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正人生目的，变革社会关系
劳动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在于“改变世界”，对于个体人来说，世界首先是自己的生存，这包括他的生命活动及必要的条件；对于人类总体来说，世界就是其全体成员的素质技能及其生产力、社会关系与自然条件。“改变世界”并不只是改变自然界，或者说首先不是改变自然界，而是改变个体人及其总体存在。人本质发展和人性升华是“改变世界”的主题，它具体化为变革人生和变革社会。实践辩证法作为人本质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导引，就存在于、作用于变革人生和变革社会的进程中。
人生是由劳动、需要、交往、意识四要素构成的。人生与动物生存的本质区别，在于劳动、交往、意识及这三要素对需要的改造。由这四要素内在统一所构成的人的本质，体现于个体人的人生中，就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变革人生，也就是不断依人本质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大趋势，端正人生目的并调整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人生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是人生的基本矛盾，也是实践辩证法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变革人生，首先要对人生目的作出明确规定。
目的，是人类所特有的。动物的活动，也有目标，但只是感性的，是基于本能与环境的变化而随机出现的。而目的则是人以理性思考界定的，是指导人行为的理念。现在界定的目的是以前行为和认识的概括，又是以后行为和意识的目标。
人生目的，是人类自形成以来就在探讨的永恒的课题。无论中国的诸子百家，还是古希腊的学者，以致释迦牟尼、耶稣和近代启蒙学者，都在论说这个课题。它既是抽象的理论规定，又是具体的行为指南；它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它在不同国度、民族受社会和文化的制约而有不同形式；它在所有个体人的活动中都有各自特定的内容，因而是无限丰富的。对人生目的，可以作出几种抽象的规定，但这些抽象规定又是以具体的、个别的目的为基础，并体现于其中的。
人生目的既是人生的出发点，又是人生已有经历、经验，乃至社会矛盾、文化等的总结。人生是一个过程，而它的最终归宿，则是无。人到死亡时，才没有了目的，而死亡作为一种自然的、必然的归宿，绝对不是人生的目的。因此，人生目的只有在人还是活着、实践、认识的人时才存在。对人生目的的探讨，也要针对人生时，而非死亡后。佛教的“涅槃”和基督教的“天堂”，都把人生的目的归结于死亡，虽然它们也许诺死亡后的人生，但毕竟不是现实的。对死亡后人生目的的规定，是绝对的抽象，但就是在这一层，那些还活着的抽象者，也在进行着反复的争论。人生目的，对于个体人来说是有终点的，但对于人类总体来说，则是不断延续的，因而具有一般性。
与那些抽象的争论者不同，世俗的、具体的、个别的、活生生的人，对于人生目的确有着更为实在而丰富的认识，他们甚至不是从抽象的意义上来思考这个命题的，但却更能体现人生目的的意义。自古以来，有多种关于人生目的的说教，虽然都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基础，但又都试图将之说成是“神示”或“天启”。而世俗的、具体的人生目的，则更明确地表现出人生条件的制约。
在已经过去的社会中，以文字形式或传统观念留下来的关于人生目的的规定，几乎全是阶级社会中的，阶级社会之前的原始社会中的人生目的观念，已经被否定地包含于阶级社会的人生目的中，但并未留下文字材料，或许在某些部落里还能发现其中一些痕迹，但与几千年前肯定有重大区别。
人生目的与人的价值观密切相关，但又不止是价值观问题，它在以人为主体的辩证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人生目的的规定，就是对实践辩证法出发点和归结点的探讨。人生目的，是主体人的发展及其与客体矛盾的集中体现。
人生目的的实现，需要条件，也需要利用这些条件而形成的手段。但目的不是手段。一些人往往把人生手段视为人生目的，这里最典型的，就是将对财富的占有视为人生目的。中国俗语中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被资产阶级思想家做了系统的理论规定。在黑格尔那里，以一套思辨体系玄奥地表述了资本主义理论所规定的人生目的：人是绝对精神外化的自然界演化的结果，也是绝对精神主动地认知自我的体现，人生就是在绝对精神的支配下，尽可能多地认识和占有物，将人意识中所体现的绝对精神与物中包含的绝对精神统一起来。谁掌握的绝对精神多，谁就能多占有物；占有物，就是认知理性，也是认知自我，进而达到绝对理念。人生目的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就是占有物，为了占有物，人应该是自由的、竞争的。自由和竞争是手段，占有物是目的。
