理也亏三分。而中国的很多问题，台湾、香港、西藏等都卡壳在这里。”与之同时我们又发现，王先生虽然是在用单标准两类型的分析模式来思考问题，但却能让现实政治过程按自身的逻辑展开，他所谈到的“立新”、“超越”等问题却是从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来考虑的，是有利于中国政治体制进入第一种类型的。
我们知道，在文学家中，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别，其中现实主义作家主张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地描写现实，与浪漫主义热情夸张地抒发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很不一样。在写理论文章的人们中间，是否也有这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别呢？我认为也有，比如那些主张民主的小右派就属于浪漫主义，狂热地追求着民主，他们认为，只要搞一下民主便万事大吉，腐败没有了，各种社会问题从此销声匿迹，于是大家就从此高高兴兴地过着幸福的日子。同是主张民主，王力雄先生显然不是这样的浪漫主义民主派，而是现实主义民主派，他能超越主张民主的那些人通常所具有的限制，在自己的文章中让现实按自身的逻辑发展。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所以我们认为王先生是现实主义理论家。中国人的奋斗是悲壮的，于是他的理论也有一种悲壮的色调。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王先生文章中，在那种事实的逻辑之上，仍然还有那种狭隘标准所带来的东西，必须仔细辩别。
（三）破旧立新首先就在于价值体系的破旧立新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如果是按单标准两类型的评价模式，就是改革专制体制，建设民主政体。但如果按双标准四类型的评价模式，民主只是其中的一个形式上的目标，更深层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维护着和谐法则的政治体制。这个目标更为根本。如果不能改变政治体制上附着的那个丛林法则，无论这个政治体制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情况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丛林法则锁定了社会政治过程的发展轨迹，形成一个固定的“路径依赖”。
正如王先生所说的那样：[官僚集团由成千上万有自我意识的活人组成，每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当他们发现头脑的意志和自身利益冲突时，会不约而同或共谋地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利用贯彻执行的权力将头脑意志扭曲变形，使其议而不决、无法落实、不了了之。]
用现代科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超循环”，社会价值体系产生于人的社会生活过程，却又在每个人的生活过程之上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它是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要面对的现实，它模塑着每一个人的价值体系，反过来，人们对这种价值体系的接受与实践又进一步地巩固强化这种价值体系的统治地位。于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便存在着一个互相决定的“超循环”，维护着这种价值体系的统治地位，从而把这种社会制度维持下去。不改变这个“超循环”，仅仅对所谓的专制制度下手，那就像神话中的九头怪一样，砍掉了一个头，它还会再冒出来一个。
毛主席发现了这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主席搞了一系列运动，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虽然这场革命失败了，但是，这是共产党人想要彻底消灭私有制政治体制的一次艰苦努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才能开创出一条政治体制改革的新路来。这是一份珍贵的遗产，有人知道它的宝贵，有的人则弃如弊屣。王先生的长处就在于认真总结了毛主席的教训，而不是简单地把文革视为一场浩劫而把它置之不理。[毛泽东多年没有找到解决官僚集团的方法，因为那些方法都得通过官僚集团实行。即使是被称为“文革”前奏的“四清”，他还是想通过政权体系自身来解决官僚集团的问题。最终他发现，那根本就像是要拿刀的手去砍手本身那样不可能，官僚集团不可能真对自身动刀。他只有寻找另外的力量对付官僚集团。于是有了“文化大革命”。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向民众发布号召，指挥民众行动。他不再通过组织系统传达和贯彻他的意志，而是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民众直接表达，授权民众不服从官僚集团。这不是政治强人做到了迫使官僚集团服从，反而是即使以毛的权威也无法指望官僚集团服从，他只能跨过官僚集团，和民众联手，利用民众力量打倒官僚集团。
毛的悲剧在于他虽然成功地实现了“破旧”，却没有成功地做到“立新”。他所表达的让民众直接掌权的愿望，始终没有在实践中找到可行方法。绕过官僚集团直接指挥民众的结果是“天下大乱”，不能长久。而只要专制体制不变，领袖最终仍然得通过官僚集团的手脚才能掌握政权。文革结果只是让原来的官僚结构“吐故纳新”，换了新人。然而新人也会变，进入政权的“工农兵”在掌权中迅速沦为新的特权者。] [于是被打倒的官僚集团又会应运而生，顶多是换上新人。在建造新房的过程中，掌握具体“施工”权的官僚集团一定会按照自己意志，将新房建成他们的乐园。社会无论换了多新颖的名号，也是新瓶旧酒。文革对此已充分证明。] 由于没有新的价值体系，或者说，虽有新的价值体系，却没能让它形成“超循环”，在社会生活过程中自我发展起来，结果就只能是让旧的价值体系继续锁定社会生活，在旧的轮回中挣扎。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在《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中，王先生把希望寄托于“出现超越者”。什么是超越者呢？[超越者的第一层含义是摆脱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不是为部分人解决局部问题，而是为整个社会解决总体问题；第二层含义是进行新思维，开辟新路径，用变革而非固守应对形势挑战。前者是立场，后者是能力，二者缺一不可。]
