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阶级斗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

长河：在阶级斗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 
 

2006年10月15日

长河

毛主席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如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成了问题，这岂不是很奇怪吗？从今天的社会现实来看，这恰恰成了事实。

一、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变了颜色

人民共和国宪法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57年，前28年，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国，社会主义红旗清清楚楚。后20多年至今，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颜色变得灰暗了，模糊了。让我们看看现实：

（一）“工人阶级领导”情况。工人阶级的领导，是经过中国共产党来实现的。党章上写着：“中国共产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但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不仅给未放弃剥削的资本家敞开了入党的大门，共产党员也可以当资本家。让吃尽工农血肉的人，都成为共产党员，这个党还是“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队”吗？原来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公，现在变成了雇佣劳动者，成了“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的劳动力，也就是资本家的奴隶。工人阶级没有财产权，话语权，“工人阶级领导”变成一纸空文。

（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过去阶级界线明确：工人阶级是领导，工农联盟是基础，民族资产阶级是朋友，反社会主义的是敌人。现在不分阶级了，叫阶层，在这些阶层中，国家管理者，经理人，资本家等列入一二三层，而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则列入八、九、十层。如今工人阶级已经成了资产阶级的奴隶，农民则由集体财产的主人，许多变成了农民工——新一代无产阶级，还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的农民在家，种不起地，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了老。资本国家为公有资本，集体资本，私人资本，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太子资本，精英资本，仨代表资本服务，有什么工农联盟为基础。

（三）“人民民主专政”。过去党的政策明确规定，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人民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人民内部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政策，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或者斗争，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敌人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对敌人实行专政。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一方面强调“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党派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人民手中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但现在呢？精英们不讲阶级，只讲阶层，资本家上升到第三层，工农劳动阶级降到最低层；不分阶级，只讲人性，“以人为本”；无视贫富，只讲“小康”；不讲无产阶级专政，只讲超阶级“和谐”等等，对谁民主，对谁专政？哪里还有“人民民主专政”的影子？

（四）“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领导的时期，建立起社会主义国有经济，还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国有和集体经济，而且对农业和手工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人民公社农村集体经济。那时国有经济、集体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至党的十五大，党中央首先废除了人民公社，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性质，还是确定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公有资产”，只是在投资和融资上才定名为“资本额”、“资本金”，还不称“资本”。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时，就有了飞跃的变化：原来的“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公有资产”，都变成“资本”，即“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原来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变成了“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资本额”、“资本金”，也都成了“资本”。很明显，这是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经过短短几年的实践，社会主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转化成 “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化成资本主义“私有制”。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建立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国家”。

“十五大”还说：“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实践证明，这种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由社会主义来利用，已将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迅速转化成资本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其实，这种和平演变并不是中国走资派的发明，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刚刚实践过。他把资本主义企业的股份制说成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一种形式，结果很快就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转化成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企业，社会主义苏联就这样迅速瓦解。这个教训才刚刚过去不久，我国又重蹈覆辙。

（五）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转化，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中的工人也被推上劳动力市场。十六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说 “劳动”和“资本”都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创造“非劳动阶级所消费和积累的一切财富的源泉”即剩余价值的理论，把 “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看成“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是完全错误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资本”进一步抬上社会历史舞台，成了主角。《决议》说：“要大力发展资本和其它要素市场”，“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而“其它要素市场”即“土地、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市场”都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以“资本”要素为核心来运转。因为“资本”以外的其它要素，都随时会转化成“资本”。“土地、技术”转化为“不变资本”，而“劳动力”则转化为“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是死劳动，“可变资本”是活劳动。正是工人的“劳动力”在资本市场上和资本家所付给的工资，即“可变资本”，进行所谓的“公平”交换后，又在资本家的“不变资本”的统制下源源不断地创造剩余价值，并不断积累起来，成为“资本”，然后再继续剥削工人，永远成为资本家赚取利润的源泉，所以为了资本，《决议》才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工人推上了“劳动力”市场！《决议》关于“深化就业体制的改革”指出：“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就是为了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中的工人主人公，改变成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的雇佣工人，即资本的奴隶。

什么叫“工人自主择业”？原来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公，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就是工人的家，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转变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企业是老板的，管理层的，所以要把工人赶出自己的家园，推到劳动力市场上由工人自己去谋生。什么叫“市场调节就业”？就是在市场上，劳动力被资本“公平”挑选，“自由”买卖， “平等”交易。资本 “等价”买来了 “劳动力”后，在工厂里“公开、公正、公平”的剥削压榨工人，所有这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市场上都看不到。这就是资本家的 “公平正义”和“仁义爱心”！什么叫“政府促进就业”？既然把工人赶到了劳动力市场，成了资本家宰割的对象，政府要来“促进就业”，就是忠心耿耿帮助资本家提供优质廉价劳动力，工人除了卖命，就是失业，极少数当个体工商户。这样的政府，就成了资产阶级的大管家。

（六）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主人公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的雇佣工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也就必然转变成资本主义按资分配，所以，《决议》接着指出：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这都是骗人的。因为，资本将分配制度改成“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就名存实亡了，工人得到劳动力的价值，根本不会得到剩余价值。所谓“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就是按资分配。所谓“效率优先”，就是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强迫工人加班加点，拚死拚活为他创造剩余价值。所谓“兼顾公平”，就是资本得利润，地主得地租，工人得工资。这种 “公平”，虚伪的掩盖了资本家和地主对工人的剥削。资本家的利润，地主的地租，都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公，不是雇佣工人。他们是企业的主人，掌握生产资料。按劳分配，不仅得到必要劳动，而且还享受社会主义国家从生到死的上学，住房，医疗，退休等社会保障。但是，当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工人变成资本家的雇佣工人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和社会福利就一风吹了。在这种情况下，《决议》打着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旗号，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改革成资本主义按资分配，还将按资分配吹嘘成比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更“公平”，更“完善”的分配制度，真是笑话。

