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经济危机”，实现地球文明可持续发展（上）
和 满
“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总需求量不足”积累的必然结果。
许多人认为“经济危机”是“总需求不足”造成的，是不对的。人的需求是无穷的，人类在一定具体时空范围内的产品总是有限的，无穷对有穷，怎么会不足？所谓“总需求不足”只是主观想象，客观存在的是“总需求量不足”。所谓“总需求量”，就是社会产品分配总量，社会产品分配总量少于产品总量，才会导致“总需求量不足”。
在市场经济中，资方在资金上需要“入大于出”才能有利润，所以，资方在总体上出售产品的总价格，要高于从外部购买生产要素的总价格。资方上游的产品，可以卖给下游。例如，机械厂生产的纺织机卖给纺织厂，纺织厂生产的布料卖给制衣厂。最下游的产品卖给谁？卖给消费者，消费者是谁？资方与劳方。资方实现利润，才能用于消费，否则坐吃山空，所以理智健全的资本家，都巴望劳方充分消费，这个愿望当然是美好的。劳方的消费限度，受收入的制约。劳方收入哪里来？假如不偷抢拐骗，劳方收入就是出卖自身劳动力的价格，这个价格也是资方购买劳动力的价格。于是劳方要满足资方的愿望，只能用“资方购买劳动力的价格” 尽量购买“资方购买劳动力的价格+制衣厂预期利润+纺织厂利润+机械厂利润+钢铁厂利润+面包厂预期利润+面粉厂利润+……”。劳动力价格项后面加的项全是正数，从宏观上看就是“资方已实现的及预期的总利润”。由于我们这个宇宙的基本规律之一是：“任意实数加正数大于其自身”。结果，安分守己的劳方，无论多么卖命劳动，都买不完劳动产品；勤俭积累的资方，无论多么卖命劳动，都卖不完劳动产品。劳资双方落入对立的境地。这不是因为劳资双方在娘胎里，彼此就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社会经济制度造成的。无论人们是否认识到这种对立，只要以市场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不变，这种对立就存在。
消费品的“总需求量不足”积累到一定阶段，下游的资本家为了不亏本破产，只能削减生产，减少开工。制衣厂减少布料进货，纺织厂只能跟着减少棉花进货，并停止购买纺织机，这又造成纺织厂、棉花农场、机械厂开工不足……。开工不足又进一步减少了购买力。雪球越滚越大，总需求量不断缩小，工人失业越来越多，资本家破产越来越多。最后“经济危机”爆发，大批工人失业，大批资本家破产。昔日的合作伙伴成了你死我活的冤家。而且冤家路窄，资方与劳方，资方与资方，劳方与劳方，都要为最后的一点“麦穗”而争斗。
有些人希望在保全市场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消灭“经济危机”，尝试过种种办法。以下，我们一起看看这些办法：
（1）请求上帝、或者倡导“善良”、“正义”、“仁慈”之类伦理概念，希望出现奇迹，解决现实经济问题。
一百多年来，不断有这类实践者。他们的虔诚令我感动，但我害怕上帝修改“任意实数加正数大于其自身” 这一宇宙的基本规律以后，我就看不见星星与月亮，听不到好听的音乐了，所以在他们不断祷告、倡导的同时，我也不断祷告：“上帝呀，请您千万别为消灭‘经济危机’创造什么奇迹，这点小事情地球人自己迟早能处理好，就不劳累您老人家了。永远感谢您创造了这个宇宙，并赋予我们客观理性思考的能力与实践的能力”。看来“上帝偏爱傻子”很灵验，至今为止，上帝都满足着我的这一愿望。
（2）宏观计划。
实践的典型是战后日本。战后日本与计划经济国家一样，也制定国家宏观五年发展计划，不同的是微观主要通过市场落实。所以这样的国家仍属市场经济国家。这等于全国组成“卡特尔”，有助形成垄断优势，把“总需求量不足”转嫁到其它国家。且不论微观主要通过市场落实的计划执行力度，就算执行力度过硬，能抵御一切金融风暴，全球“总需求量不足”总量也并没有因此减少。随着全球“总需求量不足”增加，其它国家购买力逐渐减少，能转嫁出去的“总需求量不足”量越来越小。最后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不能幸免。
（3）政府信贷。
政府借钱买东西，消除“总需求量不足”。借钱是要还的，不仅要还本钱，还得还利息。对国外债主，政府可以用汇率贬值的方法，在不违反契约的前提下，赖掉一大笔帐。例如，美国政府最近对中国外汇管理局，就赖掉了一大笔帐，以后可能还会赖掉更多的帐。但对国内债主，汇率贬值没用，结果只好征税还债。十九世纪的美国以低税著称，二十世纪的美国以高税著称，就是因为美国政府要借钱还债。由于净利是缴税后的利润，所以持续使用这招的政府旧债未还清就得借新债，欠债越来越多，税收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被税收榨走。这样发展下去，最后结果就是没人投资，也没人劳动。
（4）消费信贷。
鼓励消费者向银行借钱卖东西。“今天花明天赚的钱”，明天不借钱了，怎么办？大多数人都希望过心安理得的生活，那样有助长寿，是正常人的正当愿望。所以，大多数人生活达到一定水平，就会争取把借款还上。当社会还贷总额等于借贷总额，这招失效；当还贷总额大于借贷总额，这招效果为负。
（5）增发纸币。
