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篇献给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一位历史伟人毛泽东诞辰115周年。毛主席的丰功伟业与日月争辉，同天地并寿。让那些害怕阳光的吴牛去喘月，蜀犬去吠日吧！而我们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和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中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却永远也不会忘记，从来也不需要记起，因为他一直就活在我们的心里（附文如后）。
马文戈
2009年12月15日
关于“毛粒子”的历史述评
自近代以来，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史有几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们是分子、原子、基本粒子和“毛粒子”（亦称夸克）。“毛粒子”作为构成基本粒子下一个层次物质组份的称谓，是由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格拉肖提出来的。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毛粒子”既是现代粒子物理学上的一朵香飘四海的奇葩，又是《矛盾论》思想在现代物理学前沿问题上的成功运用和辉煌验证，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一种理论升华和发展。因为它不仅彰显于自然科学领域，同时也彰显于社会科学领域，特别它的社会主义辩证法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战略策略思想，将永远光照千秋,启迪后人。学习和掌握“毛粒子”，对于我们发扬自主创新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世界科学史上的千古奇观和缺憾
1976年10月毛主席逝世时，参加国际物理学第七届年会的物理学家们，在大会上集体起立为毛主席的逝世默哀。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格拉肖做大会发言，他在回顾了物理学家们逐层深入地研究物质结构和基本粒子的历程之后，提议说：应当“把组成物质（基本粒子——笔者注）这些所有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性”。两年之后，格拉肖又在美国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国际社会和科学界呼吁：把基本粒子下一个层次的物质组份命名为“毛粒子”。他说：构成基本粒子下一个层次的物质组份，既不应当称为层子（当时中国物理学家们的称谓），也不应当称为夸克（美国物理学家盖尔曼等人的称谓），而应当称为为“毛粒子”。因为这一世界科学史上的重大发现，“是与毛泽东主席的哲学思想分不开的”。格拉肖还现身说法，讲述了他自己对强子结构的认识转变过程。他说：在毛泽东生前我和温伯格·萨拉姆（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曾经两次访问过中国。每一次都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同他一起讨论基本粒子到底还有没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和矛盾这样一个现代物理学的前沿问题。毛泽东主席总是认为基本粒子还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和矛盾，在理论上是可以再分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而我自己和萨拉姆两个却坚持不同意见，认为基本粒子只是一种数学上的点状物，它们是不可能再分了。现在的事实是，新的物理实验已经把基本粒子分开了，毛泽东主席的科学预见已被证实为真理，它改变了我和像我一样曾经有过错误认识的人。最后格拉肖向记者们表示，他将要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毛粒子“的研究工作中去。
每一个读过格拉肖这篇讲话的中国人，都不能不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心情。一是为科学家的老实态度，二是为毛泽东的崇高和伟大。众所周知，毛泽东并不是自然科学家，而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但他却能以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论思想，打破自然科学上的形而上学粒子观，为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指明前进的方向，并为此而倾倒和折服了一代著名的物理学家。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科学史上的千古奇观！众所周知，在近代世界科学史上，中国人是一个空白。现代以来，又有几个中国科学家的名字被写进世界科学史呢？有也不多。所以格拉肖关于“毛粒子”的命名和呼吁，决不仅仅是毛泽东的个人荣誉问题，而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智慧、成就和骄傲。可惜，由于当时的中国政情变化，忙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格拉肖关于“毛粒子”的科学命名和呼吁没有进行响应。中国科学界禁若寒蝉，不闻不问。致使本来可以荣登榜首的“毛粒子”提名，名落孙山。反倒使美国物理学家盖尔曼的夸克说摘走了桂冠。这又不能不说是世界科学史上的千古缺憾！
盖尔曼关于基本粒子内部结构的夸克模型，不仅在先进性上比中国物理学家提出的层子模型稍逊风骚，而且在提出的时间上比“毛粒子”也整整晚了九年。中国物理学家之所以能提出层子模型理论，与毛泽东的《矛盾论》思想影响分不开，原创思想的确属于“毛粒子”。首先，在“毛粒子”的思想影响下，中国物理学家们提出的层子模型，是用波函数理论来描述强子束缚的性质及其内部的层子运动，并为后来的高能物理实验所证实。而盖尔曼的夸克模型则是建立在非相对论的基础上，它只能描述运动速度不很大的物理过程，尚未脱离宏观低速范畴。其次，盖尔曼的夸克模型是在1964年修改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重子—介子复合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毛粒子”的思想早在1955年1月就明确提出来了。当时毛主席向中国科学家提出：“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那么质子和中子又是由什么组成的？质子和中子仍然是可分的。现在的实验虽然还没有证明，将来实验发展了，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此后，毛泽东又在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谈到了矛盾的普遍性问题。他以原子为例分析说：“在原子里头充满矛盾，有原子核和电子的对立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统一无往而不在……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这表明毛泽东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共产党领袖，第一次向世界宣布了他在物理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所持有的辩证粒子观，他的话如同一声轰击形而上学粒子观的政治春雷。当然，毛泽东坚持的是列宁的观点。列宁早在1908年问世的哲学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就指出：“电子世界也是不可穷尽的”。然而，从1908年到1957年，当世界历史过去了半个世纪，而物理学家们又在重复历史上的旧错误，认为基本粒子不可分，和没有自己的内在矛盾和结构的时候，在这样一个科学发展的重要转折关头，“毛粒子”的提出，便不仅具有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政治意义，同时也具有打破形而上学粒子观的科学意义。列宁和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物理学发展史上的弄潮儿，能够正确地评价重大科学发现的哲学意义或为踯躅不前的科学研究指明前进的方向，这一切都与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分不开的。在21世纪科技发展的时代大潮面前，我们要想实现科教兴国和自主创新的方针，攀登世界科学的巅峰，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科技发展的领军人物，如果丢掉了“毛粒子”，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二）“毛粒子”对现代科学发展的巨大推动和鼓舞作用
