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理论
卡尔•翁格尔
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核心是否定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和肯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但是，这个理论中没有对资本主义特定的经济崩溃进行阐述。然而，以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坚持这样的理论，并在世界上确立了“崩溃理论”的概念。其深刻含义揭示了它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如果崩溃理论是错误的，那么就只有资本主义的无边际的扩张以及它来自伦理学基础的持续改良了。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与带有南方马克思主义印记的经验论（更确切地说是“维也纳学圈”的先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考茨基和希法亭，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阐述不多，因为他们“直接面对了战争和扩张”。在包含了希法亭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和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理论的认识论见解中，希法亭思考的重点是垄断的形态，他将基本的、结构的改变与马克思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分析进行了透彻地比较。为什么“国际化新阶段的这种内部发展和国际市场紧密相关”，“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在国际政策中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这种发展在本国处理‘社会问题’中有什么样的反作用”，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在列宁的理论中垄断是中心问题，卢森堡则强调的是扩张的必然性，因为帝国主义“没有其它积累的特别方法”。在1913年时，她对“在国内用殖民方式占领土地”的可能性还没有看得十分清楚（几乎令人吃惊），也就是说，增长的动力是“来自消费品的大量生产、农业生产的扩大、实际工资的提高和福利国家的发展”。莱奥·帕尼奇和萨姆·金丁则与之相反，“帝国主义的特殊资本主义变种”的一些结果是进入了一个“由于受到按照发展趋势下降的利润率、过剩积累和／或者消费不足的影响的新的发展阶段，更多的是一个类似从前独特的推动资本统一（Kapitaleinheit）的过程，它放弃了现在依然存在的乡村或是城市的祖产”。如果对皮朗－熊彼特的资本统一倾向于反驳那些毫无价值的观点还有解释的必要，毫无疑问，帝国主义理论家“把时间和精力已经用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对早期阶段的研究上了”。
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的弱点是在工人运动中“从理论到实践都大大低估了帝国主义”。显然，从1945年至今，在一定程度上现实与理论（危机和战争）的发展是相符的。但是“从社会主义的世界政治势力以及‘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动力所反映出的”却是自由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阶级调和。此外还有“通过实施福特式的方法建立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政治关系的稳定性。因此，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的另一个基本前提，即消费不足论，至少被暂时废除了”。这一点看来尚存疑问，因为国家在战后年代会出现超量的需求问题，而不仅仅是军备方面。美国统治阶级从世界经济危机（首先终结了军备发展趋势）中抓住这个重要的，越来越重实效的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着手，即国家不仅对内而且对外都必须推行持续的、积极有效的经济政策。所以美国在1945年以后建立起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消除了30年代封闭式对外经济的影响，并通过世界贸易的扩张变成一个独立的增长因素：“在冷战过程中美国的总战略不仅实行对共产主义的限制，而且为世界政治、文化、特别是经济的需要采取了积极的措施。”
1945年以后的帝国主义大辩论反映出这样一种状况，“美国通过在西方联盟体系中的霸权‘克制’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从那时起开始了冷战的势态与对抗原子武器装备为特征的时代。从此以后“第一世界”为中心和“第三世界”为边缘之间的关系被评价为是帝国主义的。巴兰和斯威齐把“垄断资本”描述为一种特殊现象。他们向列宁和卢森堡的传统观念发起挑战，没有把帝国主义——例如德佩和其他观点——归结为军事－工业综合体。巴兰和斯威齐一直把垄断资本主义理解为全社会体系，把最基本的问题叙述为消费不足/积累过剩（Unterkonsumtion/Überakkumulation）。从他们的全部观点来看，他们对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体制的观点一直具有权威性，并且产生了独特的垄断资本主义之异化的观点。除了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他们分析的重点还包括消费主义的奇迹和文化产业。在经济学方面来看，这里还涉及到近十年来变得很重要的领域：“内部的征服和殖民”。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帝国主义的策略有两个重要的特征：美国行使领导国的能力，是建立在——像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说——“美国的生产模式和文化模式的吸引力上，这两种模式在范围不断扩大的消费主义领域中联合在一起”。就文化方面的意义而言，这与人们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及他们的欲望是相吻合的，体现出个人还有集体的认同。由此看来，当前断裂的、无连续性的“新帝国主义”概念被巴兰和斯威齐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所延续和发展了。这种观点也是伯林格定义的基础：“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帝国主义概念在政治深度上最接近的思想应该是这种垄断关系，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应该是资本主义新阶段本身”。
资产阶级自以为足够强大，终于在1945年以后开始公开地对工人报复。对于这种策略转变的可能性以及必然性，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早在40年代中期（正值“凯恩斯主义革命”开始）就在他的“政治性经济周期”假设中指出过。此后，资本所有者除了长期投资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以外，对持续的充分就业并不感兴趣，甚至在危机中愿意以一定程度上降低利润作为稳定事态的代价。帕尼奇和金丁也得出类似的答案：“新自由主义的机制（市场和竞争的压力扩大和加深）虽然可能具有经济特性，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民主成果在政治上的回应。在新语境和资本视域中，这种民主成果是下层阶级所获得，而后又发展成为资本积累的障碍。”德佩等人使我们注意到另外一种经济的必然性：“以福特制的资本积累制度为目标的障碍必须通过一种国际化的新发展阶段来突破；同时，一种新的‘微电子学革命’作为强大的合理化潜力应用在生产中，如在管理和劳务部门中被充分利用。”因此，这种策略转变使得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自由主义变为主体意识形态，不仅在实施中没有遭遇大的挫折，而且能够解决经济问题。因为自从4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的网状系统结构在科学、公关活动和政治协商中进一步巩固，此外，被凯恩斯主义过滤的“计划资本主义”在实际中失去了作用。
那么当今帝国主义有什么新变化吗？对于德佩等人来说，新帝国主义“不仅以美国的全球超级大国地位最为突出，而且在这个历史变革时期传统的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力量愈加稳固和加强”。“然而‘新帝国主义’依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将如何保障和协调帝国的正常运转。……帝国主义的政治不是在活动家的背后动作，而是周旋于两种状况之中：一方面受到能力和国际市场游戏规则的影响，另一方面政治军事大国运用能力、决心，为了自己——国家和世界利益——阻止任何对这种制度的攻击和干扰，使政治和全球监督体系得到保障。而具有这种能力的只有美国。”帕尼奇和金丁强调，美国能够成为权力中心，是因为十多年来，在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中资产阶级逐渐强大。但是，尽管如此，资本的世界仍处在相对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的全球化这个巨大矛盾复合体之中。
德佩等人解释道，在全球化进程中，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民族国家将需要资产阶级来做“精神上的总资本”，构成新帝国主义更多的矛盾均衡。介于大资本与民主之间应属“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鉴于资产阶级掌控的文化产业领域仅仅是合乎逻辑的，那么它所暴露出的矛盾会很尖锐。80年代以来日常文化的商业化达到一个新的顶点：“其目的在于使大众的非政治化渗透在娱乐、性、非法行为、制造轰动新闻、体育和博彩中——被媒体控制的这一切，非常清楚地证实了它们是站在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一边的。……不道德的问题强化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合理化和反理性的行为方式之间的文化的矛盾。”
那么反帝国主义力量又如何呢？新社会运动可以被看作是未来冲突的“尚未成熟的‘早期预警系统’。假如‘另一个世界’还有一个劳动、生产和以世界市场关系为目标的体系的重新整合，其中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必须承担重要的——更多的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
（摘自《国外书刊信息》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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