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演说中国模式

本党，聚沙成塔的魔术师

——司马南在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年度学术研讨会上演说中国模式

按语：

今天是本党中共成立88周年纪念日。

迄今本人党龄已逾28年。

有心写一篇长一点的文章，整理思路时发现好多事情还来不及作深入思考，加之这一段俗务缠身，时间特别紧，拿不出像样一点的东西。恰巧，玛雅博士发来本人2008年12月21日，在北京大学“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研讨会上的一篇发言的记录稿，中间涉及到对本党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本人讲话固为浅薄，亦不揣冒昧，但是，即席发言，有声有响，较为灵动，校改之后首发于此。敬请本党同志批评指正，同时俺也不忌讳那些立志把推翻共产党当事业干的好汉们继续来此泼污，北京龙须沟的老百姓常说，褒贬都是买家。

下图三排左六黑衣蓄须者即为本人，图后短文为人民网当日报道

　　人民网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唐述权）12月20日-21日，由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办的“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举行。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共有52位来自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围绕“中国模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出席会议的学者有主办方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汪晖，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社科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宁宁，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石之瑜，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主任王绍光，独立学者司马南等。对于召开此次研讨会的目的，潘维教授表示：“中华民族在‘人民共和国’期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一个‘中国模式’已经呼之欲出了。为促进‘中国模式’的总结概括，也为促成国际学界‘中国学派’的兴起，我们组织了此次研讨会。”　会议共分七场，就以下五大类议题展开辩论：中国独特的社会模式，中国独特的经济模式，中国独特的政治模式，中国独特的思想方法，前四种模式之间的有机联系。会议论文从纵向把握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有关史实，从横向比较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道路，论述了所探讨的具体领域与抽象的“中国模式”之间的关联。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将负责会议论文的正式结集出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办于2005年7月，是北京大学下属的、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代管的学术研究机构，为研究中国与世界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平台。

司马南演讲记录稿

参加今天这个研讨会，潘维先生打招呼，嘱我写一篇论文，当时未加思索就答应了。后来潘维的学生正式通知变得郑重起来：“对递交给会议的论文，有具体要求，必须符合严格的学术规范……”，我一听就傻了。

咱不会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写论文啊。

所以矮人家半截，未提交规范学术论文出席研讨会，心虚着呢。

转念一想，干嘛心虚呀。据说穆罕默德、耶稣基督、孔夫子、毛泽东也都不“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来写文章，反倒是研究默罕默德、研究耶稣基督、研究孔夫子、研究毛泽东的人，都必须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写文章。

我的发言是随想式的、灵动的、跳跃的，不符合“严格学术规范”的。

因为本人的不规范的发言，本次学术研讨会或许增加一种色彩：除了学者式的中国模式总结外，百姓某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中国模式研讨会因此而更具开放性、丰富性、兼容性与社会影响力，列位学者便愈发象学者。

如果一个人只有二十岁，喋喋不休大讲“人生经验”，好玩是一定的，也很可能招人讨厌，在座的李昌平教授也许会说，太嫩了，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如果一个刚及而立之年的年轻人超常自信地讲到，“积三十年经历，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后接“一、二、三、四、五……”，在座的王绍光教授也许会说，唉，我们年过半百的人还没发言呢！

可是如果一个六十岁的老人感叹道，“这辈子啊，我数着石头，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一个甲子、一个轮回，一生回首，人们大概有必要静下来听他说点什么了，六十“耳顺”啊，积六十年的经验，这里边必定会有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刘晓庆很年轻的时候，都可以写“我的路”，共和国六十年，为什么不可以坦然地自信地讲一讲中国模式？诚然，对于人的一生而言，六十年至少意味着大半辈子，对于共和国而言，不过是一日之中刚刚开启的霞光满天的希望黎明。

谦虚是美德，我们可以谦虚地仅仅以“我们的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体会”来概括中国模式，但是，将成功的东西理论化、系统化、集成化，径直以中国模式概述之，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须知，中国模式，在今天已经不是破题了。潘维先生早就在力倡中国模式。他是不是首倡，我不知道，但是力倡同样有功。将大家从全球各地召集到北大聚而研讨中国模式，功莫大焉，善莫大焉，功在社会，善在社会，利在社会。

哈哈，潘维教授在那里不会被我这话吓一跳吧？

不经意间创造历史的人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的作用。

先讲一个观点，模式是中国模式，模式只能是中国模式。

我们未必不愿意西方模式，譬如美国模式吧。正如一些浪漫的自由主义者想象的那样，三权一分，联邦制一搞，总统一选，于是中国就有了美国那样高的GDP，中国老百姓就过上了美国富人那样的好日子，我们家在西海岸就有了别墅……这样当然很好，但是真的可能吗？

