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

试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

政治伦理学是人类历史上备受关注的学科之一，其作为运用伦理学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备受关注的热点之一，甚至被许多学者称为当下“显学中的显学”。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作为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还比较薄弱，随着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这个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理论界的关注。本文把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即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内涵、评析和现实意义进行阐述。
认为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一个由价值核心、权力准入机制、价值取向道德原则和伦理价值实现手段及保障共同组成的完整体系。与之对应的概念在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中就是：“为人民服务”、又“红”又“专”的干部选拔标准、集体主义以及民主与专政。
一、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

（一）马列主义的政治伦理思想与中国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
政治的道德本性是人类最悠久的历史论题之一，政治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培育人类完美的道德生活，这种观念的讨论，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就有过，柏拉图向往的理想国的最高原则就是至善，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来阐述一百五十八个雅典城邦的政体演变及其道德生活的变迁。他认为：“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1]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批判地继承了历史上的功利论和道义论，在扬弃东西方功利论和道义论规范伦理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伦理道德观。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正式纲领《共产党宣言》中，在论述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时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了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甚至讲过“为人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强调“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3]1871年，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使用了“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的提法。列宁则鲜明地指出：“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在暂时没有得到较先进的国家的直接援助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4]他强调：“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5]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也提出，党的文学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映物质，精神的离不开物质，离开物质谈精神就会使精神现象将无法解释，变成虚无缥缈，神秘莫测了。马克思就是以这样的世界观、价值观去观察分析伦理道德现象，认为伦理道德现象是一种思想的社会关系，一种精神现象，但这种精神现象不是孤立的存在的，它依附于物质的社会关系，依附于物质利益关系。恰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6]道德、伦理是物质利益关系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反映。一切伦理、道德观念都是从物质利益关系中引申出来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论，必然是功利论的，必然重视人们行为的物质效果，重视人民大众的利益。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7]而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恰恰就是为工人阶级利益辩护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观是功利论与道义论的有机统一。进一步说，它是人民大众的功利论与革命道义论的统一，是对历史上功利论与道义论的积极超越。人民大众的功利论包含有革命道义论的因素，而革命道义论又包含有人民大众功利论的成分。革命道义精神，归根到底，不能脱离人民大众的功利。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本质上是人民大众的功利论。民本思想，就是以民为本的思想，它的内涵非常丰富，学者对此的表述也不尽相同。这一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古代的民本思想、近代的民本思想和当代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既有本质的区别，又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民本思想在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思想。“民本”一词，最早见于古文《尚书》中的《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此后，我国古代很多思想家都对此进行过阐述，对我国政治生活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政治思想，儒家的主要典籍《论语》和《孟子》鲜明地体现着有“为国以礼”和“为政以德”。孔子认为治民要“宽”，养民要“惠”。孟子认为治国安邦最主要的问题是处理好人民群众在国家中的地位。他在总结历史上一些王朝兴衰的经验后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8]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灭国灭身。他还率先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另一个代表人物苟子认为：“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9]他著名的舟水论阐述出了“君”与“民”的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亦覆舟。”近代民本思想之代表要首推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把古代的民本思想的精华与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中的优秀成果同中国现实民主革命的需要结合起来，构成他的三民主义理论的重要部分。孙中山曾说过：“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有立宪，亦革命之所赐也。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10]其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民族、民权、民生”。可见，从孔子到孙中山，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是贯穿其中的精华。

（二）继承与发展：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

在风雨飘摇、危机四伏的近代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为探索中国的出路倾其所学,青年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个。毛泽东8岁开始读私塾，后来他把自己的私塾生活概括为“六年孔夫子”。这6年的私塾教育，培养了毛泽东很好的古文功底并饱受我国古代文华的熏陶，为他后来“通古博今”，理解中国劳苦大众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毛泽东1913年10月至12月于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时所作记录及个人阅读笔记《讲堂录》中写到：“为生民之道，相生相养相继相治之道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民本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深刻影响。对《尚书》中“天视自我民视”的思想，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11]另外，毛泽东除认真研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大量的历史书籍之外，还饱览了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唐宋古文、宋明理学等各家各派的书籍和文学作品。可见，毛泽东在接受西方文化之精华马克思主义之前已经积淀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深影响了他早期政治观中的“民本”思想。在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毛泽东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1918年10月，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正好在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手下工作。作为在中国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李大钊的言论和行动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聆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时隔不久，李大钊的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面，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又读了《共产党宣言》和其他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进一步加强了马克思政治社会学说的学习研究。1920年，毛泽东在他创办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湘江评论》发刊词中提出：“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大，民众的联合的力量最大!”毛泽东把他的全部理想和理论都建立在民众的力量基础之上。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关于大联合的意义，他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不错，有为这几种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12]高度赞扬了劳动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正确评价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这样，毛泽东就逐步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坚信“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基础”。
