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与道德、大同都是人类思想的最高境界，老子从纯道学提出道德，但是这种思想离人间现实比较远，可望不可及，不可能出现实践道德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力量；孔子从政治学提出大同，但是当时人类对社会、人性、自然和生产力的认识水平还很低，政治统治属于私有皇权体系，皇家就是国家，缺乏民生和民主意识，因此不可能出现实践大同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力量；马克思从经济学提出共产，并且当时人类已经对社会、人性、自然和生产力有了较高的认识水平，当时资本政治统治已经属于公务代表体系，背后是大财团的支持，各大财团在利益的较量中萌生了民主公务管理的思想，因而为产生实践共产主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力量提供了政治条件。共产运动产生于马克思时代，列宁成功创建了第一个共产政治体制，毛泽东则把共产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使共产主义与中华文明的道德思想和大同思想形成了人类最高思想三大体系的千年大融合，为共产思想和共产实践找到了得以滋润、成长和壮大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土壤。
共产运动是一个完整的事物成长过程，经历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明革命三大历史阶段。共产运动的政治革命阶段已经完成，创建了人类世界的共产政治体系。建立在共产政治体制上的经济革命也由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推打开了思路，共产经济也将在这种经济革命的大开大放中应运而生。在共产经济诞生的同时，共产文化的革命也将破题和展开，形成共产文化体系，以支持共产经济体系的成长壮大。当共产运动的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全面完成之时，人类就成功创建了共产世界，老子、孔子、马克思提出的人类社会理想将完全得以实现。
政治革命
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以后，引起人类世界有识之士的共鸣和响应，从法国巴黎公社革命到俄罗斯十月革命，经历了多次失败后，由列宁成功建立了第一个共产政权，掀起了世界共产运动高潮，创建了国际共产机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革命者也成功在中国建立了共产政权，完成了共产思想从西方文明到东方文明的历史性衔接。
在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时候，人类世界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知识已经相当成熟，形成完整的资本生存机制。在这样的生存机制中，要创建一种新型的与资本占有相背离的生存机制，只有思想革命是不够的，思想教育不可能改变人类社会机制，宗教思想教化人类世界数千年也没有结果，实证了仅靠思想革命不可能改变人类社会。共产主义的理论再强大，思想再善良，愿望再美好，只凭思想和理论不可能改变人类世界，不可能将资本社会转变为共产社会。要创建人类共产世界，必须建立共产政治体制，用共产政权来保障共产运动的发展，才能建立共产社会体制。这是共产主义者的科学共识，也表明共产运动必然要经历政治革命阶段。
建立共产政治体制必须要有共产经济体制的支持，共产政治是由无产阶级组成的，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要在资本世界建立共产社会，就必然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夺取资产阶级的经济实体，形成共产经济实体，这个过程必然充满经济利益和政治势力的血腥争夺。因此，人类历史上苏联共产政权和中国共产政权的建立都经历了武装革命斗争，无数革命志士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献身。共产运动的政治革命阶段具有分娩般的血腥和痛苦，这是以血腥利益消灭血腥利益的共产运动的辩证思想。
马克思深刻研究资本内涵，破解了资本的本质和本性，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光芒。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恶性给人类的生活和未来造成了无尽的痛苦，但是资本的竞争本质也极大提高了人类的生产能力和认识能力，这样的创造能力如果在资本主义中无限发展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如果人类能够及时转化为共产主义，这种创造能力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生。因此，人类在资本生活中，痛苦与希望并存。马克思对资本分析的阶级思想和剥削理论为通过社会革命夺取政权，建立共产政治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革命思想，列宁依据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结合俄罗斯资本主义初期的工人阶级力量，取得了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毛泽东依据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结合中国革命实际中的工农力量和中国文化的智慧，取得了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
