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德常：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和谐政治学的起点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和谐政治学的起点

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新任务，同时还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构成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对于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把全体中华儿女凝聚在一起以正确应对各种现实难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义十分重大。本文拟就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形成新的政治学理论的关系，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和老子的理论之间的联系谈点看法，请教于大家。

一、人类需要一个新的政治学理论

人类需要一个新的政治学理论，一种引导社会政治过程由目前的内耗轨道向和谐轨道转轨的政治学。否则的话，我们就只能继续陷在低水平的政治文明之中而难于自拔，陷在与贪污腐败、两极分化、社会动乱、小偷妓女、巫婆神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各种难题的纠缠之中，在这样的社会运行状态之下，任何一点小事都有可能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无穷的风波与口舌，甚至导致难于愈合的裂痕，在这种低水平的政治文明过程中，又怎么可能形成“大制不割”的局面呢？又怎么可能达到“无为”的境界呢？

特别要指出的是，西方人所大力倡导的民主制由于未能深入价值体系层次，其所坚持的实际上是病态片面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虽然也引领了一时的潮流，但由于根底太浅，时间一长便纷纷暴露出本来面目，陷入困境，“民主俱乐部的大多数新成员以及某些老成员都表现糟糕，就连许多被视为成功案例的国家，也存在严峻的治理问题和深深的不满情绪。”用他们美国人自己的话来说：“陷入困境的民主国家几乎普遍受到治理不善的困扰。有些国家似乎深陷于腐败和暴政模式，很难看出如果不推行重大改革它们如何能作为民主政体存活下去。”这篇文章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即由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缺陷而导致的“掠夺型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不能通过生产活动和诚实的冒险行为致富；他们通过操纵权力和特权，通过从政府窃取、从弱者身上榨取和规避法律来致富。掠夺型社会中的政治人物和机构为了谋取权力和财富不惜动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打破任何可能打破的规则。政界人士贿赂选举官员，攻击反对派的竞选者，刺杀竞争对手。总统利用威胁、拘押、摆样子公审和谋杀等手段平息异议。政府部长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能敛多少钱，随后才关心政府合同能否给公众带来好处。军官购买武器依据的是他们能把多少回扣据为己有。在这样的社会，警察和罪犯之间的界限模糊。警察不执法，法官不断案，海关官员不检查商品，制造商不生产，银行不投资，贷款者不还钱。”“如果对根本问题——糟糕的治理——以及必要的机制性对策缺乏明晰的了解，很可能会有更多的民主政体解体。”[1]包括美国人自己，现在也很郁闷：“4月，一项新的民意调查表明，81%的美国人认为这个国家走的是‘错误路线’。他们有理由悲观，这包括金融恐慌、萧条阴影、看不到头的伊拉克战争，还有不间断的恐怖威胁。”[2]这很有意思，美国人也学会了“路线”这个词，并且知道了自己走的是“错误路线”。但他们却没有问一下自己是什么时候和为什么要走上错误路线，以及如何回归正确路线。他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作为旁观者，我们清楚地看到，由于他们所坚持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在主导着社会运行过程时不断自我强化，形成了一个“超循环”，他们必然要掉进这个泥坑。

