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劲松：贺卫方辩护的虚弱及其法治观的虚伪

贺卫方辩护的虚弱及其法治观的虚伪

叶劲松　　

继前不久贺卫方贴出《律师被难日，国民遭殃时》后，1月17日，贺卫方又贴出了名为《李庄被非法判刑，举国担忧》的文章（以下简称贺文）。贺文的前面部分，也可算是对我的《贺卫方的双重标准及与民众的对立》的批驳，贺卫方进行的自我辩护。　

贺文写道：“可笑的是，某些人居然说我只对李庄律师的事件发出声音，从不对一般百姓的苦难说话。例如，一位名字叫做叶劲松的在题为‘贺卫方的双重标准及与民众的对立’的文章里说道：当全国各地广大民众被那些具有资本家与黑社会头子双重身份的黑恶势力（现在很多黑社会头子是黑白两道都走，也在搞企业，实质上也是资本家）欺压时，未见贺卫方教授出来主持正义并写篇《黑道猖獗日，民众遭殃时》之类的文章。当广大民工们面临讨薪难时，被迫要求开胸验肺等民众受欺压时，绝未见贺卫方教授出面为民工主张正义，未见他写出一篇《民工被难日，民众遭殃时》之类的文章。也就是说，那时他不觉得民众“被难”、“遭殃”，他认为社会生活很正常。　　

当重庆重拳打击黑社会（包括对为黑社会头子辩护时涉嫌证据造假的李庄予以抓捕），广大民众对此感到高兴并予支持时，贺卫方教授出山了，大叫国民要遭殃了，抛出名为《律师被难日，国民遭殃时》的文章，攻击重庆打黑，为热衷为资本家服务并涉嫌作伪证的李庄“主持正义”。贺卫方高叫国民遭殃了，他认为此时社会生活不正常了。贺卫方在前后时间里截然相反的态度，以及他对重庆打黑与民众完全不同的感受，证明他并不是站在受欺压的劳动大众一边的，他是站在重庆的黑社会势力和李庄一边的。因此，他关于“被难”、“遭殃”的认识也与普通民众的认识是相反的。　　

这样的说法令人震惊。叶先生以及那些“半块先生”真是应该稍微职业化一些，在网上稍微检索一下，就知道我这些年来如何为保定的王洪（2000年）、黑龙江的姚丽（2001年）、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事件（2003年）、河北那位被冤杀的农家青年、在北京伤害城管而面临严厉惩罚的崔英杰、广州遭遇史上最牛提款机的许霆、湖北巴东县的邓玉娇等人的法律权利而呼吁呐喊。”

但是，贺卫方的以上辩护证明，《贺卫方的双重标准及与民众的对立》说的没有错。首先，贺文沒有回应我说的“贺卫方的双重标准” 问题。即对我用具体事例来证明贺卫方等所谓精英“用双重标准对待美国和重庆的打黑。他们对美国显得很哈巴，很温顺，在国内则有狂吠”的问题，贺卫方不能回应。因为贺卫方否认不了他实行双重标准的事实。　　

另外，贺文也未回应“请问贺教授，‘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都参与打击黑社会势力，违反了哪条法律规定，而成为你说的‘是践踏法治的行为’”的问题。　　

还有，贺文的回应，无法否认“当全国各地广大民众被那些具有资本家与黑社会头子双重身份的黑恶势力（现在很多黑社会头子是黑白两道都走，也在搞企业，实质上也是资本家）欺压时，未见贺卫方教授出来主持正义并写篇《黑道猖獗日，民众遭殃时》之类的文章。当广大民工们面临讨薪难时，被迫要求开胸验肺等民众受欺压时，绝未见贺卫方教授出面为民工主张正义，未见他写出一篇《民工被难日，民众遭殃时》之类的文章”。因为他的确沒有对“那些具有资本家与黑社会头子双重身份的黑恶势力”欺压广大民众之事，抨击过那些资本家们；也的确在“广大民工们面临讨薪难时，被迫要求开胸验肺等民众受欺压时，绝未见贺卫方教授出面为民工主张正义”。　　

