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契约
1：遍地烽火的社会乱象
近一段时期以来，民众的暴力事件络绎传来，或许就每个个案看，各皆有其特殊性，但当我们将其置放到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下来审视它们的时候，却不难发现这背后所凸显的极为普遍而严重的，对于社会与政府的公共信任的极度缺乏。
固然每一个具体的事件，各地的相关领导人，都可以找出其不关我的事的理由，譬如：上海袭警案，杨佳为了区区小事，而大动干戈，分明神经是其有问题。当然，如果真的是那家伙神经有问题也就罢了，但从他不杀女警，专杀一定年龄段的警察的事实来推断，他显然还是恩怨分明的，当然我这么说并非是在说被杀的警察该死，而是说这种年龄段的警察被人只为了区区小事就归罪为该杀的类型本身，显然凸显了一定的社会性的认知归类。
再看瓮安事件，少女溺水身亡，无论是谋杀，或是自杀，还是意外，本来根本就无关乎政府的任何责任，警察在审讯了三个当事人之后，没发现什么异常，将其释放也属正常，但接下来的事情就有些离谱了，明明不是自己救的人，却非要作假邀功；那个被普遍质疑的尸检，或许就是按照其正常方式在搞的，但为何会被当事人以及广大群众，普遍的解读为搪塞应付，甚至忖度为内中有鬼呢？我们可以假设这一连串被质疑的困扰，都是没有问题的正常现象，但偏何就是这种前些日子还可以通过最简单的澄清与说服来化解的误会，或曰失误，居然就能演化成为一场民变，甚至已经被许多人称之为起义了呢？
无论是奶制品中的三聚氰胺，还是灾难频发的矿难，显然绝非是孤立的行业问题，那根本就是只顾自己，罔顾他人的无良商人，其正常的致富努力的理性选择，为什么会这样？政府缺位、精英不熟、西门庆立法，其实也都是表象，其根本的关键还在于：伦理的失范；在于我们的这个时代，是如何来帮助并规范我们的良心安置的？
再来看备受争议的城管问题，本来按照正常的管理设计来看，城管的设置确实是有其一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但偏何会演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呢？我觉得有句顺口溜说得好：税务工商是专管有钱人的，警察是专管坏人的，城管是专管穷人的。为什么本应该是善政的好事，竟却招惹骂声一片呢？
无它，城管职能的正常行驶，扼杀了最底层人民最基本，或许还是最后的谋生机会。
为什么这么说？
有些人一心要与世界接轨，协助奸商瓜分了国有资产，让人民衣食无着；凡事都搞市场化，让人民活不起；贪官奸商抢劫人民的土地房屋，再高价卖回去，把人民的积蓄打劫一空；不管哪一行，只要有利润，能收钱的，有关部门必定插上一脚，结果弄得行行业业全都在如履薄冰的微利着；暴利被谁拿去了？洋主子、不法商人、贪官、以及无良知识分子。
能够混下去的自然暂时没什么，但那些一穷二白，不但交不起摊位费，本钱更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升斗小民怎么办？只好哪里人多，就往那里拥嘛，好了，正好撞到了城管的枪口上。对这些个事情，总有许多自以为是的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坐着不腰疼的瞎嚷嚷，我说那都是瞎掰，问题的根本是：更多人民的生活环境，正在被那些买办精英，步步围剿，逼向死角了。
为什么这么说？
大哥，这可不是粉饰太平的事情，看看社会清议吧，为什么不管什么事，全都能被大家往政府的运作机制方面扯呢？而且基本上还都是一扯一个准呢？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那些被人民与清议所猜测到的现象，应该已经成为了相关官员尸位素餐的事务反应模式了，并且还很不巧被人民给无所遁形的识破了。清议与评论家算是先知先觉者吧，但由于他们衣食无忧，有些个什么麻烦事也都还能给规避掉，所以违法犯禁的自然轮不到他们。弱势群体算是后知后觉者吧，由于生活的艰辛，使其对生活的抗灾能力，先天就弱，甚至是无；总是弄的让自己成为无良精英们，每次建功立业的成本承担者，从而也就是灾难的承受者，日积月累，那性子、那耐心也就慢慢的给磨的没了。正是因为，倒霉与灾难总是落在他们的身上，可想而知，受害联想与兔死狐悲之感，一定就非常极其的强烈，那还不是稍有火星，立即就爆了出来？别说是你们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精英，就是他的亲人，我告诉你，全都没法跟他解释，你究竟想要解释什么？他每天总是承受着的倒霉与灾难，在这时天然的就构成了一个必然的逻辑关联，别说他们招的那些罪，不是你有意施行的结果，真的就是你干的，你也会在人家的一连串追问面前，一连串的因果关联面前，变得不那么自信了，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些或许是各不相干的无意之事，全都逻辑而关联的在他们这里形成了一种真实的必然。