然而，人类的命运没有旁观者。要引导人类政治过程跳出这个泥坑，人类就需要建立一门新的政治学——和谐政治学，这是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真正科学的政治学。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大量的政治学专著，但是人类社会政治活动的可悲现实表明，这些政治学都还处在前科学阶段，人类急需推动这门学科进入到科学政治学阶段。按照库恩的科学哲学理论，前科学的特点就在于，科学工对他们所从事的学科的基本原理、有关的观察现象的理解与解释完全不一致，经常发生争论。从前科学发展到科学的标志是：“意见一致”的范式是否产生、解决问题的标准事例是否形成、共同体的成员能否模仿这些事例开展以后的研究工作。但对于政治学这门由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的具有高度实践性的学科来说，仅仅强调这几条还不够，因为它不是少数知识分子关起门来做出来的学问或写出来的论文，而是实实在在地建立起来的新的政治体系。它需要的是在社会价值体系上来一个飞跃，由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转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当社会全体成员在这个问题上达到“意见一致”的时候，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政治体系。如前所说，在当今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占据压倒优势，社会全体成员在这个问题上也达到了很高程度的“意见一致”，人们认为这种价值体系是“普世价值”，并希望别人也接受，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地动用暴力强制手段迫使别人接受。在这里也存在许多关心人类整体利益的人士，也有很多理智的思考，但这些人士的思考都被压制，边缘化。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人们都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控制下，可以说是达到了很高程度的“意见一致”，但这种意见一致，并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运行，只能导致弊端丛生，然后进一步导致一种大家都看不到前途、笼罩在悲观情绪之下的“意见一致”。

二、和谐政治学建立在新的价值体系的基础上

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以往的政治学对民众大抵采用两种态度，一种是把民众看作“群氓”，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专制政治理论，如马基雅维利的学说；另一种把民意视为政治行为的天然合理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民主政治理论。这种理论也不把民众看得多么高贵，而是让人们的缺点在互相制衡中得到限制。但不管是专制理论还是民主理论，不管是把人民踏在脚下学是捧在天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没有认识到社会价值体系的发展变化过程，都把民众的价值体系的发展水平视为永恒的固定不变的东西，这是他们的政治学理论的不言而喻的前提。而对这个被他们视为固定不变的东西，他们也不能全面地认识，只是抓住其中的一个方面作为立论的依据，因而都具有一定的道理，同时又都带有片面性。由于理论家们自身同样处在社会价值体系发展运动的潮流之中，他们自身都必然地带有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局限性，而他们又没有认识到这个局限性，把自身所达到的价值水平作为终极的水平，所以他们都低估了人性，在用自己的价值体系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必然地要进一步束缚了人性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它们都是低水平的残缺不全的政治学理论，不能实现人性的“自然”。

等而下之的还有另外一些政客，更深地受到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控制，以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掌权执政的目标就是为了更多地占有私人财富，在野的时候便高喊民主，为了拉票而做出亲民的姿态，把人民捧在天上，一旦执政则原形毕露，不择手段的为自己捞钱；人们指责这种政客忘了当年的承诺，他们还想用一些操守之类的词来要求这些政客，其书生气实在是太十足了。这些政客的深层次价值体系其实是很一贯的，坚守得非常好，他们根本没想到要改变这种价值体系，同时也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价值体系。但也正因为如此，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千万不可从政，一旦从政就必然要成为一个贪官，不得善终，这就像物体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必然要落以地面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中，贪官污吏就如同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总还是要冒出来。不管是采用什么体制，都奈何它不得。几千年来，人类政治就在徒劳地与这种必然性作抗争，那些理想家们期待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期待着“为万世开太平”，但由于不理解社会政治过程中的价值体系的决定性作用，也无法改变其必然的发展趋势，所以无一例外地都归于失败和失望。

和谐政治学理论则与以上理论不同，它在建立政治体系之前先要勘察地基，为建立新的政治体系建立新的人性基础，由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上的“意见一致”转换为和上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上的“意见一致”。要达到这个新高度，就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建立起具有说服力的新的核心价值，可以引导社会趋向和谐的核心价值，二是正确处理价值冲突，把这种新的价值体系普及到全人类，使之稳定运行，形成自我强化的“超循环”。实际上，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3]这是什么意思呢？以前人们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了，这是因为，新的政治制度要建立在新的人性基础上，新的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如果继续维持原有的基础，建立起来的只能是原来的政治制度，苏联东欧的剧变告诉我们，即使把它挂上社会主义的招牌，它也难于维持下去，迟早要换上原有的招牌。所以共产党要建立起来的政治体系必须是一个新的体系，一个服务于人性进化过程的以人为本的政治体系。以往所强调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发展生产力都只不过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前置程序、阶段性目标，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这个新的目标也就要提上议程了。