中国能够做到人均占有资源是世界平均的30倍吗？我们能象美国那样想打谁就打谁，不断通过战争的手段和不流血的政权颠覆的手段，来随心所欲改变世界利益格局为我所用吗？我们能在全世界各地敲骨吸髓汲取资源，让自己的财富充分涌流，华尔街高管年薪几千万，汽车厂工人每小时工资72美元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既有秩序的制定者、受益者人家不肯相让啊。你委曲求全地见人就拱手作揖声言和平崛起，百分百地按照人家的体系人家的规则与人家做生意，两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人家还NMD你、封锁你、诋毁你、妖魔化你，对你实行“颜色革命”，实行“文化毒化”呢，即使人家无条件地平等地善意地对待我们，美国模式在中国也照例行不通。不说别的，假如中国人均家庭轿车象美国人一样，这个地球恐怕首先承受不了。所以，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不论我们主观动机怎么样，中国的发展模式必须是中国的，也只能是中国的。

当年咱不是没试过西方模式。就政治模式而言，北洋试过吧？民国试过吧？试得怎么样呢？试得河南老乡袁世凯干了83天皇帝彻底歇菜，试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遍地哀鸿，试得蒋委员长将党与国玩弄于股掌之间，试得军统、中统真统天下戴笠式人物成为江湖大佬后坠机身亡，试得局面一塌糊涂国家稀里哗啦。

最后六十年，接受国民党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接着试，先照本宣科念着马克思列宁的经来试，后实事求是念着毛泽东邓小平的新经来试，试来试去，春华秋实，试出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之见，今天固然可以论证中国模式之有无的问题，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有目共睹的，“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像一个单位两块牌子，一个老头两个名字。中国模式乃为既有之物，乃为客观存在，乃为别于西方模式、他国模式的中国人自己把玩在手行之有效的价值体系、文化体系、工具体系。

第二个观点，中国模式是逼上梁山的结果，是生生逼出来的。

遥想当年，区区两万洋兵，洋枪一架，中国的马队，骁勇彪悍的的清兵，就是瞄准器下一个一个的活动靶子。洋人恣意的屠戮游戏结束，中国政府出面，四亿五千万国人，按照每个人头一两白银赔款给猎杀中国人的刽子手。四亿五千万人呀，两万洋兵。英国人藉此而攫取的财富，足以支持完成全社会保险体系的建设。一说到这些，哪个中国人能不心痛？后来更严酷，日本人打进来，野蛮肢解中国，屠戮三千万中国人，我们迫而救亡保种，中国人发出最后的吼声。

本来，没有鸦片和洋枪洋炮轰开中华古老的国门，中国也会缓慢地发展到到资本主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但是，后来中国缓慢自然的社会发展进程被打破了，历史改变了方向，中国人选择了社会主义，认定了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并且矢志不移。这个局面的形成，要感谢那些列强们，是他们把中国逼到了今天路上来的。那么难的时候都走过来了，足以证明中华民族是5000年的不死鸟，死而后生，九死一生，浴火重生。

回过头，数数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日子，看看那些浸透着死难同胞血迹的脚下的道路。我们无法用优雅的心态，自由地想象中国模式合乎逻辑的推演过程。事实上，我们坚守的的主义与创造的模式，都不是设计出来的，生更不是哪个人设计出来的，而是被动适应各种临界变化的结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是“生存法则胜过一切”的必然选择，是无比复杂的自组织系统的随机演化结果。曾经的创伤和屈辱，曾经热脸贴人家冷屁股，曾经的被出卖被欺负，曾经的咬碎了牙齿和血吞下……所有的一切，把我们逼上了一条叫社会主义的道路。憧憬、初试、小成、瓶颈、湍流、痛苦……遍尝九九八十一难，始有了今天国家独立、社会安定、人民吃饱饭，年轻人唱歌跳舞做游戏，军队扣着核武按钮扬眉吐气有尊严的生活。

第三个观点，中国模式是试出来的，摸出来的。

路风先生昨天讲过，说没想到啊，特意外地，粮食就够吃了；特意外地，乡镇企业就异军突起了；特意外地，特区就成功了；特意外地，中国企业竟然获得自主研发能力了……。这些意外，讲的都是“歪打正着”，正中下怀。

