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将现代西方工人的福利看作是修正主义的贡献，不考虑非修正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的全局性影响，从而达到为国际修正主义翻案的目的。此中是非曲直，值得评说。
蟋蟀
2006.01.10
王占阳：恩格斯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真正鼻祖
前些年理论界曾经很重视马克思的“晚年设想”。但实际上，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是错误的，而且恩格斯晚年也已很明确地指出了这种错误之所在。
我认为，我们现在应当重视的并不是什么马克思的“晚年设想”，而是恩格斯的晚年思想。恩格斯实际是所谓“国际修正主义”的真正鼻祖。而且，顾名思义，所谓“修正主义”，就是主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之主义。“修正主义”并不是没有什么不好，更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试问：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相比，我们现在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如果不是“修正主义”的，那又是什么呢？！如果不搞“修正主义”，我国又何以实现近30年来的巨大发展呢？！
严格说来，搞“修正主义”，实际本来就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实际就是修正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任何发展的形式都是否定”（马克思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式，自然也是某种程度的自我否定。所以说，如果没有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会走向僵化和死亡。
历史表明，恩格斯在把握现实社会的脉搏方面，实际比书斋里的那位更深沉的马克思要敏锐得多。恩格斯的晚年时期，也正是其思想发展的一个新的活跃期。所以，我们阅读恩格斯的晚年著作，几乎到处都能看到后来赖以构成“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主要要素或萌芽（如关于资本主义生命力的长期性、议会道路等等的思想观点）的生成过程，到处都能闻到一股“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气息”！
譬如，打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我们就可以看到1893年5月11日弗?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一段令人震惊的谈话：
记者：“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
恩格斯对我（记者）看了下，然后说：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
在这段话中，对于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来说，最具震撼力的话语就是：“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
曾经长期遭到贬斥的“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当时正是恩格斯的亲密战友和主要助手。伯恩斯坦对于恩格斯向报界发表的这篇重要谈话，无疑是很清楚的。
由此，我们自然也就会想到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名言”：“对我们说来，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
恩格斯的这篇重要谈话在前，伯恩斯坦的名言在后。所以，很明显，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名言，实际只是通过继承和发展恩格斯这篇谈话的重要思想而形成的。
也许有人会去刻意咀嚼恩格斯与伯恩斯坦的区别，但我更看重的却是他们的内在一致性。
事情很清楚，伯恩斯坦名言对于恩格斯重要谈话所做的变动不过是：
（1）把恩格斯所说的“我们没有最终目标”，变成了“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
（2）把恩格斯所说的“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变成了“运动就是一切”。
（3）把恩格斯所说的“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具体地落实为了伯恩斯坦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富有价值的新探索。
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和伯恩斯坦实际都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大目标，但他们又都认为，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的运动才是最重要的，而预先讨论“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则是毫无价值的。他们都认为社会发展问题是需要不断探索和研究的，而并不是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如果恩格斯在世，他对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名言”，显然也是会表示赞成的。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恩格斯是主张革命的，伯恩斯坦则是主张改良的，所以，恩格斯并不是修正主义，只有伯恩斯坦等人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恩格斯晚年关于资本主义生命力和议会道路的新论述，都是构成修正主义的基本要件。恩格斯当时之所以仍然主张革命，其原因也正是在于他对于资本主义生命力的估计仍然不足。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沿着恩格斯开辟的修正主义道路，从资本主义的实际出发，进一步地肯定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这并不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而正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面对资本主义具有长期生命力的现实，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唯一合理的选择，自然只能是走议会斗争和改良主义的发展道路。试想：一揽子的革命长期搞不成，难道就不能走改良主义的发展道路吗？！难道社会主义者能够面对人民大众的疾苦而长期无动于衷吗？！难道无视人民的现实疾苦而只是一味地准备遥远的革命、一味地空喊革命口号，就叫做什么“革命”吗？！难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之一不也正是在不具备革命条件时就要积极推进社会改良吗？！难道毛泽东不是也说过“新民主主义”就是一种社会改良吗？！
不仅如此，从根本上来看，伯恩斯坦所谓“一点一滴地实行社会主义”，实质上也正是一种局部的、渐进性的新式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这种社会主义的长期发展也并不是背弃和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正是极大地增进了西方工人阶级的利益。这种利益不仅包括了恩格斯时代即已开始获得的民主利益，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尤己获得了包括发达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极其广泛的社会经济利益。
由此，我们也就不能不问：面对这种现实，我们现在难道还有理由继续“痛斥修正主义”吗？难道世界上还会有什么因为工人阶级（即雇员阶级）的幸福而感到痛心疾首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吗？难道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不是一些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伪社会主义者、伪君子、或者是至今仍在井底看世界的井底之蛙吗？难道我们不应感谢恩格斯、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修正主义大师们在探寻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普遍幸福主义道路方面所做出的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吗？！诚然，在这种艰难复杂的探索过程中，恩格斯、伯恩斯坦、考茨基们也都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难道有过什么不犯错误的圣人吗？难道那些直接间接地激烈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人士们所犯的错误，不是比那些“修正主义者”所犯的错误还要更多、更大、更持久、而且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更加深远一些吗？！
注：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1956年生于沈阳市。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90年获吉林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主要从事世界历史理论、历史哲学、新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世界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致力于探究人类历史之迷，着力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道路。近期在新著《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提出并系统阐述关于普遍幸福主义、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基础理论。另著有长篇学术专著《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40余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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