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还有一个超乎经验的“绝对精神”，从而使他所表达的资产阶级的人生目的观还显得有些神圣或高尚——这在早期资产阶级那里是确定的，因为他们承担着变革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的历史使命，那么到了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这里，则更为直白、实用地将占有物质财富说成人生目的。这在实用主义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那里相当明显。他们的著作相当“理直气壮”地表述了这样的观念：人性是动物性，是自私的，以“趋利避害”为准则。利就是占有财富，害就是缺少、损失财富；占有财富的量决定人的价值量，也决定其社会地位；人生目的，就在于尽可能多地占有物质财富，由此达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并提升社会地位；为了占有财富，就要竞争，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包括钻法律的空子），自由地竞争，不择手段地占有财富；占有财富的最佳途径，就是利用“市场规则”，以最小的代价获取他人的劳动成果；每个人都竞争占有财富，从而使社会“充满活力”；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通行“丛林法则”，优胜劣汰，由此而增加社会总体的财富。
不能否认，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占有，促进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进展，虽说其中有许多片面性，但毕竟是提高了人的素质技能，尤其是提高了技能素质。但由此而引发的社会矛盾，以及对人性升华的障碍，却越来越严重。当大资本财团为了占有资源和财富，不仅残酷地剥削本国的劳动者，更以工业化的杀人机器侵略他国，残害成百万、上千万的与其同类的人时，他们的人生目的，不仅是占有财富，更在于杀害他人生命，是“图财害命”。布什就任美国总统的八年，充分地代表和展现了资产阶级的人生目的和价值观，他对伊拉克的侵略，他代表垄断资本财团的所作所为，导致2008年的“金融海啸”，给人类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损失，是对人性的一次大“浩劫”！而中国的那些美国大财团的买办和官僚资本集团，踏踏实实在这场“浩劫”中成为美国老板的帮凶，也把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和目的传播、弘扬。
人作为物质的万物中的一类，以其劳动和意识区别于他物，但又与他物有机地联系着。人以劳动来认知和改造自然物，劳动产品是人生价值的体现，也是人生存的手段，即满足人的需要，延续人生的必要条件。生产物质财富和占有物质财富，应当是统一的，即由生产者来占有，并支配它，或自己消费，或经等价交换他人产品来消费。这样的占有，是人生的必要手段和形式，但在阶级社会中，劳动者本人却不能占有，或不能全部占有其产品，非劳动者利用对交往和社会关系的控制，无偿地占有他人的产品，形成他本人的财富，不仅满足其需要，更有了一种荣誉感、尊贵感。而占有他人财富又使之拥有了进一步控制交往和社会关系的权力，并由此支配他人劳动，占有更多财富。相反，劳动者却不能从其劳动的结果中得到相应的消费，不仅本人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由此妨碍其素质技能的提高，还会在被他人支配的社会地位上受到劳动和人生的异化。至于可以大量消费物质财富的统治者，又因其不劳动，致使自己的素质技能向负面提升。
以劳动为核心要素的人本质所需求的人生目的不是无限地占有物质财富，也不是以这种占有来支配、操纵他人的人生。人类作为总体的社会存在，当然要认识和改造自然，使自然物成为自己存在的条件。但这只是手段，人生目的就在于人本身，在于人的发展和完善，在于人本质的实现和人性的升华。将占有物质财富视为人生目的，不过是阶级统治制度下人性不完善，或动物属性尚未被改造被否定的表现。这样说，并不是否认生产物质财富的重要性。人的发展，主要是素质的提高和社会关系的协调，这些都需要物质条件，而且也要在改造自然物质，增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进行。发展科学和技术，提高生产力，都是人类存在和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但无论其怎样重要，都不是人生目的，而是人生手段。人生就是目的和手段有机统一的过程。这不仅是针对个体人而言的，从人类的总体存在说也是如此。人生目的的明确，对于人的存在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涉及人的社会关系，也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历史上的阶级压迫及人对自然资源的破坏，都与将占有物质财富视为人生目的有关，而明确人生目的是发展人，即对社会关系的合理化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都是至关重要的。
人生目的，在佛教和基督教那里被说得相当神秘，当那些善男信女们幻想死后可以上“西天”或升入“天堂”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在追求永恒。人生的有限和个体性，是存在与意识矛盾的体现，人的意识以思维而认知了无限和总体，但人的存在又达不到无限和总体。对死亡的恐惧和个体的孤独，引发了“长生不老”的希求与通过交往和求知达到总体的愿望，是这两大宗教的基本依据，其所许诺的“西天”和“天堂”，无非是以“无”来满足个体人希求的“有”。我们可以指出其虚妄，但从中却可发现人生目的的一般性。这两大宗教虽然都被统治阶级利用来维持其“稳定”的利益和权势，但在教义中所宣扬的“向善”和“慈悲”等观念，却也显示出人的一般性追求。应在批判其迷信和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特殊性的同时，从端正了的人生目的予以改造吸收。