实际上，葛兰西很早就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了。这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于1937年病逝于法西斯的狱中，他在狱中以超人的意志和常人无法企及的毅力，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许多独辟蹊径的思考，其中最主要的是，他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一个叫做“文化领导权”理论。他认为，资产阶级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以暴力为主的“直接统治”，但是却更加侧重于通过教育、宗教、政党、报纸、媒介、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对民众文化与心理的渗透，对“文化领导权”的重视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在统治方式上实行的重大调整。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强硬领导就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中，通过这个巨大的文化一精神网络实现对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群众的文化和心理渗透，使被统治者接受、认同现行统治，从而达到维护资产阶级政权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就难于夺取政权。这个理论说明了为什么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没能出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由，后来出现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大崩溃则进一步证明了这个理论，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建立文化上的领导权，他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也必然要失去。

现在看来，葛兰西所谓的文化领导权，也就是价值体系对社会生活的控制权，是让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形成的超循环控制社会生活呢，还是让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形成的超循环控制社会生活，这是两个阶级夺取政权的重要阵地。彼此对立的两种价值体系，实际上是前后相继的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价值体系，资本主义要想维护其统治地位，就必须不断地强化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统治地位。由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先入为主地盘踞在社会生活之上，人们并不需要有意识地强化它，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更好的价值体系，所以要想维护其统治地位就很容易。人们自发地本能地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进行着这项工作，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要想取代它，就非常困难。这是一个对社会组织体系进行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因而认识到新价值体系的人们首先就必须组织起来，要掌握执政权力，然后才有可能运用执政权来改造旧的价值体系。在葛兰西看来，夺取和保持领导权主要是教育的事情。他认为，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就是那个在实际上取得政治权力之前就已经在精神和道德上取得了领导地位的阶级。葛兰西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深入分析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与那些庸俗马克思主义者迥然不同，后者把社会的经济和物质生产过程看作决定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的决定因素，他们看不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在实际上坚持着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而不自知。因而他们在实际上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甚至是在执政的条件下也没有能力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导致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大崩溃，给共产主义事业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但是葛兰西的理论也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从他去世到现在已经70年了，在当今西方国家，无产阶级没有机会获得精神上和道德上的领导权，西方国家被牢牢地锁定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上，至今没有出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迹象，悖离社会正道，进入历史歧途，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不知常而妄作，凶”，这也就是说，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领导权与实际的政治领导权的互相强化，他们找不到改弦易辙的机会，所以处在这种文化中的人们就看不到自己的希望，我们也看不到他们那里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因而物极必反并不是一个必然规律，如果没有洞悉历史规律的伟大人物的领导，就算是遇到危机，社会也不能跃迁到新轨道，只能在原有的轨道上滑行。一个没有伟大人物的民族是可怜的，相比较而言，在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反而存在着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机遇。过去说这些国家是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价值体系还没有稳定运行起来，没有控制社会生活过程，是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还没有明确的选择，少数持先进社会理想、意志坚决的人于是便有可能乘虚而入，把历史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上来。现在回头来看，这是历史进步的转瞬即逝的机遇，让列宁和毛泽东抓住了，所以我们应当感到庆幸。可惜的是列宁的后代是败家子，把社会主义政权又搞丢了。相比较而言，而今唯有我们中国人走在社会发展正道上，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硕果仅存，这应当是整个人类向更高级文明跃迁的仅有的机遇了。

三、深入发掘老子的智慧，建立和谐政治学

在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后，我们发现2500年前的老子已经研究过这个东西了，他所说的“道”就是价值体系。我们可以拿“道”与价值体系作一个简单的对比。