任何资产阶级的花言巧语，掩盖不住工人被残酷剥削的现实，悲惨失业的处境。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被资本压榨的在岗工人，失业工人风起云涌的反抗，此起彼伏，被资本当成今天中国社会的最大隐患。他们将工人阶级变成资本的奴隶后，又把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社会福利取来，对我国工人阶级的社会福利进行修修补补。但是这种修补和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有原则区别。资本的社会福利制度，一方面是必要劳动的克扣，另一方面从剩余价值中间抠出一点牙秽来，以使工人生活勉强维持，使劳动力继续延续下去，成为资本家永远榨取剩余价值的源泉而已。资产阶级的精英们把资本主义这一套社会福利制度吹得天花乱坠，说什么这是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先进经验！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很清楚，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看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展现出的不可战胜的巨大威力后，从社会主义国家福利制度中学来的，而且他们建立的这种社会福利，不过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改良，和社会主义社会福利制度有天渊之别。

关于“坚持效率优先，兼领公平，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也就是“按资分配”，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一篇，用了五章的篇幅批判过。它本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即“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这个公式把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全部秘密掩盖起来，是“斯密教条”的“最后表现”形式。“斯密教条”，即“商品的价值是工资加利润加地租组成的”。这个“斯密教条”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历史上流毒最长，传播最广，影响最大！所以马克思专门用了巨大的篇幅系统地批判它，就是为了使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阶级能够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谬论中解放出来！可是，党内走资派竟然又把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早已批判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重新拿来充作“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来欺骗全党、全国人民，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无知无耻！如此大摇大摆将资产阶级陈腐理论冒充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共和国鲜红的旗帜，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模糊不清了！

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不可避免

（七）为什么社会主义中国会变成模糊不清的样子？这是因为如今马克思主义变了样，变成假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所以，社会主义中国当然要变样了。

关于这个问题，李尔重同志在文章中讲得好，他说：“毛主席，你离开这个世界三十年了。帝国主义仍不遗余力攻击你，修正主义分子也不遗余力地歪曲你，尽力把你当成他们的遮羞布；曾经喊‘万岁’把你捧到天上的庸人，在造谣诬蔑，向你身上泼脏水。他们很懂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力量，一旦武装了劳苦大众，便会推翻他们的天堂”。他还指出：“如今世界上‘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已经被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糟踏得面目全非了”。 “《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批判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等冒牌的社会主义。《宣言》发表150余年中，出现了更多的‘冒牌社会主义’，不但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用‘社会主义’遮羞，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也举着社会主义牌号骗人，连希特勒都把‘国家社会主义’当成‘法西斯’的代名词，赫鲁晓夫把‘土豆烧牛肉’当成‘共产主义’的代名词，提倡‘三和’处世（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更有甚者，有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不可捉摸的东西’。”这就是中国的修正主义者改革开放所造成的社会主义面目全非，模糊不清的现实情况。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这两个理论不正是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招牌的掩盖下，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吗？但是，这块“遮羞布”只能蒙骗一时，随着资本主义复辟恶果的猛烈发展，不能不引起广大陷入苦难的劳苦大众，特别是曾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经受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无产阶级的惊觉和愤怒，于是真假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在神州大地上如火如荼尖锐激烈地展开。这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由中国改革开放所引起的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种种客观现实的社会矛盾而产生，因而，势所必然，不可避免。经过反复不断地斗争，真理愈辩愈明，修正主义也就越来越被截穿了，扯碎了，它的真面目也就逐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对这两个修正主义理论，我是在真假马克思主义斗争中逐渐认识清楚的。最初，感到 “三个代表”思想有问题，以后才逐渐认识到邓小平理论的问题，而且，还是从“三个代表”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中发现的。因为“三个代表”的修正主义本质暴露比较明显，而邓小平理论的修正主义本质则比较隐蔽。对邓小平理论的本质认识，则是在它造成的恶果越来越严重时，再加上斗争中许多旗帜鲜明，笔锋锐利的马克思主义战斗文章的启发教育，促使我从迷茫中清醒过来。

（八）上世纪八十年代，当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路线时，就立即引起了党内外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者的激烈斗争。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紧紧抓住改革开放，架空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走资本主义改革开放道路；而马克思主义者，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统帅，坚持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道路。当时，党的前后两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同情并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胡耀邦同志“1986年初提出宽容，宽厚、宽松等一套”后，“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又活跃起来，在全国范围进行串进，举行各种大会、小会，发表演讲、文章”；而赵紫阳同志，有人给地“概括了三句话：思想自由化、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正是这两位总书记，适应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需要，将大批革命同志看成是僵化保守的“左”的代表人物，横加指责，极力丑化，得到了邓小平的认可，并亲自找他们谈话进行批评。许多同志，如邓立群同志虽然抵制了这些批评和指责，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但从此就被孤立起来，实际上被剥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语权。邓小平将革命同志视作僵化的保守的“左”的代表人物，说明他提出的基本路线，并不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统帅，而是将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并列起来，，仍然是在贯彻他的“猫论”。不过所有这一切，在当时还仅仅是开始，其严重后果还未展现出来，特别是，他迅速更换了两位总书记，而且还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就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造成了一种假象：他还是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道路。他表面反对政治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本质，被暂时掩盖了。

（九）到了九十年代，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曾提出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希望寄托在我们党内。他不仅指出胡、赵两位总书记同情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对领导班子不放心。他说，胡、赵“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很明显，把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只限在政治范围内，实际是在经济上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放开一条道路。经济基础变了，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怎能不变呢？

南巡谈话的焦点是继续加快推行 “猫论”的基本路线。他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我们“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一变人心就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政策变了”。“农材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他还说：“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些，……深圳的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特区姓‘社’不姓‘资’”。还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削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证券、股市，……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点尾巴，怕什么”。一方面说不必问姓“资”，还是姓“社”，另一方面又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难道不是自己打自己吗？

