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周期律与共产主义原理
----现代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失败的历史根源与理论根源
序
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有一段关于中国历史周期律的对话，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认为，毛泽东是有道理的，因为共产党有纪律，群众监督做得也非常好...
然而，现代历史再一次证明：民主也是有局限性的，当政府让人民来监督的时候，它是没有问题的，而当它有问题的时候，人民也就未必有权来监督了，它的问题与人民的监督权总是成反比例的发展。请试想，如果人民总有权力来监督政府的话，那么世界上还会有什么腐败的政府呢？共产党还有什么必要起来闹革命呢？
现代（也叫传统）社会主义失败了，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局部的，而是必然的全世界范围的历史大溃退。曾经十分强大的，让资本主义世界发抖的社会主义阵营早就土崩瓦解了，原苏联溃退了，中国也溃退了，虽然还不能说，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社会都必然溃退，但至少到目前为至的大溃退的历史是不能改写了。
社会主义大溃退是过去这几十年的大趋势，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对这个大趋势中的反抗，它的失败同样是必然的。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曾经是胜利了的，因为，刘邓路线上的老干部统统下了台，靠了边，还被关进了“牛棚”；各省都成立了革委会，“祖国江山一片红”，这难道还不是胜利吗？然而，胜利是暂时的，失败是必然的。
请不要忘记，邓小平不是打回中央的，而是被“请”回中央的，没有毛泽东的首肯他是回不来的，（或曰：他是骗毛的，那么试问，毛是那么好骗的？为什么那么多连欺骗问题也不存在造反派不用，而偏要用这个二号“走资派”？可见他的能力还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吧？）。同样，后来复职的刘邓路线上的老干部们也都不是打回来的，而是被“请”回来的。中国人海了去了，就少不了他们那“一小撮”吗？还真是如此，在那个历史阶段，他们就是不可或缺的。他们一走，也带走了多年的政府工作的经验，他们的工作经验和工件能力也就是他们的本钱，或“私产”，就算你把他们打倒了，这个“私产”也充不了公，只要你还要发展，还要建设，就要把他们请回来。再说，就算不把他们请回来，改革，复辟也是必然。
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为什么必然要失败呢？一是它的历史局限性，二是它的理论迷失，而且，这个理论还缺少自然科学（与劳动创造人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的进化理论）的支持。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一开始就象一个一条殘腿，一条断腿的巨人，除了意志，既没有轮椅也没有双拐，还要“摸着石头过河”，那么，这也就注定了他无比艰辛的旅程和最终倒下的必然命运。
中国人民究竟能不能最终跳出这个历史的周期律呢？那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并能不能熟练的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了。本文就是试分析现代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再试比较及探讨共产主义的原理。
我们且从这样一个基本规律说起：
一，一个基本规律
有很多人，好象也包括鲁迅，对劳苦大众总抱着这样一种感情，说是：哀其不幸，恨其不争。这就说明，他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规律。
正如物理学有一个惯性定律一样，在我们人类社会里也有一个类似的定律：
众所周知，我们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传统习惯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也同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相适应，而且每个民族都力图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不变。
这个传统的方式有什么意义呢？许多民族的生活方式也许不被外族人所理解，但它大多都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有它的历史成因，也往往都是最适合当地的气候地理等条件的生活方式，它也大多能保证后人少走弯路，少冒许多危险或少受一些侵害。
比如惠安女吧，当年知青才下乡时说：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衣裳浪费裤。后来他们才发现，惠安女那样的装束其实也是与当地气候、生产活动等相适应的。
当然，我们每个民族的人民都希望自己生活得更美好，但是，无论是进取还抗争的决心，都取决于他们传统习惯的生活方式是否受到了威胁，以及这个威胁的程度。只有当这个传统的习惯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受到严重的威胁的时候，他们才会有越来越大决心去进取或抗争。
这个规律又有什么用呢？它能告诉我们：为什么现代（传统）社会主义总在欠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
就因为，越是欠发达的国家，劳苦大众原来的生活水平也越低，他们传统习惯的生活方式也越容易得到满足。而传统生活方式对物质生活水平要求越高的民族，他们对被压迫与被剥削也越敏感，也就会越早地起来反抗压迫与剥削。不用说，反抗的越早，对剥削与压迫的限制也越早，这个反抗斗争同时也越是局限在物质要求的层面上；这么一来，阶级斗争的发展也越慢。正因为在欠发达国家，劳苦大众相对的对艰难困苦更能忍耐，他起来反抗也相对较晚，他们所受到的压迫与剥削也更深重，所以他们反抗起来的决心也更大，要求也更彻底，更容易转变为推翻阶级的革命运动。
二，现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与理论基础