1955—1965年，在10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曾经以自己的政治威望和思想影响，组成了一个以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为主体的世界科学家群体，向形而上学的粒子观宣战，向基本粒子的内部世界进军。他不仅直接组织动员中国科学家来进行这一理论工作，而且利用一些外事活动宣传他的“毛粒子”思想（前面已引述过的材料，下面不再重复）。1963年8月，他详细地研究了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欣赏文章所阐明的观点，称赞是辩证唯物主义者。 1964年1月17日 他在接见来访的斯特朗等人讲：“什么都是可以分开的。譬如说，过去认为原子不可能再分，后来科学发达了，知道可以再分成原子核和电子，后来又进一步认识原子核还能再分，而且那里面复杂得很，可以分为好多部分。电子能不能再分呢？理论上是可以分开的，虽然我们对电子世界知道很少，科学家还没有把它分开，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已经说过，电子是可以再分的。我不懂得这门科学，但我相信这个道理。科学是无限的。无限大的世界和无限小的世界，都有无限的工作可做”。同年７月２日，他在接见哥伦比亚外宾的谈话中又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分化的事物。大体上凡是一个统一体，总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不然的话，又怎么能成为一个社会、一个统一体呢？小到拿原子来说，原子也是由原子核和电子这两部分组成的。现在物理学家说，原子核也是由多种物质组成的，有１４种之多，这些名词也许翻译起来不好翻，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原子核中重的部分的６种，另有轻的部分的６种。”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频繁地接见美国物理学家格拉肖和萨拉姆，接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和吴健雄，接见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接见来北京参加物理学会议的亚非拉和澳大利亚的物理学家们，谈论的问题内容之一就是微观粒子的可分性，无限小的世界也是对立统一的。
在国内， 1964年8月14日 ，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谈话中指出：“列宁说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原子核和电子可以分开，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有工作可做，一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同年 8月24日 ，毛泽东在同周培源和于光远的谈话中又说：“今天找你们就是要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么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世界是无限的，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无穷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个科学就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称守恒，后来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说它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组成了宇宙。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世界上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在毛泽东思想影响下，《红旗》杂志1965年第6期刊载了坂田昌一的文章《关于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依据日文重新译出上面提到的文章━━笔者注），并且加了一个长长的按语。按语概括了毛泽东关于基本粒子可分性的一系列谈话的基本内容，以及恩格斯、列宁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引发了中国科学界和哲学界的广泛讨论。《红旗》1965年第9期还发表了讨论专辑。与此同时中国科学界成立了由39人参加的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撰写了42篇科研文章，先后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和《原子能》杂志上发表，使中国的粒子物理学在理论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矛盾论》的思想和方法，不仅使我国的粒子物理学的研究工作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且使我国科学家的发明创造犹如竞相盛开的花朵，在各个领域大放异彩。在天体物理学上，南京大学教授戴文赛提出了划分宏观和宇观的新理论，使人们的科学景观从微观和宏观两个物质层次发展到微观、宏观和宇观三个层次。（后来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又把它发展到渺观、微观、宏观、宇观和胀观五个层次。）在地质学上，我国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不仅抛掉了“中国贫油论”的帽子，而且对于探矿、地震预测和开发利用地下水以及地热资源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在生物学上，我国著名生物学 家童第周 教授与美籍华人科学家牛满江合作，在生物遗传学的研究中，把鲫鱼卵细胞的细胞质注入金鱼受精卵里去，发育出具有鲫鱼特征的单尾小金鱼来，并且在鲤鱼和金鱼、蝾螈（两栖类动物）和金鱼的类似实验中，也获得了同样的成功，从而打破了只有细胞核才有染色体，而细胞质里没有生物遗传基因的片面观点。它说明细胞核和细胞质作为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是互相渗透和激荡的，细胞质里也有生物遗传基因。在数学领域，年轻数学家杨乐和张广厚在函数值分布理论研究中取得了重大成果，发现了亏值和奇异方向这两个主概念之间的具体联系公式……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在基础科学研究突飞猛进、捷报频传的同时，我国的“两弹一星”研制成功，创造了六、七十年代的辉煌，使我国的尖端科学在世界上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3页）《矛盾论》和“毛粒子”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奋斗不息的最高精神成果，也是我们今后攀登世界科学高峰和实行科技兴国的最可宝贵的思想财富。珍惜毛泽东的这份遗产，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扬光大，是我们立国兴邦的必要思想条件。
（三）“毛粒子”——《矛盾论》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思想升华
“毛粒子”不仅是《矛盾论》思想在自然科学前沿问题上的成功运用和辉煌验证，同时也是《矛盾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升华，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丰富和发展。
十九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二十世纪初期列宁通过十月革命把它从理论变成了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而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它有没有自己的矛盾呢？如果有，那么它的性质、内容及其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又是什么呢？这就是社会主义辩证法所要研究的客观内容和课题。列宁因为英年早逝，没有完成这个理论课题，斯大林因为思想上的形而上学，又缺乏解决这个理论课题的能力。这样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辩证法的重任便历史地落到了毛泽东的肩上。而毛泽东不仅具有马列主义的深厚理论修养，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并且耳闻目睹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特别是苏联发生和平演变的沉痛教训，所以毛泽东也具有创立社会主义辩证法的主观能力和客观条件。