为了坚决迅速贯彻这条充满了“猫论”精神的基本路线，还特别强调：“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愈辩愈明，怎么能害怕争论呢？他用“不争论”的方法，是不让别人说话，只许自己说了算，一手遮天。他说：“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这里所谓“警惕右”，是一句空话，废话，而“主要是防‘左’”才是动真格的。 “不争论”实际上就是要封住马克思主义者的嘴，给“资本主义”发展，“和平演变”开放一条康庄大道！随着南巡讲话的大力宣扬和贯彻，从九十年代开始，原来在八十年代滋长和蔓延开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得到机会迅速复苏更加猖狂发展起来。

（十）邓小平南巡谈话引起了九十年代，一股反“左”名义下展开的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狂风恶浪。他们在反“左”， “不争论”的掩护下，肆无忌惮越来越狂。有压迫就有反抗，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在这股逆流面前，一大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战士被激怒了，他们纷纷挺身而出，奋起反击。其中就有《中流》、《真理的追求》等刊物，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对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恶棍们，指名道姓，痛加驳斥，所向披靡，势如破竹，痛快淋漓。一些著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人物，都在他们的笔下，被剥得体无完肤，丑态毕露。如吴市场（吴敬琏）、曹破产（曹思源）、陈卖光（陈光），厉股份（厉以宁）、李君如（建什么党）、任仲夷（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张五常（要把马克思主义装进棺材再钉上钉子）等等。《中流》、《真理的追求》等刊物在九十年代神州大地上燃起的革命烈火，冲破了“不争论”的束缚，打破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们垄断话语权的局面，与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沉重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直至九十年代后期，这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马克思主义的好汉们，按耐不住积压在心中的仇恨，九八年抛出了《交锋》一书，书中流露出他们对《中流》等刊物的恐慌，说“‘左’派人物大都熟读马列经典著作”，“坚定地拒绝西方意识的影响”。“人数少，但都很有能量。其基本战术是，‘挟马恩以令诸侯，’其批判阵地是《中流》杂志”。妄图把《中流》杂志的声音压下去。说什么：“现在看来，中国的事情已经到了‘不争论不行了’的程度”。“不能再回避同‘左’的思潮的正面交锋了”。他们举着邓小平理论，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说：“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战胜了‘两个凡是’，为第一次思想解放；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冲破了姓‘社’姓‘资’的束缚，为第二次思想解放；而1997年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解除了姓‘公’和姓‘私’的疑惑，中国由此开始第三次思想解放”他们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论，只允许资产阶级发议论。他们的所谓一次又一次“思想解放”，乃是为了冲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让“西方意识”充分彻底的“解放”。不过，他们想通过 “正面交锋”，把马克思主义者的嘴封住，这也太异想天开了。

《中流》杂志没有沉默，立即对《交锋》迎头痛击，从多方面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揭发，使它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经济上，他们抵毁社会主义国营和集体企业，鼓吹资产阶级私有化。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南街村”诬蔑成新“左”派，对温州的私有化吹捧为“天堂”、“麦加”，更将“曹破产”、“陈卖光”捧为英雄，还说什么“‘资本主义’在中国人的心中已经不再是一个魔鬼”，“经济本身的两大问题，（即失业率、低效率）非私营经济不足以缓解”等等。

在政治上，期盼改变共和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由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来掌权。说什么：“当改革进程与宪法某些条文发生冲突”时，“只能用修改宪法的办法来为改革打开道路”。“宪法不会对改革说不”。还说什么：“‘左’来掌权，右来掌权，还是不‘左’不右来掌权，对今后国家前途至为重要”。这些资产阶级人物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同时也说明了他们所打的邓小平理论旗号，其中四项基本原则是假的，而借改革开放来复辟资产主义才是真的。

在思想上，仇视社会主义文明，赞美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诬蔑社会主义“道德沦丧”，说什么正在“道德复苏”，还说：“意识形态立国”，“主义优先”方针，至今仍然余韵缭绕。“政治”打喷嚏，经济也要感冒。胡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说到底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倘若我们不能透彻地理解这件事，就有可能让潜伏着的‘左’的思潮再酿成气候”。他们如此崇拜资产阶级精神文明，害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成为大气候，感到“我们的国家的确度过了一个精神文明的冬季”。 “在这个冬天里，主张‘精神文明’以及‘主义优先’的人，还是自以为有了卷土重来的机会。”

在苏联解体问题上，说什么：“抱着怨天忧人心情”，“要么指责苏联党内出了‘叛徒’”，“要么抨击西方列强的‘西化’和‘分化’，好像共产党所遭到的危机均为外人之强加”。很明显，这是说苏联的垮台，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得人心造成的。不然，为什么“叶利钦”“选择了一条与共产党背道而驰的道路”。“共产党内出了异己”，而“竞能得到老百姓拥护”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年邓小平处理这一突然事件的深思熟虑：抓自己的事，发展是硬道理”。这些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互相勾结，颠覆社会主义的谬论，就成了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

在国际关系上，充当霸权主义的应声虫，以奴才为荣。说什么“当前国际关系实质是互相依赖”，“在全球竞争时代，很难说谁依赖谁？”完全抹掉了霸权主义同世界广大人民的矛盾和斗争。还说：“中国八十年代”“流行的书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新思潮》”，这说明那时“中国是世界主义的潮流”。其实“世界主义”就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中国人民并不崇拜它。这番话则是说出了他们这夥人的心态。胡说：“九十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崛起，在相当的程度上，激化着中国人同西方人的对立情绪。”这不是民族主义，而是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是霸权主义对我国侵略激起的，怎么能说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激起了同西方人的对立呢？真是颠倒黑白！为霸权主义帮凶，诬蔑“中国人和西方人辩论人权问题时，总是说最重要的人权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现在那么多农民不能安居乐业，你仅拿着法律的手铐能让他们安分守己吗”。真是一幅帝国主义忠实奴才相。令人恶心的是《交锋》一书的“总顾问”原社科院付院长刘吉，还是“共产党员”，竟然跑到美国某大学演讲，乞求美国拿出*亿美金，来对中国实施马歇尔援助，实质是把中国卖了，变成美国的附庸。