《贺卫方的双重标准及与民众的对立》揭露的是资本家和黑势力对普通民众的欺压这种社会普遍现象，这普遍现象表现的实质是资本家阶级对劳动大众的剝削压迫。也是说，揭露在资本家阶级对劳动大众的剝削压迫，使劳动大众“被难”、“遭殃”时，贺卫方等所谓的精英，从来没有谴责过剝削压迫劳动大众的资产阶级。因为，爱抽象的、超阶级的谈论法治、程序正义、司法独立、宪政等漂亮话的贺卫方等，就是要用这些漂亮话来掩盖社会上的阶级剥削压迫。　　

贺卫方用他为王洪、姚丽、孙志刚等人说话案例来做为对我文章的回应，实际是回避我的文章对他的上述指责。因为贺讲的这些人的案例，全不直接表现为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的剝削压迫（例如王洪事是冲突较大的消费纠纷；姚丽事是银行被劫，员工是否应为此承担责任；孙志刚事是收容站殴人致死）。我不是说贺卫方为这些人说话有错，但这些事与工人农民被剥削相比，不具有普遍性。这些事相对资本对劳动的剝削压迫，相对于资本剝削劳动后还欠薪不付，相对于资本剝削劳动并造成劳动者职业病（或工伤）后弃之不管，不具普遍性。封建社会的官员，甚至皇帝，有时也会对某个（些）劳动者的“难”表示下同情，主持一下“正义”，但他们不会对更普遍的、随时可见的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阶级剝削、压迫进行谴责。因此，贺卫方对王洪等人的说话，本质具有与封建官员那种说话的相同性质（南方报等对某个百姓“被难”的报道，也具有相同性质）。这种性质的说话，算是为被剝削压迫的劳动大众说话？　　

因此，贺卫方能举出的事例，恰恰证明他在回避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阶级剥削压迫，证明他不会在阶级剥削压迫上为劳动大众说话。当然，贺卫方不仅在上述案例中回避阶级剥削压迫，在其他场合，他也回避普遍存在的阶级、阶级剥削压迫。例如，贺卫方总是爱抽象的、脱离社会阶级状况谈法治、程序正义、司法独立等，还爱吹捧西方法治，鼓吹中国向西方法治接轨。似乎中国向西方司法接轨，人们就能一律平等，司法机关就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但正如《贺卫方的双重标准及与民众的对立》所揭露，贺卫方对美国等很哈巴，他回避西方普遍存在的阶级、阶级剥削压迫的事实，也就意味着他不会揭示西方法治的真相。贺卫方谈论法治、司法等问题时，常以饱有学识的派头说谎，掩盖私有制情况下存在的剥削，掩盖剥削劳动大众的社会中，司法必定压迫劳动大众的事实。在这一点上，贺卫方等所谓法学精英，远不如西方的一些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和学者诚实、正义。因为这些西方人士多少还揭露些西方法治丑恶的真相，并为被西方法治所压迫的劳动大众（而不只是某个个体）鸣一下不平，而热衷吹捧西方法治的贺卫方等是沒有这样做的，也不会这样做。　　

1978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在美国律师协会上一次讲话承认：‘作为一个政府的官员，我视察过许多监狱。我知道几乎所有的囚徒，都出身于无权者和穷人的行列。一个出身于权贵的子弟，往往有罪被定为无罪，而对于一个穷人的孩子则极少有这种可能’”（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政治课教参编写组《法律教学参考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美国哈佛大学刑法学教授、著名律师德肖茨在20世纪80年代写道，“美国刑法制度的核心是腐败的——它依赖的是所有当事人普遍的不诚实的态度；它是不公平的——它歧视穷人，歧视未受教育的人和少数民族成员。”当然，这些情况并没有直接见诸法律的正式文字，但是，美国存在一些“规则从未见诸正式文字，但人们在现实中却照这些规则办事”的事实。（〔美〕德肖茨《最好的辩护》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7、8、11页）　　

卡特和德肖茨做为资产阶级人士，其话中虽然未明说阶级、阶级压迫，但却也告诉我们，美国并沒有因为贺卫方等所谓的法学精英高唱的法治、程序正义、司法独立而使司法变得平等和正义，在法治、程序正义、司法独立的美妙歌声下，美国司法充斥着对劳动大众的压迫。我们分明可以看出，美国司法机关不过是美国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压迫贫穷的劳动大众的统治工具。因此才有卡特所说，美国“几乎所有的囚徒，都出身于无权者和穷人的行列。一个出身于权贵的子弟，往往有罪被定为无罪，而对于一个穷人的孩子则极少有这种可能”（贺卫方说《律师被难日，国民遭殃时》。而被贺卫方吹捧为司法榜样的美国，律师未被难，但仍有数百万美国穷人遭殃被囚。这从反面证明贺卫方的《律师被难日，国民遭殃时》是欺骗民众的危言耸听）。　　

