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语境下的中国模式
田忠国
我过去曾写过一篇叫“自由主义语境下的中国出路”，重点讲的是中国如何在自由主义围困下的突围问题。本文则把重点放到突围后的建构问题上。一般而言，人们的习惯思维方法是破而后立，但我个人认为，立而后破是一条最有效的解构途径。也就是说，通过建构人民民主制度，解构自由主义对我国的思想文化的解构和围困，走出一条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中国道路，也既中国模式。我还认为，中国模式有三大要点，一是中国化的思想文化。二是中国化的人民民主政治机制。三是中国化的动态相对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拥有了这三点，我以为中国才真正拥有了中国模式。
一、中国化的思想文化
一个时期以来，去中国化，非毛化思潮甚啸尘上，殊不知，去掉中国化，去掉毛泽东思想，中国还是中国么？其实，这个问题是不用回答的问题。五千年以来，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一个简单的道理就在于，中国有独具特色，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中国文化，也正因为如此，五千年后，才结出了毛泽东思想这朵照耀古今的思想奇葩。我之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是照耀古今的思想奇葩，原因就在于，如果说世界历史，在治国理政上都是一个顺治的过程的话，毛泽东思想的治国理政则完全是逆治。但问题是，什么是顺治呢？以上治下，以吏治民，我称之为治国理政的顺治。而以民治吏，以吏为民，我称之为逆治。
顺治，善政时则官善民安，恶政时则官逼民反。 俞可平 先生曾经一再强调，中国要走善政之路，或许面对现实，也是无奈之举（对 于俞 先生的所有文章，只要见到，我总是认真研读的，其中几乎所有的观点，我都赞成，但唯独民粹主义和善治观点不赞同，因为，善政的关键在于官员有善念，而官员的善念，关键要有民治，也就是毛泽东的逆治思想）。逆治呢，则以民治吏，以吏为民，使其根在民，其思、其行为民。这样说，有人一定会说了，这是我的猜想，但是事实上，在毛时代，公社干部是一边检查工作一边干活的，也就是说，他们检查工作到哪里，就干到哪里。如果光检查工作不干活，不论官大官小，你是过不了村民这一关的。因为，你会遭到村民的严厉批判。
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毛泽东的大历史观，大发展观，没有毛泽东的大历史观，大发展观，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也不可能有毛泽东治国理政的逆治思想。也就是说，是中国五千年的思想文化、五千年的社会实践和世界历史中的思想文化、社会实践，孕育了毛泽东的思想。如果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会发现，毛泽东思想的出现，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说它是巧合，就在于，世界历史发展到某个必须有的拐点，而这个拐点的出现，意味着必须有人破解这个历史拐点的密码，并从思想理论上助推这个拐点成为现实的时候，中国出现了毛泽东，这是历史的偶然现象，或者叫历史的偶合。但如果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角度，我们会发现，这种偶然现象，其实是历史的必然，也就是说，当历史成为一种灾难性结果的时候，挽救中国灾难，就成了有志者的必然选择，值此之际，不出现毛泽东，也必然会出现李泽东、王泽东等等。
有人可能认为，西方的民主模式，可以拯救世界性灾难，但是，世界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西方式民主，也和世界其它历史时期一样，是制造灾难的最大源头。因为，西方式民主并不能解决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这样说有人可能会问，什么叫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主导人类历史发展的思想文化、政治经济机制，我称之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但是，不同的思想文化、政治经济机制，决定了人类历史发展不同的动力机制。
从世界范围看，既有前苏联的动力机制，也有中国前三十年的动力机制模式，亦有西方国家的资本机制动力模式。如果从中国建国后的中国历史上看，既有前三十年的动力机制模式，也有后三十年的资本机制动力模式。中国前后三十年的动力机制模式不同，社会效果也有巨大的不同，前者，使中国始终保持在动态稳定、不断革命、不断进步的状态，后者，使中国的财富，在前三十年积累到峰值时，完成了量变过程，但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重大问题是，在量变过程中，中国也戏剧性的完成了财富积累的转移，也就是说，由全国人民共同创造并积累的财富，突然之间转移到少数人手中。
如果说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模式存在一定问题的话，后三十年的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比前三十存在的问题要大得多。因为，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阶级矛盾由相对缓和，在自由经济机制下，形成了新的阶级对立的历史时期。由此可知，中国要想继续发展，就需要完成中国五十八年历史经验的整合，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完成科学和谐的发展模式的探索与建构。我个人认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建构起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科学发展模式。