打着邓小平理论的旗号，要一举歼灭《中流》杂志的先生们，在《中流》连续几年连珠炮似地反击下，蔫了，暴露了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他们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套，邓小平理论的大衣，还是被戳的稀巴烂！于是得意一时的《交锋》也就飞流直下，一钱不值了。这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威风，大灭了资产阶级的邪气，推进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深入发展。

如果说，八十年代，围绕改革开放基本路线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在斗争的开始，被走资派以僵化保守的“左” 的代表人物加以打击，从而剥夺了话语权，那么，九十年代，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卫士，则奋起反击，打破了“不争论”，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家独霸舆论的局面，将这场斗争轰轰烈烈地展开，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当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背后，还有掌权的走资派和新生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很猖狂，斗争刚刚开始！

三、揭开修正主义的真面目！

（十一）廿一世纪，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党内走资派从九十年代同马克思主义者的较量中，感到自己理论上软弱无力，要在理论上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力。2001年七日一日，他们终于抛出《七一讲话》来，在邓小平理论之后，又打出了“三个代表”的旗子。这面破旗人民一看就清楚，是资产阶级几百年来惯用的鬼把戏。欧洲资产阶级举过“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美国资产阶级打过“民有、民治、民享”的旗子，中国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用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旗子。今天，他们又打出“三个代表”抽象虚伪的旗子，还把它吹成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而且破天荒的为资产阶级敞开入党大门。所以讲话一发表就立即遭到了党内外的反对，一些同志写公开信，无情揭露了它的修正主义本质。信中指出：“七一讲话基本是赫鲁晓夫50年代全民党的翻版”， 强调私营企业家的重要性，并为其入党敞开大门是在表明，中国共产党内的确有人希望代表资本的利益，而不是真正代表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这个理论上的重大改变，是中国共产党80年来带有方向性的转折。这就深深刺痛激怒了党内走资派，他们惊慌失措，狗急跳墙，连起码的党内民主而不顾，蛮横无理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中流》、《真理的追求》等马克思主义刊物强行关停。他们满以为这样就可以封住人民的嘴，遮人耳目，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资本主义复辟就可以横行无阻了。
此后，2002年1月，中国社科院追随《七一讲话》抛出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将资本家封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等等，而把工、农、失业者等劳动阶级贬入社会底层，还说什么：“产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不应当是与生俱来的，而应当是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得来的”。这就公开否定了中国工人阶级通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斗争，经过千辛万苦，流血牺牲，得来的无产阶级国家主人翁地位！

接着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号召下，大大加快了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资本主义在中国迅猛发展。并且还修改了党章，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改变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民族的先锋队”，将中国共产党这个工人阶级的政党，改变成全民党。党章上还肯定“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原”，“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种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混杂在一起的手法，暴露了中国修正主义者是多么低级和庸俗。

他们在清除了无产阶级的批判阵地后，在所谓“创新”、“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大摇大摆地复辟资产主义了。一时间，修正主义嚣张万丈！

（十二）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队伍，并没有像苏联那样，经过了三十年时间被修正主义逐渐化解了，而是一直与修正主义斗争，而且在斗争中愈战愈强，迅速壮大起来。《中流》、《真理的追求》等马克思主义刊物于2001年被强行停刊后，无产阶级通过互联网，革命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成长。他们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旗帜，光明磊落，浩然正气，昂首阔步，毫无畏惧，继续战斗了。在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战士的口诛笔伐，英勇斗争中，燃起了比九十年代更加猛烈的革命烈火，展开了更加强大的凛冽攻势，一次又一次地揭露并打击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猖狂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与亿万工农兵的斗争交相辉映，各显风流。

新世纪第一波《毛泽东热》大扫瞄；2003年，喻权域同志强烈抵制顽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塞进宪法；学者郎咸平反对利用管理层收购，疯狂鲸吞国有资产的“郎旋风”；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拍案而起，指出高等教育已被西方经济学占领主流地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刘旋风”；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公开上书全国人大常委，坚决反对严重违宪的《物权法》（草案）迫使这个具有明显私有化的法案的立法进程受阻，等等。正在神州大地上如火如荼，风起云涌，不可阻档。2005年，云淡水暖网友，在文章中说：自称“20年来投身于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们“集体失语”了。20年来如日中天的“主流”为什么会“集体失语”呢？原来由郎咸平先生引发的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讨论中，曾经得到众多“研究员”“教授”们，坚决支持的“国有资产产权制改革样板”顾邹军，被司法部门指控涉嫌吞噬国有资产而锒铛入狱。自此，披着“改革”战袍的“主流”们“集体失语”了，并且一“失语”就是近一年。

到2006年1月26日，《财经》杂志，刊出了《皇甫平》的文章《改革不可动摇》。没想到，这篇文章在网上登出后，受到了网民猛烈抨击。 “新吉”网友在《皇甫平再度出手，网上出师不利》一文中，鄙视的写道：“狗年还没到，墙头上就迫不及待的窜出一条自称‘皇甫平’大黄狗，汪汪大叫：改革不可动摇！”并引用“强国论坛”2006年2月10日一篇《皇甫平文章在强国论坛深水区反应的一个阶段性统计》，……2个星期来，至今日零点，深水区中有关这篇文章的评论共46篇，分类如下：支持皇甫平的4篇占8.7%，反对皇甫平的42篇占91.3%，这个数字明白无误地说明了“皇甫平”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极为孤立。“皇甫平系列评论”曾经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活后，鼎力支持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阻挡了当时社会上左的思潮而轰动一时，为扭转政治方向起到了巨大的舆论引导作用。这次在马克思主义和人民斗争的雷霆之势面前，又想出来挽救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屡战屡败危局，却再也施展不起当年的威风，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十三）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并不甘心，在连续遭到挫折之后，又于2006年3月4日在北京杏林山庄综合楼六层会议室，召开了一个“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读会”（简称“西山会议”）。在这次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们秘密策划反党反社会主义和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会议上，暴露了这些窃国大盗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狼子野心。