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使毛泽东在吸收国外进步文化中丰富了自己最初的人民群众观。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回忆五四前期的政治思想时他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成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13]这段回忆准确地反映了青年毛泽东政治思想的面貌。经过研究我们把毛泽东建国前的政治伦理思想分为三个阶段：“一师”前（1902年——1918年）道德的改造；“五四”前后（1918年——1921年）民众大联合的政治改造论；阶级本位政治观的确立（1921年——1949年）。[14]在他前面的政治伦理思想中，我们已经能见到一些后来的思想脉络，毛泽东对古今中外各种思想的融合，形成了毛泽东独特的政治伦理思想，既有早年的求大同的政治伦理观，后来的大民众联合的政治伦理观，也有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的阶级本位政治伦理观，所以可以说，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阶段，这不仅表现在毛泽东本人身上，也表现在他的思想理论中。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的新的历史环境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说，之前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基于共产主义政治伦理道德的国家政权思想是一个的理想的话，那么，建国后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尽可能的物质条件允许的新情况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物质决定精神的定律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验证，也就是说，夺取全国的胜利给了毛泽东全面实施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提供了尽可能多的物质基础。建国后,毛泽东把他的政治伦理思考锁定在了社会制度改造与人的改造以及怎样协调二者关系。从《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建国前的文献来看,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认识是:由于我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间必须要有一个过渡性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三年经济恢复后，搞个10年、20年或更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1952年9月，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后，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15]这种建国战略的重大调整基于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的判断,他认为社会制度的确立比起人的改造来说相对容易,反而官僚主义作风和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是两个更难解决的问题。建国初,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16]同时，他还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在六、七年之内，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个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完成了。但是人的改造，虽然也改造了一些，那就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所以,人的改造,时间就更长些。”[17]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毛泽东认为人的思想改造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见，毛泽东对道德上的整体性担心是十分严重的，在党员干部的担心就直接反映在了政治道德的完善上。建国后所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到批粱漱溟、俞平伯、胡风,到引蛇出洞的鸣放“阳谋”,毛泽东希望通过伦理道德的改造实现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终极关怀。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与其前面的政治伦理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有不完全是那些“旧思想”的完全翻版，他已经把人的改造提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来看待，并强调协调社会制度改造与人的改造的关系，这在以前是不可比拟的。毛泽东逝世已经30多年了,但毛泽东还是没有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化，他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且还在对中国的现在有很大的影响，他似乎成了一个永恒话题。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曾经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姿态摆在历史的案卷中,国内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但历史没给人们太多的时间思索就又把毛泽东拉回人们的视野中来了。1988年前后国内“毛泽东热”再度兴起，理论界以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和逝世20周年为契机，借助以前没有公开的和没有整理过一些资料加强了对毛泽东的研究，历史不断演进，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所具有的思想文化变得更加让人感到神秘并且让人报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对这位伟人的了解和研究中，现在已有不少书籍、论文、感文、回忆录等对毛泽东的晚年思想进行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介绍和研究，这表明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是一个还待挖掘的宝库，毛泽东晚年的政治伦理思想也是一个需要加强研究的部分。自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以来，政治伦理问题成为西方乃至全世界理论思考和实际政治生活的显要问题，并迅速形成了自由主义政治伦理理论、共同体主义政治伦理理论、后现代主义政治伦理理论、新托马斯主义政治伦理理论等主要流派，“政治伦理学在我国还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迫切需要加以探讨和深入研究。”[18]本文借“试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为题，希望能尽一点微薄的知识对这段时期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一点梳理，这对于本人也是一种学习的机会，同时也表达对伟人毛泽东的缅怀之情。
二、
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内涵

（一）“为人民服务”：普世的政治道德要求
1．“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提出
新中国建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来建立一个新兴的国家呢？是沿用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动员一套体系还是另辟蹊径？历史的回答是，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建设新中国，马恩对于共产主义新制度作了以下价值判断：“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9]“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0]毛泽东把这个价值判断总结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直接体现了党的活动的根本目的和意图。其源自于我国的“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观”但又发展了这两种思想。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批判地继承了我国的“民本思想”。毛泽东认为，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民本”思想归根到底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他曾借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比喻，教育党的领导干部要“顺”而不要“逆”人民群众“那个水”。同时，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创造性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观。应当说，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实践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并把它作为所从事的全部事业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但是，真正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表述党的宗旨，不是在建党之初，而是在党走向成熟以后。
1942年，毛泽东在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21]1944年9月8日在悼念张思德的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他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22]这是他第一次从理论上阐述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不久，他又提出：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燥，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23]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4]这在当时虽然是针对人民军队说的，但实际上对全党有着普遍的要求。七大首次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优良作风的核心内容之一写进党章总纲和党员应尽的义务中，七大把“为人民服务”提到了“党的唯一宗旨”的高度。从此，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和战胜一切敌人的重要法宝，对党的建设、革命队伍建设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此后，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写进党章。全国解放后召开的八大又把我党的宗旨提到“党的全部任务”来认识，指出“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八大后不久，邓小平把这一思想总结为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
[25]这更加进一步的强调了我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一章第二条也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誓言，也是其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1957年，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中说：“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26]毛泽东对无产阶级人生观所作的这些富有民族特点的概括，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命题，科学地解决和回答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人生观的根本问题，精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人生目的。