“毛粒子”作为《矛盾论》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思想升华，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批评了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思想。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象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两个对立的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又互相转化。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说：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的。这就是说，这些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也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列宁《战争与和平》）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了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了和平？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能互相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成了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比如，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就是根本对立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结果，我们和国民党的地位都起了变化，他们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我们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文化界，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节347-350页）
我们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矛盾论》则是它的丰富和发展。因此，毛泽东从对立统一规律的高度来批评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观点，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和要害。毛泽东批评的不是具体的方针政策，不是枝节之论。从毛泽东的批评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大林的形而上学主要表现在：一是他割裂了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相互关系，不能在斗争中把握同一，在同一中把握斗争。二是他抹煞和否定了矛盾的同一性，即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和转化。三是他不知道在一个矛盾统一体中，矛盾双方的地位是不同的，它们有主有次。而事物的性质正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这第三点正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
斯大林的形而上学错误不仅表现在理解和把握对立统一规律的片面性上，还表现在他没有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方法贯彻到底，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为此毛泽东批评说：“斯大林在一个长时间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同上书，第356页）1936年苏联宪法颁布后，斯大林便抹煞和否定苏联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把苏联社会内部出现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统统归之于帝国主义的颠覆和破坏活动，从而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而斯大林的形而上学，则是他的这种政治错误产生的思想认识根源。
2、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辩证法理论
关于社会主义辩证法，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对抗消灭了但矛盾仍然存在着，斯大林则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而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理论。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能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生产不断扩大”，以“逐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毛泽东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而且指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同它们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在基本适应的同时，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所以其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一样。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必须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群众民主的方法，去有组织有步骤地加以解决，而不能采取用来对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那种暴力革命的方法。
毛泽东在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解决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具体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并把它们概括为两大类，即敌对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经常和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说：“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生的一面……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5页）毛泽东指出，对于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所谓民主的方法，就是说服育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也就是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毛泽东还指出，两类不同的矛盾有时会发生相互转化。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要使之激化，同时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利用群众进行捣乱和破坏活动。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辩证法，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求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法的方法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他号召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2页）在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和强调我国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重视和强调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重视和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9页）“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当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当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当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同上书《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417页）毛泽东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制定和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斗争的方针政策。诸如发展科学和繁荣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待各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及“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或政策等等。