首先，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把中国变成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但是“说不得”！关于这一点，参加会议的北大教授贺卫方讲得明白：“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条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自由，整个的国家建立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基础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向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这样一个说不得，显得我们跟别人打架打不过坏人，好人一打一个死掉，就死在战场上。所以，左翼的东西在网上多少的猖狂，但是，这边人没法说透，说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是体制改革这些年一直在推动，在座的前辈或者同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个过程中都是很辛苦的”。看看，多么做贼心虚，多么凄凄惨惨！
其次，他们的所谓“理论创新”是为了“突破传统的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约束”！而“传统的意识形态”恰恰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说明了，他们“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张维迎说的很清楚：“意识形态的约束，对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改革领导人没有办法提出一个明确的改革目标。这使得许多改革措施在‘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下进行，许多事情只能做，不能说，改革者常常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甚至关掉灯摸着黑往前开，自然出事故的概率就大大增加”。“应该说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改革领导人一直试图通过‘理论创新’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约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个代表理论’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现在看来，为了进一步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约束，我们必须有更大胆的理论创新”。很明白，他们始终坚持“突破”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掩盖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截穿这种守旧的资本主义理论，他们就无处藏身了。

其三，他们要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的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以便把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彻底进行下去。为此，他们要继续贯彻“不争论”的方针，牢牢保住自己独霸的话语权。高尚全讲得透彻：“这次争论跟过去几次争论比较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上纲上线，比过去上得好，……这次争论同新自由主义联系，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按照新自由主义来设计。第二是煽动性比较大，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来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第三，是范围广，影响很深。过去万言书，是少数人写，少数人看。现在通过网络向全国，全世界都传播了。……皇甫平一篇文章说改革不可动摇，遭到了网上一片骂声，给他扣了六顶帽子……”。可以看出，人民群众通过互联网来斗争，“范围广影响很深”，使他们遭到了“一片骂声”。但是，反动本质决定了他们还要以千百倍的疯狂作垂死挣扎，以挽救其灭顶之灾。高尚全接着说：“现在正是改革关键时期，能不能说现在到了决定中国命运这样的关键时期”。怎么办？他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坚定不移搞改革，不要争论的狡猾策略，因为不争论才能保住狐狸尾巴，否则，他们的真面目就被揭开了，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他说：“建议中央最高领导胡总书记出来讲话，讲什么？不要讲很多，主要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定不移地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三个不要”。说的多么轻巧，多么美妙啊？究竟“坚定不移”搞什么“改革”？ “一心一意”搞什么“发展”？明明在猖狂大搞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放肆大搞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要“不讨论”，“不分裂”，不分左右行吗？不过，这种异想天开的锦囊妙计，只能是“西山会议”精英们的一场黄粱美梦。

（十四）西山会议开过不久，2006年四月份，其内容就由内部人透露出来，通过互联网迅速在国内外传开了。从三月到五月，毛泽东旗帜网连续发表了许多篇文章，揭露批判中国资改派的种种谬论，其中，张勤德同志在《西山事件的三点警示》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西山会议”此时亮出匕首，意在通过“颜色革命”夺取最高领导权。（会上，贺卫方发言有段话，站在右边的人，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甚至到时候畏畏缩缩，因为这些话亮不出来，我们说图穷匕首见，我们的匕首是一大堆地图，把匕首包起来，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天机不可泄漏，我们不敢说。）。这就深深刺痛了他们的神经，他们再也沉不住气了，但又拿不出光明正大的理论来，怎么办呢？2006年7月18日，以“北天济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郑胜利”署名的“《张勤德现象》值得警惕”一文出笼了。文章指出：“《张勤德现象》集中体现在张勤德写的《催人警醒的改革十大教训》和《西山事件的三点警示》两篇文章里。这两篇文章并不长，标题也是阴阳怪气的，但可怕的是被他在文章中指名道姓地公开进行政治攻击和批判的人竞有47人49人次，他强行扣在些人头上各种落后或反动的政治结论性帽子多达上百顶”。说什么：“他的这两篇文章已有故意‘捏造他人犯有政治上严重错误甚至有犯罪行为的虚假事实’和‘散布这些虚假事实’两个情节，已构成法律上用诽谤的方式侵害众多公民名誉权的侵权行为，甚至犯罪行为。”“张勤德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行为，情节严重，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被处三年以下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文章还详细列举了46个人的名单和职务，借以煽动并虚张声势，最后警告，“张勤德先生好好掂量，真心悔悟，争取主动，在众多人提起诉讼之前，公开对受害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清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向广大网民赔礼道歉，否则我相信，等待张勤德的将是法律的公正判决”。这位高级律师的文章并不是什么理论的论辩，而是一篇地地道道的政治恐吓信，想用上海“青红帮”的办法，把争论停下来。可见理屈词穷到了多么可怜的地步。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对郑律师这篇文章，立即有众多网友奋起而攻之，如《多点张勤德现象如何？》，《郑胜利是走狗，还是讼棍》，《〈张勤德现象〉值得弘扬》，《究竟谁在犯罪，驳郑胜利强加在张勤德身上的种种罪名》，《以恐吓信方式扬言论敌诽谤罪的背后——实质是挑战科学发展观》，《是谁在诽谤一问郑胜利律师》，《这郑胜利是在坑害高尚全老汉呢？》，《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张勤德现象值得警惕背后》，《对郑胜利先生如是说》等等。所有文章齐声痛斥郑律师流氓诬赖，卑鄙无耻！其中一篇文章点出：“就凭您这高级律师干的这高级驴事儿，连主流学者们也不会委托您作他们的诉讼代理人，他们真丢不起这人！”这真是点到了要害，既指出“恐吓信”的手法就是“驴事”，就是黔驴技穷，又暗示了主流学者请代理人干这种驴事，真是丢人，用“恐吓”代替论战，充分暴露了他们狼狈的窘态。