钱多了，购买力提高，“总需求量不足”暂时消除。但是，生产要素总量并没有因为纸币总量的增加而增加，随着“总需求量不足”暂时消除，生产要素价格也提高。获取到一般利润的资本家会发现：尽管自己在资金上实现了“入大于出”，但企业财富并没有增加。获取到低于一般利润的资本家会发现：尽管自己在资金上“入大于出”，企业财富却在减少。勤俭积累，卖命经营，却没有实际收益，甚至亏本，正常人都不愿意再干了。结果资本家们纷纷放弃投资，一部分把私产存入银行或购买股票，成为食利者，求个清闲安逸；另一部分转向投机，以图获取超额利润。投机造成房地产价格虚高，消费者为了支付高房价或高房租，只能压缩其它消费。这造成比原来更大的“总需求量不足”。于是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再次增发货币，以解燃眉之急。结果是：一方面“总投资量不足”：银行存款暴多，物价飞涨，失业增加；一方面“总需求量不足”：产品积压，房地产虚高。这时，即使不采取任何宏观措施，这两个不足也会自动恶性循环，形成“滞涨循环”。
（6）战争。
消耗一大堆产品，打掉更大堆产品。需求量相对供给量过剩，“总需求量不足”就不见了。可惜，随着总体经济环境的恶化，这个方法的效用会递减，以至为负效应。你打你的仗，我炒我的地，我就是不投资；战争增加财政负担，税收提高，我更不投资。例如，阿富汗战争及第二次海湾战争，对美国经济的短期拉动积极作用，都不如所造成的中长期财政负担消极作用明显。
在十八、十九世纪，“经济危机”能自然渡过，是因为那时地球人类社会存在着大量的，与市场经济有买卖关系的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国家可以用外部需求量填补自身“供求缺口”。到二十世纪，这个条件已经不具备。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市场经济国家使用战争方法渡过了“经济危机”。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市场经济国家普遍使用“政府信贷、消费信贷、增发纸币为主，战争为辅”的综合办法，拖延了“经济危机”。但只要是市场经济，无论渡过，还是拖延，都不可能消除“经济危机”的根源，正相反，渡过与拖延的办法本身又会积累更多的问题，恶化经济环境，降低办法的效用。就象人有病不根治，用兴奋剂、强心针维持生命，而造成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兴奋剂、强心针效用越来越差一样。
此次“经济危机”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是在上述所有有效方法都已经用尽的情况下爆发的。拖延已经失效，爆发既成事实。在已知的范围内，没有任何办法即能保全市场经济，又能渡过此次“经济危机”，目前各国政府在市场经济范围内所做的努力，都只能减缓经济萧条速度，而不能改变经济萧条的总趋势。假如有谁埋怨政府没有为维持市场经济尽力，请提出具体的顶用办法。
地球上曾存在过一种没有“经济危机”，也能运转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制度。苏联、东欧、东德、中国、朝鲜、古巴、越南、蒙古等共产国家曾施行过这种制度。由于这种经济制度是在斯大林当政时期的苏联首先建立起来的，所以一般把这种经济制度称为“斯大林模式”。这种经济制度以“计划调拨”作为生产要素的主要组织方式，并非完全没有市场，其农业一级采购、消费品零售借助市场，集体企业的部分生产要素组织，及部分产品销售借助市场，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个体自由市场。
在种种传说中，斯大林模式实践结果“效率低”、“民不聊生”、“到了崩溃的边缘”。以下我们看一下这种经济实践的实际效果：
1、1951年至1983年，苏联国民收入、工业产值和农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1％、8.3％和3.0％，发展中国家为5.2％、6.3％和3.1％，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为3.8％、4.1％和2.1％。1950年至1980年，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7.5％，仅次于日本（8.3％），比美国（3.5％）、联邦德国（5.1％）、意大利（4.8％）、法国（3.7％）、英国（2.4％）等市场经济国家都高。（参见蔡南成等著《简明世界经济读本》）。
2、与德国、日本和苏联早期工业的进程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在那些比较晚出现在工业舞台上国家中，这三个国家是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的最突出的历史范例。在1880—1914年期间，德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每10年增长33％（人均17％）。日本在1878—1929年间每10年增长为43％（人均28％）。苏联在1928—1958年间每10年的增长54％（人均44％）。而在毛主席时代的中国，从1952—1972年，每10年的增长率高达64.50％（人均34％）。（参见莫里斯·迈斯纳著《人民共和国史》。下同）