首先，可以从结构上来进行比较。老子的“道”分为“常道”与“可道之道”，后来老子又把“道”区分为“天之道”和“人之道”。我们所说的价值体系也分为两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前者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价值，因而是以人为本的正常合理的价值体系，它保证人的正常发展；后者则以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因而是以物为本的价值体系。物的价值非常重要，但在人的价值体系中，它处于基础的地位，担当不了核心价值的责任，如果硬要让它作为核心价值，它就必然会把人引入歧途。

其次，从功能上来比较，老子的“道”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价值体系，都研究人的需要，以及这些需要在人们的意识中的反映；都想以此为依据建立起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保证人性的健全发展。两者都在一个更高的理论层次上说话，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政治学，不光注意到政治过程的宏观过程，而且研究这个过程的微观基础，通过对微观基础的改善即人性的改善来改进宏观政治过程。老子的理论要通过圣人对“天之道”的领悟和实践来改进政治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要通过共产党人的倡导和坚持，才能灌输到社会政治过程中去，使社会政治过程摆脱原有的周期性治乱循环的轨道，进入和谐稳定的新轨道。

因而老子的“道”——在《道德经》中，它通常是指的“常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同处于政治学的新高度上，它们都深入到政治过程的基础部分；只有进入这个层次，才能建立起科学的政治学，在社会政治领域进入自由王国。而其他各种政治学则没有深入到这个层次，不同时代的处在这个层次上的政治家和学者们都犯着一个同样的错误，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体系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没有看到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不能把自己提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水平，都把自己所达到的价值水平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当作是永恒的人性，他们都以为自己所持之道是“常道”，所以就没有能力想象一种完美的社会政治制度，也就没有能力去建设这样的政治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政治过程就只能停滞在原有的治乱循环中，即使给他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也会把它搞垮，就像苏联的崩溃一样。其价值体系的高度决定了他们只能继续生活在低级的政治制度中；没有能力得到的东西，就算是侥幸得到了也一定不会长久。

从老子的时代开始，两千五百年来，人类一直在寻找着那种完美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以图解决社会的治理问题。当今时代，政治哲学渐成显学，不同的哲学传统和流派都在致力于开发自身的政治哲学资源和内涵，然而，结果却是“邃密群科济世穷”；“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我们发现，最核心的答案早就存在于老子的五千言里面了。其他各种政治学说都是在现有的人性发展水平上因陋就简地设计政治体制，老子则致力于政治体制的基础建设，为之构建迥然不同的人性基础。虽然老子与我们在历史发展的方向上有着重大的区别，他主张回到原始的朴素状态，而我们则要达到更高的文明水平，但他所依据的基本原理与我们是一样的，这个基本原理就是通过调控社会价值体系来实现社会稳定和谐的目标。通过五千言的对道与德的分析研究，这个基本原理已经让老子介绍得很清晰了。这个基本原理使老子的政治学理论处于政治学的高级阶段上，我们现在要想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仍然要从老子所依据的基本原理出发，从中寻找智慧，而这正是老子所期待的。虽然他并没有版权啊、专利啊等等的概念，但我们必须明确断言，老子就是和谐政治学的创始人，这是他老人家应得的荣誉。

由于有老子的存在，我们中国的政治学说经历了与西方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我们在对社会规律的认识上起点很高，而社会现实却依然要按照自身的逻辑从起点开始向前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4]由于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过大，老子的学说一直被束之高阁，成为少数人研究和欣赏的理论。即使如此，它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理论，塑造着中国政治家们的品格，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现实政治过程，在周而复始的治乱循环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我们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历经无数灾难而延续下来，这与老子为我们所设定的政治理想和培养的杰出政治家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同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相比于俄罗斯的革命就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毛主席在革命过程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革命过程中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包括人民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在中华民族面临着毁灭性灾难的情况下，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一个新的人性基础上建立新政权；堪称是改天换地，化腐朽为神奇。邓小平也可以突破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的理解，大胆地引用市场机制，从而适应新的现实，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活力相结合，使我国经济经受住了多次风浪的严峻考验，保持快速平稳发展，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东欧的领导人就缺少这种既坚持理想又适应现实的政治智慧，所以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便很不幸地崩溃了。

