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国家化”剖析
时间:2010年03月12日 来源:《政治学研究》 :齐彪
“军队国家化”是近年来否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最具蛊惑性的论点。其论者搅乱军队与政党、国家的关系，把军队的政治属性与国家属性对立起来，以军队的国家属性否定军队的政治属性，进而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此有必要对其作一个比较全面的剖析。笔者认为，“军队国家化”不仅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在理论上说不圆，在实践上更行不通，是一个虚幻的悖论。
一、“国家的军队”不等于“军队国家化”
“军队国家化”论者认为，既然军队是国家的，就应该搞“军队国家化”。从“军队是国家的”这一前提能不能得出搞“军队国家化”的结论？这是我们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
毫无疑问，军队自产生以来，就是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军队是国家的，具有国家性质。国家之所以能成为“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就是因为它“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是国家与氏族社会的根本区别。军队在国家机器中的地位突出。列宁指出：“最能表明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列宁选集》，第3卷，第13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又说：“国家机构首先指的是常备军、警察和官吏。”《列宁选集》，第3卷，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军队本身就是国家一部分的情况下，不存在还要“国家化”的问题。“国家的军队”与“军队国家化”不是一码事，不能混为一谈。“军队是国家的”，这谁也没有提出过异议。“军队国家化”论者利用人们对“军队是国家的”这一命题的认同心理，把“国家的军队”与“军队国家化”等同起来，谁反对“军队国家化”，就给谁扣上反对“军队是国家的”帽子，就说谁不懂“常识”，这是一种偷换概念、偷运私货的行径。
“军队国家化”只有在国家走向不明朗或者还没有成为统一的国家、军队不是国家一部分的情况下，才有研究意义。这突出地表现在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对“建什么样国”问题的不同认识，以及如何进行“军队国家化”的斗争上。蒋介石为了达到建立独裁专制国家的目的，以国家化身自居，以“军队国家化”为幌子，要中共交出军队，其本质就是“要把人民的军队化为军阀的军队”《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案》，《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194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而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中国和平民主建国的新前景，则希望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由此提出了首先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国家民主化，然后与国民党一起把武装力量交给新的民主国家，即“先国家民主化，后军队国家化”的主张。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关于“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的提问时指出：“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可见，当时我们党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就是要首先解决建什么国的问题，然后才能考虑军队“化”到什么样的国家去。为向国民党表达诚意，党进一步提出了“国家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同时进行的让步方案，但这都遭到了国民党的拒绝，并以发动全面内战来回答。一些人超历史地把党的领导人在具体条件下对“军队国家化”的具体论述拿到当前来为其论点作辩护，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旧中国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我军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具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我们的每部宪法，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的表述。军队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钢铁长城，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在我军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情况下，一些人侈谈“军队国家化”，既没有理论支撑，也没有社会基础，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不知其想把我们这支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化”到哪里去，说穿了，就是不认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希望我们这支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化”为他们所追求的国家的军队。
二、不能以军队的国家性质否定其从属于执政者的政治性质
“军队国家化”的论者认为既然军队是国家的，共产党就应该交出军队搞“国家化”。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军队能不能脱离执政者或执政党而成为纯粹的国家军队。
包括军队在内的国家机器作为“器物”、“工具”必须要有人来执掌和使用。这就是执政者对国家政权的掌握和领导。执政者在君主政治下是奴隶主、封建地主及皇帝个人，而在政党政治下则必然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党这一政治集团。这就是说，军队既具有国家性质，又具有隶属执政者的政治性质。军队在国家机器中的重要地位，决定执政者必须把执掌军队放在重要位置。马克思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的名言，同样适合于其他任何阶级的执政者。执政必“执军”，不“执军”就谈不上执政。但同时，军队作为国家的一部分，其职能作用只有在执政者的领导下才能发挥出来；军队的政治性质相对其国家性质来说，更具有本源性、基础性的作用；军队的国家性质是由从属于执政者的政治性质来决定和保证的。只有军队置于执政者及执政党的领导之下，才能保证军队的国家性质。奴隶主阶级执政决定着其军队是奴隶主国家的性质；封建地主阶级执政决定着其军队是封建主义国家的性质；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执政决定着其军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而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执政则决定着其军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