路风先生没有讲，我们也曾经“正打歪着”，适得其反。

还记得1988年自上而下闹物价改革么？物价当时敏感的很，社会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物价改革关口要不要过？怎么才能过？过得去过不去？赵紫阳大人的说法是，过也得过，不过也得过，长痛不如短痛。那时，兄弟我正在一家报馆作小头目，每天为社评操心。绞尽脑汁撰写评论的时候，一样跟着上面的口径照葫芦画瓢，也咬牙切齿地喊“过也得过，不过也得过”。我们的报纸是《中国商报》，物价改革,本报正管。结果怎么样？那一轮物价改革关没过去，抢购风潮席卷全国，人们不满之声嘈嘈然分贝骤然升级，累及下一年，1989，引发动乱，差点连老本都赔个干净。

只讲“歪打正着”，过关斩将，显而易见的好处是鼓舞士气，用乐观主义情绪调整氛围，但是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无从得到探知真正有效的经验模式，而专心地总结一些“走麦城”，包括“大意失荆州”，包括“胡乱三板斧”，正视我们曾经“正打歪着”的历史，包括使个大劲放个小屁的经历，反倒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试错，这东西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堂皇，不像是从一个理念出发，惠泽方海般地累积红利进而完胜那么体面，和中国模式好像关系也不大。其实，试错，真真大规律也。无论是甲壳、多足小虫还是哺乳类动物，或是长臂猿、类人猿，直至人类，都是要在试错的基础上获取进步，试试错错，试试错错，试试……OK，对了。试错是个大规律，我们是“积小成而得大成，去小错而避大过”，因为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没有告诉我们，今天具体应该怎么办。小平同志的战术要求概之以“摸”，战略要求概之以“猫”，好在目标已经明确，一路摸下来就是了。中国模式就是这样试出来的，摸出来的。故而，中国模式或可易名为“中国摸式”。
 

第四个观点，中国模式，核心是让人民满意。

改革开放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即抓问题，从问题出发。

抓问题，是一种意识；抓问题，也是一种能力。从问题出发，去解决真问题，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从观念出发去制造伪问题，解决伪问题。

如果从本本出发，从观念出发，无论哪个本本、哪种观念，都没有中国模式的位置。但是按照“让人民满意”的标准来抓问题，中国模式必然凸现出来。

现在有一种人，喜欢拐弯抹角地编造借口，忽悠我们不必去在意人民满意与否，强调必须让洋人满意。

让人民满意，还是让洋人满意？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选择。让人民满意，是中国模式的应有之意；只让洋人满意，不属于中国模式。让洋人满意，千方百计取悦于洋人，甚至认为洋人之所以不满意，罪在我们，罪在吾族，这样一条路我们不能走，也走不通，那是通往地狱的死路。

这个论证并不复杂，北方邻国20年前开始走一条从观念出发，旨在让洋人满意的道路，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中国西山会议，北大某公有此类鹦鹉细语，某宪章中，汉子们更加直截了当了），国家解体了，人心散掉了，国际地位失去了，自家兄弟相残，至今枪炮声不断……洋人满意了没有呢？没有啊。北约仍在东扩，不断蚕食其地盘，颜色革命此起彼伏。幸有普京这样清醒的政治家，该国小幅震荡盘整格局，还将持续。

在总结中国模式时，从观念出发，而非从问题出发的“政治浪漫主义”最为有害，这种“政治浪漫主义”刻意要国人相信奇迹——世界上有西方大国比中国人民自己更关心中国人民的幸福，他们会象诺尔曼·白求恩那样无私地帮助中国人民。

必须指出，国门开，生意来，所谓生意，本质上是互通有无，互惠互利，今天叫双赢，就是相互需要得到满足。仅单一方面满意，另一方吃亏的买卖，不符合生意原则。北京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的摊主都明白的生意原则有三：一为个体独立，二为彼此平等，三为交易自由。取消自己的独立性，自贬为附庸走狗的行为不要颜面且愚蠢至极，人民的利益与洋人的利益存有永远无法克服的“不兼容”，洋人首先是美国人，从来不是中国人民的上帝，中国人民没有上帝。

历史上，确有部分黑人被调教得很成功，他们把自己侍奉白人视同为侍奉上帝，但后来终于发现，代表上帝的白人除了屠杀黑人以外，能给黑人的最好出路，只有作奴隶。

第五个观点，中国模式的本质是“山寨中国”。

昨晚讨论，我首发此言，冒叫一声，本以为会遭到呼啸板砖，想不到列位学人如此宽容。

山寨，原意为有栅栏等简易防守功能的山庄，后泛指穷地方、穷人聚居的地方。

旧诗曰“有财居大宅，无财住山寨。大宅真才少，山寨尽是才”。

　  广东人近年把不受政府管制的地方，包括盗版、克隆、仿制或者行业政策边缘地带的民间产业，叫作山寨，于是，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成了山寨的新含义。今年（2008），山寨文化突然大面积蔓延，对精英文化的挑战成了山寨新意。

