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学的社会学反思
-----兼作对社会学的认识
自19世纪三十年代法国哲学家孔德在其大作《实证哲学教程》中提出“社会学”的名词并初步架构了这一门学科算起，社会学已经有170余年的历史。同样，自严复1897翻译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著作《社会学研究》开始，社会学在中国也已经有了110年的历史。一个学科随着一个时代而来，同时又已经走过了一个时代。本人自学习社会学也已经两年了，对社会学也有了一点认识，下面就谈一谈。在本文中，本人不想去像回答考试题目一样，教科书式的来回答社会学的知识体系等等的一系列看似无比重要的东西。我只想把社会学当作一个分析对象，用我所了解的社会学的视角和想象力来分析社会学本身，所以，本文的题目就叫“关于社会学的社会学反思”。
一 中心与边陲（受启发于台湾知名社会学家叶启政）
社会学中的依附理论是论述全球的经济政治体系的一种重要的理论，讲的是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边缘地区的依附性问题。下面，我想说的是社会学在所有的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无论我们把自己吹嘘的如何的怎样，我们得用科学的，客观的方法来看世界，对社会学的认识亦如此。我们把社会学当作一个“社会事实”来分析一下。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争论，本人在这里不想涉及，只想谈谈社会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与角色。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社会学是属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相区别，这对于社会学发展中的大部分阶段和学科内涵是正确的，当然，早期的社会哲学与西欧的部分哲学式社会学另当别论，这是社会学的本身的属性。同时，他认为社会学是社会科学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级学科。但就目前而言，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社会学在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都处于一个边陲的地位，与其相对的经济学等处于中心的地位，特别是自美国社会学的黄金时代过去以后，社会学在全球都基本处于对中心学科的某种依附关系，当然在欧洲不是很明显。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可谓不容易。到目前为止：不仅处于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的边陲地位，同时更处于国际社会学界的边陲地位，对国内社会科学的中心学科和国际社会学这两个中心都具有极强的依附性，还没有真正的形成自己比较独立的科学研究地位。这一方面是时代使然，同时也是社会学自己的理论建构枯竭的缘故。社会学自诞生时其就为自己设下了一个矛盾：应用与理论之间的张力。并不是说应用研究就是有用的，理论研究是无益的，事实恰好相反。但是，社会学本身所面向的社会自社会学创立以来就越来越短视和功利，能在短时期内见成果的应用研究更对口。这样，社会学自己在“社会化”中就面对着两难。这种两难在社会学在美国的发展历程中表现的非常明显：一直应用研究很盛行，理论研究相对靠边，虽然他们也出了很多的理论成果和理论大家。正是有分量的理论研究越来越少才使美国的社会学只能红极一时。在中国，费老在很早就开始强调我们理论研究的不足，并作《乡土中国》以引导，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国社会学目前还没有真正的生长出属于自己的理论，这不得不另人担忧。总结一下，社会学本身的学科期望（也很有可能）的是使自己成为社会科学中心学科之一，但现状是处于边陲地位；本来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应当处于自身学科的中心地位，现状是很是糟糕；就中国而言，社会学还没有完成本土化，对国际社会学也处于依附地位。这样以来，中国的社会学在社会科学的学科机构中，在本身的研究发展中，在与国际社会学界的对话中，都存在一个依附性的问题，这是不容忽视的“社会事实”。
二 立功与立言及中国社会学者的使命
中国古代的文人喜欢讨论一个“立功”与“立言”的关系问题，我把它做粗略的理解为知识分子个人的价值实现（立言）与对社会国家的贡献（立功）的关系问题，这是古今中外所有知识分子都思考和困惑着的问题。德国的哲学家费希特有《论学者的使命与人的使命》，韦伯有《学术与政治》，而涂尔干在其演讲《知识分子精英与民主》的演讲中也有所涉及。不论他们做何论调，其中都明确或隐约的表达过知识分子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有责任感的想法，这是另人欣慰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具体些中国的社会学者负有什么样的使命呢？这一点费老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解答：志在富民。虽然我们可能达不到费希特所期望的那种做学术到以学术为信仰的高度，但是，我认为每个有责任的中国社会学者都可以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社会的发展献出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就是说，中国的社会学者第一肩负着把中国的社会学真正建立起来，使其摆脱至少是部分摆脱全面依附性的学科地位和角色，使其能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真正的积累一定的知识（费希特对学者的第一个要求）；第二，中国的社会学者也肩负着“富民”的使命，也就是对国家和社会要有一定的责任感和贡献。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学术与政治的问题，社会学者该不该在政治中露脸，该不该在社会上发出声音？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只要我们所发出的声音是负责人的，而不是哗众取宠的；只要我们影响政治只是为了使我们的社会更加良性的运转而不是为某些特权阶级做辩护，我认为都是无可厚非的，同时这也有利于社会学自己改变自己的依附地位。第三，中国的社会学者肩负着重建中国社会的个人信仰和社会信仰的重任，这一点当然是最难的一点，但是也是（我认为）社会学者最重要的使命，下面就专门单独的谈一谈社会学者的这一使命。
三 关于中国人的宗教与信仰
个人认为，如果不把儒教算为宗教的话，就整个中国社会而言，中国确实是自身没有宗教的一个国度，虽然后来佛教到达中国，但也被中国文化给同化掉了。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确立统治地位以前的情况。对于马克思主义，它在中国的一段时期是绝对确立了社会信仰的地位和角色的，所以我更愿意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宗教来对待，若是它能真正的长期成为中国人的终极的信仰，那倒真是好事。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称为社会信仰的时期不长，到现在已经解体了，虽然它还扮演着某些人作为个人信仰的角色，我个人是相信在中国是还有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个人的。在古代的中国，虽然没有终极的宗教和信仰，但是也还是有朴素的信仰，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比如说“传宗接代”就是中国人自己朴素信仰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的终极信仰把目标指向了上帝，而中国人的朴素信仰将把的对准了家庭和家庭中的成员，他们肩负着“慈”和“孝”的使命，更肩负着传宗接代的使命，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他们的朴素信仰，这在当时既是个人的信仰，也成了整个社会的社会信仰。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旧的信仰体系已经完全的被打破，而新的信仰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整个社会处在一个没有社会信仰的社会。中国的社会学者应当肩负起这一重建社会信仰的使命，至少是部分的肩负起这一责任，这也是社会学自身改变自身地位的好机会。那么，中国的社会学有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呢？这是我们社会学者的问题，应当用实际的行动去回答，在没有去努力的做一件事情之前就对它判死刑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就全球社会学特别是欧洲社会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社会学在建立社会的信仰体系中虽然没有擎大旗，但也还是做出了不少的贡献的，期待中国的社会学和中国的社会学者有更好的表现。
以上三点看起来与对社会学的认识有些偏远了，但也还算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的解答。同时，上述三点看起来是零散的，但最终就是想在两个问题（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和中国社会学及社会学者的使命）上说几句话，这些都是个人平时看书和学习的一些想法，有很多的观点自己觉得都很幼稚，但我还是冒昧的把它拿出来，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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