2．“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政治伦理含义毛泽东认为，人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成为我党执政合法性的道德依据，各级干部应该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以此确保政治生态平衡，而这一道德依据的思想基础就是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提出是毛泽东在总结我国“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有着深刻的政治伦理含义，在总结理论界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我把它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为人民服务”：党员干部的基本政治道德要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最明白不过地表达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该文开篇就指出：“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27]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人民的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成长历程和执政历史都证明了一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和必备的思想品质,也是其人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从人生价值取向来看,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取向与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以及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从人生价值标准来看,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只有为国家、为民族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样的人生才有价值、有意义。再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为人民服务思想又是党的政治宗旨在道德观上的集中反映,是中国共产党崇高的道德境界。共产党人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关于进行道德评价、道德教育、加强道德修养等一切伦理道德的阐述和实施,都是围绕着“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而展开的,它准确而鲜明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道德境界。毛泽东崇尚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高度概括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精华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尚德从政的伦理治国方略的核心。毛泽东一再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8]人民群众为什么拥护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的政策反映了他们的需求和利益。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29]这就要求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确立高尚的政治道德价值观，自觉运用马列主义的政治道德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不然就会脱离群众，甚至出现亡党的严重后果。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的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要对人民负责。可见,领导干部职业道德建设的核心和本质要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这也是老百姓评价一个领导干部是好官还是坏官的唯一尺度。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时刻牢记我们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做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永远为人民而工作而服务。第二，“为人民服务”：公而忘私的牺牲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最高的政治原则和最重要的政治行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任何其他阶级政党的最显著的标志。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始终明确地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和独特的价值目标,并体现在党制定和执行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上,从而与其他一切阶级的政党区别开来。自觉地做到为人民服务,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的行为规范,也是衡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共产党员不是普通群众，共产党员必须牢记自己的角色定位，即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共产党员必须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共产党员在日常学习中，必须比普通群众先学一步，学深一步；在日常工作中，必须比普通群众更加勇挑重担，先当骨干；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必须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直至牺牲个人的生命。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毛泽东同志进而指出：“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30]毛泽东同志这些话，是在革命战争时代讲的，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而且对于现在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性。作为共产党员我们必须谨记领袖教诲，切实发扬共产党员勇于牺牲的精神。当然，这种牺牲不必指生命的牺牲，更多地包含着对个人时间、个人利益的牺牲，即在具体学习、工作和生活实践中做到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第三，“为人民服务”:自我批评和内省和自愿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提高“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这对于一个领导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的党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延安整风时期，他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列为全党必读文件，藉以加强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和修养。它是毛泽东等从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出发，既以马列主义伦理学为指导，又批判地借鉴继承中国传统伦理优秀文化的典范之作。毛泽东提倡“自省”的道德修养方法，传统文化称之为“自省”或“内省”即自我反省。延安整风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每个党员“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通过整风，毛泽东在总结党内思想建设经验基础上，从理论上对它作了系统、深刻的说明，把它当作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强调“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相互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31]毛泽东领导的整风运动，既是党对党员进行的有计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也是党员自觉严肃地进行的一种自我反省、自我改造的运动。毛泽东同志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32]这条极为重要。从历史发展规律看，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看，从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程看，错误都是难免发生的，历史的每一点滴进步都是在纠错过程中实现的。每个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对待自身不足和差距，首先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有坚决改正的态度和行动，同时更要自觉接受监督，以诚恳的态度接受批评，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断完善和提升自己，使自己的言行更加符合共产党员党性的要求。第四，“为人民服务”：体现深刻的人权关怀。社会生活中的个人既享有权利，又承担相应的义务。权利和义务作为普遍范畴，存在于社会政治、法律、道德等生活的各个领域。权利和义务作为一对范畴，是相依相存的关系，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也不例外。马克思曾指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33]这一论断准确阐释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每个人生存的权利都应该得到社会的保障，而个人也有尊重他人权利并为他人和社会服务的义务。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为人民服务才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也才成为每个共产党员和干部的政治伦理道德核心。党成立以来,经过艰苦卓绝的民主革命斗争,首先取得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解决和捍卫了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国家的独立权。新中国成立后,又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了与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民的发展权。党和政府还积极地加强保障人权的法制建设,全面而充分地实践社会主义人权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质。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键时刻为全党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道德要求。国家还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以保障人民行使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权利,都表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国家的最高价值观。这也从宏观方面实践着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二）又“红”又“专”：选拔干部的基本标准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的中心任务是夺取政权，赢取民族独立。根据这一中心任务，毛泽东在1937年5月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34]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的提出了干部标准问题，在毛泽东的报告里所谓“德”就是干部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作风，而“才”就是干部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德才两者是辨证统一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使用了“才德兼备”的概念，明确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35]毛泽东认为，德和才在实际工作中是不可分割的，选拔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1943年6月，毛泽东再次指出：“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36]显然，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夺取政权。这就决定了在“德”方面主要是立场坚定，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才”的方面主要是会团结群众，发动群众，会带兵打仗，会搞土改。毛泽东认为革命事业接班人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是：在德的方面，要有比较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对党忠诚，立场坚定，有政治远见，富于牺牲精神；在才的方面，要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积极肯干，而且要能够联系群众，不谋个人和小团体的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鉴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结合当时的政治路线和历史任务，将干部标准从“才德兼备”发展到“又红又专”，认为接班人应该具备“又红又专”的素质。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37]。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二十二条方法中提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38]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又一次细化了接班人应该具备的条件：“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39]7月14日，中共中央又根据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在《九评》中对此作了如下概括：1、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2、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3、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4、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5、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显然，毛泽东所规定的党选用干部的原则标准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为公共权力的实施者设定了一道高尚的政治道德门槛，只有符合又“红”又“专”的标准，才能进入到施政者的行列，当然，由于受到诸多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又“红”又“专”双重标准上，毛泽东更强调“红”，在字面上也呈现出这样的逻辑关系，把“红”摆在前面不是一个心血来潮的逻辑组合，是毛泽东思维逻辑的真实反映。对于干部选拔的标准直接显示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管理者的政治道德要求。1981年3月，陈云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中明确指出：“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40]