请问贺卫方，这就是你吹捧的西方法治带来对所有人的平等、公正吗？为何你贺卫方不能象卡特、德肖茨那样揭露些西方司法压迫穷苦大众的事实真相呢？你说你为“一般百姓的苦难说话”，为何你贺卫方不批判压迫劳动人民的美国司法，却一味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司法唱赞歌呢？一个李庄涉嫌伪证罪被抓、被判刑，贺卫方分别写出《律师被难日，国民遭殃时》、《李庄被非法判刑，举国担忧》，面对数百万计的美国穷人被囚（2007年底，全美共有730多万成年人处于被关押在监狱、看守所或处于缓刑或假释中，占美国成年人的3.2%）。为何未见你贺卫方写出《穷人被囚日，民众遭殃时》、《数百万美国穷人被囚，美国司法不公正》之类的文章？重庆打黑被贺卫方称为黑打，但对卡特也承认的美国“几乎所有的囚徒，都出身于无权者和穷人的行列”，怎么不见贺卫方批判美国司法黑整劳动大众呢？因此，贺卫方在那儿似乎超阶级的谈论接轨西方宪政、法治、程序正义、司法独立等，轻点说，贺是在崇洋迷外，是西方司法赞美唱诗班成员；重的讲，贺有意掩盖西方社会真相，有意掩盖西方司法真相，以欺骗民众。　　

在西方，可以证明卡特和德肖茨的说话的案例是很多的。以前美国曾有一句俗话，“你偷一块钱，把你投入监牢；你偷一条铁路，把你选为参议员。”资产阶级法律是“财产统治一切”。法律庇护富人，穷人却承受刑罚的重压。“法律压迫穷人，富人管理法律”和“对穷人是一条法律，对富人是另外一条法律”，是很早以前就在西欧家喻户晓的至理名言。这些俗话和名言，是人民群众观察社会后得出的生活经验总结，它现在仍为西方现实和卡特、德肖茨这些西方上流人士所证实。并且它还证实马克思主义所指出：资本主义法律、司法就是资产阶级用来约束和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工具。　　

并非共产党人的法国著名律师郎克罗瓦，在1974年所著的《法国司法黑案》一书的序言中揭露了资本主义法律、法治正义的虚伪。他写道，“我们的社会使不公平制度化了。当社会存在富人和穷人,当法律和法庭竭力维护富人特权的时候,还有什么公平可言……但愿有人来指责我,说世上也存在诚实的富人,他们是靠自己的血汗一点一点地积累财富的。我敢说,没有一个真正诚实的富人。只有当他们剥削别人的劳动,以高价出卖商品时,他们才会发财致富……富人最巧妙的手法正是让这些无知的受害者保护他们,让司法合理的概念以法国人民的名义确立起来,倒过来又压制法国人民。服从法律和法庭便是这种欺骗的最终目的。每个公民从小就学到：法律是准绳，法庭是公正的。但是,只须少许经验与思考,便可发觉这是十足的虚伪。难道一个建立在非正义基础上的社会需要建立维护正义的法制吗？难道特权阶级想集体自杀吗?”（《法国司法黑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从郎克罗瓦的话中我们知道，这标榜法治、程序正义、司法独立，公平的社会中，劳动大众饱受剝削。而建立在人剝削人的经济基础上的法治、程序正义等话语，对劳动大众全都是十足的虚伪和欺骗。法律、司法不过是保护富人和“压制法国人民”的。郎克罗瓦不仅指出的是法国司法的实质，也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司法的实质，而卡特关于美国“几乎所有的囚徒，都出身于无权者和穷人的行列。一个出身于权贵的子弟，往往有罪被定为无罪，而对于一个穷人的孩子则极少有这种可能”的讲述，以及德肖茨关于“美国刑法制度……是不公平的——它歧视穷人，歧视未受教育的人和少数民族成员”的总结也证实着这一点。　　

