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文希望通过对1958-1962年毛泽东对当时中国已经形成的领导体制进行的改革做一个简略的介绍，以为加深理解1956年以后毛泽东思想发展提供背景材料。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将斯大林模式移入中国，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面临如何克服官僚主义以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这一问题，而且还使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如何加强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这样的新问题。
在中国革命的传统中，党对整个革命的领导形成了“集中领导与分散管理”相结合的领导传统，为了保证党的重大决策能够全面得到贯彻，党在社会基层的每一个单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对群众实施组织动员。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尽快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依靠计划经济来解决工业化的资本积累问题，其结果就是将产生于苏联的斯大林模式移入中国。这就给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带来了双重难题。斯大林模式要求的中央高度集权在实际上取消了中国共产党传统的“集中领导与分散管理”相结合的领导方式；同时又由于中国农村仍是一个由无数个体小农构成的社会，难以同国家的工业化相结合，而农村还肩负着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的重任。斯大林模式以强制方式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但对中国的具有农村背景的革命领导人来讲，要他们剥夺农民是非常困难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在斯大林模式移入中国后，如何对农村实施有效的领导，在保证农民利益的同时解决工业化资本积累问题，同样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
为依靠计划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建立的领导体制，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引起了一些地方党政领导人的不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央高度集权在地方党政领导人中引起的不满越来越强烈。1955年，毛泽东到外地巡视工作，“所到各省的负责同志纷纷向他反映中央对经济统得过死，严重束缚地方和企业的手脚，要求中央向下放权。”毛泽东对地方的这些意见极为重视，并开始思考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特别是变革党对经济的领导方式。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发挥工人在企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加强党的领导，也成为这一时期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国家工业化的推进，斯大林模式的局限性开始暴露出来。按照苏联工业化的方式在中国进行工业化将会遇到比苏联更大的困难，因为中国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大低于苏联的情况下进行工业化的。如何根据中国国情进行工业化，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1956年，中国共产党在开始探索解决如何密切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党的领导体制与领导方式进行变革的探索。
在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毛泽东在1956年4月做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专门谈到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他指出：“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同时，又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在一次听取汇报时，毛泽东又说：“人是生活在制度中的，同样是那些人，施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敲锣打鼓，积极性也提不起来；施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在党的八大上，许多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在大会发言中提出了地方分权的要求。实际上，中共中央此时已经对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做出了规划。
中共中央在考虑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同时，还考虑了如何在企业中加强党组织的作用以及通过加强党组织的作用使工人的主人翁地位能够体现出来的问题。党的八大对企业中党组织的地位与作用做出了不同于过去的规定。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出：“在企业中，应当建立以党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凡是重大的问题都应当经过集体讨论和共同决定，凡是日常的工作都应当由专人分工负责。”党的八大决定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取代从苏联学来的“一长制”，但这一决定并没有马上付诸实施。
当工业化进程开始后，党在基层的领导问题也逐渐突出出来。“在农村基层单位中，由于缺乏相应的组织部门来统一调配人力和物力，因而妨碍了大规模的发动群众。”加强党在农村的领导作用的难题之一就是，农村的经济组织特别是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与基层的党政领导机关难以建立起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虽然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农村普遍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但这些基层组织起初是按照支部建在村上的原则建立起来的，随着农业合作社的建立，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面临的问题是经济组织与政权组织的关系难以协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曾指出：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水平，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对农村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党在农村的组织形式没有及时调整，“就使党对农业社的领导发生困难。”而国家工业化迅速推进的形势又要求党在农村通过自己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对农民群众实施有效的动员，以支援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1957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组部《关于县、区、乡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撤区并乡，建立适应新的形势的基层领导体制的设想，并强调，要改变党委分口领导的制度，以解决普遍存在的“党委包办政府日常工作的现象”。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时指出：撤区并乡，“是为了减少领导层次，加强乡级领导能力，充实农业生产合作社领导骨干。”但这一措施贯彻后却导致了更加严重的组织问题，在农村不得不建立更庞大的组织机构，以同上级领导机关的工作衔接起来。
从1956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对领导体制与领导方式的变革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各种改革方案也陆续制定完毕，但领导体制与领导方式的大规模变革，一直到1958年才真正全面开始。
1958年1月,毛泽东根据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一些领导同志商量的结果，对党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进行总结，写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分析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条件，提出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毛泽东指出：“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一定要在干部中议一议，”“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要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注意力转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条件：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懂科学技术，懂业务，但又一定不能忽略政治。所以，毛泽东在提出把评比作为重要工作方法时，又明确要求：“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政治就是领导艺术，领导干部要提高自己的领导能力，掌握领导艺术，就不能不讲政治。毛泽东的分析无疑具有永久的价值。
同时，毛泽东将注意制定和完善规章制度作为党更好地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条件。他指出：“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门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对那些已经在妨碍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党的领导机关应该支持基层群众的改革创举，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应该到基层去，“发现那里有些什么规章制度已经限制了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力，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通过基层党委和群众的鸣放辩论，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订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毛泽东积极提倡进行改革，而且要在改革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毛泽东还提出：“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领导干部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觉到人们相互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到下面进行调查研究，“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认识。”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还专门分析了领导原则问题。