2 ：道理，究竟应该怎么讲？
中国的老百姓，从来不是不顾大局的人，正是他们的顾大局，赶走了鬼子，打跑了老蒋，逼退了美帝，造出了二弹，搞起了工业化，振兴了新国家。那个时候，虽然日子过得苦，但人民有盼头，大家都甘愿自己做出牺牲，也要让你们这些所谓的“能人”出头，图什么呢？图的是能让自己的子孙，自己族人，自己的同志，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强大，更繁荣，更幸福。用政治语言来说，这是人民有觉悟，政府有担当；用法律语言来说，这叫做政府与人民签订了一个默示兼明示的社会契约。
结果一阵风刮过，一切全变了，毁约还能毁的理直气壮。我就不明白了，难道仅仅凭着自己的脑子好使，关系好使，金钱好使，就能理直气壮的剥夺（更多的是甘心的去享受）其他人，最起码的生存资源吗？世间宁有如此荒唐的道理吗？你倒是用这三桩本领，去做生意看看，如果对方只是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就已经很看得起你了。实话告诉阁下：人民愿意承认并推崇你的这三桩本领，那可是有交换条件的！否则，他为什么要由着你活的比他更潇洒？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不能是各凭拳头说话的社会制度，来的更直接，来的更公平呢？因为，这至少是包括动物在内的生命体，能够向自己、向族群、向后代、也向上帝交待，它已经尽了力的最有效的本质证明！
你说靠拳头说话，是一种早就被我们人类所鄙视的落后与野蛮？
靠，世上居然还有你这么天真的家伙，我气得真想踹你。不错，人类放弃靠拳头说话，是一种文明与进步的标志，但这个标志的核心意义是什么？是我们结成一个利益兼命运共同体，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族群或国家什么的，随便了，我们达成一种社会性质的分工默契，我不用拳头追着打你，你也不必敲我的闷棍，大家各自按照自己的擅长类型，各就其序，各安其位，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用“组织”与“集体”的共同力量，使得“我们大家”的生活，全都能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分工，或曰职业制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之所在！
换句话说，如果你们只知道贪图自己的享受，只善于钻社会制度的空子，只想利用人与社会对你的信任、放任与谅解，一心只谋自己的私利，却还自以为得计，却还居然很傲慢的认为：他人都是些笨蛋傻瓜兼懒虫。那么，我敢说，不是你的好运到头了，就是支持你这种蛀虫的制度到头了。如果你还有本领伙同官员、奸商、无良知识分子，来苟延残喘你们的这种“不当得利”（实际上也就是对于现存社会制度的一种“违约”与“背信”），那么，你们所造成的麻烦，必定将是一场极其严重的社会灾难。
人民做出牺牲，是要换取你们对他的负责，为他带来更多、更好的幸福生活，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凭什么为你而牺牲或付出？为了人类的进步？为了国家的富强？别逗了，人类进步，关他何事？国家富强，他怎么感受不到？如果他不能从你许诺的这些美梦中，分享到实实在在的好处，那这些花里胡哨的鬼东西，又干他何事？
你说我不爱国？老兄，爱国可是个双向的责任契约，看看汤恩伯的十万大兵是怎么在河南的抗日战场上，被你们所鄙视的刁民缴械的吧？对于你们这些承担着国家与人民的命运托付的精英们，颟顸无能犹可体谅，偷偷卖国也还好说，但如果公然让老百姓活不下去了，那么，我问你：要你们做什么？要这个被你们所把持的制度秩序做什么？如果说人民坐视你们胡闹的结果，却是以将其子孙后代全都打入万劫不复的穷坑为代价，那他凭什么坐视你们活的如此潇洒？把持的如此颟顸？说句大不敬的话：这就是宋明灭亡，元清续统的正当理由了！
3：社会历史责任的追根究原
