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提出：共产党执政后面临的新问题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1956年底提出来的。1956年11月13日，他在《国家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一文中说：“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2]（p160）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明确区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11月15日，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3]（p325）他在这里说的“别的方面的矛盾”和“新的矛盾”，主要就是人民内部矛盾。
同年12月4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一封信中，第一次较为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两类矛盾的学说：“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4]
同年12月8日，他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我国“人民内部”的内涵。他说：“共产党、政府、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包括恢复了选举权的地主，都属于人民内部。在人民内部，有缺点，有问题，要从团结出发，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提出意见，提出要求，解决问题，达到团结。”[2]（p174-175）
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全面、系统而深刻地阐述了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呢？从他在发表《正处》前后的一些讲话来看，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提出，是为了适应社会关系和党的任务的新变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新中国的执政党。特别是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已经不存在了，阶级斗争只是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内政治生活的主题。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2]（p351-352）也正如他在《正处》中所指出的：“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同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和斗争已经不再是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日益凸现出来，整个社会处在一个“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的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2]（p289）的重大历史转变时期。这个时期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2]（P216）。而要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就必须紧紧抓住国家政治生活的新主题，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尤其要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第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执政党建设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党的建设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共产党执政之前，共产党人作为人民的一分子，领导人民同内外反动派作斗争，为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勇于牺牲自己的一切。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共产党离开了人民的掩护和支持，自己就不能生存。因此，那时共产党与人民休戚与共，很少有什么矛盾。即使与人民产生了这样那样的矛盾，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也很容易较好地处理和化解。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在战时，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这时候，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在平时，又不打仗，就是训练，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2]（p286）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是全新的工作，共产党总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的。这样，当然就会使人民内部矛盾比战时更加凸现出来。本来，共产党是一向注意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毛泽东倡导的用以解决党内矛盾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被“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2]（p210）为什么现在又觉得是新问题呢？毛泽东说：“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因此，“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2]由于新中国是在长期的战争后诞生的，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又不长，人们用战争年代解决阶级冲突那种方式来解决矛盾的思维方式还没有完全转过来。因此，当时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一方面是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出现，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另一方面，我们党内的许多人对人民内部矛盾“还不认识，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不少人分不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还在试图“用解决第一类矛盾的方法去解决第二类矛盾”[2]（p289）。就拿“双百方针”来说，“地委书记、地区专员以上的干部约一万多人，其中是否有一千人是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都很难说，其余十分之九还是不赞成的，这些都是高级干部呢”[2]（p257）！
这种情况，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当然也夹杂一些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2]（p260）这就是说，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之后，教育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提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就成为执政党建设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是否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系党和社会主义的命运。毛泽东之所以要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是鉴于苏联和东欧一些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教训。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赫鲁晓夫上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匈牙利等先后发生大批人民群众上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治事件；受这种形势的影响，我国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少数人闹事的情况。这些情况，不能不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他从这些事件中看到了共产党执政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看不到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是斯大林的重大失误。他深刻地指出：无论什么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2]（p322）。他认为，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斯大林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给了赫鲁晓夫以口实。他说：苏联“开头几年还可以唱反调，有些言论自由，以后就只许讲党和政府的好话，不许讲坏话，不能批评，搞个人崇拜。斯大林常常把两种矛盾混淆起来了”[2]（p253）。而匈牙利之所以发生人民群众上街反对党和政府的事件，也是因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没有处理好，党和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1]（p361）；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相互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2]（p211）。同样，我国之所以发生少数人闹事，也是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处理好，“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2]（p236）。因此，“为了从根本上消灭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2]（p238）。
毛泽东从苏联、东欧国家和我国自身的教训中，敏锐地看到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极端重要性：它是关系到我们党会不会变质，国家能不能稳定和发展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才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整风称为“天下第一大事”。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确是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角度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社会的关系根本变化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变化。我们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须同时改造自己。”[1]（p451）他在这里说的是党“改造自己”，也就是加强党的建设。
二、共产党执政后的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在谈到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曾经说过：“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他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2]（p205）在我们国家，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社会的一切矛盾都要在党的领导下去解决。因此，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矛盾，是所有人民内部矛盾中最重要的矛盾。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旨，是要求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者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用战争时期处理敌我矛盾那种方式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从《正处》及以后毛泽东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来看，他也主要是从党和人民政府与工农群众、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与民主党派、与少数民族等方面的关系来展开的。
在党和政府与工农群众的关系上，共产党执政以后，容易产生以“救世主”或“统治者”自居，因而脱离工农群众，甚至欺压工农的倾向。毛泽东指出：“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3]（p325）他强调：“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2]（p206）这就告诉我们，工农大众是人民政权的领导力量和阶级基础，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依靠力量。因此，“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2]（p211）。他十分注意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防止出现特权阶层的问题，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3]（p325-325）他强调说：“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1]（p547）他再次从社会主义命运的高度，论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共产党执政以后容易滋生排斥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宗派主义倾向。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指出，在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上，党内还存在“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1]（p477）。1956年12月24日，他在《对中央转发统战部关于加强地方政协工作意见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提出：“对于有些在党外人士面前爱摆老爷架子，宗派主义作风极为严重的同志，应当认真地给以批评和教育，端正他们的态度和作风。”[1]（p276）他强调：“我们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克服缺点和错误，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我们还应当借助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批评来克服缺点和错误。不管他们的批评有许多常常是从右的方面出发的，但是能够引起注意的所在，使我们能够及时地解决这方面发生的问题。这也是监督的一个方面。这对于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有益无害的。”[1]（p146-147）