3、从1952年（这一年工业产值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到1976年，中国的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800万吨；发电量从43亿度增加到1330亿度；原油产量从近乎于零发展到8400万吨。水泥产量由290万吨增加到4930万吨。到70年代中期，中国生产了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远洋轮船。中国还制造了原子弹和洲际弹道导弹，在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的6年后，又于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
4、从1952年到70年代中期，中国城市工人阶级的人数的300万人增加到1800万人。此外，在农村建立小规模工业企业的政策使得2800万农民（来自农村的3亿劳动力之中）变成了公社或大队工厂工人。并且，还涌现出了一大批科技知识分子。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数量从1949年可怜的5万人（到1952年为42.5万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万人，到1979年又增加到500万人，其中的99％以上都是1949年后增加的。
5、从1958年至1976年，中国人兴修了大量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设施，并培养出黄耀翔水稻、袁隆平水稻等一批农作物新品种。这些因素是后来中国农业增产的主要原因。
6、从1949年至1975年，全球人均寿命从47岁增长到59岁，增长了12岁；从1949年到1975年，中国人均寿命从35岁增长到65岁，增长了30岁。（全球人均增长12岁其中的4岁，是占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均拉上的，其它地区才增长8岁。也就是说，在毛主席时代，中国人均寿命增长是世界其它地区的3.75倍。以1975年为基点，假如按这个比例持续发展，当地球其它地区人均寿命100岁时，中国人均寿命早已经200岁了）。
……。
由此看来，斯大林模式至少不比市场经济更糟糕。以下我们做一些理论分析，看看计划经济相对市场经济的优势：
1、生产要素配置指导思想符合现实。
市场经济学有个基本前提：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通过买卖关系，可以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个基本前提不符合现实。例如，“投机囤积与恐慌抛售” 符合市场中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却与社会生产所需的生产要素配置相反。计划经济的基本前提是：通过计划，调拨生产要素，实现群体利益最大化，进而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个基本前提符合现实。与其每个人在麦田里你死我活争麦穗，不如团结起来一起耕耘，丰收之后再公正分配。
2、生产要素配置信息明确。
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管理者，根据价格信息判断社会供求，而价格总是相对社会需求上下波动，因此信息不明确。计划经济中的经济管理者，可以直接根据社会生产状况确定供求关系，因此信息明确。例如：美国铁路的管理者无法提前确定社会有多少货物需要铁路运输，厂商也大都不能提前确定什么时候需要铁路运输，要运多少，双方都在根据市场波动走着瞧。苏联铁路管理者用线性规划计算出每天每个路段的最大运输量，根据全国各部门、各地区的生产需求量进行系统分配，全国的铁路运输计划可以提前一个季度，甚至提前一年确定，每段时间留下一点运输量做机动，若实际情况与运算结果不符，则适当调整，并总结经验，下次规划时更精确。假如苏联的物流管理是“总做同类习题”，那美国的物流管理就是“总无习题可做”。结果，苏联铁路的运行效率是美国铁路的五倍。
3、永远不会“总需求量不足”。
现实，不可能完美，计划经济实践中难免存在产品积压情况、浪费情况，但不产生“总需求量不足”。这是因为其主体劳动力配置不借助市场，不产生需求量不足，在主体稳健条件下，社会管理者可用调拨方式，弥补次体产生的需求量不足。例如，《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就从侧面反映了这种优势：民工恶性中毒，急需特效药救命，政府调拨，政府、企业、军队协同，以最快的速度，送达抢救地点，根本不需要考虑民工的个人收入是否有能力支付药费及运费。又如，计划经济国家一个普遍景象是居民排长长的队，购买消费品。这种景象常常被一些人拿来作为计划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证据。可是我们想想，作为商家，是顾客迎门好，还是门可罗雀好？作为人，是买得起吃用长寿好，还是买不起吃用短命好？
既然如此，苏联为什么会解体？
（待续）
如何消除“经济危机”，实现地球文明可持续发展（中）
和 满