在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中间，曾经流传过这样一句话，叫做：三亩好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就是他们当时的理想境界了。我想，我们现在的人也许会因此笑话他们。其实也正因为在解放前，广大劳动群众长期生活在饥寒交迫与动乱之中，以至温饱和安定就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了。
试想，当人们的思想认识停留在这个水平上的时候，他们所要求的社会主义社会又能是什么样的呢？换言之，也正是这样的历史前提决定了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意识：消灭剥削阶级，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让人们的生活随着生产的发展越来越丰富…
不用说，这个基本意识本身是朴素的，但不是科学的。可惜的是，它一直主导着现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而马克思主义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却早被人们遗忘了。
我在《基本经济规律的终结》的前言中就指出：
“这样的社会主义毕竟先天不足，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剥削阶级及其反动政府，对劳动群众赤裸裸地剥削和压迫的必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应属于自然发展起来的人类社会，因此必然带有历史的局限性。”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莫斯科就开始建造世界上最豪华的地铁了（直到现在，它在世界地铁中也是屈指可数的）——那时，新生的苏联就掀起了与资本主义比发展比福利的热潮。解放初的中国百废待兴，自然不能象苏联那样与资本主义比富，但中国人民有志气，也提出了赶英超美的响亮口号，要在经济建设上一举超过资本主义。不用说，我们为此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却反被资本主义远远地抛在了脑后头…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斯大林把这基本意识理论化，提出所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从而为现代社会主义定下了基调；尔后，它又很快被世界各社会主义政党所接受，现代社会主义的曲折前程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
三，毛刘之争
解放初，共产党搞所有制的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甚至三面红旗，也可以说，至少基本上是全党一致，上下同心的。所谓两条道路的分岐是在大跃以后才开始显露出来。由于吃大锅饭，试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失败，人们当然要反思解放以来政策，怀疑中国是不是应该先搞资本主义，怀疑社会主义是不应该有个初级阶段，直至怀疑全民所有制，怀疑计划经济都是必然的。因为大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本来就很粗浅，基本上等同于市场经济加公有制，其实质也无非是消灭人剥削人压迫人，让广大劳动群众生活得更美好。加上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刘少奇“新经济”政策也确实让人民的生活明显好转。
正因为现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一种自然生产和发展起来的，并不是把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发展规律运用于社会主义，更没有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因此，尽管毛泽东的许多政策想法都是正确的和英明的。但因为毕竟不是自觉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运用，它们不成体系，有的还自相矛盾。
毛泽东清醒的认识到：“资本主义也能发展生产力，但时间要长，是个痛苦的过程。”
换句话说，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力，必然会导致一个资本主义的复辟。在这个意义上说，毛刘之争是路线之争，但这个路线斗争是不是已经发展为两个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呢？应该说还是很成问题的。为什么？一方面，那时刘邓路线上人，无论特权化特殊化的程度都远远不能与现在那么贪官相比。另一方面，就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来说，社会主义无非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生活得的更美好，那么，既然大锅饭的共产主义试验没有做到，而“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刘邓路线做到了，既然我们应该“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那么，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就不能退一步，站稳了再前进？而且，那时刘邓也都没提出完全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恩格斯说过这样一句话：把错误的思维进行到底，必然导致它的反面。还说，当一个社会形态的种种弊端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的时候，它是不会被消灭的。文革否定了刘邓路线，但它的种种弊端并没有充分暴露，所以文革后它必然要复活，而华国锋二次跃进的失败却是毛泽东路线终结。直到今天，大家还七嘴八舌地说小岗村，如果我们不带偏见的说，当年的小岗村是对毛泽东路线的否定，而今天的小岗村却是对刘邓路线的否定。有人说，当年的小岗村是假的，当年那些文件都是后来补上的。我们就算它是假的吧，当年就曾流行过这样一句话：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这不就说明当年的农民还吃不饱饭吗？如果没有这个历史前提，当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及邓的二次复出可能性就要小得多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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