另一些法国学者也写道：“我们傲慢地自称为自由世界,并妄言生活‘民主’。对国内来说,这已值得商榷,对国外来说,则纯属虚伪。我们首先是剥削穷人的剥削者,我们依靠的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体系,它是为富人巧妙的设计的。”（〔法〕勒内.杜蒙、弗朗斯.莫坦《被卡住脖子的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贺卫方不能像这些法国学者一样的揭露西方对穷人的剝削，也不能揭露建立剝削经济基础上的法律、法制、公平对劳动大众全都是十足的虚伪和欺骗。　　

实际上我们稍微认真想想就知道，建立在“为富人巧妙的设计的”“经济体系”上的法律、司法，宣布“为富人巧妙的设计的”的、使富人能剥削穷人（本质是资本剝削劳动）的“经济体系”是合法的，并将保护这“为富人巧妙的设计的”的“经济体系”时，这法律、司法怎会是公正的？这法律、司法又怎会不是“为富人巧妙的设计的”？郎克罗瓦揭露了“法律和法庭竭力维护富人特权”的真相，批驳了“法律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司法独立”、“司法中立”等骗人鬼话。而贺卫方等却极力宣扬这些骗人鬼话。　　

法国法官协会“于1971年11月召开了第四次全会,在当月28日发表的公告中指出:‘富人很适应我们现行的司法制度,似乎这种制度正是为他们制订的’”（《法国司法黑案》36页）。如法国法官协会的公告中指出：西方司法制度是为富裕的资产阶级利益“制订的”，因而富裕的资产阶级“很适应”这种维护他们利益的“现行的司法制度”。而美国“几乎所有的囚徒，都出身于无权者和穷人的行列”也证明，使富裕的资产阶级“很适应”的维护他们利益的“现行的司法制度”，并不是中立、独立的，而是与资产阶级利益紧密相关因而偏向于维护富人并歧视、压迫穷人的。　　

美国资产阶级掌控着美国国家机关的一切方面,包括司法机关。这从对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的杜邦家族的认识中就可了解到。杜邦家族掌控着全球最大的化工公司------杜邦公司,杜邦家族还曾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的最大股东。杜邦公司的总部在美国东部的特拉华州。“杜邦家族把持着整个特拉华州。他们控判着该州的政府和地方机关,主要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以及大专院校。……杜邦家族的手伸得很长,一直伸到华盛顿,这是意料之中的。在国会的两个议院中,特拉华州的代表席位都被杜邦家族的人占据了。在过去25年中,杜邦家的代理人担任过众议员、参议员、美国司法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甚至担任过最高法院院长”(［美］杰．齐尔格《杜邦在尼龙幕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　　　

杜邦财团的所作所为，证明资产阶级及其豢养的文丐（即所谓的精英）所散布的“法律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司法独立”、“法治”等的虚伪。杜邦财团派去担任众议员、参议员的代理人，去国会参与立法可不是为了体现“全体人民意志”。 杜邦财团派去担任美国司法部长、最高法院院长的代理人，可不是为了实现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而执法去的。他们被杜邦财团送到联邦议会、司法机关，与被杜邦财团送到联邦政府和“该州的政府和地方机关”的代理人一样，都是为把他们送上所任职务的、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成百上千的类似杜邦财团的垄断资本，都派出其代理人到各级国家机关，使资产阶级代理人控制着包括美国司法机关的各级国家机关，那么美国“几乎所有的囚徒，都出身于无权者和穷人的行列”这种结果，以及德肖茨讲“美国刑法制度……是不公平的——它歧视穷人，歧视未受教育的人和少数民族成员”也就是必然的。而极力宣传西方司法等的贺卫方，却总是企图以“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等漂亮话来掩盖西方司法对劳动大众的不公正，掩盖资产阶级通过代理人对西方司法机关的控制。　　