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41]“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42]选才用人，首先的问题什么是“才”，即选拔干部的标准是什么？标准问题是选才用人中的一个最基础性的问题，它关系到领导者选用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从根本上说，就是“德才兼备”和“又红又专”。在干部的选拔上，必须坚持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根本标准。毛泽东对领导干部的选拔提出了严格的政伦理治道德要求，即以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实际工作能力来考察和选拔干部。毛泽东还认为，在干部的选拔使用上，必须坚持任人唯贤、五湖四海的路线。他明确指出：“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43]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极坏的作风，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精神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44]
当然，毛泽东也重视“专”的重要性。1956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号召“向科学进军”。毛泽东坚信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能够迅速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号召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发展生产，创新技术，科技强国，实施超英赶美的伟大抱负。在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认识前提下，毛泽东希望争取12年的和平，发挥知识分子的“专”，基本完成工业化。毛泽东又“红”又“专”的干部选拔标准具有人民性。毛泽东主张培养优秀的干部人才，不仅只是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夺取政权，在毛泽东看来，争取和夺取政权不是终极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某个阶级和小集团的狭隘利益，更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建立人民主权的社会制度，谋求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谋求社会进步和发展。从上述基本观点来看，毛泽东在干部选拔标准上，特别强调“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在干部价值观上以符合人民利益为标尺，在干部业务能力上，强调艰苦磨练，学好本领，更好地为人民工作；在干部工作作风上，要求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等等。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全国上下对于“又红又专”的问题的讨论变得非常狂热。在这些讨论中，“只专不红”、“多专少红”和“先专后红”都受到了批判，不得不说，这一时期“红”被推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简言之，政治上和思想上与“人民”认同的立场和态度，是获得政治认同和崇高身份的重要途径。在政治伦理上的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如同毛泽东为人们提出的一份晋升的考卷，是否符合又“红”又“专”的政治道德意义上的要求，是干部选拔和提升的一个关键甚至是一个成败性的因素。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干部选拔总原则，深刻地体现了毛泽东对党员干部的道德情操和业务水平的严格要求，体现了毛泽东对公共权力资源流向性的价值把握，也体现了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价值取向。
（三）集体主义：政治价值取向的道德指导原则

集体主义作为一个政治的概念含有极其深刻的伦理价值取向，它相对于“个人主义”提出，对“公私”关系进行了规范。马克思说：“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45]在对集体主义的精神实质的表述中，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毛泽东作过多次论述，在已公开出版的毛泽东的著述中，直接使用了集体主义概念的，是最有代表性的两段话：一段见于1945年5月31日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文：“马克思讲的独立性和个性，也是有两种，有革命的独立性和个性，有反动的独立性和个性。而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46]另一段见于1949年8月14日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47]比较完整的是在《论十大关系》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强调“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强调“军民兼顾”、“公私兼顾”。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公”，是指国家的或集体的利益；“私”指正当的个人利益。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集体主义原则内容的全面把握。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就改善了。”这两种表述并不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它说明毛泽东的集体主义观是辩证的，它强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辩证统一，而认定其统一的基础乃是集体利益。马克思提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毛泽东从唯物史观出发,深刻地理解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命题,从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中解释道德问题。他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有不同阶级的经济利益,正是这些不同的经济利益,决定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原则。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学毫不掩饰自己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主张。毛泽东提出了革命功利主义原则,阐明了道德和利益的关系,并指出世界上没有超功利主义,尤其是在阶级社会里。他说:“我们是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48]
在这里,毛泽东科学地阐明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道德原则和方法,从而完善和丰富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原则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道德和物质利益相结合的道德实践的指导原则,也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实现双赢的指导原则。在我党的历史上，反复出现过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偏颇的认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体主义原则曾经遭到极左和极右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五十年代后期,在批判个人主义中,不同程度地将正当的个人利益、个人爱好当作个人主义加以批判,特别是文革时期更是走向极端。而在拨乱反正之后,又出现过把极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看成是个人正当利益的不良倾向,甚至有人公开宣扬“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自我价值”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因此,当前人们对于形形色色的错误的道德与价值观念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并予以高度警惕,才能够真正地坚持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对于两者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从不同的层面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基本道德要求,是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核心。第二,以集体利益为基础,实行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第三,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要尽可能照顾个人利益。这三点论述对于现在我国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义利矛盾,更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反对自由主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愚公移山》等文章中,不仅为我们树立了张思德、白求恩、愚公等值得学习的榜样,而且借用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诸葛亮《出师表》中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集体主义道德理想来教育人民。集体主义思想，不论在政治的层面还是在伦理道德的层面，都既是我们党的优秀的传统思想，也是我们党的现实指导思想。归结起来是一句话：集体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道统”之一。
（四）民主与专政：政治道德完善的保障机制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把自己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的和首要的标志。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不是靠把政权经常保存在同样一些人手中而使自己永存下去的，而是采用这样一些办法：它轮流地使政权从一只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抓住。”[49]恩格斯也说，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自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都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50]列宁认为：“美国和英国推行的这个所谓‘两党制’，是阻止独立的工人政党即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产生的最强大的工具之一。”[51]
