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两种改革观的较量与党和国家应采取的对策
内容提要：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两种改革观的较量，围绕着党所提出的两种改革观论断的斗争，以及两种市场经济观的对立，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必须正确认识这种客观存在，并积极迎接各种自由主义的挑战。为了维护和坚持我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必须旗帜鲜明地继续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观，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观，积极宣传党所倡导和坚持的改革观，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并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矛盾。
关键词： 两种改革观 两种市场观 批判自由化 正确处理矛盾
经过28年的改革实践，在我国公民中，反对改革的人虽然不能说已经绝迹，但绝大多数人应当说是拥护改革，支持改革，并积极参与改革的。他们从亲身体验中已经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它是中国发展和富强的必由之路，中国不进行改革就没有出路。
但是，在中国，究竟搞什么性质的改革，向何方向改革，用什么思想指导改革，这方面却始终存在着分歧，甚至严重的分歧和斗争。
一、两种改革观的较量是一种客观存在
两种改革观的较量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就已有所表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国外反华势力在我国国内代理集团的形成，两种改革观的较量就更成为必然的事情。这是一种客观存在，凡是心明眼亮的人都不会看不到。
在我国28年的改革过程中，在中国大地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改革观的矛盾和斗争：一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广大老百姓所积极参与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开放；另一种则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含新自由主义者）坚持 资本主义化和全盘西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我国改革开放28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都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正确方向进行改革开放的结果，而我国所出现的严重问题，则多是离开了正确的改革方向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干扰的结果。
在28年的岁月里，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既主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又利用市场经济、利用资本主义的方法，甚至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我国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空前辉煌的成就。在此期间，一些势力利用我国改革开放的时机，大肆鼓吹“补资本主义的课”，鼓吹私有化，鼓吹通过消灭社会主义经济而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资本主义化，颠覆社会主义。他们的行为严重干扰了党的改革开放路线，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安全和稳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伤害。
在28年改革实践中，由于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做出的正确选择，我国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条件下进行不断深化的改革，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既利用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又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力争做到优势互补；坚持把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这两种调节机制相结合，既利用市场自发调节的优越性，又利用国家自觉调节的优越性，既以自觉调节弥补自发调节之不足，又以自发调节弥补自觉调节之不足；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他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既发挥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又利用私有经济在现阶段的优越性，这样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稳健发展。28年来，我国经济总量翻了10倍，对外贸易量翻了68倍，外汇储备量翻了3900倍。我国的经济奇迹正是党领导人民正确选择的必然结果。
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有些还比较严重。诸如分配不甚公平，贫富差距拉大；失业人口增多，就业压力颇重；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浪费较多；诸侯势力扩张，政令不甚畅通；社会矛盾加剧，治安状况堪忧；腐败问题严重，社风日趋下滑……。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当然原因很多，例如改革理论准备不够，干部经验不足；求速忽视平衡，不懂科学发展；党建有所削弱，组织路线滞后……，但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则是一种错误的改革观的干扰，即中外自由主义的干扰。
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外自由主义一直在干扰党中央所坚持的正确改革路线。在政治上，他们一贯鼓吹在中国实行西方的宪政制度和政党制度，把党中央和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诽谤为束缚改革开放的“鸟笼”[1]，诬蔑为“左倾保守”和“思想僵化”，主张通过他们所谓的“改革”，改掉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改掉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道路，冲破四项基本原则的“鸟笼”，实现全盘“西化”和全面资本主义化。用他们自己人2006年3月4日在杏林山庄会议（即所谓“西山会议”）上的话讲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是“没有注册登记”的“法律之外的机构”，“人大本身”是“反议会性质”的，“整个权力架构”是“反宪政”的，“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希望实行西方的“宪政”和“多党制度”， 希望走 “台湾现在的模式”[2]；在经济上，他们则极力鼓吹私有产权优越论和私有产权永恒论，鼓吹产权神话和市场神话，鼓吹通过各种手段（如鼓动干部腐败、贱卖暗送国资等等）消灭大部分国企，支持私资通过侵吞国资公产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迅速形成气候，发展壮大，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现私有化，主张在中国实行私有制为主体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总之一句话，通过他们所谓的“改革”，改掉社会主义，实行资本主义，实现“颜色革命”。