西山会议的领头人物高尚全“在沉默了半年之后，终于对西山会议做出回答，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这就是发表在《炎黄春秋》2006年9期，题为《深化改革是唯一出路》一文。”（武兵文章《是谁制造西山会议事件》）网友武兵说：“这篇文章一共讲了四个问题，其他三个问题都是他以前文章反复讲述的，所以这篇文章的着重点在‘西山会议’的事实真相这个问题上。”“高尚全先生说：这次会议‘出人意外的是，有一个学者发表了一些出格的言论’，‘更没有想到的是，有人私自将会议的原始速记稿刊登在海外的华人论谈网上’。这就是说，高先生承认了网上传播的这次西山会议记录和贺卫方等人的谬论的真实性。这一点，高先生还算说了实话。”但是高先生用“‘出格言论’来给贺卫方们的反动谬论定性，未免太含糊其词，太避重就轻了吧！”“他们是出了哪个党，哪种社会制度和哪个阶级的‘格’，大概不是出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格’吧，高先生玩这种文字游戏，显然是欲盖弥彰！”

高生先还对网上批判西山会议倒打一耙，断言“极左派们制造所谓西山会议事件”，“决不是偶然的”，是这些人“企图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开历史倒车”，“干扰历史进程”的“又一例证”。还说：“这些人不仅对杏林山庄会议的原始记录恶意炒作，连篇累牍上纲上线，还给党中央施加压力，试图在全党，全国人民中间挑起一场‘文化大革命’式的大批判运动，如果按他们的意见办事，必然会出现灾难性后果。”

武兵网友对高尚全，这种颠倒是非的卑鄙手法，给了痛快淋漓的驳斥。说什么“西山会议事件”，是“极左派制造”出来的，“这个专利非高先生与贺卫方们莫属，别人是没有资格享用的，因为，西山会议上那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杀气，别人是制造不出来的。”说什么“大批判，必然出现灾难性后果，”既然你们把“西山会议”专利制造出来 了，“就得允许别人评论，‘大批判’一下怎么就不可以呢？你高先生的这篇文章和贺卫方们在西山会议上的发言，不是也在‘大批判’吗？你们不是一贯鼓吹‘民主’，‘自由’和‘思想多元化’吗？不是竭力推崇标榜爱好‘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吗？怎么别人当一下批判者就不可以了呢？怎么高先生的温文尔雅一下子就变成暴跳如雷，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呢？难道只许贺卫方们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大批判’，就不允许别人对你们‘大批判’一下吗？”说什么在“开历史倒车”，“干扰历史进程” ，“究竟是谁在‘开历史倒车’，是谁在‘干扰历史进程’， 这要看事实，事实是西山会议上的一些人在开社会主义历史倒车，在干扰社会主义历史进程 ，如果按贺卫方们在西山会议上的意见办事，那么必然出现灾难性后果。”

可以看出，高尚会亲自出马，为西山会议进行粉饰掩盖，幻想把自己策划的西山会议，惹出的这场人民怒火，用否定 “大批判”的方法把它熄灭掉，这简直太天真了。2006年9月张勤德同志再次揭露西山会议罪恶行径的文章《认清近年发生颜色革命的危险性——论必须坚决防止和反击颜色革命》发表，看来这场关于西山会议的大批判大讨论会更广泛地开展起来，资产阶级自由化谬论，一定会越来越陷进泥滩，马克思主义真理，必将越来越深入人心。

四、在斗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

（十五）纵观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道路和资本主义复辟道路，这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不断，愈演愈烈。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反对新自由主义，明确提出：“西方尤其是美国策划的‘软战争’，核心是把推行新自由主义作为侵袭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理论，策略武器，由于有些国家在‘主流学者’的引导下大力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因而带来的问题特别严重。连《纽约日报》都不得不承认：‘持续20年的自由主义市场资本主义的实验，正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遭到反弹’。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 ，‘休克疗法’的倡导者，美国著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克斯制定了更毒辣的演变中国的方案，即在通过，‘产权明晰化’使国有企业私有化，进而用非国有经济包围国有经济的同时，发展‘地方诸侯经济’，以‘对抗中央统制经济’，其用心是非常危险的”。但“这种方案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主流学者’垄断话语权，使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声音难以发出来”。因为“只要彻底揭穿它的画皮，使其丑恶本质暴露无遗，它就臭不可闻了。”（张勤德《催人惊醒的十大教训》），果然，高尚全在他召开的西山会议上不得不承认：“这次争论跟过去几次争论比较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上纲上线比过去上得好，……这次争论同新自由主义联系，说中国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义来设计”。难道不是吗？可见，马克思主义者彻底揭露了中国“主流学者”的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国际背景，对他们的打击准确而沉痛，看他们多么惊慌和狼狈！

其次，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发展，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内容，也从反对美国策划的关于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和平演变理论，策略，逐步深入到指导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上来了。

邓小平理论本来就含有许多矛盾，如： 既说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搞政治挂帅；既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又强调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不分主次；既说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道路 ，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引进外资要大胆闯，，大胆干 ，还要坚决放开“证券、股市” ；既撤了两位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书记的职，又支持这两位总书记把邓力群同志作为僵化保守的左的代表人物给以打击；既参加了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后来又说中苏十年论战，“两国都说了许多空话”；既讲“要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斜路了”，又说“发展个体经济，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 ，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补充”，“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既说“资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还说“现在不放心啊”，又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不搞争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试，大胆闯，农村改革如此，城市改革亦如此，”等等。