早在1964年，在毛主席指导的“九评”中，就已经指出了根本原因：“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特权”，并非都不好。例如，科研人员有权使用自己的实验室，其他人“闲人免进”，这是科研人员的“特权”。又如，宇航员有权吃到普通人吃不到的特殊营养食物，这是宇航员的“特权”。这些“特权”都是社会发展所需。
“特权阶层”，并非就会导致国家灭亡。例如，目前即使在实行普选的国家，未成年人也没有政治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成年人相对未成年人就是一个“特权阶层”。
“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正常。例如，家相对国来说是“小集团”，养家糊口就是“谋取自己小集团私利”。又如，人类相对整个生物界是“小集团”，“为人民服务”也是“谋取自己小集团私利”。假如人类不懂“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那可就麻烦大了。
“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糟糕。因为“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是一种社会公共权力，而统治者、管理者们认同的自己小集团，未必是其掌管的公共权力作用的整个社会。统治者与管理者能有效行使这个权力，造福他人，其统治与管理才能被他人认可。统治者与管理者凭借行使这种权力所付出的劳动，所做出的社会贡献，获得收入，以谋取相对全社会来说的，自己小集团的私利，是可以被普遍接受的，但直接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相对全社会来说的，自己小集团的私利，则不能被普遍接受。为什么不能被普遍接受？我不知道，天知道。从人类历史经验看，这种情况下总会造成被统治者、被管理者的不满，不满发展下去就会造反，假如造反成功，要么独立建国，要么原有的国家灭亡。五千年来，已经有数以百计的国家因此诞生，并因此灭亡。这种不满，有自发的，也有自觉的。《独立宣言》中就表达了这种自觉：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其实，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也存在这种“特权阶层”。但市场经济给人的直观感受是市场在分配，不是人在分配，所以公众对市场经济掩盖的“滥用职权和巧取豪夺”要迟钝一些。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西方公众逐渐意识到：“市场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市场规则”是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制定的，于是纷纷提出要参与社会规则的制定。针对这种情况，西方的统治者们使用了一套方法：
“统治者操纵金钱，金钱操纵媒体，媒体给公众提供社会信息，公众根据自己掌握的社会信息选举代表，代表制定社会规则”。
这套方法的确能给公众提供很多信息，例如：“某某奶粉很好，越吃越健康。”也能产生许多富有表演才能的代表，例如：希特勒。由于编剧、导演、演员各有分工，甚至能产生真忠于人民的代表，例如：肯尼迪。这套方法被许多人称为“民主制度”，其典范是当代美国政治制度。假如我们把“民主”定义为“公众选举代表，进行社会管理”，这套方法确实是“民主”。当过美国副总统的戈尔，讲：“假如把当代美国政治制度称为民主，那简直是对民主的亵渎”。
无论“民主”民主不民主，这种制度都需要充分的市场做掩护。苏联的“特权阶层”缺乏这种掩护。从经济建设成果上看，苏联的“特权阶层”，实际并非比西方的“特权阶层”更恶劣。前者比后者更早垮台，是因为公众普遍“认为”前者恶劣。
目前，本人所能认识到的，计划经济唯一出路在于：落实“主权在民”。我不认为“主权在民”意味着每个人都去当总统，在婴幼儿取得政治选举权之前，我也不奢望人类能消除“特权阶层”。我认为“主权在民”，就是大多数人能够有效规范“特权阶层”。这是一个制度问题，也是一个能力问题。所以，实践起来不仅有来自现实利益的困难，还有来自思想文化基础的困难。尽管困难很多，但是可能的。
要消除“经济危机”，实现地球文明可持续发展，使用市场经济方法，目前见不到任何可能；大多数人能够有效规范“特权阶级”，实现地球文明进一步发展，是困难很多的，但是可能的。因此，我建议停止市场经济实践，参考“斯大林模式”经验，进行大多数人能够有效规范“特权阶级”的，计划经济实践。
但是，我不主张照搬“斯大林模式”。尽管“斯大林模式”在物质产出、物流速度、学校教育、中短期人均寿命提高速度四个方面，相对市场经济具有优势，“斯大林模式”所做的计划，仍然是不完备计划。施行“斯大林模式”是当时共产国家普遍面临的现实环境造成的。那时刚刚建立的共产国家，都是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而战争又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解决自身经济问题的惯用手段，共产国家不得不暂时放弃其它指标，全力增加防卫实力，以求自保。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果看，斯大林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后来苏联有足够的实力自保，还因循守旧，就不对了。