回顾近三十年各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颜色革命”的历史，人们不难看出，在各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发生的成功和未成功的“颜色革命”，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急风暴雨”的形式，诸如通过“休克疗法”搞“快速私有化革命”和砲轟国家议会，通过政变捕杀国家领导人，在外国敌对势力支持下发动分裂国家和改变国家颜色的内战，利用群众不满情绪组织游行示威并进行烧杀抢夺等暴力活动；一种是“和风细雨”的形式，即通过新自由主义的学说传播，思想渗透，步步深入，潜移默化，搞乱思想，征服人心，腐蚀国家干部，培植帮办代理，干扰政府决策，从经济、文化、政治上误导改革，篡夺党在各个领域的领导权（首先是篡夺舆论大权）。在条件不成熟时，“打左灯向右转”，或用模糊语言鱼目混珠，或“只干不说”，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亮剑”，一旦条件成熟亮出利剑，被骗之人就会悔之晚矣，那时就会给党和国家带来极大的灾难。
这两种形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常常会在同一国家交替使用。其联系性主要是目的和实质相同，都是要颠覆人民政权，改变党和国家的颜色，实现资本主义化。其区别主要是形式不同，前者表现为“急风暴雨”式，后者则表现为“和风细雨”式，从而前者容易引起人们的警觉，后者则往往不易引起人们的警觉。
在中国，中外自由主义者推行“颜色革命”主要采用的是“和风细雨”的形式。他们也曾采用过“急风暴雨”的形式，但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我们许多共产党人（包括某些高级干部），在“急风暴雨”式“颜色革命”面前表现头脑清醒、立场坚定，但在“和风细雨”式“颜色革命”面前却丧失了警惕，成了糊涂虫，甚至当了俘虏，打了败仗。他们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越来越对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感情淡漠，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感兴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丧失热情，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置之脑后，而只热衷于发展私有经济，热衷于搞私有化和傍大款，热衷于官商勾结为个人和少数人谋利，热衷于一身二任（既明着当官又暗里当私企老板），甚至为了个人发财而不择手段、甘冒坐牢杀头的风险。不难想象，这样的人绝不会带领广大群众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二、围绕着两种改革观论断的分歧和斗争
两种改革观的论断是邓小平同志在总结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后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科学论断。他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3]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极为重视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论断，并对之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发。例如江泽民同志就说过：“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所谓‘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必须明确划清两者的根本界限。当前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个问题上。我们在制定和贯彻现代化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方案的时候，都要坚持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有机地统一起来，把四项基本原则具体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4]江泽民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在广泛地征求了党内外同志的意见并经过反复讨论而形成的，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不仅重申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两种改革观的重要论断，而且对邓小平的论断进行了重要而科学的发挥。它明确指出了两种改革观尖锐对立的主要表现是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并明确提出了落实这一重要论断的具体任务。这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改革开放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贡献。在改革开放28年后的今天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围绕着邓小平和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上述科学论断，在我国理论界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和斗争。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坚决拥护这一重要论断，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武器，用来推动党领导的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捍卫党所倡导和坚持的改革开放路线，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妄图在我国推行只要资本主义、不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路线。诸如批判一切鼓吹私有化的谬论，批判唯私有产权优越论和私有产权永恒论，批判市场万能论和市场神话，批判一切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谬论……等等。但是，我国自由主义学者们则坚决反对邓小平同志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两种改革观的论断。例如，张显扬就说：“两种改革开
放观的提法不仅破坏了‘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平衡，削弱了改革开放的地位，而且败坏了改革开放的名声。”“‘两种改革观’的提法，在理论上是不严肃的，在政治实践上是为反对改革开放的极左思潮的鼓吹者张目的。”[5]《交锋》和《沉浮》的凌志军也说：“现在，既然改革有了方向问题，也就包括着一个新的意味：说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会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你尽可以去坚持，决不会有错误发生。说到改革开放，到底是什么改革开放，要分清楚。”“由此中国的改革开放便彻底地分裂为两种：一姓‘社’，一姓‘资’。”[6]有些自由主义者虽然未公开发表反对两种改革观重要论断的言论，但却用他们的一系列顽固坚持资本主义化的所谓“改革开放”行动，极力反对邓小平同志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提出的两种改革观的重要论断。对于这种“只干不说”，而顽固坚持资本主义化和“全盘西化”的“改革开放”的人，人们应特别予以警惕。
三、两种市场经济观的分歧与对立
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同两种改革观的分歧与对立相联系，还存在着两种市场观的分歧与对立：一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观，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观。