这一系列两面话，一面坚持社会主义，一面又强调利用资本主义，而在这两面中，实际上都以强调利用资本产主义作为重点，所有这些问题，也曾有过思想上的矛盾，但是，因为党的“三中全会决议”和“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历史地位和重大的历史作用，只是指出了毛泽东晚年犯了“左”的错误。（对于否定毛泽东晚年的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修正主义本质没有认识到），从而以为邓小平和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不同，认为邓小平还忠于毛泽东思想，因而对邓小平理论还抱着肯定的态度 。对邓小平理论中那些互相矛盾的问题，总是从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主导方面去理解。但是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看到大量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惊心动魄的社会现实，这就促使我不能不反思。李尔重同志一语道破了邓小平理论的实质，他说：“邓小平理论”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这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常识都丢了，在他的文章中，以及江、胡的文章中，都找不到“消灭私有制”几个字。俄罗斯有人说得对：“你们中国人比我们聪明，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走资本主义的道路”，“高举毛泽东旗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本质”，从字面上看，还是红色的；而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上看，就是用“猫论”代替了马克思主义，否定了共产主义的大方向。我过去只是从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招牌”这一面去理解和阐释，还是停留在它的表面现象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给我上了最生动深刻的一课。

除了邓小平理论，李尔重同志对“三个代表”的剖析也很深刻，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是建党以来，胜利与失败的矛盾运动中，证实了的。‘三个代表’不可贪天之功，自夸顶峰。‘三个代表’彻头彻尾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是历代剥削阶级习用的抽象的超阶级矛盾之上的空谈”。“肚里连马克思主义的最低常识都没有，还大讲反教条主义，《共产党宣言》讲要搞‘共产’‘两个决裂’，连这一点都不懂，在那里‘创新’，创的是发展私有制之新，还是赫鲁晓夫的版权呀”。“‘立党之本’，不知羞耻，什么资本家经过‘诚实劳动’（这是个新词），爱国守法（守的保护私有财产之法）……可以入党”。“马克思早说过：阶级、阶级斗争的存在，不是他的发明，是在他之前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论述了的。‘有阶层、无阶级’论、不是否定了马克思，而是否定了资产阶级学者，你要抛弃马克思主义，也像考茨基等辈学个样么，把马克思的真传拿到手，涂改一下，不要出常识都没有，令人齿冷的洋相么。”况且，“党章上还写着，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难道这不是阶级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创新很多很多”，但“千变不离基本”，在“本”上“没有变”，“‘三个代表’是无源之水，又是有源之水，源头不在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剥削阶级惯用的词句，‘人民为邦本’（书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仁者爱人’（论语），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要斗嘴为能事，统治阶级用过的好话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些抽去了阶级实质 ，不用阶级分析的挽词与马克思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以上这些对“三个代表”的修正主义本质剖析 ，真是高屋建瓴，站的高，看的远，讲的透。

将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种种和平演变的事实，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联系起来，认真反思，就很清楚地看出，所有这一切，都由这两个修正主义理论指引的。可见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逐渐由揭开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本质进一步发展到揭开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修正主义本质，这是斗争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 。

其三，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修正主义这两种反动思想，和一切反动派一样，虽然外强中干，但它们都有本身，社会和历史的根源，要彻底战胜它们，无产阶级还必须经过复杂的，艰苦的，曲折的斗争。还必须进一步把它们产生的根源搞清楚 ，以便对症下药，与之斗争，并取得最后胜利。

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极其狡猾奸诈，诡计多端，绝不会那么容易就把它们制服。现在虽然他们和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战场上交锋 ，狼狈不堪，但由于有党内走资派的掩护，抢占了主流媒体的话语权，他们所搞的那套谬论，假扮成“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欺骗不能低估。他们的谬论为什么能有很大影响呢？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揭开它。

李尔重同志指出：“邓理论有他个人的历史根源，他早就主张‘猫论’，他对中国共产党与苏修的十年论战的评价是‘两国都说了许多空话’。也有国际共运的世界历史根源，第一国际的拉萨尔和为共产主义而英勇牺牲了的李卜克内西；第二国际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第三国际与列宁共同战斗的普列汉诺夫，布哈林，托洛茨基等都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奋斗过，他们为什么背叛了自己，抛弃了革命 ，要和平演变呢？（实际上就是在不去消灭私有制基础上，保留大面积的小生产，搞个‘小康’样的悬命于危机之中的社会）。到了赫鲁晓夫，直截了当地用‘土豆烧牛肉’，代替了共产主义的实际。这就是共运史上的一页。为什么他们会变？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李尔重同志指出：“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他老人家以失败者的身份，无量凄苦，眼看着中国变修的危险走了……。1958年他就说过：今后75年内，国际、国内、党内会有大的冲突”。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垮台，苏联解体，中国已被三个代表统治了……今后还有25年将如何？稍微想就可以明白：什么‘两利双赢’，‘伙伴关系’，‘和平发展’，鬼才知道这是什么”。这些话真是值得深思！李尔重同志接着指出：邓小平理论还“有其历史上的社会原因”。这就是在“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开始了。在这个大转折时期，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绝大多数人是不明白的，（我也是一个），刘少奇的‘建立巩固的新民主主义’，‘剥削有功’，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思想，到了改造小生产搞集体所有制时，刘少奇曾大笔批驳了山西省委搞的合作化……搞个人发家致富的思想可不是少奇一个人的思想 ，是所有小生产者的思想 。‘三十亩地一头牛，睡觉抱着一个剪发头’，是一个很形象的概括。延安时出了个黄克功，解放后出了刘青山，张子善，这些人都曾经出生入死为革命战斗过，到了真正消灭私有制，实现人人平等时，他们以功臣自居，以搞特殊享受为合理。这是资产阶级专政不声不响地在起作用，自己背叛了自己，也背叛了人民”。“这个铺天盖地的小生产者把革命目标只定在‘过好日子’上，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是牢固保存私有观念的大海。这就是‘私有制万能论’，‘股份制万能论’，‘优胜劣汰论’的社会根源，在党内发挥着极大作用的根源，‘四大自由论’（邓子恢提出）的根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大转折时期，我们党内、革命队伍内，绝大多人都在私有制和两个决裂问题上“不明白”，这就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社会根源”。还把自己也列入这个“不明白”的队伍中来说明这个问题。

