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思想道德领域存在的六大挑战
原载《探求》
摘 要：随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开展，我国思想道德领域的六大挑战也先后凸显了出来。这一系列严峻挑战，主要由当前我国出现的政治腐败、社会腐败、马克思主义边缘化、荣辱观错位、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文艺传媒错误导向、吏治导向错误和思维极端化等引发。我们只有高度重视这些挑战，牢牢掌握思想领导权，把它应对好，才能顺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关键词：思想道德；挑战；思想领导权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整个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变迁和史无前例的社会进步。然而，在这种社会巨大变化和进步的同时，由于我们民族传统思维基本模式——两极思维的强大惯性影响；由于我们长期以来“一手硬，一手软”问题的客观存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发展，当前我国思想道德领域的六大挑战先后凸显了出来。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思想领导权的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有了思想领导权，没有政权可以取得政权；没有了思想领导权，有了政权也会丧失政权。如果不能及时和较好地应对这一系列挑战，牢牢掌握思想领导权，和谐社会的建构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实现，甚至于还有可能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动乱，造成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倒退。
一、政治腐败可能引发政治信念动摇的挑战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转变。这个转变的根本点，就在于从无权者到掌权者。掌握权力者，其最大的诱惑就是来自于权力寻租，即可利用权力去换取一切。而这个寻租交易是否成交，在很大程度上视寻租交易成本的高低而定。寻租交易成本越低，寻租交易者和寻租交易行为就越多，政治腐败就越严重。当然，由于诱惑力的大小不一，以及掌权者政治道德素质的高低不同，也影响到寻租交易者和寻租交易行为的多寡，从而也影响到政治腐败的程度。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古今中外所有的政府都有不同程度的政治腐败；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防、反腐败的体制和机制越健全，掌权者的政治道德素质越高，政治腐败的程度就越低。我们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计划经济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高度的中央集权和群众专政机制，由于政治运动的不断持续，由于广大党员干部保持着牢固的政治信念，使权力寻租必须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因此，相对而言，政府的廉洁度相当高。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进入市场经济阶段，在这个阶段，原有的体制和机制完全被冲垮，新的体制和机制还没有完全确立和健全；同时，我们长期忽视了对党员干部的政治道德教育，政治信念越来越淡漠，政治道德素质越来越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寻租交易成本很低，另一方面自我约束能力低下，寻租交易行为开始滋生蔓延起来，政治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政府生死攸关的难题。
当前，我国还存在着贪污受贿、贪赃枉法、买官卖官、专横跋扈、欺上瞒下、滥用职权、铺张浪费、不守信用、弄虚作假、任用亲信、营私舞弊、拉帮结派、形式主义、打击报复等腐败现象。这些腐败现象极为严重地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政治信念动摇，使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缺乏应有的信任，对党和政府的干部缺乏必要的信心，继而引发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生怀疑。要求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政治思想开始流行，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直接动摇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要应对这一严峻挑战，一方面我们必须尽快健全防、反政治腐败的体制和机制，使政治腐败者要为自己的政治腐败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另一方面，必须加大对党员干部进行政治道德建设的力度，锤炼他们的党性，提升他们的自我约束力。并在此情况下，加强对广大群众的引导工作。
二、社会腐败可能引发社会观念错乱的挑战
在政治腐败的影响之下，尤其在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之下，各行各业的不正之风逐渐泛滥成灾。唯利是图已经成为一些行业、单位和部门的价值取向。这既是当年全民经商留下的恶果，也是各行各业全面商品化造成的恶果。无疑，市场经济追求经济效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行业、单位和部门都必须追求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追求经济效益必须要遵守法律和道德的要求。这样的市场经济才是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而，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一方面几乎所有的行业、单位和部门都在追求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许多行业、单位和部门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都在不同程度地破坏着社会法律和道德的规范。例如医疗行业，其本质是救死扶伤，应当以保障民众生命健康安全为己任，应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福利事业。自古以来，人类都给予医疗卫生工最崇敬的称号——白衣天使。但是，在医疗市场化改革导向下，部分医疗卫生机构唯利是图，一些白衣天使沦为黑衣魔鬼，使广大的患者雪上加霜，导致广大民众怨声载道。又例如教育行业，其本质是教化人，培育人才，应当以提高整个民族素质为己任，是一个社会最神圣最重要的公益事业。自古以来，人类也给予教育工最崇高的尊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然而，在教育市场化的导向下，整个教育行业也开始沦落，把教育资源当成一棵摇钱树，整个教育发展方向发生了严重的偏差。之所以这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领导把国外的医疗、教育“经验”引进中国，以为这样才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可惜的是，他们却忘记了中国最大的国情，一是人多，二是落后，三是社会主义。不仅就目前这样照搬照套不行，就是将来中国现代化了，也同样不行。