[变革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不是民众的责任，也不是国际的义务，因此只应该由政权、资本和思想三要素中的超越者承担。愿意把权力用于结束专制统治的当政者是政权超越者；愿意把财富用于改造社会的企业家是资本超越者；而思想超越者一是要超越自己的谋生，二是要超越前人的教条。三种超越者都是对精英联盟的反叛。如同历史上针对特权阶级的革命多由出自特权阶级的反叛者领导一样，中国社会的超越也将由出自精英联盟的超越者推动。]
王先生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明确了，所谓超越者，也就是超越了丛林法则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给社会政治过程带来希望。但在下一段话里，王先生采用的“单标准两类型”的分析模式的弊端又表现出来了：
[历史已经展示，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天翻地覆”，改变的如果不是专制体制本身，而仅仅是更换官僚集团，政治本质也不会发生变化，甚至还会后退。毛斗争了一辈子，死前发现他一生致力消灭的“资产阶级”原来就在他领导的共产党内。这种荒诞剧式的结局足以告诫后人，不终结专制体制，政治改革就不会有真正的“立新”。专制体制的根本是权力源头在上，从属关系自上而下。改变专制体制的关键在于调转权力源头，把从属关系变成自下而上。因此进行政治变革的领袖必须是旧体制的埋葬者，而非旧体制的挽救者，其采用跨过官僚集团联手民众的方式，目的不是毛对民众的一时利用，而是要对民众进行权力交接，一劳永逸地把权力源头转到民众那里，让民众变成社会主人。] 在这一段话里，王先生把问题的根源又归结到专制体制而不是价值体系的缺陷上了，但如果在价值体系上没有超越，民众就算是变成了主人，正如王先生在前面所说的那样，政治体制不也还依然要陷在原来的轮回里么？
（四）以和谐法则为核心来重组社会生活
从古到今，人类始终在梦想一个理想社会，它曾被称为乌托邦、理想国、大同社会、极乐世界、天堂或者共产主义。中国古人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精彩论述，现在党中央也对构建和谐社会进行了精辟概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实现这个目标？
这就需要在社会价值体系上来一个超越。王先生说得好：[更换系统是一个“自由”行为，是选择的结果。新系统不能在发展中自然出现，也不是“摸石头过河”可以摸到，因为那都是演变。新系统只能出于思想的自觉创建，以及社会的自觉选择和接受。]
[美国从殖民地转型为现代美国，源自美国“国父”们制定的美国宪法。那单薄的几页文字，却是美国今日能独霸世界的起点。创建系统时的毫厘之差，会在其后的现实进程中变成相距千里。思想作用之大由此可见。]
思想的超越，也即是价值体系的超越，这个答案并不难于找到。困难在于把它渗透到社会生活过程之中。所谓立新，即是建立新的价值体系，培育和谐法则，使之把根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成长为参天大树。所谓超越，也就是超越私有制的那一套价值体系，超越丛林法则。王先生也深入到了这个问题，十分难能可贵：
[思想超越除了创建系统，还包括跨越理想与现实的鸿沟，找到从旧系统进入新系统的途径。理想的“应该”与现实的“可能”具有互相决定的关系，“应该”需要是可能的，“可能”必须是应该的。二者没有谁轻谁重的分别。把“可能”和“应该”融合为一体的是方法。如果不能在方法中融合，“应该”不过是空中楼阁，“可能”也会落入犬儒和投机。中国的超越需要找到前所未有新方法，这是思想超越者的任务。]
[思想超越的标志不是激进，相反是尽可能温和地完成转型。既然中国没有革命的条件和承受动乱的能力，打倒的斗争会使社会陷入动荡和灾难，思想该做的就是避免那种前景，另寻它途。]
这个思路很对，但这个应当另寻的它途是什么呢？王先生语焉未详，而在我看来，就是让那些意识到新的法则的人自己组织起来，建立新的经济制度与生活方式。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就像是母亲和儿子的关系；共产主义制度取代社会主义而最终确立起来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儿子在母亲体内孕育成长，脱胎而出，在母亲的照料下成长起来，自立并强壮起来，而他的母亲则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老下去。
共产党之所以要夺取政权，就是为了夺取这个孕育共产主义的生育权。资本主义是不想孕育共产主义这个孩子的，所以共产党就要把执政权力夺过来。然而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并不就是共产主义，列宁和毛主席都发现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价值体系仍然“在我们的周围散发着臭气”，但由于它渗透在经济过程之中，人们的生产生活过程是一天也不能中断的，于是就没有一个好办法能改变这个状态。但如果听任这一套价值体系自我强化下去，又必然地出现资本主义的复辟。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在不中断社会经济过程的同时培育新的价值体系呢？所以我们就培育与共产主义价值体系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活方式，就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建立起一些小型的共产主义经济体，让它成长起来，逐步取代旧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欧文很早就搞了共产主义试验，但由于他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的这些试验，所以都被扼杀了；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我们就有条件搞这种试验了，社会主义制度应当是主动地进行这种试验，而且要运用国家权力来扶持这种试验，通过母体与胎儿的联系渠道——脐带——给新的经济体输送营养，使其尽快成长起来，自立自强，长成大人。
