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阶层与文化重建
祝东力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重大成就，这无疑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另一方面，不必讳言的是，如果深究其历史成因，那么，应该说，上一个30年（1949~1978年）计划体制在工农业和科教领域所积累的巨大遗产无疑发挥了强劲作用。除此之外，还可以坦率地说，在当代的各种要素当中，这30年的中国经济成就更多地是依靠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也就是基层民众的吃苦耐劳。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国民经济长期表现为低水平扩张的特点，至今仍仅仅做到“世界工厂”的水准，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
下一个30年，中国经济若想在整体上实现产业升级，若想走出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成长为真正的政治经济大国、政治经济强国，那么，精英群体，包括官、产、学、媒等各界，就必须有所作为，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职责。
全民动员体制让位于精英治理体制
粗略地看，历史可以划分为常规时期与非常时期。1840年以来，中国曾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进入了历史非常时期。此前，中国曾长期实行儒家的政治伦理，它的特点和所有传统社会一样，就是一套讲究上智下愚、尊卑贵贱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套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广大基层民众——这里并非全盘否定儒家学说，儒家作为古典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文化，有好多正面意义，对于校正现代社会的弊端，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文化遗产。但是，必须指出，儒家的确包含了强烈的等级观念。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封建国家的意识形态动员一般也就只能到达士绅阶层，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往教科书上讲：“封建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其实也是用历史唯物论的语言表述了“士绅阶层构成了封建国家的社会基础”这一命题。正因为国家认同、国家意识普及不到基层，所以老百姓对于国家就只是单方面地承担赋税徭役，所以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套意识形态在历史常规时期可能毫无问题，这就是所谓“精英治理体制”。甚至在传统的上尊下卑的制度和文化体系里，由旧式精英担任领导，对抗天灾人祸，例如抵御外来入侵，也不是不可能——在17世纪后期，就有郑成功收复台湾和康熙抵御沙俄的成功范例。但是，这种成功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敌我力量对比，特别是取决于执行领导职能的权力精英的素质和能力。所以，在历史非常时期，当这个国家突然面临严峻的危机和强大的敌人——例如1840年以来的形势，这个时候，国家认同和国家意识如果仅仅被人数很少的士绅阶层或精英阶层所分享，就远远不够了。更何况，旧式的权力精英已经极其腐朽了。
近代以来，由于旧体制下的政治精英未能成功应对国际挑战，在100年左右的国际竞争中屡战屡败，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能承担一个国家的领导者职能，因此到20世纪，中国共产党作为新的政治精英取代旧式精英，依托革命体制，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全民动员时代，由此度过了近代危机。在这一过程中，“人民”第一次作为政治主体在历史舞台上亮相。“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这是鲁迅眼中和笔下的“人民”。这个驯顺、麻木、无所作为的鲁迅版的“人民”，曾经被勇敢、智慧和富于首创精神的毛泽东版的“人民”所颠覆和改写——所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所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种颠覆和改写发生的背景就是上述危机时代的全民动员。
但是，一旦危机被克服，历史就不可避免地由非常时期逐步回落到常规时期。笔者多次说过，“救亡”和“发展”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两大历史主题。在20世纪的中国，“救亡”任务的完成一再拖延——也就是说，不是1949年（内战结束），也不是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而是直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战略和解，中国近代以来的“救亡”阶段才宣告结束，“发展”随之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主题，中国社会也由此从1949年以后长期实行的“准战争体制”逐步转型为“和平体制”。危机时代形成的“全民动员体制”终于宿命般地让位于通常的“精英治理体制”，与此同时，文革的全面流产更加剧了这一进程。这就是我们最近30年所处的时代境况。
一两代人的历史观空前萎缩
国族认同、素质能力和社会地位，从三个方面界定了一个国家的所谓精英群体。从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到1920~1970年代的中共党员干部，都起到了国家骨干力量的支撑和结构作用，并且无不具备上述三个方面。其中，强烈的国族（也可以是阶级、政党、天下等等）认同作为一种信念和信仰，决定了精英群体往往能够超越一己之私，在其价值谱系中以国族利益为重，从而表现出“行为的高尚”。