在当今这个充满灾难与不幸的世界上，人类迫切地需要老子的智慧。在经历了2500年的发展之后，应该是老子的理论大行其道的时候了。当今人类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紧迫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建立一个保障人类内部和谐和与地球生态环境和谐相处的政治模式，从而保障人类继续生存进化。要想做好这件事，就只有一条路，那就必须要有一个价值体系的转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理想的政治体制。包括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西方的那一套社会运行模式难以为继，也呼吁人类在价值体系上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但是要把这件事情真正地做起来，那就还是要由我们中国人率先起步，只有中国人才能担负起领导这一历史进程的责任。为什么呢？这是因为：

首先，我们有做好这项工作的自觉意识。我们现在已经具有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觉意识，在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探索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目标。而在其他国家，社会领导阶层缺少这方面的自觉意识。

其次，我们有做好这项工作的紧迫感。从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恶性事件来看，我们也必须要做好这件事；当前的党员干部队伍中的问题之严重，社会两极分化之严重，民众心理之危机程度，环境恶化的程度，都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了；由于在原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之内已经没有了自我调整的余地，同时也不能像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把危机转嫁到其他国家，我们只能自力更生地解决这些问题，这种形势将迫使我们走上历史创新之路。

其三，我们有做好这项工作的知识储备。这就是从老子以来中国人长期积累的政治智慧，包括我们共产党人执政六十年的经验。我们发现，老子对社会自组织过程的认识，完全符合现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老子关于“道”的认识和如何修“道”于天下的认识，也完全适应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需要。只要我们理解了老子的教导，我们便可在政治学领域独领风骚。现在各种条件都已具备，所以我们便可清醒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开创人类文明的新境界，站在历史进步的前沿，演奏第一小提琴。

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学习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政治学，人类所有的政治经验都需要我们学习借鉴，不管是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仔细比较一下，我们中国人的政治模式的设计图是通过社会价值体系的建设，把人性提升到一个高水平上，在这样的基础上建设政治体制；而西方的政治设计图缺少这样的一个过程，因陋就简地在现有的人性基础上建设政治体制，于是就只能在分权制约和监督上做文章。中国的政治设计就像是一座建在山上的宫殿，西方的政治设计就像是建在平地的一座房子。建在山顶就需要把建筑材料运到山顶，因而困难就大，时间就长，而建在平地就不存在运输问题，建设起来就快。

现在看来，中国的政治设计与西方的政治设计的区别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大道”与“径”的区别。“大道甚夷而人好径”，西方的政治设计只能应付于一时，其最理想的状态也不过如此，现在已经走下坡路了，其内在的弊端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反面教训。人类要想找到走出困境的出路，就要回归“大道”，就要靠我们的政治设计，就必须从老子的五千言中寻找启示，这是因为只有老子才达到了这样的深度；有些人抱着金碗去要饭，主张向西方人学习，这就无异于问路于盲。还是等西方人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之后，等西方人对其他民族也抱有真诚的善意时，再向别人推销他们那一套制度吧。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当代人所努力达到的最高成就，但我们还必须看到，这个成就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所必然达到的结果，其源头要追溯到老子的《道德经》，虽然它年代久远，其中有很多含混不清之处，但其基本原理是科学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超越了时空的限制的，在这里记载着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的遗传密码，它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方向。它博大精深，与时俱进，可以容纳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永葆生机活力，此即老子所说的“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而西方人的那一套价值体系达不到“知常容，容乃公”的水平，所以就无法容纳我们的文明成果。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西方人的那一套照搬过来，如果这么做的话，就会邯郸学步，忘掉了我们自己的优势；我们必须深入发掘老子的智慧，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博采众长，才能建立起和谐政治学，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体制，找到历史之谜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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