这两种市场经济观的分歧与对立，首先表现在我国究竟要搞什么性质的市场经济方面。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的人，坚持主张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观的人，则坚持主张在我国建立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
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的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7]坚持要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起来，既要搞市场经济，又要坚持社会主义，既要更好地利用市场经济的优点，又要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反复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并郑重向世界宣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8]坚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要在我国当前搞的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几个字，这不仅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点和弊端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对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信念的坚定性，而且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创新精神和政治智慧，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必然会利用我国改革开放推行“颜色革命”的高度警惕。
持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观的人则认为，“我们要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于光远，1995）[9]认为讲市场经济性质，讲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就是“拐弯抹角”“把问题扯到姓社姓资上来”，就是保守和僵化。（董辅礽，1997）[10]有些人则认为市场经济只有好坏之分，而无什么性质之分。所以，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极力主张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几字删掉。
两种市场经济观的分歧与对立还表现在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和分配制度方面。
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的人认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公有经济为主体和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要巩固和发展公有经济，又要允许、鼓励和引导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同时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要允许部分人、部分地区在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的基础上先富起来，又要在发展社会生产的基础上注重社会公平，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持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观的人，则极力鼓吹私有经济优越论和私有经济永恒论，鼓吹私有产权神话和私有化，贬低和诋毁公有制经济，主张通过鼓动官员腐败、贱卖暗送公产国资等手段把公有制经济整垮，使少数人通过侵吞公产国资进行原始积累，迅速成为私产暴发户。例如有人说什么，私有制是“最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所有制。[11]“私有财产制度是治乱的制度，……因此社会能长治久安。”（黄有光、杨小凯，1989）[12]有人认为“公有制天生效率低，效益低”，“只有彻底消灭公有制，实现私有化，才能提高经济效益。”[13]“国有制在世界范围走到了尽头，国有制已到了最后被否定的阶段。”（吴敬琏，1989）[14]“能否在国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市场经济呢？答案是否定的。”（吴敬琏，2005）[15]有人主张“通过产业（权）交易和股份制改造使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逐步变为私有企业，同时为新建私有企业大开绿灯。”认为“这就是一条绕不开的私有化之路。”“人间正道私有化”。（曹思源，2000）[16]有人主张“以卖代改”，认为“‘卖’这个行为本身就意味着体制改革、产权改革”。（樊纲，1998）[17]认为国有中小企业改革，说简单也简单，“其实就一个字：卖！”（张维迎，1997）[18]“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张维迎，2004）[19]有人认为“就小型企业而言，在‘包’、‘租’、‘卖’这三种形式中，一般来说，‘包’不如‘租’，‘租’不如‘卖’。”（吴敬琏，1992）[20]有人主张除“为数不多的非竞争性企业以外”，“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应卖掉”。（董辅礽，1993）[21]有人甚至宣扬腐败有功论，认为腐败具有“经济合理性”，它是“权力（利）转移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张曙光，1994）[22]腐败是“一个帕累托改进”，“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所以反腐败力度要把握适当”。（张维迎，1995）[23]认为“公有制是一个大饭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认为这碗饭不能吃就走开了，一碗饭就属吐唾沫的人私有了。”（张维迎）[24]有人认为“中国从走后门转向贪污是一个好现象……因管制市场交易而引起的贪污，十居其九对社会有贡献。”因此，“全力肃贪不利经济发展……不能大事批评贪污的盛行。”主张“将某些（国有）资产干脆地交给有较大特权的作为私产，让他们先富起来，作为放弃特权的交换。”（张五常）[25]在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方面，他们只强调按生产要素分配（尤其强调按资分配），贬低按劳分配，只热衷市场交易公平、竞争公平、机会公平，而反对通过国家调节、社会救助等手段实现社会公平，主张取消失业保险、老年保险、工伤保险等，尤其反对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认为没有两极分化，就不会有效率，“收入差距过大未必是坏事”“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他们虽然没有像他们的美国老师弗里德曼那样把公平说成是自由市场的敌人，[26]但也相当仇视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经济学家，认为提出这个政策建议的人是维护旧体制的最后一个旗手。他们只热衷于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不问这些人是如何致富，甚至千方百计为一些非法致富者辩护和张目，主张通过立法把违法致富者视为“原罪”而宣布无罪，一律免于追究，并主张对这些人的非法资产予以法律保护。
两种市场经济观的分歧与对立还表现在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和政府角色方面。