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辩证法在批评斯大林的形而上学的同时，还揭露和批判了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他指出：“长时间以来，人们对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就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417-418页）“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同上书，《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392页）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辩证法，在经过20世纪60年代初那场批判和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以及我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洗礼之后，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危险是什么，这样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矛盾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危险。后来通过“文化大革命”，他又在1974年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接改称为“党内资产阶级”，并对其作了经济上的分析。在毛泽东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资产阶级的法权残余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党内资产阶级产生形成的温床和安乐窝。对毛泽东的这个科学论断，也象对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一样,至今仍然见仁见智，毁誉参半。然而有一点却是任何人也否定和抹煞不了的基本事实，这就是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土崩瓦解十六七年之后的今天，毛泽东关于走党内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内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危险的著名论断，已经成为被社会实践所证实了的客观真理，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共识。从赫鲁晓夫到个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流，他们都是前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当权派或高级干部，都曾在斧头和镰刀的旗帜下信誓旦旦地表示过：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但是当他们一经攫取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后，便公开露骨地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劳动人民。他们的这种倒行逆施，向世界的历史和未来表明：他们就是一伙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内资产阶级，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义义分子，和货真价实的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如果不把他们叫做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内资产阶级，那么又该叫他们什么呢？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早在生前就看到了他们的骨头，看透了他们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本性。所以,他早在自己亲自主持撰写的中共中央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苏联社会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赫鲁晓夫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以后”，“实行了一系列修正主义政策，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膨胀起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在把苏联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苏联人民面临丧失社会主义成果的严重危险”。“赫鲁晓夫挂起假社会主义的招牌，他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他的修正主义真面目”。“如果说，伟大的十月革命，向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正面的经验，打开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那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却是提供了最反面的经验，使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吸取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教训。”在迄今为止42年以前的毛泽东看来，苏联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赫鲁晓夫就是它的政治代表。这个特权阶层也就是迄今为止41年以前毛泽东所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迄今为止32年以前毛泽东所指出的党内资产阶级。正是这样一个社会特权阶层、党内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内资产阶级，才使苏联的党和国家改变了颜色，发生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那场易帜变质的“戏剧性”变化。而无视这一基本事实，至今仍然还在那里批判否定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辩证法，批判否定毛泽东关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内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危险这样一个科学论断和预见的人，其自身如果不是政治盲人，那就一定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内资产阶级。这难道不是历史辩证法所能做出的唯一正确结论吗？
3、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根本战略和策略思想
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战略和策略是什么？在马列主义著作中没有明确论述，在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中，虽然也提出过一些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在战略上要“以少胜多”“轻视敌人”，在战术上要“以多胜少”“重视敌人”，不然“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等等重要而深刻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或者属于政治论断或者属于军事论断，它们都没有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两重性进行系统的矛盾分析，没有把这种军事和政治的战略战术建立在矛盾分析之上。而到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和新特点，进一步总结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创立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战略战术，使之系统化和理论化，上升到辩证历史观的高度，从而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战略和策略，即“毛粒子”思想。