中国的民风大变，源于80年代中期。正是在那个时代，一些应该说是怀着良好意愿的知识分子，秉怀着对西方繁荣的憧憬与艳羡，以家国强盛为己任，一心要追究内在於文化与道德约束的“文明”的病灶，大有不将国家、社会与人民抛掷到社会达尔文炼狱中磨练一番，不但愧对后世，亦且愧对所学。譬如：以龙永图为代表的“狼信仰”。可问题是，如果你说将我们抛掷到狼群里给蹂躏一番，能够使我国的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顺便还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话，也就罢了。结果怎样？国企领导人集体合谋，不但消极怠工，更且乘机捣乱，浑水摸鱼，伙同无良精英炮制“冰棍理论”，明火执仗的窃夺国家，实在是人民的财产。我就不明白了，如果说，你们可以因为没有产权激励的原因，所以提不起劲为国家和人民效力，从而国家应该让保姆变成业主，那么，为什么却不将这套道理，彻底的贯彻到由你窃夺来的那个企业的分厂、车间、班组与个人呢？郎咸平指责你们是缺乏权力的信托责任，实在已经是太客气了。
叶利钦也曾制造了许多的寡头，但人家的手法显然比你们高明的太多。人家先是给全民瓜分了国有资产，再制造一起天大的通货膨胀，再逼得穷人只好贱卖自己手上的私有化债券，然后这些精英在伙同银行和外国主子，将这些贬值了的私有化债券全部吃进；由于这些证券代表的是被严重低估了的所有国有资产，于是，寡头就这么练成了。你们差别在于：人家的手艺，不像你这么潮，人家打的是公平公正的合法旗号，你们玩的却是用膝盖想，都能识破的欺骗人民兼劫持政府的鬼把戏兼蠢花样！
三五千块钱就把人民打发回家，还美其名曰，……
呸，我打你们瞎编出来的那些鬼话都觉得可耻！现在，问题的核心是这样的：人民为什么会被你们给骗回家去，甚至有委屈却说不出来？实话告诉阁下：不是他们好欺，亦非你们善骗，那是由毛泽东所打下的红色政权，留存在人民内心的侥幸心理，还在起着或许已经是些微的残留作用了！还在诱使着他们产生这样天真烂漫的“幻想”着：国家只是暂时有困难，只要渡过这场难关，一定不会不管我们的！
到底层去看看吧，到底层去问问吧，有多少人在自觉的，也许是在自欺欺人的协助你们做着哄骗人民的工作？有多少根本就看不到出路的人民，都曾绝望的相信，甚至或许是在信仰着这些哄骗他们的鬼话？别告诉我说，人民应该自力更生，不该靠国家养活，放屁！当初人民节衣缩食，无怨无悔的付出，那可都是实实在在的股本，他们的股东地位可不是国有资产属于人民，但却归你们所挥霍，这种令人心酸的事实所能抹杀的。在这里，我不想逐一分析、解剖与控诉，只想帮着大家把这场是非的内在道理，给梳理出来，否则，由着你们这些无良精英再这样瞎闹下去，整个国家就完蛋了。
历史的看，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其实我们大家几乎全都不明白，国家该走什么路？该怎样走这个路？所以当整个毛泽东时代因批判资本主义的需要，而枯坐北大资料室，穷翻西方罪行书的厉以宁先生，突然因祸得福，顿时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师时，大家倒也没有太多的担心，因为那时谁都不会相信中国会有买办精英阶层的出现；甚至谁也想不到，这个看起来显然应该是人见人恨的买办精英阶层，怎么居然十数年间就能把持了朝政？
前几个月，厉以宁先生率先诚恳的表达了他的遗憾，表示自己当年对许多事情也是不太明白云云。对于厉以宁先生个人的道德责任感，或许我们大家都不会有太多的意见，但由于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国师，那么，我们也只能将一些由制度设计的不慎，所导致的社会及政治代价，归由他来负责！这，至少也可算是《春秋》责备贤者之意吧？
与叶利钦俄国的情况一样，或许叶利钦们的原意倒也并非是要打劫穷人，但无论怎样，他那未经深思的国策，客观上就是造成了那个可悲的后果。值得一提的是，叶利钦后期所任用的总理，全都具有国家安全的背景，任何国策的设计与推行，全都要经由审慎的国安评估。为什么这么做？这是因为，即使是由于我们的善意与美好愿望，所设想出来的事情，但由于我们无法也无力对其全部的演变，施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与控制，其结果当然就不会随着我们的意愿为转移；更何况，又凭什么总是要让本就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普通百姓，来承负这个他们本就无力承负的社会成本，以及不虞之难呢？