“国家就是强制，作为这种思想最完全的体现者的苏维埃，应当享有罢免权。那时政权从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就不需要经过流血，只用简单改选的办法就行了。”[52]而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的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在新中国确立下来，从政治上确定了权利的归属问题，进而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确立了利益主体。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们代表大会的政体保证了这种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成立28周年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该文总结了中国革命100多年的经验教训，论述了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职能及其最近与将来的任务。毛泽东在文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53]此文最后强调，“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54]这篇文章提出了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接下来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有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55]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专政的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复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56]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民主的对象和专政的对象，赋予不同对象不同的政治权力和政治义务，甚至剥夺专政对象的一切政治权利，可以看到，民主和专政对于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在全社会的有效实施并保持下去有着制度意义上的作用，而且毛泽东对于民主和专政的手段作用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也把这种手段作用发挥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民主不仅只是手段，它们更重要的是目的，舍弃民主的目的性而取其手段性，无疑是认识的偏差。民主和专政是同一事物不可分割的两面。民主与专政用于国家形式，即成为一种国家制度。民主与专制不仅有着政体意义，首先具有国体的深刻含义，指哪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管理国家，对其敌对阶级实行专政。要对人民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施专政，因而论及民主与专政离不开分清敌我，政治上的敌我划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民主与专政的更为具体和实际的延伸。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民这个概念有着不同的内容，因而专政的对象也相应变化。民主与专政是建国后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怎样建设民主与专政以及建设什么样的民主与专政一直是毛泽东非常关心的问题。在国内外出现紧张局势的时候，毛泽东甚至把民主与专政摆在了第一位。毛泽东在谈论匈牙利事件的时候说:“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57]他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民主也是一种目的，甚至把“民主也是目的”当作资产阶级民主观批判。这种认识的政治后果便是把民主的归宿问题看作是无足轻重的东西，这直接导致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得到基本的政治保障，在毛泽东晚年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有不少党的干部、人民群众，甚至党的领导人都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所以，我们必须明确：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手段和目的的辩证统一。毛泽东的民主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其具有很强的大民主观念,由于民主与专政的密切关系，“大民主”必然走向“大专政”，这种专政的特点就是随意性、广泛性和深远性。建国后，毛泽东为了使新生的人民政权跳出历史发展的“周期率”，对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实践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形成了他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思想。大民主观是毛泽东民主思想的一个很突出的特色，毛泽东的民主观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观。它的核心是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相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由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这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把人民群众看成是上帝，认为只有相信和依靠这个上帝，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因此，当黄炎培先生担心我们能否跳出历史发展的“周期率”时，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让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58]什么是“大民主”？很难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我们只能从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中去寻找答案。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讲了“大民主”、“小民主”的问题。他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大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59]
1957年4月，党中央开展了全党整风运动。但由于反右派运动的严重扩大化，打断了这次整风的进程，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整风以后，党内仍然存在着贪污腐化和脱离群众等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在这之前毛泽东就对此表示过看法，甚至深恶痛疾地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60]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转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民主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许多至今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思想观点。这时，毛泽东民主思想明显呈现出以下几个思维方向：其一，他强调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关系，要让群众讲话，以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一种民主的政治局面。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人民内部，人与人之间应当是平等的关系。他极力反对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摆老爷架子”、“摆官僚架子”等官僚主义作风，反对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其二，毛泽东把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提高到关系人民政权是否巩固和变质的高度来认识。他曾经指出：“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61]毛泽东在政治生活中提出了党内干部中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和“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观点，并把这些人列为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对象。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毛泽东认为以往的和风细雨式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斗争的需要，必须以更激烈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领导者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消除官僚主义，而这场运动的政治基础就是“人民民主”，即“大民主”。因此他说：“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乱子，那个脓包就好解决了，这是好事。”“现在怕大民主？我看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62]
我国是一个有2000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缺乏民主和法制的传统，“人治”的思想根深蒂固。建国后，我们党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还很淡薄，从“大民主”的实践来看，它过分强调“群众民主”的作用，而淡化法律的作用，歪曲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使法律得到公民的承认和遵守。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只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才能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和程序化，才能保证人民充分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大民主”无视民主所需的程序性，把民主与法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另外，毛泽东提倡的“大民主”也与他对民主问题的某些认识偏差有关，在毛泽东看来，民主既然是一种手段，那么，“大民主”就是用来反对官僚主义，对“敌人”实行专政的最好工具。可以说，建国后我国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是符合时代发展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但是如果对民主与专政进行孤立操作，不与法制建设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是很难完全体现出制度的优越性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大民主”思想的初衷是很好的，其还政于民的理念是值得称颂的，但是过分注重“大”必然引起规范上的问题，从而让专政也不能有理、有度、有节地实施，“大专政”就可能出现，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在我党我国的历史上已经得到验证。作为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得以在全党得以实施维持的一种制度性手段，在那个特殊时期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的研究成果显示，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贪污腐败的现象很少，程度很低，不得不说，毛泽东倡导的“大民主”以及由此引出的“大专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认识上和操作手段上的历史局限性，让这一美好的理念蒙上了灰色的面纱。
三、
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评析
（一）立意高远的政治伦理观