在党和政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上，由于党和政府的干部绝大多数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工农干部，容易出现重经验轻知识、因而轻视知识分子的倾向。毛泽东说：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2]（p224）。这个矛盾的主要表现是“我国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而“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文化科学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他们的事务”[2]（p225）。
在党和政府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方面，共产党执政后，容易产生忽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按照一般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对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在《正处》中，强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即“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司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司合营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2]（p223）。他批评了否认民族资产阶级还存在两面性的观点，提出要“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2]（p223）。
在党和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由于共产党人多为汉族，共产党执政后，容易滋生大汉族主义倾向。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平等的一员，因此“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该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矛盾”；而克服的办法，“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2]（p227）。
1957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向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要各得其所。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2]（p186）。这就是说，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管事）的情况下，各方面的矛盾都集中在党这方面。党只有统筹兼顾各个方面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方方面面的矛盾，才能真正做到“各得其所”。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党的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和主题
毛泽东发表《正处》主要是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也从当时全党对这篇文献贯彻的实践中体现出来。
《正处》发表后，全党立即组织了学习和讨论。学习的中心内容是解决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存在的问题。1957年4月1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的通知，要求“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特别要求报告“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2]（p292）。可见，全党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正处》的着力点是纠正党内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存在的不良作风。
1957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社论，指出：“认真地研究和执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这是当前党的每一个组织、特别是党的高级组织和它的负责人员的迫切任务”；这项学习，“对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水平，巩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社论列举了党内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再一次大规模地、有系统地整顿党的作风，展开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达到使全党善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
1957年4月27日，即毛泽东《正处》发表两个月后，党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从中央对整风运动的部署来看，这次整风完全是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来展开的。
第一，整风运动的指导文件是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这个《指示》还认为，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和在党内的热烈讨论，实际上“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在整风运动中，始终要抓好对这两篇文献的学习。
第二，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要求“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指示》指出：这次整风，“对于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主要是要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团结六亿人民出发、不从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和广大的党外群众出发、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而真正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对于一般党员，主要的是要求他们懂得：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2]
这就是说，整风运动反对“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2]（p116），都是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来进行的。反对主观主义，是反对那种在阶级关系已经变化，人民内部矛盾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的新形势下，仍然试图用革命时期那种急风暴雨式的斗争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反对官僚主义，主要是解决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问题，克服各种脱离甚至欺压群众的国民党作风，避免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激化。反对宗派主义，则主要是解决与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克服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排斥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避免共产党与其之间的矛盾激化。
第三，把提高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作为整风的重要内容。既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内部矛盾成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那么党和干部的执政能力，就要体现在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能力上。因此，1957年的整风运动在培养干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能力上下了很大工夫。《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整风要“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践中提高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矛盾的本领。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除要求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外，还要求各地党委在整风中“分别在党与㈠工人、㈡农民、㈢学生、㈣解放军战士、㈤知识分子、㈥民主党派、㈦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1]（p447）。也就是在处理具体的人民内部矛盾中提高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
为了提高各级干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党中央、毛泽东还身体力行，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化解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措施。例如，为了有利于听取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毛泽东提出：“我们可不可以让人家办个唱反调的刊物？不妨公开唱反调。”[2]（p253）为了正确对待和处理“少数人闹事”，毛泽东提出，把“在法律范围内”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大民主形式作为“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因为官僚主义存在”[1]（p362）。中共中央在《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根本的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在工厂方面，应该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实行和加强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在学校方面，切实保证学生会、教职员工会、青年团和党支部会议能够充分地自由地对学校工作提意见，在有民主党派的学校，应尽量吸收他们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随时征求他们的意见。”[1]（p371-372）
虽然，1957年党的整风运动，后来因出现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干扰而转了向，但毛泽东开展整风运动的初衷，显然是为了贯彻《正处》的精神，整顿党内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存在的各种不良作风。即使进行了反右派的斗争，毛泽东和党中央也强调：“反右派斗争是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扫清道路的，我们决不能允许任何人用反右派斗争来阻塞人民内部的言路，用强制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必须使反右派斗争的结果，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培养人民敢讲话的空气。”[4] 至于反右斗争实际上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那是另一回事。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正处》，是针对共产党执政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和党面临的新任务，在科学总结我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的直接目的和具体实践，是整顿党内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存在的各种不良作风。这就是说，《正处》的根本意义是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只有这样来理解它的现实意义，才符合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的本意。
还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正处》一文，不仅成为当时加强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于今天和今后我们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也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仍然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随着改革的深入和一些新的阶层的产生，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日益复杂的局面。在新的形势下提高区分和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本领，仍然是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文献，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永远是我们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伟大纲领。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2]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毛泽东选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4]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参考资料[C].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 3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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