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经过并不复杂。王斌余陈述：今年5月份，因为父亲去年修房子腿被砸断一直没治好，家里急需用钱，再加上我身体一直不好，就想要回今年挣的5000多元钱，可老板却只给50元。我就去找劳动部门，他们建议我到法院。法院说受理案子要3到6个月，时间太长，让我找劳动部门。劳动部门负责人立即给陈某打电话，说他违反《劳动法》。陈某却诬赖我看工地时偷了铝皮，不给工钱。5月11日，经劳动部门调解，包工头吴新国向劳动部门承诺5天内给我算清工资。谁知回到工地，吴华把我们宿舍的钥匙要走了，不让我们在工地上住。晚上，我和弟弟身上没钱，可住店一天最少要10块钱，我们就到吴新国家要点生活费。吴新国一直不开门，住在旁边的苏文才、苏志刚、苏香兰、吴华还有吴新国的老婆过来让我们走。吴华骂我像条狗，用拳头打我的头，还用脚踢我，苏文才、苏志刚也一起打我和弟弟。我当时实在忍受不了，我受够了他们的气，就拿刀连捅了５个人。
王斌余为何由一个“很淳朴、善良”的小伙子，在突然间变成连杀5人（4死1伤）的“杀人狂”，许多媒体认为：是因为王斌余是一个“农民工”，是因为国家及有关部门对农民工的关怀、维权不够；是“城市人”对“农民工”的一种歧视；农民工工资问题还是罪魁祸首。这些说法不无道理，我想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并不在于此。
从王斌余杀人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
一是我国农村教育的严重缺失。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是王斌余的法制观念的淡薄，其中与其所受教育不足有分不开的关系，“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我边上学还边干农活”，“小学四年级时我就辍学在家”，“弟弟二年级也辍学了”在这样的教育状况下，王斌余几乎是文盲加法盲，发生如此令人心痛的事件，教育的缺失是有着重大的关系，我国义务教育法在贫困地区的实施情况令人担忧。我们知道，没有文化的社会将是一个野蛮的时代，王斌余的杀人，不就是一种不理智的野蛮行为么！看来国民教育还是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国家机关的服务意识的缺乏。王斌余为了讨工钱，先后找了劳动部门、法院，但这些部门都在踢皮球，这也是导致王斌余杀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无庸讳言，我们国家的许多部门的服务意识都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有的是制度上的问题、有的是管理体制问题，重要的是人为因素。不仅仅是农民工难办事，即使是“城里人”也难办事。只是相对来说有的能够熬得住、耗得起，但因为王斌余及弟弟没有5天的吃住钱，耗不起，因此而一时冲动而杀人。因此，“群众利益无小事”在此体现的是多么的精辟！有关部门是否应该从中汲取教训？也许我们在工作中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将给社会造成多大的损害啊！是否也应当从中吸取教训改善我们的工作作风？
三是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措施落实的缺少。从王斌余的遭遇中我们可以看出，“工地的负责人，他经常平白无故地拿我们出气。他让我偷工地上的东西，我不干，他就打我，骂我。我们平常从早上七点干到晚上七点，有时候到晚上八九点才下班，只要天亮着就干活”、“我们工资一般都是年底结算”、“老板给我们说晚上加班就给多加8块1毛钱，但最后发工资的时候他们能赖掉就赖掉了。”劳动者的休息权哪里去了？劳动者应得的报酬怎么得不到保障？有关监管部门是如何履行职责的？这些事件不仅仅发生在农民工身上，有许多的用工单位都有类似的现象，这确实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值得有关部门研究解决！
四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方面的缺陷。王斌余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技术的一个农民工，只能够从事一些简单的劳动，像这类人群不能说是极少数，只有不断地加强教育和培训，从文化知识到行为规范进行必要的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的素质，才能使其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减少不必要的损害。这是建设我国高度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重要方面。
从王斌余杀人事件中，我们不应当拘泥于“农民工”的问题，应当从更为深层次地去找问题，才能从中吸取教训，总结出有益的预防措施，把我们的社会建设好。王斌余及为此而死的4人的血才不会白流，构建我们平安和谐的社会，让“我父亲、爷爷、奶奶过得好一点”和社会所有的人“过得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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