再看被我们奉为圣经的经济学理论，就其文化本质而论，分明是西方人根据其独特的生活经验与生存态度，基于其自身的利益努力的战略考量，所总结出来的，说句好听话是活命方略，说句好不听话是吸血策略；而其是否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检验与证明，当然应该首先要看其所达致的成效，是否能够有利于其自身了？不知道是我们的学术精英们，都是些只会鹦鹉学舌的二百五，还是些读而不识其味的傻帽儿，学成回国之后，全都屈己媚洋是图，凡事总喜欢从其洋大人的利益角度出发，个个还觉得自己都挺有学问的。
有时候，我常想，这就象我们居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突然看到了一个会耍刀法的山贼，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他耍刀法是为了要抢夺我们的家财，我们把他会耍刀法视为一种艺术兼本领，那当然是要得的。于是，花钱派你去跟他学艺，他倒不藏私，傻傻的把自己的攻略步骤也都教了给你，学成回国之后，你上一刀斩了大门的铜锁，下一刀劈了家里的板门，左一刀宰了自己的爸爸，右一刀挑了自己的兄弟，我想，不但你老婆，就是你的儿子和老娘，都会把阁下给活剐喽，他妈的，老子出钱让你出去学刀，是要拿来砍贼的，你他妈的怎的这么白痴，净照着山贼的心愿办事呢？
反映在现实世界的社会运作上，如果是我们大家都愿意学雷锋玩，都甘愿毫不利己，专门利他的话，那也是有的，可我就不明白了，白送谁不会呀，却又“经济”或“策略”个什么劲呢？如果，只是你们这一小撮人，千方百计的要“策略”了人民的利益，专对洋大人与不法奸商玩你的“学雷锋”兼“国际接轨”游戏，我不知道，到底是人民好骗呢，还是政府易蒙呢？如果说，你说你所干的这些傻事，全都是无心之过的话，那你怎么没有证明给我们看，你都是在哪些地方体谅到了被你所陷害的人民的苦楚了呢？又在哪些地方做出了相应的补救措施呢？又在何时何地，就你们那无穷无尽的无心之过，对着人民做了真诚的道歉与忏悔呢？如果什么都没有做，却凭什么要人民原谅并再次相信你们呢？
4：制度设计及其法理审视
看看我们现在充斥弥漫的社会性浮躁吧！几乎谁都对利益的渴求，充满了不满足感；对利益的求取，充满了不择手段感；如果将这个基由“教化”的社会成果，穿越到郑和所处的那个大航海时代，那无疑是好的，能够遂行这场奇功伟业的英雄，我们为他象文庙武庙一样，每个村庄，每个社区，全都立庙纪念，四时设祭，也是要得的，为什么？因为凭着中国这么多人，流散到世界各地，别说搞出个咱们的日不落帝国，就是大家全都闹独立了，整个世界都是华人国家，流行华语和中华文化，显然也是好的。但如果把这种民气，时空错乱的抛到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却就是太大的麻烦了。
首先，由于资源有限，实在无法满足大家的这场求财梦幻，便使得绝大多数人都对过去充满了失败感，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感，对人生充满了屈辱感，对社会充满了不信任感。其次，各地官员颟顸无能，一边为了自己升官的政绩，肆意的放任不法奸商，去践踏人民的尊严，压榨人民的血汗，甚至剥夺人民的生命；一边是苟且工作，应付差事，明明是自己责任感缺乏，做事荒唐，不但不认错，反倒变本加厉，倒打一耙，甚至栽赃陷害，诱民入罪。时常见到有人欣慰道，现在的世道还算不错，总算没人通过动刀子，来抢劫与杀人。我倒是要提醒阁下，正是因为现在的世道，可以不必通过动刀子就能置人于死地，所以才没有强盗的。
我们再来看正龙拍虎，该案的本质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你发颠，拍了一个外星人，鬼或神仙，大家愿信不信，关你何事？可是有一天，一位“很大很权威”的政府官员找到了你，说是要给你颁奖，恰巧你又是一位非常缺钱的升斗小民，对普通的升斗小民来说，一旦家里遇上了什么灾难，别说割胳膊卖腿，甭管付出任何代价，只要能把孩子的病给治好了，恐怕谁都未必会逃避。别跟我说什么法律正义之类的鬼话，对一个中国人来说，为了自己的孩子，你要杀他头，他都会抢着送给你砍的。于是，他得到了官员精英强塞给他的奖金，实际上应该说是强塞给他的封口费，因为，这些官爷要玩一把大的，骗国家个几千万过来挥霍，或许还有贪污。可是几个月过去后，警察却把他抓起来，说他是预谋诈骗，你说这话靠谱吗？