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是在创造性地继承马列主义的政治伦理思想和批判性地继承我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在政治伦理理念上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政治伦理理念，带有明显的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价值取向。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而展开的一个思想体系，由于其内核的规定性使得整个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的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基础，包括其政治目的、政治手段等从本质上都符合这个政治道德要求。对“善政治”的追求历时数千年，历史对“善政治”的偏爱给人类历史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思想财富，毛泽东在总结前人先哲的思想理论上对“善政治”有着自己特殊的理解，可以说是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解，他把理论思想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思维的最佳诠释，其中有得有失，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并不因为物质条件的限制而放慢社会主义抑或共产主义的建设步伐，他的自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后开始膨胀，经济领域的成就没有让毛泽东放松政治领域的警惕，可以说，对绝对善的政治的追求一致贯彻毛泽东的一生，他没有为自己考虑过多的得失，从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到晚年，他一直在寻求打开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钥匙，从一九一八年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毛泽东就从一个激进的青年逐步成为一个拥护十月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到1920年夏天，他的政治思想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本人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时曾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63]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形成的标志性文献。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带给毛泽东的除了用马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看问题之外，还有确立了他的政治伦理观，经过中国化后就具体为家喻户晓的“为人民服务”，其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自由联合体的实现为奋斗的。
（二）“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历史作用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一个新政权要在一穷二白、千疮百孔中兴盛起来，一定要消除前代体制和其他历史遗留下来的诸多弊病。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要求完全适合新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我把这一政治伦理思想的历史积极作用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生产力维度。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探讨“为人民服务”口号的历史积极作用。新中国建国之初，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极端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经过近代中国百年的战乱，社会的经济体系、工业生产体系几近崩溃，但是全国革命的胜利让民众从政治的胜利看到的祖国强盛的希望，全国人民上下欢腾，政治热情洋溢，新时期赋予了“为人民服务”新的意义，其成为党员干部的普遍政治道德要求得到了制度的保障，它不仅无限地升华着党员干部的政治道德，同时也使全国人民对这种崇高的道德产生了极大的共鸣，有了这个基础，随后的“三大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等经济领域的改革和运动才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并引导他们全面投身到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总结起来说，生产力维度的直接作用就是使生产力迅速发展、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工业体系初步建立。
第二，合理的政治与政权的合法维度。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必定要寻找它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最终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兴政权。这里就有一个核心的问题，这个政权是谁的政权，或者说是为了谁的政权。“为人民服务”思想从核心内涵上来说完全符合这个基本概念，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政治就合乎历史发展的要求，这个合情合理的政治就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了。试想，还有比人民的认同更具有权威的认同吗？当然没有。“为人民服务”思想从正面解决了合理的政治与政权的合法的问题。第三，政治道德文化维度。中国的政治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在前面已经进行了介绍，特别是对我国“民本思想”进行了阐述，“为人民服务”批判地继承了我国长期积累下来的政治伦理思想，对于我国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可以说，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超越这一思想。“为人民服务”思想对整个党员干部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提高，完全超越了我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对于破除我国封建社会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政治文化毒素有着明显的积极作用，对于新政治道德文化的建设意义重大。
（三）重“人善”，轻“制度善”的特点
在说这个问题时，必须澄清一个问题，就是重“人善”轻“制度善”不是说制度不善，而是说在建国后的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中有一个突出的逻辑思维，那就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建立后，毛泽东不够重视政治制度的完善，而是从人的角度进行着一系列的政治伦理实践。在前面的文章里已经介绍了一个观点：毛泽东对人的改造的重视超出了对制度的重视。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毛泽东认为人的改造要难于制度的改造，他把人的改造放在了相对重要的位置来看待。
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发出了《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倡议，其中说：“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64]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最为清晰地表明了他对人的思想改造的重视：“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有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就在这此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其著名的政治伦理原则：“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65]
这些话在鼓舞人们保持艰苦奋斗精神和社会动员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我国政治道德的建设就会发现：没有制度的完善，单靠个人道德的提升，是不能最终实现政治道德的完善的。其实在政治道德的问题上，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制度建设的问题，而不是类似“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问题，因为任何人都有向善的一面，也都有自私的一面，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的话，就难以避免为了自私而抛弃善的可能性，其实这里的逻辑还是回到制度先于人的问题上，或者制度和人的问题不应该分割，要同时并举，才能在政治道德建设上有更大的成效。
（四）“维善思想”以党员干部自律和人民监督为主，以法治为辅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在维护其“善性”方面采取的是以党员干部的自律和人民监督为主，以法律手段为辅助的方式。在遇到政治道德败坏的情况，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采用教育等手段要求党员干部“内省”其身，同时发动人民群众进行监督，在认为形势严峻的时候，甚至发动群众运动来维护政治道德不被破坏，在毛泽东时代，这样的事件很多，如“三反”、“五反”、“四清”运动，直到高峰时期的文化大革命。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的一生都与群众运动结下不解之缘，由于毛泽东对群众运动的迷信，或多或少对社会主义法制还产生了负面甚至破坏性的严重影响。
1955年7月在关于《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时毛泽东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66]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处理不管经济还是政治领域的事件时，总是首先考虑群众运动的效果，而没有把通过法制的完善来促进事情的发展，包括在建国初期“三反”运动中查出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案件的查处首先经过1951年11月，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揭露了刘、张的罪行。同年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议，经中央华北局批准，将刘青山、张子善开除出党。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举行公审大会，随后河北省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这样的司法过程的说服力有多强呢？当然当时的法制还很薄弱，我们不能要求一蹴而就。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对政治道德在全党的维护主要还是通过干部自律和人民监督的手段为主，以法治为辅。
四、
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两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以“国外政府服务体系建设和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为主题的集体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根本目的是进一步提高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关键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重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服务型政府，首先要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把政府主要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要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制度，等等。　　十七大提出要建立服务型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服务型政府的治理理念，“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请人民评判，让人民满意”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性质，决定了政府实施对国家事务和公共事务管理的目的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要求政府牢固树立“公民权利本位，政府义务本位”的思想，一切从人民需要出发，以为人民谋幸福为宗旨，以人民满意为评判工作的唯一标准。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提出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论题，一改以前注重经济指标的认识偏差，把政治文明主要包括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法律、政治行为、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等内容，是人类文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以政治伦理价值观为核心的政治道德则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必须把社会主义政治道德建设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但是应该看到，制约我国政治伦理道德建设发展的因素还很多，比如：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这是制约我国政治道德水平的根本因素；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有许多地方不完善、不健全，这是制约我国政治道德水平的直接因素；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政治道德仍然受到封建主义的政治道德和政治文化的影响，这是制约我国政治道德水平的深层次因素；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积极传播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理念，这也是影响社会主义政治道德建设的重要因素；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政治道德价值观和道德准则也必然相应地发生转换，在这个过程中，政治道德受到一些深层次因素的冲击，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失范和紊乱，这种状态不可避免地对政治道德产生一定程度的制约与影响。政治道德失范状态的存在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制约与影响：首先，政治道德失范使整个社会的不稳定性因素增加。其次，政治道德作为一种价值观关系到改革的方向。如果在道德上背离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改革就失去了正确的价值目标。再次，政治道德失范还制约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进程。总体上来说，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有助于在全社会进行政治伦理价值观的建设