1958年12月1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利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他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他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和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着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过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了1949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和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一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一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0页）从毛泽东的这种精辟透彻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战略和策略思想，是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的两重性及其矛盾分析为其逻辑前提的。因为它们是纸老虎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战略上和整体上藐视它们；否则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时又因为它们是真老虎，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战术上重视它们，如果我们在战术上和具体斗争的问题上不重视它们，就要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只有建立在这样一个理论制高度点之上的战略战术，才能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战略和策略思想，才能称其为“毛粒子”。在“毛粒子”看来，不论是在整个人类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上，还是在当前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一切压迫剥削阶级，一切帝国主义或反动派，在人民群众这个历史创造者面前，其产生和灭亡都是一个由真老虎到纸老虎的矛盾转化过程，而历代人民群众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则是把真老虎变成纸老虎的决定力量。
毛泽东对于自己所创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战略和策略，曾经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进行过生动而深刻地论述。 1957年11月18日 ，他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斯、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的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人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一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战略策略思想，具有深厚的《矛盾论》内涵和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底蕴。只有作为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后一位历史伟人的毛泽东，作为伟大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的毛泽东，才能把它创立出来，这并不是任何别的什么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所能觊觎得了的。
在当前国际和国内的斗争情势之下，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战略和策略思想，不仅对于中国人民，而且对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要继承毛泽东的未竟事业，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根本战略和策略思想。只有学习和掌握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战略和策略思想，才能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国内外政策，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以克服和避免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并挽狂澜于既倒，不做任何大国的附庸，在多极世界中仰俯自如，独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时代风骚。
（四）“毛粒子”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
“毛粒子”作为《矛盾论》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丰富和发展，虽然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但在运用中也发生过一些比较严重的偏差和错误。这种矛盾现象使不少人感到困惑，以致于影响到对待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正确态度。所以弄清楚“毛粒子”和毛泽东晚年错误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为此我们要解决以下几个思想认识问题。
1、要弄清楚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而不是直接的等同。在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关系中，斗争性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而同一性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暂时的和易逝的。由于斗争性的绝对性，所以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是大量普遍的现象。这种分离有两种基本情况：一是理论脱离实践，二是实践背离理论。实际情况究竟属于哪一种，应当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般而论。因为实践对于理论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人们往往强调理论脱离实践，而对实践背离理论通常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在“毛粒子”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相互关系中，也是这样，许多人看不到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正是由于他的某些实践活动背离了他的“毛粒子”理论造成的。20世纪80年初，从周扬和王若水所炮制的“认识三段论”，到张明抹煞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之间的绝对相对关系，都试图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毛粒子”来寻求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结果无不滑向了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自由化思潮。
2、要弄清楚理论，特别是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指导实践时，首先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转化为一种指导实践的具体思想，即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在这个转化和结合的过程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经常会发生各种性质不同的错误和问题，出现极为复杂的情况。从实践背离理论这种情况来说，就有世界观和方法论虽然正确而路线不一定正确，党的路线虽然正确而具体的方针政策不一定正确，方针政策虽然正确而广大干部群众的行动和执行则不一定正确等种种情况。这也就是说，在理论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各个层面和环节都可能发生错误，对此必须予以具体分析。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我们应当按照人的标准来看待他，不能要求他完美无缺和全知万能。应当分清他的错误，是属于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呢?还是属于路线政策方面的,抑或属于领导责任方面的呢？过去和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利用毛泽东在政策和策略上的错误，利用毛泽东在工作中应负的领导责任，来批判否定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否定他的社会主义辩证法和“毛粒子”思想。