许霆案的问题实质则在于：分明全都是银行的责任，却倒打一耙，抓人坐牢。要知道，国法不能以圣人的尺度为标准，那可是要出大问题的。就像前些年，我们跟美国谈判知识产权保护，一些或许是很负责的精英，大概是为了让国人的道德与法律标准，能够有幸提的更高些吧，居然义正词严的悍然就将知识产权的违背问题，高尚的判定为了罪行。大哥，我不敢说比尔盖茨天天狂喊着要到中国来抓贼，是受了您的怂恿，但美国议员说咱们中国人全都是罪犯，却绝非是污蔑。咱中国满大街跑的，都是些法律意义上的罪犯，而警察却居然视而不见，从而使得我们全都理直气壮的不断遂行其犯罪，倒还真是拜了阁下您的所赐！
说到法律，我们的法界精英也是有病，居然理直气壮的同意：合情合理却不合法的法理可能。我不知道这是那个师娘教他的？什么叫做合情合理却不合法？那是什么法？那是伪法、坏法、恶法！根本的看应该说是：笑话！我不想在这里给他做法理学启蒙，只有合情合理，才能合法，难道不正是你的英美爸爸们，那凛遵不渝的所谓“习惯法”的法理精髓吗？多少年前，我就在纳闷，这些个精英们口口声声的要搞什么国际接轨，十数年间，狂编了几千部到处充满矛盾的法律出来，闹了半天，原来不是要接轨，却是要把我们全国人民全都撮弄成逻辑混乱的神经病！
说到法律，我们其实在这方面有着太多可供记取的血的历史教训。想当初，大秦帝国一统天下，他们很喜欢相信严刑峻法在社会教化方面的优越性，颇觉得周朝所流行的采风之类的蠢花样，大概就是一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家伙在作秀？看准了就干呗，正确而高尚的事情，怎么可以做的这么没效率呢？于是，就把其本国百姓都守的莫名其妙兼战战兢兢的，也不知道多少部法典，反正没有几千部，一下子就给颁行到全国去了；一时间，弄得国家鬼哭狼嚎，鸡飞狗跳；不数年，铁桶江山，土崩瓦解，国破家亡，惨不忍睹。大汉立国，一个最基本的法理原则就是：甭管什么来头的法，首先必须先看看人民“便否”？只要有证据说人民觉得不便的，哪怕号称是上帝的谕旨，也都给我毫不留情的先喀嚓了再说。这个法理验证原则，留存了二千多年，我倒是颇想建议对相关问题深有研究的专家学者们，也能就此方面，给政治局书记处讲讲课，就讲一讲《汉书》与《盐铁论》里面所强调的这些道理，也好别让那些毫无历史责任感的伪精英们，因了自己的愚鲁无知，而蒙蔽我们的党中央、国务院。这个课题的延伸道理则是：我们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教化”人民？我们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检视我们打算“教化”人民的各种“教化”，其本身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所在？
就国家的制度设计而论，不能好高鹜远，除了必须针对并契合咱们全人类共同的“人性”，譬如贪生怕死、趋利避害、自私自利的这些个最根本的“人性”外，还必须契合由中国文化所约束并塑造的所谓“国民性”，否则，那种所谓的合情合理却不合法的笑话，就又要到处弥漫了。只有兼顾民情，我们的制度设计才不致流于形式，流于空洞，流于荒唐；我们的政策应对，也才不致逼良为娼和诱民入罪，也才不致将全社会，实际上也就是国家的前途，给置放到一个稍有火星，就可能爆炸的火炉上。
或许阁下您又要叫了，你说人性是自私自利的，那如何解释大公无私与奋不顾身？对此，我只能又要笑话阁下您未免太也缺乏学术的原创能力了，同时，也颇愿意再次体谅到，为什么咱中国的几乎所有学术类型，全都死气沉沉，只会鹦鹉学舌并食洋不化了。在这里，我不想申论这一点，除了性恶论的有关论调实在太多外，也希望观察一下看看，阁下您到底具备最起码的学术建构的能力没有？如果说有，是将人家的那些跟咱们只具有景观式相似的说辞，囫囵吞枣的拿过来生搬硬套呢？还是有本事根据咱中国文化的经验与价值传统，发展出一套能够符合所谓现代学术规范的学理说辞出来呢？如果连咱自己都不具备为自己的传统，实际上也就是自己的生存合理性，进行有效辩护的能力的话，那人家愿意鄙视你，难道不是很应该的么？另外，所谓的国家软实力，难道不正就是这些么？
5：重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契约
本来，如果我们的社会设计及其运作机制，要是能够做到公平公正的话，这倒也无所谓，因为这多少是能够起到激发全民的旺盛斗志，从而也就是热情的工作精神，强烈的事业心的极其正向的社会发展动力。但这种理性境界显然是难以一蹴而就的，而且将适合西方人的生存动力，生搬硬套到咱这里来，也有许多“不便”的地方。
怎么说呢？
即就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者们所无比自豪的社会运作模式的中国运作而论，实际上应该说是目标社会机制的“他者”运作场景来说，在那个母体的社会环境中，能够起到核心作用的一些默示的社会激励与惩罚机制，却是需要重新约定的。