从人类社会发展学来看，共产运动必须经历政治革命才能呱呱堕地，获得新生命。但是政治革命也对共产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成千上万的资产阶级因为恐惧经济和政治利益被剥夺而仇视共产主义，形成共产运动的巨大敌对力量，也有成千上万的生活在资本社会的劳动者无法接受这种血腥的政治革命，对共产运动产生巨大的误解，还有不少共产主义者错误地认为共产运动就是阶级斗争运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争夺利益中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革命斗争，把共产运动混同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之争，违背了共产运动的科学性，违背了共产运动和谐境界的道义，违背了共产运动创建人类新世界的原始内涵。利益机制告诉我们，一部分人夺取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只是改变了利益格局，并没有消灭制造贫富差距的社会成因。中国改革开放的事实证明，利益格局的改变会造就一批新生的资产阶级，同时造就一批新生的无产阶级，在占有社会机制中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只能适当缩小富裕差距以减轻社会矛盾。因此，以利益争夺为主义的阶级斗争并不是共产运动的科学原理。这些问题，在共产政治革命完成以后就应该彻底予以解决，没有及时解决已经给共产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共产道学认为，必须对共产事业的概念和理论从政治思想上进行彻底的正本清源，还原共产政治事业的本来面目。
经济革命
共产政治必须有共产经济的支持，这是社会发展学的常识。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共产政权后，都进行了经济革命，创立了公有制经济体系。但是，马克思本人所处的时代，人类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认识还不是很透彻，马克思虽然看到资本经济的巨大缺陷造成贫富差别和人格不平等，从经济角度提出了共产社会理想，然而对于怎样实现共产社会，马克思并没有清晰的认识。马克思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必须经历社会主义阶段，马克思并没有给出共产社会的理论体系，给出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并不科学，这就为共产运动的实践带来了认识上的不确定性，容易形成认识上的混乱。
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非常科学，但是却从资本私有理论中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概念，这是人类占有文化给马克思造成的思想局限，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因为没有摆脱所有制的思想和知识的思维约束而陷入思路混乱：共产必然是共享共用，公有制和按需分配在理论上都存在着少部分人对大多数人的主观控制，无法真正实现共享共用，与共产含义背离。正是由于公有制和按需分配这种社会理论与共产内涵之间缺乏本质上的一致性，社会主义理论与共产主义内涵在理论上相脱离。社会主义理论与共产社会体系不存在因果联系，表明马克思提出的公有制社会主义理论并不科学，导致社会主义内涵容易被“移花接木”，这是马克思本人知识积累的局限性造成的，也是表明当时人类文明发展阶段还不足以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当今人类世界出现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主要是受到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启发，而正宗实践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却屡遇困局，就证明了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不科学。因此，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科学性给共产运动造成了理论指导上的模糊和困境。
列宁和斯大林提出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系，成为当时权威的社会主义理论基石，但是实践证明，这种经济体系并不能支持共产政治，反面削弱了共产政治基础。苏联共产政治体制之所以崩盘，不是失败于政治和军事，而是失败于经济和文化。苏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并不对路于共产社会目标，苏联的文化内涵又缺乏支持共产思想的道学基础，因而出现思想混乱和经济崩溃，导致政治解体。苏联共产事业由于经济革命的失败而失败。中国共产政治从公有制计划经济被世界资本经济体系严重孤立中反思和觉醒，果断地以返回世界经济大家庭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进行了市场经济革命，开创了共产经济体系的创新和创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带着共产信念，踏着资本市场，重新回到了人类世界大家庭。
从经济原理来看，公有制并不是共产经济元素，公有和私有都是占有，公有是私有的特殊形式，是集体私有或权力私有。权力私有就是谁担任领导谁控制利益，这不符合共产主义的共享共用的要求。比如，国有电信企业或国有航空企业的经济利益，只能是这些企业内部得到集体共享，而这些企业外的其他行业不可能享受其中利益，这说明公有制经济的利益并没有社会化和共产化。通过高额税收或上缴公有利润把公有利益转化为公共利益，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对资本占有机制的改良，但是这并不能彻底消除包括公有和私有的占有体系制造贫富差距的社会成因，富人与穷人、富公有单位与穷公有单位的差距依然存在，不符合共产主义彻底消除贫富现象的目标要求，社会革命具有不彻底性。因此，公有制经济属于资本社会主义范畴，不属于共产社会主义范畴，更不属于共产社会内涵。