尽管毛主席时代的中国，与苏联都属于“斯大林模式”，但发展方向不一样。相对正宗原版“斯大林模式”，中国在防卫实力提高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不同。以下，我们看三个方面不同：
1、反对“形而上学”。
早在1957年，毛主席就讲过：“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2、“鞍钢宪法”
1961年，中国开始正式推广与苏联的“马钢宪法”不同的工业管理系统——“鞍钢宪法”。由于“鞍钢宪法”与传统“科层制管理”的基本理念不符，且实践探索中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具体情况，不仅苏联人难以接受，许多中国人也难以接受。中国的这个实践，在毛主席去世后逐渐名存实亡。但丰田公司吸取了“鞍钢宪法”。从1962年丰田公司劳资双方签署《劳资宣言》之后，企业上下以团队精神为指导，排除万难，积极实践。到八十年代，丰田公司成为了全球工业企业管理的标兵。
3、“十年浩劫”
“十年浩劫”期间，中国没有国家解体，没有“经济危机”，相反，工业产值翻了一番，农业产值增加了七成，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了九倍，人均寿命增长了10岁，还兴修了水利，出了一大堆包括良种作物品种在内的科技成果。最重要的是：经过“十年浩劫”，中国人民的学习能力与思考能力有了质的飞跃。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果，比GDP顶用。“浩劫”期间都这么猛，可见“毛主席路线”的巨大潜力。
进一步发展怎么办？毛主席生前没来得及实践，但早作出了明确指示。毛主席指示：
1、“进入共产主义要有步骤。我们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参见“和尚”编写《毛主席说“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下同）
2、“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435-440）
3、“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要怕，我看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4、“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得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
5、“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毛泽东文集第七卷171页）
“可以雇工”、“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 “可以开私营大厂”，这不是允许“资本家”存在吗？《共产党宣言》中写得明明白白：“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要消灭阶级，怎么还能允许“资本家”存在呢？
毛主席是不是“走资派”？
（待续）
如何消除“经济危机”，实现地球文明可持续发展（下）
和 满
我认为，毛主席不是“走资派”。
“资本家”不等于“资产阶级”。“资本家”是一种职业身份，指：使用自己的私产，按自己的想法，通过市场交换取得人力、物力、信息、技术，进行配置，从事生产、经营、服务、科研活动的个人。职业不等于“阶级”。“阶级”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是按“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及控制生产资料关系的实际权利”对人类个体进行的划分。
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这么一段话：“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此处小工业家、小商人难免雇工，他们雇工就是“资本家”，显然，马克思未把这些“资本家”划归“资产阶级”。
假如“控制生产资料关系的实际权利”属于公众，消灭了阶级与阶级对立。公众委托“资本家”进行一些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与委托政府公务员进行行政管理工作一样，都是委托代管。那时“资本家”，都不是“资产阶级”。
我认为，毛主席主张应该有“资本家”这种职业存在，是深谋远虑的大政方针。