或然你会说，我可以学习秦始皇，搞强制推行。我就不相信，在西方强国向来都运行很好的社会机制，怎么到了咱们中国就不行了呢？人家谁谁谁们，难道不都是靠了这种机制，一举成长为世界强国的吗？我们中国人又不是猴子，怎么人家行得通的事情，偏我们就做不到了呢？这话听起来确乎颇有些义正词严，很有历史责任感的样子，我也很愿意相信阁下您的这种诚意，所以我也就不指出你的那些个谁谁谁，都做了哪些抢劫地球人民而发家致富，这种极为丢脸的案例了，我只从纯学理的方面给您开开窍吧。
上述的这个所谓的“重新约定”，可不是仅靠顺嘴说说，就能顺遂的自然运作的，那可是一个极其漫长而复杂的博弈过程。为什么这么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陈水扁到处搞怪，难道他不知道那是他所宣称要凛遵不渝的西方民主方式所竭力排斥，并毋庸置疑的被归类为必须惩罚的范畴吗？不但他清楚的很，全台湾人似乎也都清楚的很，但为何他却不会为此遭受到那个被其宪法，奉为最高秩序的机制性惩罚呢？这是因为，日本也好，南韩也罢，表面上大家的确也都在搞民主选举，也都在像模像样的数人头点选票，但大家的人际交往与处理事情的方式，却依然还是其本土式的，只要大家能在表面上将这场由其西方鼻祖所传来的民主剧，演到具有最起码的“景观式相似”的话，那么，它就拥有了双重的正当性，只是一种是由其西方鼻祖所判定的，那一种则是由其本土社会的传统秩序轨范所判定的。再拿你一定很瞧不起的中国潜规则来说，有些事情为何不能被人知道？一旦人们知道了就会对该行为人自然的产生一种逐出机制？所以即使你，以及你打交道的所有人全都鄙视这种所谓的中国潜规则，可你们自己也还是不能免俗，为什么？这就是社会规则的自然而正常的机制作用了，只要你生活在它的周围，它所钩织的网，就会将你给罩住，并能够对你产生一种类似于内在律令式的约束。一旦不再是这种社会环境了，比如历来守法的沃尔福威茨到了没人管得了的世界银行，原本有效的激励与评价机制变了，他当然也就乐得说服自己从宽从俗了。
就其学理性来说，这就相当于英国人所强调的：一切法律的严谨性，只有通过缜密的诉讼博弈的检验，才能够得以证明。为什么？这就是人类那无孔不钻的趋利避害本性，所发挥的作用功能了。这里不是饶这种舌的地方，姑不深论，我们还是来看符合我们中国传统习俗的社会契约论，该如何构筑之。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不但有其鲜明的基于西方文化的生活经验与生存态度，所凝结而成的文化背景，也有其一定的时代背景，即使究其西方文化的社会实质来看，显然也缺乏基于对社会深层结构的剖析，而有许多流于表面的东西。这里我们不去管它，我们只看其在中国文化环境中所可能具有的镜鉴作用。
1：社会基本结构的确立
西方的社会基本结构是家庭，中国则是家族，家庭小而家族大，人类繁衍的基本结构是男女的结合，放下非稳定的繁衍关系不论，也甭管一夫多妻，还是一夫一妻，抑或反之，但稳定型的基本繁衍，以及生存结构就是家庭。也许有人会说，家族制更为原始，他们还搞群婚跟乱昏呢，对了，这就是比家庭制更为原始的家族制，咱中国的家族制可没有这些玩意，咱比他们更进了一步。所以说，强调夫妻关系的文化建构，相对来说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强调家族的责任伦理的社会文化结构，则不但复杂得多，成本与代价也高的很。
所以，西方人就对长子继承制的执行，异常之坚定，因为一旦成家，兄弟姐妹之间的法定责任就此消除，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在这些莫名其妙的方面，支付明显毫无必要的社会成本呢？所以，西方人就善有天下何处不家国的博大情怀，中国人就时常会因遭遇到八十老翁倚门闾的情牵亲挂，而产生恋家与恋乡的家国柔情。
2：社会的责任底线
西方人每常强调国家的权力范围，是由人民所释出并同意其行使的，其基本人权的残余所建构而成的。这话实在是说到了点子上，因为它们的国家责任，其实应该说是社会的责任底线，原就并不包括对自己所属的那个利益/命运共同体同仁的接济本分。别砸我，容我慢慢道来：你先看他们的城堡主，他负责跟人民收税，如果外敌侵入了，他就承担外交盟友，来抗击侵略者。这难道不是今天的欧盟与往日的北美合众国，所不约而同的率先拥有的那部分国家权力吗？至于所谓的治安，只是必须同舟共济的这个利益/命运共同体的同仁，所必须支付的行为成本；而其它权力，则都是随着维护该利益/命运共同体的顺畅运行，所派生出来的，根本的看是作为解决问题的代价支出。