　　如果我们避开克隆盗版一类知识产权问题（避开，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很体面，也不意味着这个问题碰不得，发达国家为了对后进国家设障，以维护并不公正的世界体系，进而保护本国利益是这个问题的实质），从“山寨原意”角度看中国模式，大家会发现，“山寨中国”与今天我们讨论的中国模式，何其相似乃尔。

一曰穷人扎大堆；二曰充满创造性；三曰挑战既有体系；四曰自我设防——山寨中国，把社会发展建立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不卑不亢地与“大宅富户”交往，依靠人民的聪明才智，笃信发展硬道理，坚守根本利益底线，低成本地又好又快地扩充自己的实力，在现有的条件下，因地制宜，灵活机动，齐心协力奔好日子。

我只能这么干啊。

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富人要活，穷人也要活；你有尊严，我也有尊严；你有需求，我也有需求。于是乎，在山寨里，我就过起了这样勤奋红火的日子，在山寨外就有了越来越多的深层交往。原来，我寨子不如你；现在，我正在拉近与你的距离；将来，我寨子里的日子不会比你差哪去。这是信念，亦是动力，亦复为模式。归根结底，这是事实。

这个问题，就像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毛主席不服气啊，那帮在莫斯科喝了洋墨水的人动则颐指气使，垄断了真理的发布权、解释权、还夺去了毛的指挥权。毛老人家就不信这个邪，“山沟里为什么就不能出马列主义”？

同理，山寨模式为什么不可以是中国模式?

山寨模式为什么不可以与美国白宫模式平分秋色？

山寨模式为什么不可以与英国白金汉宫模式平起平坐？

自言中国模式是山寨中国，并无贬义，对此躲躲闪闪恐怕生出什么副作用的诸公，何不想想美国的例子？如果美国学者不健忘，不自恃清高，应当有能力，有勇气承认，白宫比之英国的白金汉宫，也疑似山寨啊。

量量尺寸，看看级别，查查出身，验验血统，美国白宫文化与山寨文化何异？

故而，山寨中国，没有什么不好，不怕别人看不起，就怕自己没有信心。

就山寨中国而言，人家从看不起，到看得起，从敌视我们、全面封锁我们，到与我们打乒乓、做生意，从“接触性遏制”，到“中国威胁论”，从“利益攸关方”，到今天更多的溢美之词，洋人眼里中国形象的全部变化演进过程，总共不过六十年。

中国模式有目共睹的成绩，促使我们静下心来，慢慢总结其中的规律，譬如，后三十年经济加速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大家业已形成共识，那就是打开山门啦，改革开放啦，我们大家都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所以，打开山门是强国之路，这个基本结论，反对的人一定不多。但是到了2008年的今天，只讲“打开山门”已经不够了，片面地一味地强调杀出血路来“解放思想”，甚至“解放”到连“山门意识”都放弃掉，连“国家意识”都更换掉，连爱国主义都被妖魔化成了“极端民族主义”，那就未免太不靠谱了。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对开门，对为什么开门，对开门干什么，对开门注意什么等等重大问题，有过许多谆谆告诫，不知为什么，有人拉开门之后，很快地就将小平同志的这些话忘到了脑后，甚至连门里门外都搞不清了。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先生以“国家第一”作为演讲题目，他的很多话如果换个国名，我是很听得进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不能改掉。改掉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当然就没有了国家利益，没有了国家利益，民族复兴从何谈起？民族复兴不讲，还有什么中国模式？讲中国模式又有什么意义？

身在山寨，却魂不守舍，心根本不在那里，整日唠唠叨叨嫌山寨这也不合人家的规矩，那也不合城里人的规矩——“城里的韭菜不是这样切的”。这种人言说山寨中国，不配，不配。

第六个观点，山寨中国的机制，本党聚沙成塔。

过去的中国，积贫积弱一盘散沙，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处于前工业社会，非现代社会，因此无法形成强有力的组织力量。这六十年，不一样啦，事实上六十年前的几十年，就已经大大地不同了。为什么呢？就因为有了一个全新的组织。

小平同志在讲民主的时候，讲了一句马克思列宁，更不要说卢梭，伏尔泰，托克维尔，谁都没有讲过的话——“最大的民主，就是调动积极性”。此话简直妙极了，透射出伟人的大智慧：从问题出发，直奔主题，看重结果，一语中的。比之那些懒婆娘裹脚一样奇长无比，从观念出发本本出发，对民主问题舍本逐末，玩弄形式的民主高论，不知道要高多少倍。（昨天会上绍光兄引用过这句话）。