“根据马列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司法机关乃是为统治阶级利益而建立的国家强制机关,是任何国家机构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司法机关在其组织与活动中就具有同国家完全一致的特征和阶级实质。------资产阶级力图用‘司法权独立’的学说来掩盖法院的阶级本质,以便欺骗劳动人民。”（杨柏华、明轩《资本主义国家政冶制度》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282、286页）我国研究美国问题的老专家陈宝森教授，用具体事例揭露了美国法院的阶级性。他曾写道,美国“联邦和地方法院在战后比战前对劳工组织更不客气。1923年最高法院使亚利桑州的反禁令法失效,随后又取缔了州的最低工资法律,理由是它破坏合同自由。州和地方的法庭,得到华盛顿训令的示意,对劳工运动也采取更加敌视的态度” （ 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版664页）。“对劳工组织更不客气”，“ 对劳工运动也采取更加敌视的态度”，却“取缔了州的最低工资法律”（这意味着资本家可支付更低的工资给工人，更残酷剥削工人，并给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利润）的司法机关——美国法院，它在资本、劳工之间独立了吗？它给了劳工司法公正吗？没有。它证明了《杜邦在尼龙幕后》所作的揭露，说明垄断资本派出代理人去法院任职，并决定法院运作大方向（如对劳工运动“更不客气”，更加敌视”等）。　　

我们分析社会，应从社会本质进行分析，而不应只限于社会表面现象。具体讲，应首先对决定社会性质的社会经济基础、社会阶级和阶级剝削进行分析，进而研究经济基础、社会阶级和阶级剝削对包括司法在内的上层建筑的作用。这是研究社会的正确方法论。孤立看待一个国家的法律、司法，不用联系的观点去看待法律、司法是完全错误的。而承认并深刻地说明现象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也是认识问题的正确方法论。

但贺卫方等所谓精英却刻意回避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是所有生产关系的总和。阶级和阶级剝削则体现出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对司法这一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他们想仅就司法独立、程序等抽象概念出发来宣传、解释司法。贺卫方等的这种宣传、解释，回避和掩盖了社会阶级剥削真相，掩盖了剝削和剝削造成的贫富悬殊这种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必须要有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强迫劳动大众遵守的法律、司法机关，才能得以维持的真相。也就是说，他们在掩盖资本主义下的法律、司法机关不可能给劳动大众以公正，只会压迫劳动大众的真相。贺卫方等关于西方司法的讲述，全在程序、司法独立、司法正义等名词中打转，看来，贺卫方等就像要用这些美丽词汇编织美丽的“皇帝的新衣”，以掩盖资本主义司法压迫劳动大众的真相。劳动者如只会在程序、司法独立、司法正义等名词中去认识资本主义司法，那他真成了相信美丽的“皇帝的新衣”却还自以为现代了、时尚了，已超越凡夫俗子而走在时代前列的傻子。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社会关系中，经济关系是第一性的关系，它决定着政治关糸和法律关系等其他关系。人们经济地位的悬殊决定人们在其他社会关系（包括法律关系）中地位的悬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关系首先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与此相适应，被经济关系决定的包括“民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也反映着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杜邦家族“控判着该州的政府和地方机关,主要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以及大专院校。……在国会的两个议院中,特拉华州的代表席位都被杜邦家族的人占据了。在过去25年中,杜邦家的代理人担任过众议员、参议员、美国司法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甚至担任过最高法院院长”，以及美国“几乎所有的囚徒，都出身于无权者和穷人的行列”都表现了这一点）。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不会因为贺卫方等对西方宪政、司法的赞美而改变。

对于经济关系决定法律关系，或者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的法律部分的问题，“恩格斯指出：‘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转摘自黄名述《民法》第1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当私有制使人们的经济生活条件相差悬殊时，表现这种经济生活条件的法律，只会表现、维护这种不平等，不会使平等产生。因此当经济地位严重不平等时，却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公正，不过是幻想而已。卡特关于美国囚犯的讲话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贺卫方等十分小心地避免探讨经济力量强大的资产阶级对社会政治、司法等各方面的控制和影响。他们不承认社会存在、经济关系对人们的社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按照贺卫方等的司法独立、公正的思想，在提倡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司法独立、公正的思想能使政府、司法机关等各部门人员，都成为不偏不倚的电脑，能脱离社会环境而存在，能够不为周围的金钱利诱和权势威逼所动，严格按照公正的政策和法律行事，对所有的人一样的公正。　　

只有否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心主义砖家，才认为法律的制定和执行能脱离社会经济的影响，按照他们先验的思想、原理来运行。在贺卫方等人那里，法律、司法与经济的联系消失了，似乎他们的独立、正义的司法模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剝削、社会经济贫富悬殊情况则毫无意义。但社会的基本规律是，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的法律、司法，不过是经济基础的表现，并被经济基础所决定。　　　　