反映在社会运作上，没有确切的好处，别说盟友，就是国王前来征兵，也是需要讨价还价的。这样，不但城邦之间没有本能的道义责任，就是后来被我们因为不察，而成为国家的政府，也对自己下面的联邦——各城邦或曰城堡，也没有任何法定的责任。在此情况下，他们就必然因缺乏一种大家都其将只对城邦的公民责任，这种显然比较额外的代价与成本，向外扩充开去，而扩张成为尽可能更大的国家的责任伦理的，社会性的激励与惩罚机制的建构办法，这不但直接导致了其利益区隔的多元性的文化承载体——语言与城邦制，也约束并导致了他们所赖以自豪的自由主义精神，以及民主制。
自由主义精神的文化本质是什么？对你们，咱是没啥期待的，咱只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才有望救赎自己的幸福。至于你们，也别瞎耍花样，想拐骗咱，没门！这说明了，为什么除了看得见的利益冒险外，西方人根本就对这类花样，拥有天然免疫力的文化理由。民主制的文化本质亦然，全都是些从亲缘关系，到人际关系，到组织关系，信任感严重缺乏的基于历史性的生活经验与生存态度的极其现实的文化反映。
我不能知道是否被魏特夫所讥讽的治水共业，是否就是咱中国人的英雄观，必须是：阁下您有没有将您的所谓能力，用来造福於人民的这种价值判断的经验理由？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的文化确实支持并孕育了这种国家与君主，政府与官员，知识精英与乡土豪绅，只有造福人民，造福一方，才能得到人民，以及历史评价的尊重的文化范围，以及社会性的激励与惩罚机制。知道你又不服了，读通了中国古书，再来找我的麻烦。
再看西方人的宗教，为什么“十诫”所强调的人际与社会伦理，不能通过自己的社会约定而具有其合法性，以及公信力呢？这只能说明其社会的自规范机制，具有极其严重的缺陷，这才只能经由一种经由伪装了的文化强制——以神或曰上帝的声音为幌子，来为散沙一片的社会，制定并强化出这种要遂行更大范围内的文化交往，所必须的信用约束与信仰公证。当然，或许真的就有个上帝，特别的厚爱他们，而特意为其写了该宗教训诫，再找个机会背给他们听，是也未可知。但我们进行历史与社会分析，不能将其基础建立在这种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假说之上，所以只能从社会的自规范机制的文化发生学角度来解构它，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就是：难道中国人仅仅通过威权的强制，就能够有效的建立起这种能够得到普遍尊奉，并且畅行不爽的社会轨范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最早的威权基础又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除非它拥有绝对的技术优势，否则别人凭什么听他的？因为一个极其显然的代价是：听他可是要付出成本的，那时又没有无良精英，谁会主动跑来帮他与世界接轨呢？那可得需要好多人前仆后继的搞上数千年才行呢？
另外，一切的人际与社会轨范的确立，其实都是一种与世界新情况的经验适应的结果，历史的看，它呈一种动态的均衡；亦即：其是否具有现实的可行性，需要经由广泛而充分的人性博弈，才有望被确定下来、并沉淀下去。莫非，当年帮助制定中国式社会轨范的那个家伙，也是一种上帝？
3：人权的社会依赖性与社会责任性
西方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为什么除了在靠打砸抢起家的老牌殖民帝国们身上，绽放出了无尽的光芒，一到世界其它任何地方，就全都水土不服了呢？这其中，除了上面所说的基于文化适应这个现实问题的制约，以及历史与社会的深层结构等方面的内在的约束外，还有一个鸡跟鸭讲的文不对题的宥限的问题。
怎么说呢？譬如说，他先给你许诺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天赋人权，但却压根就不管你的死活，让你甘心的接受自己的天赋贱命，甘心的忍受着他们在社会责任上的“背信弃义”。经济学上，我们经常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工业将农业视为自己的生存背景，信息产业将工业视为自己的生存背景，它们全都缩微前者的市场价值，无限的放大自己的市场价值。究其现实合理性而论，即在于：前者的生命周期，早已进入了充分竞争的时期，当然没办法按照其稀缺性的程度，来衡量其真正的市场价值了。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亦然，它将自然运作的社会，也当作了自己的运作背景，颇多缩微别人的社会价值，无限放大其自身的社会价值的倾向。我们当然可以用一种市场的眼光，将社会的自然运作所导致的充分供应，视为一种社会的常态，而非是一种社会的施舍与善意，因为其理由是显然的：价格是市场竞争的反映，多销售即多得利。但如果，你趁机起哄，漠视人家的生存底线，趁着自己搞的这些个新花样，尚未进入充分竞争之际，大搞不正当的市场“共谋”，那么，难道对方就不能出手，果断的打破这个抚育了你的社会秩序吗？让大家回到能够进行社会责任的重新谈判的起始点吗？