在资本社会，资本政治也在努力改善资本社会的贫富差别所造成的社会矛盾，以税收和公共事业来均衡贫富差距，这样的措施恰恰具有社会化的因素，因此公有制和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的税收和公共事业中同样可以得到体现，同样可以出现社会主义思想。资本社会出现的这些社会主义思想，虽然称为社会主义，但并不是马克思社会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必须具有共产社会因素，目标是创建新型社会机制和生存方式，而不是为了改良资本社会。单纯以公有制经济为标准来定义马克思社会主义，并不符合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概念。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过渡，要求具有共产主义因素，而共产主义是创造新型人类社会和新型人类世界的事业，需要具备强大的创世能力，这个要求与那些改良资本主义、对资本社会缺陷进行修修补补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不是同一个社会事业和社会目标。
什么是共产经济？共产经济体系没有资本、货币、市场、分配等占有机制才具有的价值经济因素，劳动产品与自然物质一样，在共产社会区域内都是共享共用的，生产和消费不需要分配，完全按需取用，是真正的社会化共享共用。共产社会是完全自由取用的社会，不是由政府平衡分配的社会。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过渡，又称为共产社会主义，是没有政府管理的道学社会。分配是占有的产物，有占有就有分配，就会产生不平等。计划是一种分配，国家计划经济就是国家分配经济，就是国家占有，等同于政治权力占有，民众并不能自由取用，这也是占有经济的一种形式，同样不是共产经济的因素。因此，公有制经济不是共产社会主义和共产经济的内涵，不可能支持共产政治体制。共产经济是非占有经济，没有占有，没有利益，没有分配，生产和生活完全是按需自然取用，这是共产经济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
共产政治要想在全世界宣传和创建共产世界，就必须在世界上说话算得了数，必须得到世界人民和世界政治的尊重，在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就必须要靠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实力来说话。如果共产政治是一个贫穷落后的政治，在国际社会没有地位，没有实力说话，谁都瞧不起，那么无论它把共产主义说得多么美好，都不会得到世界的响应。因此，中国共产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非常重大，一方面是中国共产政治需要强有力的经济支持，需要探索和创建能够支持共产政治的社会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理性地认识到，社会体系不是由政治体制决定，而是由经济体制决定，政治只能通过决定经济来决定社会，所以创建共产社会必须从经济体制上破题，以共产经济决定共产社会；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学会控制资本，学会掌握资本运行方式，资本家能办到的事情，共产政权也能办到，从而把共产政治通过改革开放创建的中国资本经济扎根在世界资本经济体系中，使共产政治纵深到世界资本经济体系腹地，以共产政治领导下的强大综合实力，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说话算得了数，有人听，有人敬，有人愿意接受共产思想影响，从而为共产政治把世界资本经济体系演化成为世界共产经济体系奠定坚实的战略基础，这是共产运动非常深远的战略转型。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刻、更活性、更本质的认识，打开了更广阔的共产运动的发展空间。这些方面的重大意义，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为全球共产事业正本清源，还原共产事业本来面目，开启了更务实、更科学、更和谐、更广大的共产政治空间，也为共产运动在人类世界开展文明大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基础。
文明革命
自从共产政权诞生以来，共产运动始终处于政治革命的思想体系中，当时的公有制经济革命也是为了保卫共产政权而建立的，并没有从社会发展学说进行科学的经济体制的探索，整个经济学说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经济建设成为政治领导和巩固政权的工具，而不是成为谋求创造新型社会生存方式的探索。这种状态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者的原意，而是当时世界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势逼迫，共产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生死存亡的斗争主导了共产运动的走向，共产政治家在保卫共产政权的斗争中忽略了经济建设的规律性和文化性。共产经济革命服从于共产政治革命的需要，长期处于政治状态的共产经济建设导致共产运动偏离了初衷思想，共产运动等同于共产政治，用政治统领共产运动的一切内涵。共产政治革命的强劲势头和共产经济革命的不彻底性，根本原因在于共产文化革命迟迟不能破题入轨，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缺乏文化革命的深层指导，导致共产运动左右偏航，摇摆不定，剧烈震动。