邓小平说，“最大的民主，就是调动积极性”。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是本党魔术师般地将人民发动起来，一盘散沙式的民众，因为“支部建在连上”而获得空前的战斗力，因为“利为民所谋”而聚沙成塔。众志成城，蚂蚁搬家，都可以用来形容中共的魔术师效应。无论战争、建设、改革，莫不如此。六十年里，若离了本党这一条，中国模式从何谈起？

我注意到一种倾向，有学者似乎有意避讳谈中共作用话题，据说是因为太接近意识形态。余以为，共产党意识形态具有如此非凡的组织力和动员力，恰恰说明在中国模式研究中，这是绕不开、躲不过、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把意识形态现象（中共作用岂止于意识形态？）作为客观研究对象，与甘愿放弃独立思考，寄居在僵硬意识形态窠臼之中，明显是两回事。那些拿了人家的钱，被人家洗了脑，操着人家的话语，屁股坐在人家的板凳上，回头对中国唾沫四溅的人，才是真正应该鄙视的。

中共无异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但他的志趣与行动力又是超越意识形态，并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中国文化特色，其意识形态本身也在与时俱进。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即毛主席说的“为人民服务”，今天强调的“以人为本”，从来都是中共的理念。人们可以对自己不喜欢的中共的行为提出任何批评，但是中共在创建中国模式过程中不可替代的砥柱中流作用，明摆在那里，赢得了连对手都不得不承认。

中国共产党，美国共和党，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英国工党……同一个“党”字，涵义大不同也，此党非彼党也。他国的“党争之党”，“部分人之党”，“意在分得一杯羹之党”与中国共产党基因不同，起根上就不是一回事。不仅所代表的群体不同，利益诉求不同，要干的事不同，能耐、纪律、扎根民众引导民众服务民众的执政能力也大不同。

没有这样一个党，中国模式不可想象，聚沙成塔绝无可能。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尚看不到任何组织有能力取而代之。

（未完，明天再续）2009-7-1

本党，体制自信根据何在？

   ——司马南在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年度学术研讨会上演说中国模式

（接续昨天）

第一，集权为民是正道

历史上存在过的几种基本的权力模式，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山寨中国今天哪个模式都不是。恕我大胆，中国是独特的“党主立宪”、“集权为民”（“集权为民”的说法，河清先生一直在坚持）。 “党主”“集权”的理念强调尊严、能力、责任“三位一体”，无例外地悉心服务全体人民。这个意思，官方的准确表述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有人对此讳莫如深，怕有人听到不高兴；也有的人死活听不懂，不认为这三条能统一起来；还有的人把这三条与美国政治模式一对照，立码翻脸，翻脸的理由是不合洋人规矩。

一切均合洋人的规矩，也就没有了中国模式。

须知洋人的规矩，也并不一律。英国非“三权分立”，美国非“多党制”。

应当承认，实现三者的统一，确非易事。列宁有一个天才的创造，今天的人们已经不怎么提了。这个创造就叫民主集中制。集中制，当然不是民主制，民主制也不是集中制。天才地将两个矛盾的东西捏合在一块儿，机制的复杂性，使得应对和解决复杂问题成为可能。

当商量事情的时候，百无禁忌，但说无妨，知无不言，百家争鸣，充分民主释放出人民的聪明才智，为正确决策提供可能。当决定了要干事的时候，一旦形成决议，必须号令一致，政策统一，行动统一，任何人在行动中不得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这叫集中。毛主席认为民主集中制可以造成“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个人心情舒畅又有统一意志”的局面。作为党内的规矩，建国前期的时候，中共党内就这样实行之，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里，这个党内的规矩又变成了全国人大，乃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规矩。

第二，“人民革命”的伦理正当性

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有人会迅速抓住司马南的说法，攻其不周延不逻辑。最为强悍的理由恐怕会是如何处理“假如集权无道”问题。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反反复复讲过“人民会起来革命”，他老人家晚年念念不忘的“反修防修”也集中包含着同一意思。革命、造反，天下大乱，于是“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泽东语）。“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你“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一条也做不到，政不养民，不以人为本，少数人穷奢极欲，人民的不到社会变革的好处，人民造反是必然的。毛主席的说法，对“人民革命”的伦理正当性，重新给予了肯定，这是“为人民服务”这一最高理念的逆向表述，是“人民最高主权”、“人民最高主权不可分割”的毛氏版本。