历史和现实都说明，在政党政治条件下，军队能否有效地置于执政党的掌控之下，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国家、民族的命运。军队一旦脱离执政党的领导，军权被个人或利益集团所操纵，对任何国家都不能说是好事。这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局动荡、难于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教训也说明，军队一旦背离了自身的政治性质、脱离了共产党的领导，不仅谈不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甚至不能正常履行维护主权领土完整的国家职能。苏军脱离苏共、实行“国家化”，不仅是苏联国家变色的重要原因，也是其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
在军队已经成为国家一部分的前提下，“军队国家化”论者主张的军队脱离党的领导而成为纯粹的国家军队的观点，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伪问题。因为军队一旦脱离执政党的领导，就不是现存国家的一部分，不仅成为执政者的反对力量，而且也成为现国家政权的破坏力量。“军队国家化”对我推行这一政治主张，其重要目的就是企图在我党与军队的关系上打开缺口，挑动军队脱离党的领导，使军队脱离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成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异己和破坏力量。
三、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为“公”制“私”的制度
“军队国家化”把我军从属于党的政治性质与国家、人民性质割裂、对立起来，认为“军队应该是人民或国家的军队，而不是党的军队”，攻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公器私用”、“谋一党之私”。这是与事实相违背的。在中国，军队只有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才能成为人民和国家的军队。从一定意义上说，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一个为废“私”而立、为除“私”而存、为防“私”而续的制度，是一个真正保证军队始终为国为民、“公器公用”的制度。
中国历来就有“兵归将有、兵随将走”这种个人掌握兵权的传统，这是藩镇割据产生的重要原因。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危机的加深，兵权逐步落入个人手里。辛亥革命后，各派军阀“拥兵惟嫌其少，据地惟嫌其狭”，彼此混战不断。辛亥革命到1933年，四川大小军阀战争共470余次，平均每半个月就有一次；辛亥革命到1922年共发生兵变179次，其中1917年到1922年计90次。“五四”运动前后，全国共有军队150万左右，每年军费支出占整个北洋政府年支出的2/3。王金（金吾）主编：《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史》，第125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从1916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总共出现了8位国家元首、38届内阁、5届国会。这种政府频繁更迭的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正是各派军阀争权夺利的军阀政治的实质。这给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孙中山对此哀叹:“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如何铲除军权私有的军事领导制度，废除军阀政治（武人政治），是中华民族求解放、争复兴历史进程中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产生之前，几乎其他各种军事领导制度都在中国试验过。既有辛亥革命后对西方的照搬，又有大革命时期对苏俄的学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也提出了废督裁兵、化兵为工等主张，但都不能根除这一兵权私有的顽疾。北洋军阀被打倒后，继之而起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国家境况越来越糟。
中国共产党通过艰辛探索，在吸收苏俄经验的基础上，独创性的建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新型军事制度。这根本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与苏俄主要通过党员个人掌握军队的制度（1925年之前是政治委员具有最后决定权，其后逐步过渡到军事首长一长制）有很大的区别。党通过其在军队中设置的各级组织，把军队牢牢地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一制度的确立，使中国几千年来兵权私有的积弊为之一扫，彻底摆脱了军阀操纵政党及政治的梦魇，军队真正成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战斗的工具。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所具有的这种为“公”制“私”的功能，不仅在于其本身的科学合理的制度机制安排，更在于其自身无私性即阶级先进性的特质。所谓“绝对领导”，从利益关系来说就是“无私性领导”、“无条件领导”。党领导军队、军队服从领导，都不是以利益满足、利益要求为先决条件的。党不是利益集团，军队也不是利益集团，除了国家、人民的利益外，没有任何自身的特殊利益。“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党和军队这种在国家和人民利益指向上的高度一致性，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能够实现的根本原因。这一制度的无私性特点，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军的国家和人民性质。这是其他任何阶级、政党及军队想学学不来、想做做不到，由于其局限性也理解不了的制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军队国家化”对我军的险恶用心。如果我们按照“军队国家化”的设想去做，军队必然变性变质，堕落为个人或狭隘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我军就谈不上是国家、人民性质的军队。联系到当今世界一些国家军队实行所谓“国家化”后被个人、利益集团控制，国家陷入长期战乱的事实，以及我们过去经历的由私人掌握军权而发生军阀割据混战这一切肤之痛的历史、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集团陷阱对军队的诱惑，我们更应该警钟常鸣，不为任何包藏祸心的花言巧语所迷惑。
四、不能把西方国家“军队国家化”的军事领导制度照搬到我国
一些人把西方国家的军事领导制度奉为“军队国家化”的圭臬，断言“军队国家化”是文明国家的“通则”，中国必须走上这个道路。这不仅有悖于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律，也犯了把个别当一般、把具体当普遍的常识性错误。