要建构中国模式，就需要研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民主观念，并使价值逻辑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个人认为，就没有真正的中国模式。
二、中国化的人民民主政治机制
下面是“制度创新再思考”的全文。
一般认为，制度创新是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机制和制度保障的，但能否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机制和制度保障，却因制度创新的基础（思想）不同和目标不同，却会产生与之完全不同的效果。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制度创新者，拥有资产阶级思想，以获取高额占有率为其最终的人生目标，其思想中的价值逻辑，既制度程序，必然以实现占有机制为目标，而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观念的人，在制定制度程序时，其思想中的平等民主的价值逻辑，必然以平等分享、平等创造、动态均衡的社会发展为制度创新的目标。
而两种思想观念下的制度创新，其结果也必然是相反的。
从这个角度说，是以维护人民大众政治经济权利的角度搞制度创新，还是以维护少数人，比如说 茅于轼 先生曾说的总人口的5%左右的角度搞制度，就成了中国必须明确的制度创新方向。这个方向不明确，制度创新对于中国来说，既可能是福，也可能是祸，这是一。其二，制度创新的方向问题解决了，还必须解决制度创新的标准问题和制度创新的民主评审问题，也就是说，从制度的立项、理论探讨到制度的制定，人民群众必须全过程参与。
主流精英可能会说，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低，因为制度创新是国家的百年大计，所以不能让他们参与制定制度。坦率的说，我只是个下井工人，如果主流精英有勇气探讨制度创新问题，并且能拿出系统的创新理论，而且比我见解深刻的话，我愿意拿出不足千元的月工资奉送，作为一个穷工人对主流精英特殊贡献的特别奖励。当然，主流精英会看不起那不足千元的小钱，但是，拿出全月工资奖励你的理论贡献，我就得一个月没饭吃了，可以说倾尽国力。从这个角度说，钱虽然少，但也是最高荣誉。试想，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以全国人民举债一月搞奖励的？唯我一“国”而已。
我个人认为，制度创新也是有路线、有方向的，而不是有的人所说的那样，不讲主义、不讲路线、不讲方向，默头发大财，在制度上只管创新就是了。当然，解决路线、方向问题，首先要解决思想文化，因为，一般而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方向、路线，简单的说，就是价值观念决定价值选择。
一）、思想文化是制度创新的基础
高楼大厦需要基础，而有需要坚实的基础，因为，没有基础高楼大厦就建构不起来了，或者建构起来了，也摇摇欲坠，不假时日。同样，制度创新也需要基础，因为，不同的思想就会产生不同的制度创新。从这个角度说，思想文化创新在先，制度创新居后。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主体思想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价值秩序，而价值逻辑形成的程序因果关系，是制定制度不可缺少的制度灵魂。也就是说，离开价值观念，制度就即失去了灵魂也失去了明确的方向，而制度方向，则是制度意志的具体体现。
二）、价值逻辑是程序闭环的管路
价值逻辑是我在研究制度学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新概念。有人可能什么会问，什么叫价值逻辑呢？价值观念形成的内在的因果路径，我称之为价值逻辑。而价值逻辑内在的因果路径，就是人们常说的价值程序。对于这种价值程序，我们可以称作价值逻辑的程序闭环管路。由此可知，价值逻辑，也就是价值程序是制度的主体。离开价值程序搞制度创新，社会就会陷入道德观念缺失和价值秩序失序的混乱状态。
一般认为，中国改革三十年，财富总量大幅度增长了，贫富悬殊拉大了，形成了新的阶级对立状态。一般情况，主流精英认为，导致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在于饼做得还不够大，饼做大了，贫富悬殊自然就消失了。左翼则认为，导致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在于自由经济制度机制，是经济制度的必然。但产生经济制度机制的是什么呢？人们很少探讨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自由经济机制在我国的安家落户，是自由经济思想文化的必然结果。由此可知，自由经济思想是因，自由经济制度机制是果。也由此可知，中国如果想走出经济机制形成的困境，就必须展开一场思想文化的革命，用相对动态均衡的经济思想，革自由经济思想的命，重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秩序，良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才可能重现。
三）、民主机制是制度创新的保障