新中国六十年里，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从没有停止过。“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是一种积极探索，“文革”是更大范围内、整体意义上、试图一揽子解决问题的一种积极探索。当然这种探索的代价大得惊人，某些结果令人心痛。但是，我们能因为探索出现失误，连探索本身也一概否定吗？没有对探索失误的“文革”的深刻总结，怎么会有后来的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拨乱反正？怎么会有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实践？

毛主席当年告诉黄炎培，我们找到了“跳出周期律”的办法，就是人民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我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背景下，“程序化造反”、“制度性造反”就是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具体行动，即在制度框架之下解决问题——包括最高领导权力和平交接，包括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等。这一大类正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制度办法，是解决政府懒惰问题的基本手段，是人民民主的具体体现。

面对巨大体量国情复杂的现实社会，中国没有简单化地采取“以票为纲”竞争性票决方式处理问题，这种作法，被海内外一些势力诟病为“不民主”“独裁专制”，这种他们眼里的“不民主”和所谓“专制”的东西，正是中国模式应当特别加以总结的部分。嗡嗡嗡的叫声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欠缺“文化自信”与“体制自信”（王绍光语）。我理解，体制自信的核心意思，就包括了坚持我们自己认为有效的、与中国发展相适应的、与洋人模式不尽相同的人民民主政治模式、权力模式。

第三，在西方批评家的挑剔目光下

60年，仅仅60年，中国人民过上了从没有过的富裕的生活、中国人民见证了人民意愿之下的民主政治，中国人民有了与自己国家的地位和国力相应的大国民风范与民族意识。60年里，有人打我们，反被我们打败了，至少打了个平手，打了个麻杆打狼——两头害怕；60年里，有人封锁我们，想困死我们，我们部分地冲破了封锁线，封锁我们的人，反过来向我们借钱花；60年里，有人不停地妖魔化我们，尤其是妖魔化共产党，但是，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共聚沙成塔的执政能力，不得不承认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贫困的中国人今天过上了富裕、体面、有尊严的生活，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是公认的世界经济复苏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得不承认在这为期60年的世界各国无人缺席的漫长的马拉松比赛中，被他们天天妖魔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居于令人骄傲和妒忌的位置，好过所谓民主的亚洲橱窗，好过所谓人权的样板国家，好过按芝加哥学派理论精心设计施工的转型国家，尤其是好过实行“去共产党化”一步到位休克死的前“第一世界”。

君不见，尽管西方批评家的挑剔目光不曾改变，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批评越来越集中于那几个自己也不很有信心的名词上，也就是说他们越来越集中于所谓理念，除了捣腾那几个概念含含糊糊指责本党不符合他们的所谓标准之外，对新鲜的多变的复杂的中国社会现实，尤其是经济一体机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经济发展现实，他们多采取滑稽的两面态度：刚刚软磨硬泡要你买他的国债，买他的飞机，买他的大型成套设备，转眼工夫一变脸，就指责起中国的人权、自由、民主方面有问题，一点不害臊地把自己脸上的标签当成 “普世价值”。

……　　　　　　

就说这么多了。

我带来了一幅大字送给大会。

寄语“中国模式研讨会”：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本固邦宁，民为邦本，

惠泽方海，峻节如山，

高文华国，穆行安人，

正德厚生，曰仁曰信，

圣王有道，乃质乃文，

唯此为大，唤我国魂”。

给大家稍作点解释：讨论中国模式，我们不能不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今天总结六十年，六十年背后是五千年。今天的人，横看西方、学习西方都是必要的，但是竖看自己的历史，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向古人学习也是必要的。学习人类一切优秀的东西，为中国模式的创建完善尽心竭力方为正道。这幅字具体内容的出处，从《尚书》到《周礼》，再到《中庸》，外加先王的句子，余下的是我自己瞎编的。送给大会主席潘维先生，謁胜忭贺，权作纪念。

任剑涛：司马南先生的发言无比激情，中气十足，而且具有煽动力，给人以新鲜感。我突然想到，如果中国模式需要一个民间的煽动领袖，那一定是非司马兄莫属。

司马南：您不是第一个说我很适合“街头政治秀”的台湾模式、泰国模式、乌克兰模式。

任剑涛：我们这一节最后一位发言人是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翟玉忠先生，有请。

翟玉忠：司马，我告诉你，今天早上报纸上打击山寨手机，“山寨中国”要受打击的。

司马南：昨天晚上我说了，好的山寨文化，原意的山寨文化才是我们要的，不好的我们剔除掉，不要了。

第四，普世价值，在争什么？

河清：司马南，你应该讲一讲关于普世价值，你写的关于普世价值的文章引发了国内理论界的大讨论……

司马南：河清先生问关于普世价值的问题，我简单地回应几句。

几年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国内某些媒体，大讲普世价值，某些活跃的知识分子，也在以各种方式宣讲普世价值。