实践辩证法对人生目的的规定，当然要考虑个体与总体、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但更重要的，是以人本质的发展和人性升华为根据。发展人，既是个体的，又是总体的。个体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使这短暂的生命具有更丰富的内容，即具有并发挥高素质技能，创造更大的价值，却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来生”不可求，但“今生”却是实在的，只要具备相当的社会条件，即提高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形成促进其提高和发挥素质技能的社会机制，就可以使个体的人生达到超越其个体生存需要和时限的目的。而这也正是人类总体的生存目的：为所有个体人的发展及后代的承续，创造条件，提供机会。无论个体人，还是总体人类，其生存当然要创造财富，也要按某个原则占有财富，从而有秩序地存在和发展。但这只是人生目的的实现手段，而非目的本身。
端正并明确规定人生目的是发展人而非占有物，以人的本质规定来辩证地处理人生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是人本质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具体化，也是实践辩证法的必要环节。要使端正了的人生目的成为全体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目的，并不能像宗教神职人员那样“传教”、“布道”，由一批宣传员在那里说教，而应将之作为一个必要原则，贯彻于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在实践中传播并成为凝聚劳动群众的精神，进而在社会关系的变革中予以实现。
社会关系是人本质中交往这个要素的总体表现，通过交往，劳动、需要、意识各要素集合起来，使人类结成生存的共同体。社会关系是人存在的必要形式，人生目的与手段的矛盾，集中并展开于交往及其社会关系中。社会关系又以制度、体制，以及国家、公共权利机构、企业、团体、家庭等各种形式和相应的机制，来制约个体人的行为，制约人生目的与手段的矛盾，制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个体人的人生。实践辩证法形成于社会关系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要求与导引。
社会主义运动所要变革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及集权官僚制、封建领主制的残余。由于历史的原因，各国的社会制度是有所差异的，但人类总体现在正处于资本主义制度，集权官僚制、封建领主制的残余也已转化成依附大资本财团的社会势力，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官僚资本和特权资本。与西方国家的资本相比，官僚资本和特权资本并不是来源于经营竞争，而是来源于政治权力和特权，也依据政治权力和特权来垄断资源、制定政策获取超额利润。它们采取了资本的形式，并全面投靠外国大资本财团及其政府，成为大资本财团的代理人。这是比资本主义势力还落后的反动势力，它们的存在与作用，不仅支撑了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更维持了其所在国的集权官僚制和封建领主制的残余。
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对资本主义制度及集权官僚制和封建领主制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其根本，就在于以实践辩证法展开劳动主义的基本观念，指出唯物主义及天命主义、上帝主义对人存在和发展的障碍，从人本质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大趋势，论证变革这些旧制度及其维持的社会关系的必然性。在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社会变革运动，是马克思所说的结束人类“史前时期”的大进步，绝非“唯生产力论”者所鼓吹的只是发展生产和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这是一场全方位的变革，从经济到政治的全部社会制度和关系，都要进行变革。社会关系的变革不是取消社会关系，而是根据人本质发展和人性升华的要求，端正人生目的，界定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为发展人，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创造相应的社会关系。
人本质发展和人性升华及按其要求端正的人生目的，是社会关系变革的理念；社会关系变革为实现这个目的，即提高所有个体人的素质技能提供必要条件；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是社会变革的根据与动力，社会变革则确立劳动者主体地位以保证其素质技能的持续提高。
在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变革，表现为运动和制度，运动是动态，制度是静态，二者是同一过程的两种形式。运动是以理论为指导形成组织，集合劳动者个体为总体，形成社会势力，反对和改变旧的社会势力及维护其利益的制度与关系。运动本身已包含着制度，即运动的组织、纲领、纪律等，这是取代旧制度的新制度的雏形，也是运动的必要保证。制度是运动达到质变阶段的集中体现，是社会变革的关键。制度不仅是前一阶段运动的结果，也是下一阶段运动的开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社会变革不是停止，而是要不断变革。这个阶段的变革，不仅针对旧制度的残余，更要克服新制度的缺陷及其所滋生的反变革的势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也是运动，是制度的更新和完善。