我们不能因毛泽东在实践中的政策和策略错误，而否定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毛粒子”。因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来看，是他的一些实践活动背离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3、要弄清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有其相对性的一面。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社会实践，不能证实或驳倒所有的思想观点。为此毛泽东在讲到实践对理论的检验时指出：“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会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对实践标准进行了具体分析，他实际上把人的思想认识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指出了实践在检验社会科学真理时的更为复杂情况和相对性的一面。这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毛粒子”和毛泽东晚年错误之间的关系，坚持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不无启迪意义。
4、要知道即使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也难以完全避免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情况。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西欧革命风暴之后，曾断言欧洲革命不久便会发生，但在预期内并没有发生。所以他们只好把自己的论断改为，在下一轮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之前，新的革命是不会到来的。1870年秋天，马克思反对巴黎工人举行武装起义，而当第二年三月革命毅然爆发时，马克思又积极参加，并在革命失败后，满腔热忱地颂扬巴黎工人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主动精神和翻天覆地的本领，总结公社的斗争经验和教训。《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杰作，但在其第一部分第一句话就表达得不够准确，以致于恩格斯后来不得不把“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注释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也不是没有犯过政策和策略上的错误。我们能因为这些错误和失误，而抹煞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吗？不能。
在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史上，从来就有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的说法。毛泽东生前不止一次地提出，在反对倾向的斗争中，要防止和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利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生的一些认识上和路线政策上的错误和问题，而批判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政治经济制度。把实践背离理论颠倒为理论脱离实践，以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深渊，这是资产阶级政客、学者 和 教授们心照不暄的共同伎俩。而马克思主义者则不会因人废言，不会因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策和策略错误，而否定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这方面，列宁为我们做出了学习的榜样。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上，普列汉诺夫是一个功过是非毁誉参半的人物。列宁称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孟什维克”，认为他集理论上的“激进主义”和实践上的“机会主义”于一身（《列宁全集》第21卷第82页）。普列汉诺夫最早在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对于丰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在俄国创立共产党做出过重要贡献。但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到1918年5月，他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却又反反复复地站在孟什维克一边，反对列宁的革命路线，反对十月革命。尽管如此，列宁并没有否定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上的正确性。当有人利用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错误而否定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列宁则挺身而出，为他进行辩护。直到1921年，列宁还向年轻的共产党员指出：“不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有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列宁指示说，要把普列汉诺夫的所有哲学著作作为专集出版，并“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因为它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功绩比毛泽东不过是沧海一粟。毛泽东有盖世之功，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缔造者，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定义。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还不知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少年（邓小平语）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已化作中华民族的灵魂，毛泽东的丰功伟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里程碑。我们决不应该因为他的晚年错误而漠视和淡忘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毛粒子”，也决不允许有人用什么“系统论”、“发生认识论”和“实践哲学”等等西方哲学思想来取代或偷换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毛粒子”。“非毛化”不得人心，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必将导致亡党亡国。苏联的前车之覆，当为后来者之鉴。
（五）事实胜于雄辩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1958年的“大跃进”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对此毛泽东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搞唯意志论，主张主观决定客观，意志决定一切。相反，他对“大跃进”中发生的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及其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命令主义曾经作过多次反复地批评和抵制。例如：
（1）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的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的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完成。他还说：我们很多同志不注意研究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呢？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哪还有什么规律？所谓盲目性，就是对客观的必然性不认识，因而也没有自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不了解客观世界，就是客观世界的奴隶。他还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说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他说：完整的体系只能在后来完成，而不能在事先或初期完成。毛泽东一方面鼓励大跃进，但同时感到党内有虚报、浮夸的问题。为此，他说：建设速度是客观存在，凡是主观客观能办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去办，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高指标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没有措施不好。我很担心，在这种热潮下，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他提出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计划指标要切实可靠，要留有余地。毛泽东为什么认为有虚报和浮夸而又不让公开去挡呢？因为他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保守，若公开去挡，就会给群众泼冷水。