政治伦理价值观是政治道德最根本的组成部分，是政治道德的核心，它从深层次上影响着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行为。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道德领域所出现的价值取向多元化、价值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道德秩序的紊乱等，都迫切需要在整个社会确立适合现实发展要求的、能够整合不同价值取向的、内在协调一致的政治道德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政治道德价值观领域的不协调，才能引导整个社会政治道德价值观的发展，才能最终提高我国政治伦理道德水平。
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最高和最根本的政治伦理价值观是为人民服务。这一条根本的伦理价值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的。为人民服务内含两个价值原则：人民利益的原则和公民权利的原则。人民利益的价值原则是为人民服务的最高政治伦理价值观的首要含义。从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胡锦涛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把人民利益的原则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从而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道德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为我国政治道德建设提供了价值目标。公民权利原则是为人民服务最高政治伦理价值观的另一重要含义。只讲人民利益，不讲公民权利，人民利益就缺乏切实的保障。毛泽东时代提出“为人民服务”过多地强调了人民整体利益而忽视了公民个体权利，从而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和国家发展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强调公民权利的价值原则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人民服务政治伦理价值观其实是一个规范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包括了公正、廉洁、守法和效率等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它们不仅是对政府、政党等政治组织的道德要求，而且是对从政者的道德要求。
（二）有助于培养和塑造完善的政治道德人格

道德人格是个人具有的稳定的、综合的道德心理特征，是最基本的精神面貌，是道德素质状况的集中体现，其核心内容和形成发展的标志是道德自我。政治道德人格就是政治行为主体，主要是领导干部个人在政治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和道德自我。政治道德人格是政治行为主体实现自律的前提，没有真正完善的政治道德人格，就不会有道德主体的自律行为。因此，政治道德人格的塑造和培养是政治道德建设的根本目标。在对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对党员干部的政治道德人格塑造的关注，他先后提出向张思德、雷锋、焦裕禄等同志学习，提出又德才兼备、“红”又“专”的干部选拔思想，可以说，毛泽东从各方面想办法教育党员和干部做一个对人民有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党员、好干部。
政治道德人格的培养与塑造要通过政治道德教育和政治道德修养两个途径来实现。这一过程的实质就是要把政治伦理价值观和规范内化为政治行为主体自身所具有的品德。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政治价值观和规范，即人民利益、公民权利两个价值原则和公正、廉洁、守法、效率等基本道德规范，都是社会主义政治系统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个体提出的客观要求，政治道德教育和政治道德修养就是要把这些政治伦理价值观和道德准则转化为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品质，从而塑造出新型的政治道德人格。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社会的组织结构、人们的心理意识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道德教育的对象、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道德教育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道德教育应实现从重规范到重人格的转变和从经验到科学的转变，实现政治道德教育的科学化和系统化。政治道德修养是主体通过学习和实践进行自我道德塑造，主动培养和完善自己道德人格的过程。江泽民曾经提出的领导干部要“四自”，即“自重、自省、自学、自励”，就是要求领导干部严格进行道德修养。
（三）有助于新时期政治制度道德的建设
政治制度是政治道德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如果只单纯地进行政治道德教育与修养，只寄希望于人们的道德自律，而不进行相应的政治道德制度建设，没有制度的强约束力，政治道德的作用仍难以发挥。政治道德制度还是道德人格养成的必要途径。从道德意识的发展规律来看，完善的政治道德人格的形成往往要经历一个由他律到自律的转化过程。而且，政治道德制度在我国政治道德建设中也是较为薄弱的环节，因此，在弘扬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政治道德价值观和规范，以及加强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同时，必须重视并加强政治道德制度的建设。十七大报告在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时，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作为五项新要求之一，成为引人注目的一大亮点。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透过十七大报告，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报告》提出六点具体措施来保障民主政治的发展：一是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二是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三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四是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五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六是完善制约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67]这是对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政治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综合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根本上讲，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有赖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有赖于全社会思想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然而，政治道德建设亦有其特殊的规定性和范围，根据当代社会转型期政治道德的具体状况，可以将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视为一个价值观、道德人格和制度三种因素互动的过程。三种因素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其中价值观是政治道德建设的内容，政治道德人格是政治道德建设的目标，制度是政治道德建设的保证。民主法治的根本制度是首要的政治道德制度。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民主化、法治化程度直接决定着政治道德水平的高低。除了民主法治的根本制度，政治道德制度建设还包括用人制度、道德立法和道德监督等具体制度。用人制度是从行使公共权力者的选择上保证一定的政治道德。道德立法是通过法规的形式确认基本的政治道德要求和政治道德原则，从而赋予政治道德一定程度的强制力。道德监督是各种政治组织和社会公民对政治行为者在道德方面的监督，保证政治道德实施的效果。十六大报告中强调要从多个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而且重点是“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政治道德监督要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不仅要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而且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些方面政治道德制度的建设是转型期政治道德建设取得实效的重要保证。

（四）有助于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感

当前，我们正处在深刻变革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对我国社会成员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人们既积极接受着世界各国的现代文明，同时也面临着形形色色的思想观念，同时，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使经济成分、利益结构、组织形式、就业方式日益多元化，对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活动产生不同的、复杂的影响，在这种形势下，意识形态模糊化、社会道德失范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就显得尤为迫切了。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胡锦涛同志强调：“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对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的研究有助于发挥全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事业中的积极作用，我党作为最先进生产力、最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理应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伟大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党员干部自身的政治道德建设必然在社会上树立一股新风尚，在人民群众中必然产生极大的共鸣，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也必然起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
五、
结束语
政治和伦理作为两大价值系统，为人类社会生活所不可或缺。然而，政治伦理研究的本质目标首先是，这两大价值系统所依凭的终极价值根据是什么？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才能保证人类价值的真正实现？像这样具有本体论意义的问题，无疑不能仅仅根据伦理学在政治学中的应用和伦理学在政治中的作用得到充分的论证和说明。我们也不可能仅仅囿于传统政治伦理的价值观、政治伦理原则和政治家道德品质的解释，说明政治和伦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也就是说，要达到对政治伦理的科学认识，必须从思维方式到价值观念进行与时俱进的变革。政治伦理不仅应当体现政治伦理的工具合理性功能，尤其应当体现政治伦理的价值合理性功能。