开始，我并没留意。及今年汶川地震发生《南方周末》的本报编辑部文章《汶川震痛，震出一个新中国》发表，我仔细研究一番才发现，他们言说的所谓普世价值，并非修辞之用的美丽辞藻，而是一种政治标准文化标准，开始若隐若现好似冰山一角，其实很有深意与来头。

今年5月27日，我以“抗震救灾是为普世价值吗？”为题，写了关于普世价值的第一篇文章，首发于新浪博客。我质问《南方周末》的评论家，“闹了半天，十几万官兵的浴血奋战，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那哗哗的眼泪，那井喷式的捐助，十三亿人抗震救灾的所有努力，居然不是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使然，不是政党和军队“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不是“以人为本”、“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的表达，也不是朴素的“爱的奉献”，不是善良天性，不是悲悯之心……而是为了什么“兑现国家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南报高论，岂非咄咄怪事？”“没有普世价值，难道中国人民就不抗震救灾了吗？”

南方周末的编辑部文章并非只将地震与普世价值相联系，文章点明了普世价值的主题：“只要国家以苍生为念，以国民的生命权利为本，只要有这样的底线共识，就会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国与全世界和解的伦理基础。整个世界就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整个人类就都会跟我们休戚与共。我们就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

该报言下之意：吾国此前并非“以苍生为念”，没有“以国民生命权利为本”，这样一个“底线”，及格分数线，吾国竟未达到！因为吾国连这个“底线”都没有达到，所以，在国内，少数族群闹分裂跟国家较劲，未能实现“民族和解”；在国外，某些国家跟中国较劲，未能实现“世界和解”。中国想实现“民族和解”与“世界和解”吗？照照自己吧，由于你自身的原因，所以今天和解还没门儿——没有“伦理基础”。

我顺着《南方周末》意思，做了一点归谬处理：

——啊，好家伙，闹藏独的人没完没了，原来责任不在分离主义势力啊，不在有人出钱出力出军师背后挑唆啊，某报意思，这是吾国责任，是吾国没做到“以苍生为念”“生命权利为本”，导致没有“底线共识”；

——陈水扁之流搞“两国论”，搞“入联公投”，搞“去中国化”，也没啥过错，是吾国责任，导致没达成“底线共识；

——今年五月，巴黎街头旧金山街头有人举着雪山狮子旗发狠抢火炬，也不是人家的错，也是吾国责任，导致与洋人没达成“底线共识；

——“轮子神功”雇人敲锣打鼓纽约街头阻止华人为地震灾区捐款，照理也不是轮子神汉有错，而是吾国责任，导致没达成“底线共识”；

——某国炸我使馆，撞我飞机，刁难我远洋货船，诡称我威胁他国，指控我人权不堪，以间谍罪陷华裔科学家于不义，收留一切反华垃圾人物，千万枚导弹瞄准吾国，更是吾国责任……

吾国责任如此之多，大大出乎意料，不知世上还有什么责任不是吾国责任？

第五，政治气功大师作法

无独有偶，南方另外一家报纸，也是不遗余力鼓吹普世价值的。其社论《国家荣誉制度当奠基于人类普世价值》讲到：“这种价值是必要的。就像诺贝尔和平奖，无论这个奖项颁给谁，它都会坚持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守卫人类和平的道义责任。”——那么颁给达赖喇嘛呢？提名东突分子热比娅呢？是否普世价值依旧？倘社论回答依旧，社论立场在哪里？此种立场会“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吗？会“促进人类和平”吗？ 

当时本人对于普世价值问题的认识并不深刻，博文最后我表达了两层意思：

第一，“普世价值”这玩意儿，不同人群、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均有不同的解读，“真理从来都是具体的”（列宁语）。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且由胳膊粗、力气大、背景深的大佬及其小兄弟、代理人找上门来推行的“普世价值”，您最好离他远点，久入鲍肆，不闻其臭！

第二，某报用“坐商形式”来兜售“普世价值”，不太合适。笔者早年毕业于商学院，略通为商之道。开辟市场必须抓典型，今曰“案例教学”，推广“普世价值”的成功案例，近年莫过伊拉克国。过些日子，没准儿伊朗也会被强行“普世”。所以，文章中，我诚恳建议《南方周末》诸公到伊拉克那一带宣传“普世价值”，一定特带劲儿。最好带上前几天驻伊美军用古兰经当靶子实弹射击弹无虚发的照片，伊拉克人民无论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都会被你们感动，会热烈欢迎你们的……