在这个新型的经济体中，必须按照共产主义价值体系来组织生产和生活过程，实行外圆内方的原则，也就是在与外部交往中，依据商品经济的原则，实行等价交换；在内部管理中则实行共产主义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这种经济制度相适应，人们的人格发展水平也需要有一个升华，不再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那种人格，不再是以占有物质财富为人生最终目标的贪婪的私有者，而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自觉的劳动者。在这个经济体中，倡导“八荣八耻”的荣辱观就是适时的，而且也是必须的。建立和坚持新的经济体的过程同时也是用新的价值体系来塑造人性的过程。随着这种新的经济体的成长、扩张，与之相应的新的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普及开来，收编整合旧的经济体，共产主义的一整套制度也就逐渐地形成了。这个扩张的过程，就如同解放军收编国民党军队一样，并不是简单地让国民党的官兵换上解放军的衣服就行了，而是要接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一整套目标制度和原则。一旦搞明白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那些原本要靠奖励大烟土和大洋才打仗的人，就变成了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勇士。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就要保护和照顾这个新型的经济体，就像母亲照顾儿子一样。其原因有二，首先是战胜资本主义的需要。在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中，社会主义最终要靠新生的共产主义经济来战胜资本主义，如果仅仅靠搞商品经济的竞争，社会主义永远只是跟在资本主义之后，永远也取代不了资本主义，消灭不了资本主义。其次是出于纠正现实的社会弊端的需要。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之相应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蔓延，带来了诸多社会弊端。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效果都不如意。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生出来的是一堆实践着资本主义原则的企业，很不成器，坑蒙拐骗，欺压工人，掠夺资源，让社会主义老娘操透了心，仍然管不住，因为他们本性就是这样，改不了。弄不好，还会要了老娘的命。一个家庭里，要是生了几个不成器的儿子，那是和谐不起来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建立新的经济体的途径，才能走上和谐之路，才能纠正两极分化等诸多社会弊端。社会主义需要引入新的共产主义因素来治疗自身的疾病，这就像母亲在孕育和哺育婴儿的过程中也可以治疗自身的疾病一样。社会主义要想构建和谐社会，要想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就必须要建立与之相应的经济体制，但如果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高尚的精神就树立不起来，永远只能是空话。所以尽快地生出一群共产主义儿子，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使命，也是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希望。
这就是王先生所说的：[这要求“砖瓦”的“立新”中包含自我生长的机制，除了启动环节要由领袖推动，一旦起步就能自行驱动和自我复制，并有自动调节功能，使“砖瓦”之间能实现自组织整合，不断扩展并完善。那时即使不再有外力推动（如启动改革的领袖被官僚集团罢免），“立新”也将不会停顿，不可阻挡，直到完成整个社会转型。]
原来的公有制纷纷凋零，其根本原因在于，公有制是和谐法则的外壳，正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当着市场法则侵入到公有制企业内部的时候，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些公有制本来就是在市场法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本来就缺少内在的灵魂，实行了承包租赁等改革政策以后，淡化削弱了政治工作，没有了灵魂，也就没有了生命线，这样的公有制的不能自我维持的命运就是必然的。现在，由于丛林法则在社会生活中的泛滥而造成的灾难，不光是穷人不堪其重负与痛苦，包括富人和其他各个阶层人们也无法忍受，这就为人们的普遍觉悟创造了条件，党中央在倡导着“八荣八耻”的荣辱观，公有制的灵魂又在重新凝聚着形成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可以自觉地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这样建立起来的公有制应当是有生命力的。既然条件已经具备，我们就可以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无须等待，不必彷徨，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应当自己组织起来，在追求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像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胆子要更大一些。
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在经济过程，在于培育新的经济关系。如果直接对着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话，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只能造成混乱。国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中国，就是从经济体制入手，我们要想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也同样要从经济体制入手。目标尽管不同，方法却是一样的。
最后还要强调一点，社会主义制度相比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不在于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力，而在于它有孕育共产主义的能力，所以它才能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坚持着丛林法则的人们竭力地改造这个新体制，把它窃取为己有以谋取狭隘个人利益；坚持着和谐法则的人们则要运用好这个新体制，用它来建设新社会，把社会政治体制从第三和第四种类型提升到第一种类型。所以当人们把目标集中在“专制”上的时候，必须要注意，不要攻击了新制度的生长点，投鼠应当忌器，还是小心一些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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