社会腐败可能引发的社会观念错乱的挑战，主要表现为，社会腐败就会使广大民众对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就会使人们对改革开放发展前景缺乏信心，就会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发生动摇；还会进一步使人们产生这样一些思想观念：只要能解决中国的社会腐败问题，无论哪个党执政都无所谓，搞社会主义与搞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差别；中国的发展似乎正在变成有钱人的世界，没有金钱就没有一切等等一些糊涂思想观念。这些糊涂思想观念的发生发展，对于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是极其不利的，也是极其困难的。应对这一挑战，我们必须要对社会发展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整个社会特别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中，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使整个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在最大限度内把社会腐败降到最低程度。
三、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可能引发思想信仰危机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党在长达80多年的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巨大胜利。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将会在根本上动摇四项基本原则。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机遇与挑战俱在。从机遇方面说，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环境，可以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模式和优秀文明成果，跨越式地实现我国的现代化。从挑战方面说，由于我国社会文明发展正处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而西方发达国家，其社会文明已经发展到后工业文明阶段。根据社会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先发的文明必将对后发的文明具有强大的渗透、挤压和同化的作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被西方帝国主义打败的中国，开始了被西方工业文明渗透、挤压和同化的历史进程。就一般而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这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历史的进步。问题是这一历史进程，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是以弘扬民族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为前提，还是以毁灭民族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为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主动地向西方工业文明学习，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然而，由于两个社会文明之间的差距，随着我国全面对外开放，东西方交流的不断发展，西方意识形态正在向我国大量渗透，日益严重地影响着我们的广大民众；我们的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价值观面临挑战。同时，随着我国政治腐败的滋生蔓延，加剧了人们的逆反心理，马克思主义正在边缘化。
马克思主义正在边缘化的突出表现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研究在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不受人重视，许多学科都热衷于讲西方的东西，甚至于还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对象；同时，许多所谓的“学术”标准，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是盲目地以西方标准为标准；还有相当多的单位和部门，把马克思主义只是作为门面，大搞形式主义；甚至于还有的人千方百计地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幌子，实质上在抛弃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可能引发的信仰危机的挑战，就是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继而，就必将会动摇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应对这一挑战，必须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有所引进与有所抵制相结合。即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模式和优秀文明成果；抵制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特别要警惕西方反华反共势力利用其先发文明的优势，对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的图谋；同时，一方面要大力扶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要大力开展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增强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和凝聚力。