毛主席指示：“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毛主席个人的经历看，毛主席对此有深切的体会。“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真理，有时会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各个专业领域中的尖端真理，总是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包括“掌握尖端真理的极少数人自由发展”。历史经验表明。这些极少数人的自由发展，对人类历史的进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使用这些人创造的思想、方法、技术，才能创造历史，否则，最多不过原地转圈，甚至可能倒退。
谁是掌握尖端真理的极少数人？
是统治者吗？未必。统治者的位置，是种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单纯是其知识技术水平决定的。
是人民吗？未必。所谓“人民”，就是指非统治者非管理者，例如贫下中农，以及统治者、管理者中说话、办事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人，例如哥白尼。五千年来，假如掌握真理的极少数人，都站在人民的一边，统治者、管理者没有知识与技能上的优势，绝大多数人就不会经常被统治阶级剥削、压迫、愚弄了。从这一点上看，争取“掌握尖端真理的极少数人自由发展”的权利，也起到“拉高手入伙，增加自己阵营实力”的战略作用。
是学术权威吗？未必。通过比较公正的学术制度，产生的学术权威，在其专业领域内，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可靠的。这不是因为学术权威什么都懂，而是因为他们对其所处时代的，绝大多数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掌握得最好，因此对其所处时空范围内，人们能提出的绝大多数专业问题，一般都能给出正确答案。而尖端真理，所涉及的关键问题，恰恰是所处时空范围内，人们能提出的绝大多数问题“之外”的问题，否则，就不是“尖端”了。所以，尖端真理，未必掌握在学术权威手中。例如，至今为止，大多数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在做出获奖成果时，只是一些小角色。他们做出获奖成果之后，被科技界普遍认同了，才成为新的学术权威。当其中大部分人，经过漫长的等待，成为学术权威时，曾经做出的获奖成果，大部分又已经不是尖端了。
没有任何人能掌握宇宙中的所有真理，以进行绝对公正的裁决，所以，对掌握真理的极少数人分布规律，人类的认识永远不完备。信息不完备，判断标准不完备，因此，我们无法使用计划方法预定尖端成果。那么，我们如何帮助掌握尖端真理的极少数人获得科研所需人力物力，“自由发展”，做出成果来？
“斯大林模式”可以提供这种机会，但所提供的机会，仍有限。爱迪生与莱特兄弟之类，在做出成果前，无法使得公众与学术权威都支持自己的人，怎么办？爱迪生与莱特兄弟对此曾经使用的方法是：与“资本家”合作及自己成为“资本家”。以目前的情况看，他们在大多数人能够有效规范特权阶层的“没有资本家的计划经济”中，如何取得科研所需人力物力，把成果做出来？
由于爱迪生与莱特兄弟学历有限，且科研内容与他们早期从事的工作内容不一致，被有效规范的“特权阶层”无权擅自给他们调拨科研物资。爱迪生与莱特兄弟必须提出申请，等待公议表决。我们设想一下爱迪生与莱特兄弟在这种社会制度下，申请科研物资的境遇。我先设想。
公众公议爱迪生的申请：
公众甲：“爱迪生？我听说过，他很会搞笑，曾蹲在木料房里孵鹅蛋。”
公众乙：“爱迪生是真的傻子，他上小学三个月，就因为弱智被学校开除了，后来一直没上学。你们瞧他那傻样。”
公众丙：“我听说爱迪生曾经在火车上纵火。”
公众丁：“纵火，说明他是个恐怖分子。你们看他申请的是什么？用电照明。电那么危险怎么能照明呢？爱迪生肯定是想用电搞恐怖活动，把我们都电死。”
公众戊：“傻子恐怖分子没想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公众己：“对恐怖分子不能手软，即使对傻子恐怖分子也不能手软。对恐怖分子手软，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
爱迪生越听越伤心，越听越害怕，最后躲起来了。人民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微不至，找到了爱迪生，帮助他在中国山西某地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矿工。
公众再公议莱特兄弟的申请。由于公众都见过小鸟在天空飞翔，感觉莱特兄弟的申请有些道理，并且看上去莱特兄弟比较酷，不象爱迪生那么傻。对莱特兄弟的申请公议表决通过。但这样通过的申请很多很多，资源有限，公众委托科技权威们继续审核。科技权威们审核：
权威甲：“重于空气的物体，以自身机械动力，不可能脱离地面。无论牛顿在1726年的推导，还是瑞利在1876年的推导，都是这个结论”。
权威乙：“我在读大本时，就做过这种推导。没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人恐怕不会习惯那种严密推导。”
权威丙：“李林塔尔因为不听劝导，已经摔死了。他们竟然还拿李林塔尔的观点做依据。对这些不懂科学，也不尊重科学的人，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权威们很快达成共识：“莱特兄弟不懂科学，也不尊重科学。”由于“莱特兄弟不懂科学，不尊重科学。”他们不能承担领导岗位，也不能承担重要技术岗位。人民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尊重人才，帮助莱特兄弟成为了深受公众欢迎的自行车修理工。