因此，与贫富悬殊日益加剧的经济现实相隔离的、孤立的谈论法治、司法，是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它可能会找出治标的方法（但是否能在现实中严格执行却不知道），却不能解决劳动大众经济受剝削，政治、司法上受压迫的社会问题。另外贺卫方等脱离社会阶级、阶级剝削谈司法独立、正义，还散布着这样一个幻想：虽然贫富悬殊不断加剧，劳动大众地位低下，但真正的司法独立能超越这一切，保证实现真正的平等和公正。可惜，这样的法治或司法在现实中没有出现过，也不会出现。只有消灭产生剝削、产生贫富悬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消灭贫富悬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法治，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和公正。　　

附文：叶劲松：贺卫方的双重标准及与民众的对立

一向主张我国向西方“法治”接轨的贺卫方教授，最近就重庆打黑与李庄案，写了一篇名为《律师被难日，国民遭殃时》的文章。李庄的辩护律师陈有西在其博客上也予以转载。

当全国各地广大民众被那些具有资本家与黑社会头子双重身份的黑恶势力（现在很多黑社会头子是黑白两道都走，也在搞企业，实质上也是资本家）欺压时，未见贺卫方教授出来主持正义并写篇《黑道猖獗日，民众遭殃时》之类的文章。当广大民工们面临讨薪难时，被迫要求开胸验肺等民众受欺压时，绝未见贺卫方教授出面为民工主张正义，未见他写出一篇《民工被难日，民众遭殃时》之类的文章。也就是说，那时他不觉得民众“被难”、“遭殃”，他认为社会生活很正常。　　

当重庆重拳打击黑社会（包括对为黑社会头子辩护时涉嫌证据造假的李庄予以抓捕），广大民众对此感到高兴并予支持时，贺卫方教授出山了，大叫国民要遭殃了，抛出名为《律师被难日，国民遭殃时》的文章，攻击重庆打黑，为热衷为资本家服务并涉嫌作伪证的李庄“主持正义”。贺卫方高叫国民遭殃了，他认为此时社会生活不正常了。贺卫方在前后时间里截然相反的态度，以及他对重庆打黑与民众完全不同的感受，证明他并不是站在受欺压的劳动大众一边的，他是站在重庆的黑社会势力和李庄一边的。因此，他关于“被难”、“遭殃”的认识也与普通民众的认识是相反的。　　

李庄涉嫌作伪证被抓，贺卫方就抛出《律师被难日，国民遭殃时》，似乎李庄大律师等是拯救民众的“救星”，似乎李庄大律师这一“救星”“被难”以前，国民未遭殃。似乎李庄大律师这一“救星”“被难”之后，民众就要遭大殃。　　

我在《即使李庄未造假也不同情他》中曾写道：“当发生民工们讨薪艰难时，被迫要求开胸验肺等民众受欺压时，绝未见李庄大律师等出面为民工辩护，未见他们出来为被剝削者争取正义和应有的法律权利。我还敢肯定的是，他们（即李庄他们——笔者注）是一些企业（实质是资本家）的法律顾问，并且当富有的黑社会头子被打黑时，李庄大律师却在上门收取黑社会头子的150万元（有的媒体说是200多万，并说辩护成功还可获得更多银子。但我这儿就只取最低值）诉讼代理费后，要为黑社会头子来争取所谓的应有的法律权利。看了李庄等对穷人和富人的截然不同态度，因此我敢肯定的是，李庄等不过是漠视普通民众利益并见钱眼开的、为富人服务的辩护士、文丐”。因此，李庄等热衷充当资本家的法律顾问，当身陷囹圄的富人或贪官的辩护律师，为他们救场。实践证明，李庄他们对普通民众的困难持漠视态度，根本沒有救助民众的热情，更不可能是普通民众的救星。另外我们也看到，在李庄能在司法领域“呼风唤雨”未“被难”时，我国社会上很多民众早已经在受难、遭殃了。因此，不管从李庄的个人实践，还是社会实践看，贺卫方的“律师被难日，国民遭殃时”说法都是不成立的，那不过是他的违背事实的危言耸听之说。他要用违背事实的危言耸听，来扇动民众去反对打黑。　　