共产运动的文明革命是人类文化最彻底的人性、思想和精神的革命运动，是人性升华为最高境界的精神修炼，是共产社会的灵魂。共产文化是人类最高智慧的思想系统，共产运动如果缺乏共产文化，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就会缺乏精神动力和思想智慧，就会在资本利益的丛林法则中迷失道路方向，成为低级生存和低级社会的利益角斗的动物类，成为徒具共产政治外表、实际却是世界帝国政治的衍生物。前苏联的共产运动实际上已经走上了世界帝国道路。因此，共产文化的文明革命是否深刻和彻底，决定着共产运动的本质内涵。
毛泽东曾经在中国社会开展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成为共产文化革命的一种前奏。很多人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破坏了中华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文化灾难，这是一种浅薄之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荡涤的是已经腐朽没落的中华文化的表层，就象括掉钢铁表面生锈的锈块一样，内部并没有损坏。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对于更深层的中华文化的精华并没有破坏，只是被当时的政治意识封尘于古籍和中国人的深层意识之中。毛泽东自己就非常擅长于用中华文化的诗词曲赋和书法艺术来表达自己的革命豪情，毛泽东反对的是文化思想中的牛鬼蛇神，是政治和文化中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封建思想残余，是神仙思想对人民群众的意识控制，这些都是与时代潮流和共产主义内涵完全背离的东西，当然应该进行彻底的思想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最大问题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失衡，这是当时共产理论的重大缺陷。占有社会的科学机制应该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政治离不开经济和文化，经济离不开政治和文化，文化离不开经济和政治。经济是物质基础，文化是精神基础，政治是组织基础，这三大基础互相平衡，才能形成科学的占有社会运行机制。当时，政治凌驾于经济和文化之上是中国社会机制的显著特征，这种社会机制使经济失去自然规律，使文化失去人文价值，经济和文化成为政治思想的附属物。在这种社会状态中开展文化大革命，会放大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之间原有的不平衡关系，从而造成社会运行和社会意识的严重混乱。这个过错不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愿望，而在于当时共产理论还不科学、不成熟。
真正破坏中华文化的并不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而是西方敌对政治势力有意图的文化侵略和破坏。文化大革命消灭了陈旧腐朽的文化观念，用政治文化封尘了中华文化的精华，但是中华文化仍然存在于中国人的深层意识里，一旦政治文化的封条揭开，中华文化的精华照样能够迅速发扬光大。可是，西方的文化侵略是用西方文化思想完全置换中国人的精神、思想和思维，使中国人的思想意识被西方文化彻底清洗，形成以西方文化和西方政治为标准的思想体系，对于不符合西方文化和西方政治的一切文化和政治，包括中国人自己祖先凝集心灵智慧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政治，都被视为应该彻底消灭的思想体系，这才是对中华文化最根本、最彻底、万劫不复的最大破坏。如果全盘西化的思想左右了中国社会，一切以西方思想为标准，全面否定和抛弃中华文化，这才是对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大威胁，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破坏。一个思想完全西化，彻底丢失中华文化的中华民族，还能称为中华民族吗？一个丧失本体民族文化的思想、思维、精神和个性的民族，只能成为其他民族的意识中永远的思想奴隶，何其悲哀！
共产与道德、大同都是人类思想最高境界的思想，彻底否定中华文化就是彻底破坏了共产思想赖以成长的道德和大同的文化土壤，使共产思想失去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思想支持，共产思想就会因缺乏文化营养而枯萎自灭，这是对共产运动最致命的打击。共产文明革命首先要深刻研究、理解和宏扬中华文化的最高思想——道德和大同，让共产、道德和大同三个最高的人类文化思想形成历史呼应，拉动古今文化智慧、东西方文化智慧进行人类文化功能的大融合，形成世界文化思想的大太极、大玄机，最终运化成为人类共产新文明。因此，共产文明革命就是要在吸收西方文化优秀内涵的同时，揭开长期封贴在中华文化上的政治封条，让中华文化的精华思想与西方文化的优秀思想互动互化，共同孕育人类共产新文明，构筑共产世界文明体系的思想空间和精神实体。这是共产文明革命的根本任务。
共产社会是大道社会，共产文明革命的深层内涵就是要创立人类社会的大道文化体系，使共产社会具备极强的创世能力和极高的精神境界，这是创建共产社会的客观要求。在易经乾卦六爻之外有一个上九爻，揭示了大道社会的奥秘：“群龙无首，吉”。其含义是，大道社会是天上社会，每个生命都像龙一样，高度觉醒而智慧，生活不需要任何首领管理，能够大道自然地圆融相处，是无首领无管理的生存方式。这就是共产社会的内涵，无首领生存就是无政治、无政府、无占有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在六爻之外的上九爻，九代表人间最高层次，上九爻就是在人间最高层次之上，意指人间之上的天上生活和天上世界。共产社会也是这种大道社会，表明共产社会是天人合一、人神同义的社会，共产世界是人间大道世界、人间极乐世界、人间神佛世界。这就是共产文明革命的最高内涵。共产文明革命的实质，就是在人类世界进行一场伟大而深刻的创立大道文明的人类文明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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