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的人主张，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既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又要加强政府调节的辅助作用，必须把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即两只手调节）有机结合起来，以弥补单纯市场调节和单纯政府调节的弊端和不足，保证经济运行既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又少走弯路、少花代价、健康运行。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国政府不仅具有四大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而且也像各发达国家一样，政府应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主体在市场的舞台上进行活动，它与其他两个市场主体（即企业和居民）一起，也进行投资生产（主要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以及通过国企生产能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产品），进行采购和消费。它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主要的投资者、生产者，也是市场经济中一个主要的采购者和消费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作为一个经济调节者，它通过其所掌握的各种经济变量（如财政收支、税率税种、货币发行量、基准利率、信贷规模、外汇储备等）影响市场信号（如市场价格、利息率、汇率等），从经济利益上引导企业（含国企）依据市场信号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经营规模和经营结构，调节微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政府还通过直接投资和政策导向，调整产业布局和解决地区经济、城乡经济差距拉大的问题，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平衡问题，从而促进社会资源在宏观领域更合理的配置，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还作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执行者（法官和裁判）在市场经济舞台上进行着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含国企）必然会出现某些违规现象（如偷漏国税、不当竞争等），市场也必然会出现某些失灵现象（如工业污染、垄断等）。为了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维护公平竞争环境，政府可通过立法制定市场制度和规则（如进入和退出的制度和规则，等价交换的制度和规则，公平竞争的制度和规则，治理环境的制度和规则等），通过执法和管理，矫正市场主体的违规行为和市场失灵现象，依法对市场运行进行监督和管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还作为国民收入的公平分配者在市场经济的舞台上进行着活动。“在市场经济下财富的分配是非常不平等的”，“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远远大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平等”。市场虽“是效率的，但是它对公正或平等却是盲目的”，“对平等问题却是不闻不问的”。[27]因此，需要政府通过财税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手段来弥补市场的这一缺陷。政府通过这些手段可以缓解由财产占有和市场运作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拉大的矛盾，对国民收入进行适度的公平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还是市场主体利益的维护者，市场稳定安全的保卫者。政府通过治安管理、交通管理、人口户籍管理、环境管理、教育文化卫生管理、国防建设和管理等，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为市场主体进行各种公共服务，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运行，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发展。总之，在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经常随时空变化而转换自己的角色。由于政府是由许多不同的部门组成的，因此，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多重角色和角色的转换，完全有条件可以做到。在一些场合它是经济调节者，在一些场合它又是法官和裁判（依法既管别的主体，也管它自己），在另一些场合它又是社会管理者和公共服务者。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实践中活生生的辩证法。应当指出，我国改革开放28年的经济奇迹，不能不说同我国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上述特殊角色很有关系。
持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观的人，则往往迷信和鼓吹市场万能、市场神话，只热衷市场调节，而贬低政府调节，反对政府调节，甚至反对政府介入市场。他们不加任何分析地一概认为，政府调节、政府介入市场是旧体制的阴魂不散，是腐败和不公平的根源。他们只强调政府的裁判角色和服务角色，而否定政府也是一个市场主体和调节者的角色。他们崇拜其西方老师弗里德曼的教导，极力鼓吹“有限政府”论，宣扬“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有限政府”，是“充当服务型角色”的政府。认为政府只宜做私人做不了的事，只宜做私人不愿做的事，其他一切靠市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应是发展经济、指导和管理经济的政府，也不应是规划经济发展战略和有计划调整产业结构的政府，不应是经济建设的政府；[28]认为政府的作用仅限于维护国防、防止欺诈、提供法治、制定规则、保护产权、欢迎投资、征收赋税、追究违法以及提供基础设施，有的甚至认为政府领导进行的打假也是“没事找事”、“多此一举”。
两种市场经济观的分歧与对立还表现在市场经济的文明建设方面。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的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文明，一切有碍市场文明建设的黄赌行业、商业贿赂行为都应予以取缔；但持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观的人则鼓吹黄赌和商业贿赂合法化，主张国家应允许这些腐朽行业和腐朽行为存在。例如他们中有人就建议国家对“黄赌行业进行阳光化管理”[29]，以便与国际市场接轨，吸引外资，对外商进行配套服务，并增加就业和增加国家的税收渠道，防止和减少艾滋病。
四、对策建议
为了清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和市场观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干扰和消极影响，特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如下的对策建议：
（一）旗帜鲜明地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再深入进行一次两种改革观的宣传教育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党中央和国务院要进一步明确宣示：什么是党和国家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即方向正确的改革开放，什么是党和国家所反对的改革开放，即方向错误的改革开放。要力争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特别要强调每个共产党员和每个公务人员必须在两种改革观问题上做明白人，不当糊涂人。
