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拉动内需”回视“社会基本矛盾”的争论
——感悟毛泽东主席的深邃高远
不伦不类的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至今仍是右翼精英加给毛泽东的主要罪名。如果从理论上追索这一问题,就不能不谈到在社会主义阶段基本矛盾问题上党内的分歧。众所周知,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提法,而不主张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提法,后来妖魔化毛泽东,右翼就打着后者的旗号以攻击“阶级斗争为纲”。经过30年的“实践经验”,再回视这一问题上的“争论”,愈加感到毛泽东作为理论家的深邃严密和政治家的高瞻远瞩。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是以苏共20大志赫鲁晓夫篡权为起点的。20大的影响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中能够明显看到。对社会主义阶段矛盾的提法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提出来的,毛泽东当时虽未反对,但经过认真思考旋即表示不妥,在八大的闭幕式上即作了明确说明,采取了后来众所周知的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矛盾的表述方式。从1956年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这50多年的历史发展,国际共运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证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矛盾的论断是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提法,作为一个次要的大众化的口号,未始不可。但作为一个大国的执政党,在这一基本理论问题上如果没有正确的科学的认识,就会留下无穷的隐患。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的基本社会矛盾,而阶级矛盾就是每一社会形态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表现。抓住这一点才能抓住问题大本质。而“增长需要”的提法,很容易滑向惟生产力论,为修正主义篡改党的路线所利用。50年后回视,毛泽东坚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深邃高远,恰为历史发展所证实。
不是吗?举着“增长需要”的招牌,在否定了资无两个阶级矛盾和资社两条道路矛盾之后,社会主义阶段基本矛盾的认识,一路急转直下,急转直右。
“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出来了,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出来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出来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出来了,GDP“硬道理”出来了。 “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新自由的经典就叫《国富论》,那一阶级不“注重发展生产力” !——由此出发,一步步走向“天津”,原来要“不问姓社姓资”,资本主义才是“先进生产力”, 改革的目标是“产权明晰”,“人间正道私有化”……还“不争论”!指鹿为鹿日,图穷匕见时,人们一回视,对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方才醍醐灌顶。
毛泽东是暴君,马克思主义历史终结,新自由主义指导我们改革开放旗开得胜高歌猛进。苏东崩溃后举国反思,一个“南巡”拨正了;拉美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扫不了“不动摇”的兴头——人算不如天算,至高无上的美国图腾一下子出了麻烦,世界金融危机简直敲响了新自由的丧钟,残酷的现实无论如何回避不了——中国也要“拉动内需”了。
比起以拚资源拚血汗为欧美作贡献的“外向型经济”来,“拉动内需”毕竟是一个进步,但反思回视到此为止,是远远不够的。
“拉动内需”云云,本来就不是“穷人经济学”的概念,它是资本经济学的话语。
毛泽东早就说过,“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本来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或者通过提高工资,或者通过降低物价,或者通过增加公共福利,以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经济只存在比例的平衡问题,比如农轻重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工农、城乡、干群、体脑劳动关系等方面的比例,处理是否得当都会影响发展速度。但只要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些问题都会处理好的。记得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资本主义遭遇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社会主义苏联不光未受影响,而且一支独秀高速发展,《联共党史》的记载,就是五年计划几次几次降低物价。帝国主义决心要将新中国扼死,军事包围政治渗透加经济封锁,一清二白基础上建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强国防建设,搞点高积累,实乃势之必然。即使如此,毛泽东时代还创造了举世罕见的速度,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天可怜见,这怎么就成了“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了呢?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农田水利建设,至今还是托着毛泽东时代的福。如果土改后就“包产到户”,恐怕连起码的农业科技都无法推广。
社会主义道路公有经济,“备战备荒为人们”,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不存在“拉动”不“拉动”的问题。
资本的生命是不停地追逐利润,资本没有利润就像“自然害怕真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标是为了资本所有者实现利润最大化。利润来自剩余价值,“要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 这冲动是 “普世性”的,挂着“特色”招牌的资本,表现尤为凶狠。作为剩余价值的生产者,资本家总要拼命将劳动力的价格压到其再生产的价值以下,以致逼得工人跳楼索薪;但作为剩余价值的实现者,他们又怕工人太穷,买不起商品。不过,在这个二难命题中,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只有把穷人、穷国、第三世界压榨得灯尽油干,他们才能“先富起来”并在市场的残酷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上帝对他们虽然太厚爱,但也无法保证他们鱼和熊掌兼得:既要工人穷,又要工人富。于是,生产相对过剩就成了资本主义命中注定的所无法解决的难题,而经济危机也就成了资产阶级趋之不去的经常恶梦——每当此时,“拉动内需”等等也就成了他们驱赶恶梦的救命宝符。
“拉动内需”也好,罗斯福主义也好,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身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颠覆了,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大写在旗子上,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了30年,突然迸出“拉动内需”的强音,说起来有点匪夷所思。
一个“不问姓社姓资”,轻轻拨开了“满足人民需要” 云云的美丽面纱。
原来,“满足需要”,就是创造世界最高的尼基系数,就是以日月计打造亿万富翁,让20%最富有的人口获得50%的国民收入,而最贫困的20%只得到4.7%。0.4%最富有的家庭占有全部国民财富的70%。
“满足需要”,就是全球化最低的血汗工资与令西方富豪震惊的豪奢消费。
“满足需要”,就是让“包身工”“黑窑奴工”狼狗保安卷土重来,让“三陪二奶”遍地。
“满足需要”,就是农民分田后四处漂泊进城打工,“满足”成“三农问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满足需要”,就是全世界最低的医疗卫生和教育文化的公共投入,造成“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三座大山。而同时,“满足”着全世界最高的政府开支,一年近万亿的官员吃喝小车和公费旅游的“需要”。 ……
“满足需要”,原来是满足资本对利润的疯狂追逐的需要,全心全意为资本“保驾护航”:“先富起来”,“赦免原罪”,“产权明晰”,MBO,“快卖卖光”,“国资攻坚”,“超过民待遇”。
“满足需要” ,不光要与资本主义世界“接轨”,而且要与贩卖黑奴和鸦片贸易接轨,要与“晚清起点”的“包身工”“接轨”,要与殷商罗马黑窑奴工“接轨”——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西方无产阶级经过一两个世纪流血斗争所争得得的权利,还都属于可望而不可及的“极左”和奢侈,必须从前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补课”。
不仅如此,“满足需要”,首先还要“满足”美国人和欧洲人的“需要”, 超国民待遇,招商引资,战略并构,金融接轨,以中国工农的血汗,以资源的疯狂掠夺,以毁灭性的环境污染,以十取一的比例为洋人的“需要”作贡献,换取两万亿的美国白条。而当着白条经济发生危机身后,再倾力为其“救市”,以尽奉献者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十分重视理论的纯洁性。当年马克思恩格斯与普鲁东、拉萨尔的论战,列宁与考茨基的论战,中国共产党人与赫鲁晓夫的论战,都是关乎工人阶级根本利益和国际共运前途命运的斗争,这已为历史所证明。奇怪的是,这一切后来竟成了“都说了些过头话”。原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黑猫白猫”,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乃是“不问姓社姓资”,劳动价值轮和剩余价值论可以归结为剥削有功和资本先进,“政治”和“理论”遭到了随意歪曲和无情唾弃,一切原则都浸透在市侩主义的鄙俗污水之中。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经过一反一复,人们才渐渐理解毛泽东,理解哲人的高瞻远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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