1978年与1950年相比，苏联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2倍，日本增长18倍，其它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仅2-3倍。固定资本高积累、高投资为苏联扩大再生产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参见蔡南成等著《简明世界经济读本》）。但苏联对“其它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并未形成压倒性经济优势，以至比“其它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先垮台。假如苏联相对美国具有压倒性经济优势，恐怕苏联的“和平演变”就不是被美国演变了。美国有什么优势，能与苏联固定资本高积累、高投资优势相抗衡？是科技！科技的发展，大大减少了美国社会的一般劳动时间，增加了生产要素的使用效过。例如，同样是美国，同样拦截洲际导弹，过去使用“标准Ⅲ导弹”发射一枚约耗资5000万美圆，现在使用“机载激光”发射一次仅耗资约5万美圆。“掌握尖端真理的极少数人自由发展”是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点上，美国比苏联略微成功一些。略微成功一些，日积月累，就形成巨大优势
假如地球人类发展对路，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有那么一天：没有国家、没有政党、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物质生产完全由机器从事，全球人类既是生产生活共同体，又是科学艺术共同体，大多数人思想解放、身心健康。那时的地球人会采用更自由更自然的方式进行组织，那时的地球人具体采用什么方式落实“掌握尖端真理的极少数人自由发展”，我现在也无法确知。因为人类历史是人类创造出的，假如我们现在确知，就不是“创造”了。但我们可以按现有认识猜一猜。我猜，那时地球人类有可能每个人每年分发到一份等额的科学艺术研究物资配额，人们可以独立使用配额，也可以合作使用配额，还可以把自己的配额让给自己认为从事更有价值科学艺术探索的别人。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高，大多数人思想解放、身心健康，爱迪生与莱特兄弟很容易争取到足够的支持者，进而获得科研物资。所以那时不需要“资本家”这个职业了。即使那时有些人为了好玩做“资本家”，也不是真的“资本家”，正如我现在烹调时，有时想象自己是职业大厨，我的曾孙、曾孙女、玄孙、玄孙女全都是我的忠实顾客，其实我不是真的职业大厨，一样。对最近五十年来，科技发展给地球人生产、生活、思想、文化带来的变化有了解的人，能理解，我讲的这些，不是痴人说梦。
但，那是未来。我们现在只有面对现实，脚踏实地，沿着正确的路线开步走，才能争取到那一天。倘若象苏联那样，原地踏步，我们永远没有那一天。用当年的“大决战”做类比，“资本家”相当于“游击队长”，野战军、地方部队、游击队密切协同，才能争取最大的战役胜利；用烹调做类比，“资本家私营企业”相当于一种“调料”，有各种炊具，有各种原料，有各种调料，大厨才能做出一桌美味佳肴。
综上所述，我建议目前地球人类各国：
一、废除GDP指标，使用人均寿命、科学艺术水平、生态环境状况等综合发展指标，作为发展绩效标准。
GDP统计，统计的是资金流转量，与经济发展水平没必然联系。GDP高速增长太容易了，瞎忽悠就行。增发纸币、减少社会福利、鼓励投机都能制造GDP高速增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忽悠不出来的。
如有异议，请指出：使用GDP指标，除了在一定时期内骗骗不懂经济的人，还有什么作用？
二、放弃市场经济，进行计划调拨经济实践。
如有异议，请明示：市场经济消除“经济危机”的具体办法，请明示：市场经济有什么优势，能超过计划调拨经济的三大优势。
三、从思想文化与制度建设两方面，全面开展大多数人能够有效规范“特权阶级”实践。
如有异议，请论证：这种实践对人类文明持续发展不必要，或不可能。
四、计划调拨经济生产资料配置的具体微观落实，以直接计划调拨为主体，同时保留受宏观计划规范的，不影响主体的“存在资本家的市场”。
“宏观计划规范”指：控制总量、制定规则、执行规则。
“不影响主体”，我一个人做不出精确定量，粗略估计为：不超过社会生产总值的1/4。我是这样估计的：需要至少与“市场带”等量的“过渡带”，才能持续吸纳“市场带”产生的“供给剩余”，同时还需要至少与“市场带”与“过渡带”总和等量的“基础带”提供基础。
如有异议，请告诉我：爱迪生与莱特兄弟，“以目前情况看”，在大多数人能够有效规范特权阶层的计划调拨经济中，如何取得科研所需人力物力，把成果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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