在谈这个问题前，我想对民主做一简单的解释。此处的民主，是由民做主的意思。也就是说，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民众有选择权、决策权、决定权。我个人认为，这是我国近期必须解决的首要任务，这个问题不解决，思想创新、制度创新和价值观念的重构就无从谈起。因为，这由我国现实所决定的。而我国的现实是什么呢？不足总家庭的0.4%，掌握了70%以上的财富（ 茅于轼 先生透露的数据），而这不足0.4%的家庭，据 茅于轼 先生称，主导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阶级对立已然形成。试想，在一个阶级严重对立，由不足0.4%的家庭主导政治经济发展的社会，怎么可能有普惠于99.6%的家庭的制度出台呢？
从这个角度说，我国必须破除这0.4%家庭的掌控，才可能有好的制度出台。
而破除这0.4%家庭的掌控的唯一途径，就是政治经济制度的决定权，由原来的少数人决定，改变为由多数人决定，也就是说，由人民群众自己选择、决策、决定。
人民群众对政治经济制度的选择、决策、决定权，即是人民群众争取的必然结果，也是高层推动的必然结果。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也就是高层的某些价值选择（注意，我说的是某些，而不是全部，以免别有用心的人欲置我死地而后快）与民众的价值选择相背离的情况下，如何让高层了解真实的中国民众的向往与心态，并形成有效的互动渠道，就成了今天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形成强大的国家意志。一般而言，所谓国家意志，就是民众共同意志。而制度创新，就是维护民众的共同意志，并确保民众的共同意志不受侵害。
但是，在制度创新过程中，我们不是本着这种基本的立法、立制精神，而是走向了这种基本的立法、立制精神的反面。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精英失去民权制约和社会道德审判，导致精英丧失道德良知的结果。
从这些事实上看，我国要想搞好制度创新，一要进行一场思想文化的革命，重建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创建中的主导地位，重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二是尽快构建人民民主制度机制，使我国的政治理想落到实处。三是使民众的民主权利，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人民群众只是精英制度的受治者，而不是参与者、制定者、审议者。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是自由。大家知道，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自由观，一种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观，另一种与此相对立，是利他主义自由观。前者，我称之资本主义的自由观，而后者则是社会主义的自由观。前者对个人来说，特别是资本强势者来说，是一种有价值的自由，但对弱势群体来说，则是自由的灾难。因为，强势者可以利用各种优势手段，自由蚕食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如果弱势群体反对，一方面违犯资本主义自由价值观念下制定的法律，另一方面违背资本主义自由价值秩序。哪时候，你如果弱势群体中的一员怎么办？几乎毫无办法。但毫无办法也不是没有办法，比如说暴力反抗或暴力革命。但是，虽然这些方法也还是方法，但对整个社会而言，代价就比较大了一些。后者呢，由于其个人自由的前提是利他，也就是利于整个社会，这样的话就不会发生前边谈到的暴力反抗或暴力革命。
在现代社会中，自由的价值在于创造和限止，也就是说，对于不利于他人、不利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的自由，进行限止。因此，我个人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的自由价值观，才是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
四）、中国的路应该有中国人民选择
一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基本上形成了中国模式。于是有人主张，应该把中国模式推广到世界各国去。且不说中国模式其它国家接不接受，单就中国模式创造的0.4%左右的家庭，占有70%以上的财富这一点来，我看就不宜，因为，中国的群体事件就够热闹的了，如果全世界都这么热闹起来，我看离世界性的暴力冲突就不远了。从这个角度说，推广中国模式需要三思而后慢行。也就是说，解决了0.4%左右的家庭，占有70%以上的财富这一中国模式中的严重问题再推广不迟。其实，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值得保持，但从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角度说，0.4%左右的家庭，占有70%以上的财富也必须反思，坚决调整。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成了美国的经济殖民地。
这一判断准不准确，虽然有值得商磋之处，但基本事实证明，中国经济有殖民化的风险。因此，中国走什么路，如何走，再也不能仅仅由郭京毅类的官员一个人说了算了，而应该交给中国人民选择。
五）、创新制度就是创新未来的历史