（2）1958年4月，他在汉口会议上讲，今后《人民日报》不要轻易宣传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地种了几棵树就算绿化了，这怎么行。除“四害”不要轻易宣布“四无”，将来变成“四有”城市怎么办？做事要留有余地，宣传要留有余地。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真有假，没有假的不可能，要打折扣。他提出宣传工作要务实：一要深入，二要细致，三要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
（3） 1958年8月13日 ，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时，对有的领导干部汇报亩产10万斤，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干部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王说，这是农村工作部长亲自来验收的。毛泽东还是摇头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搀假才能算数。”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和菜的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他置之以笑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4）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徐水县把猪集中起来，让参观的人看的做法。他提出要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浮夸。为此，他在12月召开的武昌会议上讲：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哪有真的。现在问题的严重不仅在于下面作假，而且在我们相信，中央、省、地委的领导相信就危险了，要有清醒的头脑，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要打折扣，三七开，打三分假，七分真，可以不可以，至少有一成假，有的甚至百分之百假。当时有人估计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有九千亿斤，毛泽东讲，最多七千四百亿斤，把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他提出，在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要把做假这个问题单写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以引起大家的注意。
（5） 1958年11月23日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破除迷信，现在有一些人把科学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经济工作一定要越搞越细密，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他还从哲学上、思想方法上讲了冷热结合的问题。
（6） 1958年12月1日 ，他写文章说：“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同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同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作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斤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帐派属于这一类人。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7）1959年2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究竟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法则？列宁说，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客观法则要研究它，认识它，掌握它，熟练它。斯大林对这个问题讲了很多，但不照着去做，不按比例。”毛泽东还提出了两种主观能动性的区别。他说：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是保守。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它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就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符合实际的。凡是违反客观规律就要受挫折。这种区分是针对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而讲的。
（8） 1959年4月29日 ，为了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命令主义，毛泽东给全国省、地、县、公社、大队和小队的干部发了一封信，提出要讲真话的问题。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讲不合实际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要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信的最后写到：“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起来，我在这里讲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
（9） 1959年6月13日 ，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讨论经济问题。他说：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明年指标切不可定高。会议把1959年的钢指标降为一千三百万吨。（以上资料或史实，均引自许全兴著《为毛泽东辩护》一书）
在这里，我们总共引述了毛泽东自1958年3月成都会议至1959年6月在大跃进中的九次讲话或书信，其中包括在中央武昌、汉口、和郑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多次讲话和两次视察中的谈话，以及直接发到全国农村生产小队长以上干部的信，这些讲话或书信讲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及其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命令主义的。从这些讲话或书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在“大跃进”中，即使在政策和策略发生错误的时候，毛泽东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没有离开唯物论、辩证法和“毛粒子”。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在“大跃进”之后不久，于1963年5月写出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样一篇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论文。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总结包括“大跃进”在内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且强调指出：“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一贯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勿庸置疑的！那些利用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编造谎言，想要从根本上打倒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们已经在政治思想上陷入了实用主义的万丈深渊。他们只能在自己开设的道场上玩弄玄虚，在自家的歌舞厅里卖弄风骚。他们作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叛徒，已被或将被人民所唾弃。他们作为一切假恶丑势力的总代表，永远也进不了历史的神圣殿堂。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忏悔，便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唯一可能的结局。
稿就于1997年六月下旬
改定于 2008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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