人类社会自摆脱蛮荒、产生国家以来，尽管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但就其政治形式来说，主要是两种：一是君主政治，二是政党政治。无论什么样的政治形式，都有一个对事关生死存亡的军队如何掌握和领导的问题。在君主政治下，君主对包括军队在内的国家机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在政党政治条件下，则必然要求执政党掌握军队，这是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律。但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和政治制度的不同，其执政党对军队的掌握方式则不尽相同。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政党对军队的间接管领。这主要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曾指出：“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所谓间接管领，就是政党不拥有自己所特定的武装力量，而主要是通过政府中介环节来掌控军队。哪一个政党执政，就由这个政党出任的总统或总理担任军队的领导者。随着政党的轮替，政权的交接，军队的控制权也随之转移。西方国家所说的“军队国家化”，不过是两党或多党制下政党轮流控制军队的一种方式。二是政党直接领导军队。这是政党通过在军队直接设置组织实现对军队领导的方式。这种方式由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首先创立，我国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这种方式的更高、更完善的体现。在这里，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对不同政党掌握军队的方式如何称谓，对同一事物称甲可，称乙亦可，而在于应不应该、能不能把西方国家这种所谓的“军队国家化”当作“通则”，要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以此为样板照搬照抄。这是我们与“军队国家化”论者根本分歧之所在。
西方的这种“军队国家化”方式是其特定国情条件下的产物。这不仅是由其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决定的，也与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从军队产生的历史来看，西方国家军队通常不是由政党组建，一般来说，军队产生在前，政党出现在后。比如，英国资产阶级的职业军队创建于1642年，而其政党形成于1679年以后；美国军队建立在1775年独立战争中，其政党则产生于1787年。而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往往是先组成政党，后由政党组织自己的军队，政党与军队往往是合成一体，天然地形成直接关系。从政党的产生历史来看，西方国家政党不是在革命的环境产生，而是在建国后由议会中不同派别逐步发展而来。落后国家的政党往往是在民族危亡条件下应运而生，政党不是产生在公开的议会，而是产生在秘密、非法的条件下；不是产生在开国后的和平年代，而是产生在战斗频仍的革命时期。政党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须建立自己直接掌握的军队。从西方国家政党的使命任务来看，西方国家政党不领导革命、只代表本阶级及集团利益进行议会及争取执政权力斗争。这也使其不直接与军队发生关系。落后国家在民族危亡条件下产生的政党，首要任务是领导革命胜利，在革命胜利后要保卫胜利成果，因而必须直接领导指挥军队。总之，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同，其制度也必定迥然有异。
“军队国家化”作为在特定国情条件下产生的军队领导制度，其适用范围也只能是一些特定国家，决不能把其无限制地扩大，当作“通则”推之于全世界，强加于历史、现实条件都相去甚远的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多种方式向世界推行包括多党制、“军队国家化”在内的所谓民主模式，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旷日持久的“民主化”改造，由此造成了严重后果，苏联东欧、非洲大陆、阿拉伯世界等地区成为受害的重灾区。多党制、“军队国家化”等所谓民主模式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搞垮社会主义国家、搞倒所谓“集权”国家、搞乱“不听话”国家，进一步称霸全球的重要战略工具。
这种情况绝不允许在我国发生。我们与一些人在“军队国家化”等问题上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维护国家民族权益的问题，是巩固我国政治安全的问题，是维护我们正确发展道路的问题。我们党历来认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世界各国的历史传统、经济文化水平和社会制度不同，其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也必然不同。衡量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最根本的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效果着眼”《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12月4日。。我们尊重别国人民的选择，不把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人。我们也要学习别国的成功经验，但是我们绝不允许别人对我们指手画脚，要我们自毁长城，自己“化”掉自己。任何改变我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图谋都是不会得逞的。
五、“军队国家化”有违于国家根本利益
当前我国的最大利益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军队国家化”攻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妨碍了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进程”。而事实恰恰相反，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实现现代化这一国家最高利益的根本要求，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保证。