四、荣辱观错位可能引发道德缺失的挑战
几乎在所有的后发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上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环境污染、政治腐败、道德下滑……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没能完全幸免。一方面，我们在经济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另一方面，思想道德建设却远远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我们除了大面积的环境污染、政治腐败滋生蔓延之外，就是道德混乱。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们最严重的问题是“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而这种“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直接反映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政治优势，凭着这种优势，我党牢牢掌握着思想领导权，不仅夺取了政权，而且率领中国人民走过了近6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然而，目前我们的这一优势正在退化。虽然在表面上和口头上，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但在实质上和实际上，却没有真正重视过。所谓的重视，大多都是搞形式主义，一阵风。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没有真正得到有力的建设，许多“难以安排”的干部、人员或“不太好用”的干部、人员往往被安排去搞政工工作。这样，一方面导致了政工工作人员的心理失落，另一方面许多政工工作人员的素质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从而造成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没人做、不愿做、做不好的局面。结果，一方面急剧变化发展的时势涌现了大量的思想道德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从而就会引发一系列的思想道德混乱状况。
同时，在全面开放的态势下，多元价值观念生成；文艺的娱乐功能不断被强化，反之，文艺的教育功能不断被削弱。过去，我们更多的是把文艺传媒看成是一种教化的工具，而现在更多的是把文艺传媒看作为一种商品，并日益商业化。因而，唯利是图的价值导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文艺传媒这块精神领地。在这种价值导向下，庸俗化、色情化、暴力化、流氓化等倾向日趋严重。任意歪曲事实，随意颠倒历史，大肆嘲弄英雄、疯狂讥讽神圣等等渐成流行病。特别是一些传媒，在唯利是图的价值导向下，不仅对此推波助澜，而且还打着所谓“更新观念”、“创新理论”的幌子，传播一些腐朽、落后、反科学、错误的思想观念，对社会进行错误的价值导向，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社会思想道德的混乱。
长期以来，这种思想道德混乱的状况，突出表现在许多荣辱观念发生错位甚至于颠倒：诸如把爱国说成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把讲科学说成是作秀；把辛勤劳动说成是没有本事；把团结互助说成别有用心；把诚实守信说成是傻瓜；把遵纪守法说成是笨蛋；把艰苦奋斗说成是老古董；把夫妻忠贞看成是封建主义；把爱岗敬业看成是保守；把克己奉公看成是不识时务；把集体主义看成是专制主义；把无私奉献看成是疯子；把拒贿廉洁看成是胆小怕事等等。总之，一些人将一切神圣、崇高、纯洁、美德的东西都嗤之以鼻，而认为只有自私自利才符合人的“真正本性”。
荣辱观错位可能引发的道德缺失，首先是整个社会的诚信缺失；其次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缺失；再次是整个社会道德价值的缺失。这种严重的社会道德缺失，严重地污染了人心，使人们的良心遮蔽，羞耻心淡薄；导致大量的道德失范现象、消极现象、腐败现象滋生蔓延，造成整个社会风气的不良，成为各种违法犯罪的温床，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与和谐社会的建构，继而严重影响到我国的长治久安。我们应对这一挑战，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高度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
五、吏治导向错误可能引发从政道德变异的挑战
自古以来，政德特别是官德在整个社会道德风气中起到导向的作用。我国最早的典籍《尚书》就把政德特别是官德比喻为风，民德比喻为草，认为“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因此，政德特别是官德的建设，是我国道德建设的关键。而政德特别是官德的建设，又直接受到我国政治制度安排，特别是干部人事制度安排的巨大影响。可以说，在中国，吏治导向实际上就是一个价值导向，就是一个从政道德价值导向。长期以来，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都存在着不少问题。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在事实上强化了各级领导班子第一把手的权力，另一方面由于唯利是图的价值导向也弥漫到政治领域，再加上中国传统整体主义和情感主义的负面影响，造成吏治中存在着一系列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买官卖官，二是任人为亲，三是黑箱作业，四是形式主义，五是脱离群众，六是选人用人标准片面化，造成了吏治腐败的滋生蔓延。