要结合学习《江泽民文选》，深入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学习。通过学习，不仅要使广大干部真正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我国必须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能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要使广大干部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真正划清两种市场经济观的界限，明确在我国市场取向改革中，为什么只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指导，而不能以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指导，以提高广大干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抵制新自由主义的自觉性。学习中要结合实际，总结市场取向改革的经验教训，明确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坚持真理，纠正错误，明确方向，稳健前进。
必须使广大干部群众明白，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今天，我国无疑要允许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学派存在，但绝不允许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我国的改革开放，更不允许新自由主义者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篡夺我国舆论宣传阵地的领导权。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但绝不允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把我国引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凡是有利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改革，都是党所倡导的改革，是方向正确的改革。改革必须为了人民，改革必须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必须由人民共享。相反，如果改革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背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是为了少数人，依靠少数人，对少数人有利，那么这种所谓“改革”就是党所反对的改革，是方向错误的改革。
还必须使广大干部群众明确，我国所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史上一个伟大的制度创新，是市场经济理论史上的一场革命，外国搞市场经济的经验和西方经济学，我们虽然可以借鉴，但照抄照搬是绝对不行的。
（二）开展积极健康的争论，正确处理与新自由主义的矛盾。
当前我国有许多矛盾需要解决，其中一个矛盾就是马克思主义[30]同新自由主义的矛盾。新自由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从意识形态角度讲，它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从我国信仰新自由主义的公民讲，他们中除极少数是卖国贼、是外国敌对势力的代理以外，绝大多数人仍是爱国者，他们在主观愿望上也希望中国富强起来，同时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倾向这在我国当前多元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允许存在的。因此，他们同党、同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仍属人民内部矛盾，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即按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予以处理。具体来说，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同他们争论，进行批评帮助、说服教育，最后达到以理服人，团结起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共同奋斗的目的。总的原则应是旗帜鲜明，分清是非，积极迎接挑战，进行争论。不搞庸俗的模糊哲学，不搞无原则的和稀泥，也不搞无原则的争论。但在这一总原则下，在同他们进行争论的过程中，则应实事求是，根据各人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在争论批评中，多数可对事不对人，只点事不点名，极少数则应既对事又对人，既点事又点名；同时，不能因人废言，即使对那些问题严重者，虽然对其错误观点要毫不留情予以严肃批判，但对其正确观点也要予以适当肯定（如他们发表的许多中性理论，像企业诚信论、货币理论、汇率理论等），不能全盘否定。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压人，更不能无限上纲，追究思想犯罪。对矛盾暂时难以分清的，应先按学术争论进行。批评与争论都要讲究政策，不要乱扣华奸等政治帽子。
建议国家应责成各主要宣传媒体，通过精心组织，经常刊登一些质量较高的论文，宣传社会主义改革观，批判自由主义改革观，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批判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把此作为判断各宣传媒体政治倾向的依据之一。绝不容许党报党刊以及共产党员领导或主持的报刊广电媒体宣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改革观、抵制马克思主义改革观，宣扬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抵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三）建议党和国家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狠抓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的落实，以便牢牢掌握各个领域的领导权。
要确实保证国家机关和其他各个关键领域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先进分子手里，绝不允许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新自由主义者、以及既当官又当私企老板的一身二任者与腐败分子占据党和国家机关以及其他关键领域的领导岗位。一旦发现此类事情发生，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及时调整。否则，长此以往，就会使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左灯向右转”，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更为严重，甚至形成气候，突现“颜色革命”，丢掉政权，那时就悔之晚矣！（2006年8月起草，9月修改完稿）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6—69页，第363—376页。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25页，第194—197页，第296—301页，第344—346页，第370—383页。
3、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4、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1、325—328页。
5、凯恩斯：《劝说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39—240页。
6、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自由选择》，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7、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8、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10、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11、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
12、郭志琦、李永宁、李省龙：《市场经济理论史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