坚定的坚持党的领导，包括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的现代化事业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毋庸讳言，不同国家现代化可以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以及多种发展模式下推进。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是，对于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无论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如何，许多是在一党长期执政，相应地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军队处在牢固掌握之下推进的。分析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治核心。这是民心得以凝聚，国力得以集中，社会稳定得以长期保持的重要保证。否则，不仅现代化实现不了，而且还会陷入混乱和倒退。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通过研究认为，在现代化水平低的情况下，一党体系（一党长期执政）可以是强大的，也可以是弱小的，而多党体系（多党轮流执政）总是弱小的。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一党体系往往比多党体系更稳定，多党体系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比一党、一党为主或两党的国家更易遭受军事干扰。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既面临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的共同问题，又有自身的特殊性。我们既要面对发展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多方面的压力，又要面对国内改革和发展的许多挑战，还要面对多种安全威胁、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等严峻问题。这要求中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政党领导。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这一历史重任。邓小平指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国家所以稳定，军队没有脱离党的领导的轨道，这很重要。”《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597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如果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36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胡锦涛也深刻指出：“只要我们党紧紧依靠全国人民，牢牢掌握人民军队，国家就出不了什么大的乱子”。回顾我国现代化走过的辉煌历程，我们之所以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国际风云剧烈变幻中始终站稳脚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忠于祖国和人民的英雄军队。这是我国最宝贵的政治优势、最值得珍惜的政治资源。一些人以“军队国家化”为旗号，企图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行去“势”消“源”的否定，如果任其发展得逞，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然化为泡影，一个光明的中国就会变成黑暗的中国，这完全是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的！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大业的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我国最高政治原则，必然体现在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和其他法律中。《宪法》“序言”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作出明确的规定和阐述。为了在军事领域体现党的领导，根据宪法精神，1997年3月，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制定通过的军事基本法《国防法》第19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在法理上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正义性、拥有充分明确的法律授权。“军队国家化”指责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违宪”、“缺乏法理依据”，是不符合事实的。
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正确道路。“军队国家化”论者认为只有军队脱离了党的领导，实行了“国家化”，才能推动民主政治。这既脱离了中国的现实情况，也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实际不相符合。国际上的一些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问题的专家认为：在多数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困难或者民主制度的不稳定，问题不在于政党及其政府对军队的控制权，而在于政党及其文人政府对军队没有足够的控制力，使得军队有能力干预政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语，见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zmzg/200710180782.asp。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推进对立起来。脱离中国现有体制条件抽象地谈论民主没有意义。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以在稳定的环境中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单位：国防大学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列宁选集》，第3卷，第13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列宁选集》，第3卷，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案》，《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194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王金（金吾）主编：《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史》，第125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
[7].《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0].《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12月4日。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597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36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4].美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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