这就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形成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毛泽东指出：“大权独揽”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专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其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于反对分散主义。 ”“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自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而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毛泽东希望在各级党委会上讨论一下这个原则是否正确。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对党执政以来领导经验的总结。它在一段时间内曾经对党的领导方式特别是干部的领导方法发生过重要影响。而且，毛泽东对党的领导条件的分析，对于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干部如何搞好领导工作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1958年1月，毛泽东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共产党准备大改革。”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说：“中央集权太多了，是束缚生产力的。”“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社论，提出要“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全体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中国共产党变革领导体制与领导方法的设想在1958年春节后正式付诸实施。
中国共产党变革领导体制与领导方式的目的是，根据中国的情况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克服斯大林模式的弊端，通过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在中国还不具备实现工业化条件的情况下，依靠党对群众的动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这实际上是将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群众路线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种探索。它要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的确定，“都必须经过各级党委和各有关部门的认真讨论，都必须充分体现群众路线的要求。”“使我们所决定的方针能够最大规模地动员群众来参加建设，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各方面的潜在力量。”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工商税收制度、改进物资分配体制、发展地方工业的意见，1958年将经济领导权从中央各部门大量下放到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关，以充分地利用地方资源。与此同时，为了保证各级地方党委在领导地方经济发展时，能相互协调，保持经济发展的平衡，中共中央特别要求：“各级党委必须亲自掌握经济工作的协作和平衡。”“必须从全面出发，反对从局部出发，反对相互封锁；必须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反对虚报、浮夸。”1954年高饶事件后被撤消的大区和中央局也被重新恢复。在中央对经济领导体制进行改革的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取代经济计划部门站到了经济领导工作的第一线，运用群众动员的方法领导经济上的大跃进。将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结合起来，以尽快实现农村的工业化，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革命传统领导经济工作的一种新的方法。它明显的不同于斯大林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方式。
中国共产党改革领导体制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根据“精兵简政”的思想对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进行了精简。为了使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基层生产单位的权威有名有实，一部分中央经济计划机关被解散。中共中央要求，“把大批城市中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去，”以克服忽视农村的不良风气，“加强农村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必须将下放干部的工作同改革体制、紧缩机构、减少人员、加强基层等工作结合起来。”大批机关干部下到工厂和农村基层，一方面参加体力劳动，一方面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实现经济上的大跃进。
作为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法变革的重要内容，在1958年，中国共产党对企业和农村基层的领导体制也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
在企业内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变革的主要内容。全国许多企业在党委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的职工群众，对解放后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进行了一次检查，修改和废除了其中许多不合理的部分，”建立了许多新的制度。在企业中，“破了一长制，确立了党的统一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党委取代企业行政领导部门，直接领导企业的生产活动。“破了过分强调物资刺激的工资制度和奖励制度，实现了政治挂帅为主，物资利益为副”，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和群众动员的作用。按照经济民主和群众参与的思想，企业中普遍建立起“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实现工人、领导干部与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制度。这些改革措施经过实践，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为正式的领导体制----党委领导下的行政上的厂长负责制。在这一领导体制中，“企业党委员会是企业一切工作的领导核心。”“企业中的党委员会，对于企业的行政管理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工会工作、共青团工作，以及企业中生产的、政治的、文化的群众运动，实行全面的统一领导。”这是将党的民主集中制中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运用于企业领导体制的大胆尝试，体现出经济民主的精神，它又反映出中国革命的传统对这次改革的作用。
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同时产生了农业社会化的问题，对党在农村的领导活动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共中央在1958年3月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使农业经济活动与国家工业化进程相一致，在农村建立了党政军民学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体制。在人民公社体制内，“公社党委员会和它下面的总支部、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基层组织，是农村工作的领导核心。”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对人民公社各级和各部门的工作进行领导。对经济活动的领导，曾经一度主要依靠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因为发生了许多侵犯社员利益的行为，根据民主管理的原则，在人民公社内建立起由社员代表大会、公社管理委员会、大队管理委员会、人民公社各级监察委员会组成的完整体制。公社党委都这些组织实行全面领导，但不能包办代替。公社中的重大问题，“应该由各级的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决定。”党的领导体现在，重大问题在党内进行充分酝酿，并且同社员共同研究，再提交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以后，保证执行。尽管农村的这次改革后来被完全放弃，但对于许多中国农民来说，“这是一段充满真诚热情和巨大希望的岁月。由于许多农民初次领受了农作之外或他们出生的村庄的狭小范围之外的不同的生活体验，因此纷纷耳目一新。”
1958--1962年，党的领导体制经过不断探索，由变革逐步走向稳定。一个与斯大林模式有很大不同的党的领导体制在中国形成。领导体制与领导方式的变革为中国共产党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使中国在人均GDP只有几十美元，而且又没有了任何外来援助的情况下，建立起中国独立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由于新的领导体制与领导方式强调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它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将中国人民的积极性极大的激发出来。有了这样一个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六十年代初极其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式下，领导中国人民在克服前所未有的困难的同时，创造出大庆石油会战、研制成功原子弹的奇迹。而中国的六十年代因此成为人民对社会主义信仰坚定的年代、无私与奉献的年代、英雄辈出的年代。“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句六十年代的名言，实际反映了，变革后的领导体制与领导方式，使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空前强大有力，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而且，正因为有了这种体制，“农民们获得了初步的工业经验，走出了中国农村工业化的第一步，而这个工业化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巨大成功。”当然，领导体制与领导方式的变革也一度引起了经济中的严重混乱。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在特定条件下为发挥党的政治优胜与组织优胜而建立的领导体制，表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但如果没有这样一种领导体制与领导方式，中国能否在人均GDP不到一百美元的条件下，开始国家的工业化都将是一个疑问，更不用说建立起中国独立的工业体系了。因为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在人均GDP二百美元后才开始工业化的进程。
当然，必须看到，领导体制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并没有能够遏止已经出现并开始蔓延的官僚主义，而这就使毛泽东决定采取新的措施使党的领导体制与人民民主的要求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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