创新制度就是创新未来的历史。我之所以这样说，因为，站在未来的未来看未来，未来是未来的未来的历史。也就是说，创新制度，是为了今天和未来的更好发展。但要把握好现实与未来的关系，就必须拥有大历史观和全球发展、科学发展观。因为，未来的发展，其实是历史文化和未来文化观念的必然产物。但从我国对历史的态度上看，我国即失去了大的历史文化，也失去了大的未来文化。而这样的结果，其价值选择也必然是短视的。短视是不利于我国发展的。这一点，我个人认为应该引起高层的足够重视，尽快调整没有历史和未来的发展观念。
三、中国化的动态相对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是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十几亿人口，面对的是一个资源相对不足但又严重过盛的局面，中国怎么办？我以为只有一条路好走，这条路就是相对动态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有人可能会说，资源相对不足，但怎么可能又严重过盛呢？这是因为，从资源总量的人均值上来说，中国的资源不足，但由于贫富差距拉大，少数人的占有率奇高，民众消费能力基本丧失，又导致了另一种情况的发生：生产过盛。一般认为，生产过盛就是经济危机。用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看，经济危机就是由剥削造成的，我称之为占有率膨胀式涌堵现象。也就是说，过高的占有率，挤占了经济运行必须具备的消费闭环链节中的其中之一环，使经济运行失去了生产与消费的互动能力。我个人认为，世界上哪个国家都能发生经济危机，唯独中国不行，因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因经济危机引发的其它灾难性后果，都是巨大的，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无法承受的。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正在发生经济危机。
在拯球这场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无疑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选择：投资和刺激生产拉动内需。有报道称，日本和一些国家采取了人均发钱，刺激消费能力的办法，拉动经济增长。对于因消费能力导致的经济危机来说，这样的选择无疑是正确，因为，由消费能力问题导致的经济危机而不解决消费能力问题，无疑是弱智的表现。
投资和刺激生产拉动内需，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我们且不管它，因为，这不是一个平民百姓所能改变的未来。但是，经过投资和刺激生产拉动内需的巨大阵痛之后，留给中国的唯一选择，我想必然不是弱肉强食的经济自由，而是中国化的动态相对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
结束语
说起人民民主，我不得不说一个问题：自由。因为，在我看来，不论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还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没有自由就没民主。但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一种有责任的自由，也就是说，责任在前，自由居后。当然，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有责任就没有自由，或者是一种戴着责任镣铐的有限自由。其实，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我以为就从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而是社会价值秩序制约下的自由。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价值秩序，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方式，而社会主义的价值秩序，则属于社会主义的自由。或者说，自由的价值秩序，是民主的基础。所不同的只是，社会主义的自由价值秩序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而资本主义的自由价值秩序，则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而中国的社会主义自由价值秩序，就是毛泽东的自由思想。因为，在中国，只有毛泽东洞悉了自由与责任的关系。而一个社会，只有在自由与责任的对称关系中，才能找到真正的人民民主制度机制。
韩德强在“首都各界隆重纪念伟大领袖115周年”时说，尽管大家都强调要团结，但是到了现实生活中我们却经常发现团结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大家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主意。红军长征的时候有毛主席把大家团结起来，由此可以看出领袖是团结的灵魂。现在我们应该开始一个重新崇拜毛泽东的运动。没有对于毛泽东的崇拜就没有共产党的团结，打掉了对毛主席的崇拜就打掉了共产党的灵魂。但同时，我以为，还要在中国掀起一场人民民主价值逻辑的建构运动，把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和人民民主机制之下。
2008年12月29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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