社会关系的变革是人的发展的要求和必要形式，而变革的成果不仅表现在制度和关系上，更表现于人的素质技能的提高，表现于社会生产力和文明的发展，表现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上。正是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人生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才能得到妥善处理，从而实现依循人的本质发展和人性升华的人生。这里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需要的界定。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提出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将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提法遭到了普遍的质疑，包括相当数量的共产党的干部也据此认为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每个人的需要都是无止境的，生产力水平再高，也不能达到按每个人的需要来分配。这实际上是以人生目的是占有物的观念来认识人的需要及其社会关系。确实，如果是以占有物来规定需要，那么任何一个人的需要，都是地球上所有人的劳动不能满足的，只要这个人提出一项现有生产力水平之上的需要，就可以证明这个结论。
需要，作为人本质的一个要素，已经高度社会化了，绝非动物的生存本能的要求。也就是说，需要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表现，或者说社会关系已成为需要的内在因素了。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表现得尤为突出。马克思指出：
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成为非人的、过分精致的、非自然的和臆想出来的欲望的机敏的和总是精打细算的奴隶。私有制不能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它的理想主义不过是幻想、奇想、怪想；没有一个宦官不是下贱地向自己的君主献媚，并力图用卑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的麻痹了的享乐能力，以骗取君主的恩宠；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更下贱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的按基督教教义说来应该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每一个产品都是人们想用来诱骗他人的本质，他的货币的诱饵；每一个现实的或可能的需要都是把苍蝇诱向粘竿的弱点；对社会的、人的本质的普遍剥削，正像人的每一个缺陷一样，是同天国联结的一个纽带，是使僧侣能够接近人的心的途径；每一个急难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摆出一副格外殷勤的面孔来接近自己的邻人并且向他说：亲爱的朋友，你需要什么，我给你，而必不可缺的条件，你是知道的；你应当用什么样的墨水给我写字据，你也是知道的；既然我给你提供了享受，我也要敲诈你一下），——工业的宦官投合消费者的最下流的意念，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窥伺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的服务付报酬。
这种异化也部分地表现为：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在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无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产相反意义上的自身。[1]
需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变成资本增殖的手段。资产阶级承继奴隶主、领主贵族、官僚地主的阶级意识，将需要和消费异化为社会地位、权力、尊荣等的象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源去生产各种奢侈品，由此造成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巨量的浪费，另一方面是劳动者的消费不足。演化至金融资本阶段，金融财团及其代理的政府（布什政府是其典范）进一步把房地产业的商品变成投资，使住房这种需要变成资本增殖的手段，以致爆发全球金融海啸。当占有物质财富成为主导性的人生目的，并把所有的人都当做手段，这时的需要已不再是人本质的一个要素，而是异化为比动物的生存本能还要低级的物质的属性了。
资本主义对需要的异化预示着人类将在丧失人的本质和人性中的没落，这不仅引发社会关系的尖锐矛盾，也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金融海啸袭来的同时，地球变暖和严重的污染正威胁着全人类的命运。
只有人本质的发展和人性升华才能救人类。实践辩证法的历史意义，就在根据人的本质和人性来端正人生目的及其与手段的关系，以此为原则来变革社会关系，解决人生和社会发展中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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