李尔重同志还论证，毛主席亲眼看到我们党在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大转折时刻，也就是开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消灭私有制，两个决裂的斗争”的时候 ，“党内和革命队伍内绝大多数人还不明白”。特别是在中苏十年论战后，中国又出现了刘少奇的“搞个人发家致富思想”和邓小平的“猫论”，党内出了走资派，这就更加促使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苏联变修后，毛主席多次提问：‘列宁的党都变了，中国党会不会变？’我们说 ：‘有毛主席，中国不会变。’他说：‘我会死的，我死了以后，会不会变？’我们说：‘有毛泽东思想在，不会变。’他摇头。”“后来，才决定搞四清，他要省市委头头都下去，‘只要把基层组织搞好就不会变’。四清解决什么问题？在他看来，要解决两种思想 ，两条道路问题。少奇认为是解决‘四清，四不清问题’，模糊了斗争轴线，四清的第二个决定指出：‘党内有一个走资派’要清除，当时，我也不懂，认为党内哪有个走资派”？后来“四清又搞了一段，向毛主席汇报，说了成绩如何如何，就是说不出两种思想，两条道路问题解决得怎么样。毛主席听了只摇头说了四个字：‘看来不行’。”四清后，毛主席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5.16决议，开展文化大革命，我和大家都拥护。”这就是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经过。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李尔重同志对毛主席指出的“党内有一个走资派”要清除，弄“不懂”，我们很多人当时也不例外。只是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逐渐暴露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种种危险的现实之后，才清楚了这个问题。
李尔重同志以马克思主义者彻底唯物主义的大无畏精神，对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和评论，充分肯定了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而其缺点、错误则是第二位的，是不可避免的。这对捍卫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历史地位，继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科学真理，发扬伟大的革命精神，具有重大的现实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李尔重同志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对应着世界上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为了捍卫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路线上的纯洁性的斗争、震动了全党，使大家不同程度地认识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今天人们一再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为原理，认识当前走歪道路的危险，这与文革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但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旧的传统束缚着许多人未能与毛泽东站在一条线上，与资产阶级做斗争，毛泽东孤立了，失败了，不是他的失败，是党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失败，因此，才有两个彻底否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虽然，“毛泽东对文革中的不正当方法做过纠正的努力，未收到效果”。当然，“党内斗争应当取最好的方法”，“但一种完全不使人受伤害的斗争方法是没有的”。而且“最好的指挥官在作战指挥上也不可能一枪一弹不伤着自己人”。所以，“不可只从个人得失去看历史”，“对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正确要肯定，对‘全面内战，否定一切’要否定”。

五、科学社会主义是一定会实现的真理，

（十六）李尔重同志指出：“如今‘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已被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遭踏得面目全非了”。早“在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恩格斯就论证了真假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指出：‘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宣言》给共产主义下了定义：共产主义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更进一步指明：共产主义的特征是……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些话告诉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本质的不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而工人阶级的运动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所以，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社会主义。而这种社会主义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实行“消灭私有制”“两个决裂”。其实，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

李尔重同志指出：“毛泽东一生始终是为‘两个决裂，消灭私有制’奋斗了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阶级斗争为纲”。“‘党内有个走资派’并非虚话。共产主义运动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运动，不到私有制、剥削阶级影响力彻底消灭，这个斗争是不会消失的”。所以，“是否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否以‘两个决裂’为目标，是否每走一步都要消灭私有制与消天剥削，这便是考验真假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试金石”。“150余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写了大量的书，无数的大块文章，丝毫也不敢触及消灭私有制及剥削阶级传统观念，举起这块试金石一试，什么冒牌社会主义都可以暴露无遗。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论人民民主专政〉》是大好的照妖镜。在这镜子面前，披着红色伪装，向私有制，向资本主义跪拜，和霸权主义称兄道弟的鬼怪，都要现出原形，”

当然，这并不是说，资产阶级自由化，修正主义，这些“纸老虎”吹一口气就倒了，就完了。应当看到这个“纸老虎”还是“铁老虎”，还有力量，还会吃人。这些假马克思主义像白骨精一样还会变来变去迷人，我们还得像孙悟空变着法儿跟它们斗下去，直到彻底消灭它们。无产阶级清醒地看到，“纸老虎”的内瓤是空虚的，不管现实多么强大，也是可以战胜的，而且必然被战胜。因为它的内部有一系列不可克服的矛盾，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早就指出：“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崛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现在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已经同时生产出来一个日益强大的无产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在自己的产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在与新生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榨，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反映这种斗争的工农群体反抗事件接连不断，此起彼伏，始终没有间断过。中国已经重新产生并形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两大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下，修正主义者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的从“传统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成中“突破”，“突破”再“突破”，“解放”，“解放”再“解放”，“创新”，“创新”再“创新”，它们这种“突破”，“解放”，“创新”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怎么能有战斗力呢？我们不是已经看到了这些假马克思主义，即修正主义极其害怕星星之火的虚弱本质了吗？李尔重同志指出：“巴黎公社失败，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苏联解体了，苏维埃原则是永存的；修正主义在若干国家一时占上风，共产主义运动是永存的”。“无产阶级劳动大众不要受骗上当，高举‘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要资本主义’的大旗，唱起国际歌，前进！”今天的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连绵不断的斗争，不正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运动”吗？不正是“共产主义运动”吗？可以预见，在这场斗争中，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必胜，资本主义必败！

李尔重同志联系当前党内和社会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修正主义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彻底揭露，并联系自己的世界观进行深刻的剖析，这真正体现了一个彻底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老战士革命到底的决心。喜看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战场上，马克思主义队伍里老、中、青的革命阵容越来越大，愈战愈强，特别是大批优秀中、青年同志们积级投入了这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斗争中，真是可敬可贺。许多老战士，英雄不减当年 ，更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和广大的工农兵勇敢战斗。战斗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让我们共同努力，夺取更大的胜利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将工农劳苦大众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武装起来之时，党内走资派，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完蛋的日子就要到来了！那时，社会主义的红旗将更加夺目鲜艳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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