吏治腐败产生的导向错误可能引发的从政道德变异的挑战，一是由于各级领导班子中第一把手的权力过大，一些人就有可能利用自己掌握的官职资源进行权钱交易，从而导致官职商品化，强化了干部拜金主义的价值导向，进而造成更深度的政治腐败。因为有钱才能当官和升官，因此就必须不择手段地敛财；而花了钱得到的官职，反过来也就必然会利用其职务权力进行疯狂地敛财。因为只有这样，一方面才能“回本”和获利，另一方面也才能有本钱去追求更高的职位。二是由于各级领导班子中第一把手的权力过大，加上中国传统整体主义和情感主义的负面影响，一些人就有可能在干部人事安排上搞任人唯亲，从而导致了“自己人”效应，强化了干部吹拍奉承的庸俗之风。因为要成为领导眼中的“自己人”，就必须要跟领导搞好关系；要搞好关系，吹拍表忠是基本功。可怕的是，此“功”甚至于在许多领导和组织人事部门的眼里，正恰恰是一种必要的“领导才能”。在这种吹拍奉承的庸俗之风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正直之士往往就被排斥在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选用之外，这也就是当前政治腐败不断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由于各级领导班子中第一把手的权力过大，第一把手一个人说了算，从而造成民主的虚化，进一步强化了干部对百姓毫无顾忌之心，他们一门心思应对领导与组织人事部门。只要领导喜欢，无论多么荒诞的事情也可以做；只要领导不喜欢，多么正确的事情也不可做。四是由于干部“政绩”考核的唯GDP化，以及干部选用标准过分着重年轻化，一方面引导干部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即使是劳民伤财也在所不惜；还引导出干部弄虚作假，所谓“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就是对这种现象的形象概括。另一方面造成了干部对年龄的过度敏感，造成了许多干部大有“生不逢时”之感。引发了许多干部虚报年龄、改小年龄的现象；甚至于产生大量的“39”、“49”、“59”现象。应对这一挑战，必须加大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力度，加大对第一把手的监督力度，加大对第一把手权力的制约力度，加大对干部任用的道德操守考察的力度。必须尽快制定和出台《公务员伦理法》，必须尽快推动干部人事制度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公开化的进程，使干部人事制度安排成一个阳光工程、一个真正能够发现、使用德才兼备的“千里马”的伯乐工程。
六、传统思维的两极化可能引发思维极端性的挑战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两极思维模式根深蒂固。而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淡化甚至边缘化，形而上学思维更加严重。在这种思维中，否定是一种彻底的否定，肯定也是一种完全的肯定，从而造成了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走上极端化、片面化。例如对改革开放前过分强调政治与精神的作用的否定，走上极端化、片面化的结果，就是过分强调经济与物质利益的作用，完全忽视政治和精神的作用，造成了许多干部不讲政治，不讲精神，长期“一手硬，一手软”，引发了大量的思想道德混乱现象，又例如我们对过去强调“红”而忽视“专”的否定，走上极端化、片面化的结果，就是只讲“专”不重视“红”，更不重视“德”，造成了相当一部分干部缺乏理想信仰，缺乏必要的马克思主义修养，缺乏做人的基本德性，这也是引发政治腐败滋生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又例如我们对过去大搞“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走上极端化、片面化的结果，就是毫无阶级斗争观念，大搞好人主义，对坏人坏事从不斗争，对政治腐败的斗争软弱无力，把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完全庸俗化，甚至变易为“表扬与自我表扬”的不正之风，这又是造成政治腐败滋生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再例如我们对过去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否定，走上极端化、片面化的结果，就是过分强调年轻化，把相当一部分久经考验的干部排斥在选用的范围之外，把相当一部分缺乏党性考验的年轻干部提拔到重要岗位，也是造成政治腐败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我们把过去的思想道德建设彻底否定，把它批判为“假大空”。然而，认真想一想，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过去的思想道德建设的“假大空”，只是做法上的“假大空”，而并非所有的内容都是“假大空”。无疑，过去把先进性的思想道德要求全体人民去遵守，固然是“假大空”；然而，我们却没有看到，先进性的思想道德本身就是人类的美德，这不仅不是“假大空”，反而是人类应该大力倡导的东西。结果，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指出的那样，我们在给孩子洗完澡后，把洗澡污水连同孩子都一起倒掉了。这样一来，致使所有一切神圣、高尚、纯洁、崇高的东西都变成了“假大空”，而似乎只有自私自利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从而把一个社会的崇高美德也给彻底否定了，使我们走到了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去守住社会的“伦理底线”的可悲地步。
总之，形而上学目前在中国社会相当严重，尤其在一部分党政领导干部中相当严重，从而导致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大量的社会矛盾凸现。这种情况如果再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就会危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实现。应对这一挑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学哲学，用哲学，认真学习唯物辩证法，改造我们的传统思维。
解决思想道德领域的挑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解决思想领导权的问题。而思想领导权的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众所周知，人们行为的指挥棒在于人们的思想，治国的根本在于治思。思想领导权是执政党执政的前提和根本。过去在旧中国，中国共产党没有执政权，但是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思想领导权，吸引和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夺取了执政权。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必须要主动应对思想道德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挑战，牢牢地掌握思想领导权，这样才能团结和率领全中国人民去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