当然，你们是一定不同意我的上述观点的，但我不知道，人家又凭什么要接受你的这种只能导致贫贱与悲惨的狗屁市场制度呢？人家又凭什么要接受你的这种只对你们有利的社会契约呢？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论，我都必须说：你这只能是一种霸道而血腥的野蛮契约，我们应该根据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活经验与生存态度，重订这个由典型的缺乏社会责任感的无良精英们所炮制的这种格式化契约。
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从来以社会责任为自己的天赋义务，从来都最好的担负起了社会的良心这种在西方文化中，由上帝们才能有效担负起的神圣使命，看看明代的知识分子大臣吧，他们图的是什么？仅仅是其当代的社会风评，似乎虚无缥缈的历史评价么？由其所传载着的所谓“道”，丝毫不比西方人的圣经更缺乏神圣性，一句不合先王之道，哪个吃了豹子胆的昏君，胆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又能有怎样神奇的诱惑，可以收买了他们，帮助奸商搞冰棍理论？帮助贪官搞市场化正名？倒是时常听说西方的各级教会，伙同王权瓜分世俗利益的笑话；伙同、怂恿、帮助不法奸商，鱼肉百姓的贪婪；更别说它自己没事就卖点功过格之类的东东，拐骗其虔诚信徒的荒唐事了。号称神圣的教会尤然，各国的君主，割据的城堡主司空见惯的搞些个，市场化之举，当然就好不会显得那么惊世骇俗了。
中国怎么样呢，无须用吓唬人的所谓上帝，来进行西方人所必须进行的文化强制的约束，仅仅对社会责任与社会伦常，进行一般性的逻辑推演，居然就能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凝结成为康德所强调并推崇的所谓道德律令。少许的无良知识分子固然是有的，但你敢于想象作为知识精英整体的良心叛卖吗？敢于想象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知识精英，胆敢勾结贪官，伙同奸商，组建无良联盟，明火执仗的窃夺人民的财产，剥夺人民最起码的生存机会吗？
长久以来，我们人类，文明的区隔、鄙视并否弃了拳头霸权、血统霸权、金钱霸权、关系霸权、非残疾霸权，今后我们还应该对一种叫做智慧的天赋能力，进行与社会责任，以及道德良心挂钩起来的约束与规范。
阁下的智力高也好，能力强也罢，都应该必须通过社会责任的评判，才能具有其功勋认定的理由。阁下的智力高，那是拜天份所赐，有多少是你努力的结果？分明只是骰子掷得好而已嘛，凭什么就该是您心安理得的坐享社会的供养，却坦然不思回报的凭籍？凭什么说，用拳头暴力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就比用智力狡诈所建立的社会秩序更应该被否弃掉呢？要论自然秩序，整个自然界全都流行拳头秩序，为什么我们就该接受你的狡诈秩序呢？所以说，除非你的狡诈用对了地方，能够让我们有幸获蒙其利，否则，我们为什么就该甘心的把您给供起来呢？
我这么说，绝非瞎掰，应该说它与我国一贯的历史经验，价值评判，习惯认知，自然社会的责任要求，都是相互吻合的。不说别的，就说人民对共产党员的标准认定好了：如果你是一个笨蛋，没人会对你的党员资格产生质疑；但如果你是一个坏蛋或混蛋的话，那么恭喜你，不但人民会群起质疑阁下的身份资格，就是你所希望归属的那个党，也只好对你有所惩戒了。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你，这看起来似乎是我党的形象工作做得好，也维护的妙，但最根本的本质是：党对来自社会深处的角色要求，理解的深，体会的透，钻研的精。所谓的顺天应人，即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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