本文选取了建国后这个特殊的阶段对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研究，既对其政治价值合理性进行分析阐述，如文中对“为人民服务”这一普世的政治伦理价值的解释和分析，以及对这一价值判断的现实把握的集体主义和干部选拔制度等的解释和分析等，也对其政治伦理工具合理性进行了必要的说明，如文中对民主与专政的手段化分析，以及由此产生的“维善”的工具性思考等，在对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的评析部分，就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总结，其中可能有个人不成熟的想法，但从这样的角度进行分析说明，我想是可取的。目前国内对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新兴的领域，以前有过，但都没有引起理论界的广泛关注，自从1988年学术界开始使用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概念，学术界就对建国后毛泽东的思想进行着不同领域、不同视角、不同层次的研究，但把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作为一个整体，甚至对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研究的人都很少，随着我国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这个问题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2005年10月，第二界全国政治伦理学理论研讨会在湖南长沙召开，会议就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执政理念与官德建设、社会正义与和谐社会、政治伦理历史资源等问题展开了学术交流，专家学者们提出伦理学将成为21世纪的显学，而政治伦理学则是显学中的显学，有专家在会上对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一些探讨，比如毛泽东“集体主义“的双重性等，并一致认为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是我国政治伦理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近来，由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教授王秀华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政治立‘法’：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最近通过专家鉴定，结项等级为优秀。其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近期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对这个新成果，专家认为该成果在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选取了政治伦理思想这一视角加以研究，发前人之所未发，课题创新性强，观点新颖，在伦理学和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述了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这一新论题，可惜在我论文定稿之前不能一睹为快，但足可见这个论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我为什么要把建国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建国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政权，为毛泽东实施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提供了必备的全国范围内的政权和制度基础，我认为从建国后这一统一的政权和制度基础的实现开始，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才得到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的基础，因此，应该把建国后作为一个统一的时期来进行研究，即使作为尝试性研究也是必要的。第二，战争时期和建设时期的区分，建国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战争已经退居到第二位或者更次的地位，战争和建设是既联系又相悖的两个方面，这也必然引起思想的变化。因此，建国前后理应成为这一区分的时间逻辑据点。毛泽东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留给我们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在历史已迈进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深入研究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探讨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深刻内涵及时代价值,将有助于我们在新时期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伦理体系,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一个丰富而急待挖掘的宝库，这也让我以极大的投身到这个问题的研究中。总结起来说，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把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总结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又“红”又“专”为干部选拔标准为准入制度，以集体主义为具体的价值判断和善恶评判标准，以民主与专政为“善政治”保障的一个完整体系，其中有很多不成熟的理解，这也对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古语有云：“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又有“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我必将“日日行，不怕千万里；时时学，不怕千万卷。”以不辜负历史赋予我们年轻一代的使命。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83页。
[3]《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88页。
[4]《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626页。
[5]《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11月，第225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8]《孟子•离娄上》。
[9]《荀子•王霸》。
[10]《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59-60页。
[11]《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出版1990年版，第588页。
[12]《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出版1990年版，第337页。
[13]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125页。
[14]刘立新：《毛泽东政治伦理观发展的四个阶段》，《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10月第5期，第11—12页。
[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0页。
[16]《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54页。
[1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43、453页。
[18]彭定光：《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8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3页。
[2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54页。
[2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04-1005页。
[2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27页。
[2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4-1096页。
[25]《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257页。
[2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20页。
[2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04页。
[2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6页。
[2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05页。
[3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05页。
[3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6页。
[3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04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137页。
[3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77页。
[3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26-527页。
[3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99页。
[3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71页。
[38]《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51页。
[39]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71页。
[39]《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00-1301页。
[40]《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4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26页。
[4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77页。
[4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27页。
[4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00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82页。
[46]《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417页。
[4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25页。
[4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21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2月，第399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335页。
[51]《列宁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398页。
[52]《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318页。
[5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12-1413页。
[54]同上。
[5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27、129页。
[5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64、366、367页。
[5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68页。
[5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6页—157页。
[5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23页。
[6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24页。
[6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2页。
[6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38页。
[63]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64]《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6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26—329页。
[6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68—169页。
[67]
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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