笔者在别处曾经指出，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精英集团，曾经“高尚”了两回。一次是在1949年以前。在1949年以前的战争年代，中共党员身先士卒，到建国前夕，登记在册的中共党员人数为300多万人，而自建党以来牺牲的党员人数有姓名可稽者已达370万。中国共产党因此而夺取全国政权（这当然只是原因之一，但作为弱势的政治集团，这很重要）。另一次是在1949年以后。在1949年以后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工农群众同甘共苦，共同践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1956年以后，行政10级以上干部曾3次降薪，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均降至行政3级。这种同甘共苦的结果，是建立了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社会剩余被高消费阶层所消耗，这是旧中国不能发展的原因之一）。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是一个信仰团体。实际上，也只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强大精神力量才能平衡其他利益选项，才能抵御随时可能袭来的死亡、艰险、困苦以及权力、金钱等世俗的考验和诱惑。
但是，文革战略失败，一种民族失败主义情绪蔓延开来——这构成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以此为开端，近30年，中国的精英阶层对国家民族的认同一直处于不同程度的犹疑、徘徊和混乱的状态。换句话说，以文革失败为标志，以往的政治理念瓦解，革命叙述中断，导致原有的精神世界坍塌。其后果是，从“救亡”阶段向“发展”阶段、从“准战争体制”向“和平体制”的转换，无法以一种递进或升级的积极形式体现，而只能以断裂和否定的消极形式完成。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损失。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一系列国内外重大事变——从国内政治风波到国际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则再次沉重打击了权力精英的政治信仰。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制度确立，金钱法则迅速席卷社会各阶层的心理、伦理和行为。一方面是原有政治信仰瓦解，另一方面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盛行，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因此，权力精英的大面积腐败恰好从1992年以后开始，并非偶然，而正是上述政治、经济两个方面交互作用的结果。
政治理念和信仰瓦解不可避免地造成两个结果，一是传统的断裂，二是奋斗目标的丧失。这两个结果相互关联，导致了一两代人的历史观空前萎缩。这是因为，如果传统承载着过去，那么远景目标所支撑的则是未来的空间。所以，一旦在历史视野中失去“过去”和“未来”这两个维度，我们的眼前就只剩下短暂的、不稳定的、被切断了历史因果联系的、孤零零的“现在”。这个“现在”，由于同“过去”、“未来”失去有机的联系，因此无法从更广阔的历史空间和历史因果中汲取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或者换句话说，个人的人生故事（短期的）从国族的历史叙述（长时段的）中脱落，将找不到自身的支撑和归宿。因此，在我们当前所处的历史境遇中，“短期行为”便成为精英群体遵循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由权力精英首倡，但绝不限于他们，例如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显示，目前93%的中国企业不搞自主创新，而依赖于国外技术。这种“短期行为”的现象放到上述历史观瓦解的背景下看，实在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文化重建的意义
作为身居社会高端的领导者阶层，精英群体理应高瞻远瞩，具备全局性、长远性的视野，从而区别于基层百姓的那种常常局限于局部和短期的立场。在这里，“全局、长远”差不多就是“战略”的同义词。而“全局、长远”再向前引申一步，就是历史观。
在中国古代，由于当时社会没有“发展”的任务，因此，儒家的政治保守主义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以“尚古”为特征，其历史观言必称“三代”、“先王”、“往圣”，重心在“过去”，可以说是一种“后视型”的历史观。当代社会完全不同，由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所以当代社会的历史观必然是“前瞻型”的，必然以“未来”为重心。那么，具体到当今中国，它的“未来”是什么呢？
今天，不论承认与否，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实际已走出以往的“韬光养晦”状态，而开始有所作为。近年来，包括美国朝野人士在内，全球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权威观点指出美国衰落的趋势。19世纪初，拿破仑曾将中国喻为“睡狮”，这已经暗含了不同文明的“时差”概念。美国的衰落，实际标志着西方文明衰落期的加速。建立在汲取全球资源和财富基础之上的西方民主社会，将随着其优势地位的沦落而趋于瓦解。未来，中国在一代人，即二三十年时间里，将可能转型为一个新的世界性大国，并进而对全球事务发挥其主导作用。当前，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将可能使这个“未来”提前。
显然，中国朝野，特别是其精英阶层，包括党政官员、企业高管、学界和民间组织领袖，在各方面都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例如关于“未来”，中国主流社会仍然只有经济方面的筹划和计算——例如新世纪以来关于“20年战略机遇期”的种种设想，都是围绕GDP总量、人均GDP、城镇和农村年人均收入、恩格尔系数以及电脑普及率、平均住房等等，总之，都是经济的指标。对未来的政治、未来的文化以及未来的亚洲区域格局和世界图景，主流的精英阶层似乎完全缺少想象和预期。
这种“全局、长远”视野的缺乏是由于缺少历史观的支撑。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困境，它导致精英群体普遍缺乏远大理想和抱负，竞技状态亦普遍乏力，而这种状况正是造成目前中国社会所有弊端的主要原因之一。
解决之道，在于为中国社会，包括它的精英阶层，树立一个远大理想和目标，它将足以振奋人心、激动人心。而这个远大理想和目标的建构，正是当今“文化重建”的使命。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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