哈哈，我知道，博客里这种文章是打嘴仗用的，对于说服对方根本没有用。

偏见再加上利益，两股绳拧成一股，纠正起来，几无可能。

但是，百万之众从这张报纸获取信息阅读评论，这张被一些人誉为“最敢讲真话”的报纸的评论，其实他们的评论中经常在讲假话忽悠读者。这种“政治神功”的外气发放，比之当年装神弄鬼为特征的“异能神功”对社会的危害更大。所以我一鼓作气，连写了几十篇文章，也到一些大学里研究机构做了相关的演讲。

第六，美国《时代》周刊不藏藏掖掖

有人说得对，这场争论其实学术含量并不高。

到底又没有普世价值？什么是普世价值？怎样认定普世价值？哪来的、谁的普世价值？共同人性是不是普世价值？这些问题当然都可以讨论，司马南并不是笼而统之地反对什么普世价值。某人说“爱是普世价值”；某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普世价值；某人说“仁”是普世价值……都有一定的道理，本人无意也无趣置喙。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讲过，语言具有深层结构，表面上人们看到的所表达的是一层意思，其实内里边，所隐含的表达的是另外一层意思。阿庆嫂明白，这就是所谓“听话听声，锣鼓听音”。

有人说“民主”是普世价值，“自由”是普世价值，“人权”是普世价值，“宪政”是普世价值……如此抽象地讲普世价值也无妨，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摆出决战的架势针锋相对。如果一定要我做出一点回应，我会建议：列位评论家，请问：何如将自由、人权、民主议题具体化？

比如民主，就抽象理念而言，你吼着说它是普世价值，我安然做我的俯卧撑；

你说它是最重要的生活伦理，我干脆自己出去打酱油。

但是，你说它是政治制度，并特指美国的政治制度，强制性地要中国必须向美国的政治标准、政治结构模式看齐，如果不看齐，就是不民主，你未免有点欺负人了；

当某报以“天下最敢说话”的架势，将美国的政治制度描绘成是普世价值，并且每天以评论方式“敲打中国”、“格式化中国”“羞辱中国”，在道义上将中国置于不义地位的时候，当然就由不得你信口雌黄啦。

《南方周末》惯以隆礼厚金请某类学者戴着所谓“分析性学术概念”面具，上演“普世价值倮戏”，可是他们的锣声鼓声不过三圈，就下意识变成了舶来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其评论员文章情感与信念的表达，常常建立在他们一贯的专门诅咒“黑暗专制”大语境之下。这与学术有什么关系？与“分析性学术”有什么关系？“分析性学术”没有“分析”，“学术”又在哪里？

所以，当他们的评论员文章起劲地忽悠“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就是为了“践行普世价值”的时候，读者一点悬念都没有地清楚他们的主张到底是什么。如果真按照他们的主张去践行所谓“普世价值”，当然就没有本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也便没有了我们讨论的中国模式。

可见，宣扬普世价值并不是什么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话语摄心计划”，无非是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按照西方的战略意图改造中国”，以期改变中国发展的方向道路。倘按他们的主张，我们今天的研讨会完全没有必要召开，因为早已经“文明终结”啦，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中国模式。

我看不惯那些普世价值传销的文章发表之后，招来了一大堆国外的媒体记者叩门。BBC的记者采访我，记者调门很高很凶，我反问他：英国的政治模式和美国的政治模式不一样，英国是不是就没有践行普世价值呢？他支支吾吾好半天说不出来。

在这个并不复杂显而易见的问题上，我们队伍中的某些人没有了主心骨，在人家“普世价值传销”攻势下，已经魂不附体了。潘维先生讲过，政治领导集团当中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判断失误，这是我们最担心，最需要警惕的。

最近，一些人学捷克，闹显章运动，我著文表示反感。

昨天最新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一篇讲中国的政治形势的文章，专门提到司马南博客：“中国专栏作家司马南在自己的博客里，把《零八显章》指称为‘颜色革命宣言’”——《时代周刊》这句话说得不错，这的确是我真实意愿的表达。不过，他们的“颜色革命宣言”不是第一次讲了，借着这个机会也就再讲一遍而已，没啥新鲜的。

美国《时代》周刊关注司马南博客，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普世价值作为《零八显章》纲领，已经浮出水面，《南方周末》编辑部文章今后没必要再藏藏掖掖了；第二，《时代》周刊在普世价值，亦即美国政治模式向中国输出问题上，有着自己鲜明的立场。他们也认为这是一个关乎生死的独门穴道，死盯着这个问题不放，所以才把我的这个点击量并不高的博客文章搜出来加以传播，我要谢谢他们。

谢谢会议主席。

（全文完）

（200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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