杨翼飞写的一篇名为《李庄案背后的舆论乱象》的文章，在《光明观察》登出。杨翼飞文章基调稍偏向李庄，但他的文章也间接证明了我对李庄这类律师的揭露。他写道“当诸多律师与法学学者为李庄因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被逮捕而辩白喊冤时，底层民众却恰恰持相反的态度，他们几乎一边倒地批评中国律师玩弄法律与服务权贵，并坚决支持重庆针对“黑律师”的打击行动。此时我们才发现，中国律师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声誉原来是如此糟糕。”“尤其是重庆民众，长期受到黑社会的欺压，终于有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将黑社会一网打尽，偏偏来了一群律师为他们辩护。重庆民众禁不住会问：老百姓被黑社会欺压的时候你们这些律师在哪里？老百姓打不起官司的时候你们这些律师又在哪里？因此，民众将愤怒撒向“黑律师”和为“黑律师”辩白的人也就顺理成章。”　　

扬翼飞的文章基调虽稍偏向李庄，但他承认在所谓精英为李庄“辩白喊冤时，底层民众却恰恰持相反的态度，他们几乎一边倒地批评中国律师玩弄法律与服务权贵，并坚决支持重庆针对“黑律师”的打击行动”（而那些只会侈谈“权利”、“程序”的所谓精英，或那些爱在网上粘贴这些精英的文章并认为自己就现代了、时尚了的人，则极力掩盖他们攻击重庆打黑，在普通民众中是多么不得人心）。出现这种情况，扬翼飞的文章承认是李庄等人的实践活动造成。当广大民众“长期受到黑社会的欺压”，李庄等并未来主持正义；当“老百姓打不起官司的时候”，李庄等也未给予老百姓以帮助；当老百姓希望“将黑社会一网打尽”时，沒给受欺压的老百姓帮助的李庄等律师来了，来给以前欺压百姓的黑社会头子们辩护来了。扬翼飞在这儿间接地表现了李庄律师们不为百姓服务，是为有钱人服务。从他的文章可推理：不为百姓服务而为有钱人服务的律师“被难”，决不是老百姓之祸。而这批驳着贺卫方的“律师被难日，国民遭殃时”的危言耸听。　　

贺卫方在《律师被难日，国民遭殃时》还写道：“我还想就近期重庆轰轰烈烈的所谓“打黑”说几句话。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把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统统动员起来进行所谓“打黑”，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行为，也可以说就是践踏法治的行为。……坦率地说，当看到电视报道中排成一大排一大排的被告人在法庭上受审，当律师也被要求“服务大局”，这样的所谓“打黑”实在是难逃“黑打”的嫌疑”。请问贺教授，“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都参与打击黑社会势力，违反了哪条法律规定，而成为你说的“是践踏法治的行为”？法学教授说不出重庆的做法违反了哪一条法律，仍要说重庆打黑“是践踏法治的行为”，说明他说话无根据并气急败坏。　　

另外，我们知道贺卫方是西方法治的崇拜者，经常鼓吹学习西方。我们就来看看贺教授的老师——西方的情况。在小布什时期，美国的国内反恐何止仅是“把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统统动员起来”，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局、法院、警察、机场、海关、电信通讯甚至军队等各个部门都动员起来，其动员的部门之多，力度之大，远非重庆打黑能比。贺教授写过文章，批判美国这“是践踏法治的行为”吗？没有！贺教授还是一鼓劲地鼓吹美国为首的西方法治的完美性。　　

美国政府在国内以反恐为名义，实施了不少侵犯民众民主、自由权利的行为，甚至未按照法律程序申请，就与几家电信公司勾结，对民众大搞通讯窃听。对此，美国民众反对声四起，认为美国政府的行为侵犯了自由和人权。而美国政府高官纷纷出来辩解，说这是出于反恐大局的需要，希望民众理解、支持。这是美国版的、要求广大民众“服务大局”论。但贺卫方等鼓吹向西方法治接轨的所谓精英们，当时沒有人站出来批判美国的上述行为践踏法治、践踏人权，没人出来指责美国违反程序正义，沒有人站出来批判这美国版的“服务大局”论，沒有人站出来说：侵犯民众自由、人权却要求广大民众“服务大局”， 这样的所谓“反恐”实在是难逃“黑打”的嫌疑。而当重庆打黑时，重庆司法局长在一较小范围，对律师说了要“服务大局”，贺卫方等精英就大加攻击，说“当律师也被要求“服务大局”，这样的所谓“打黑”实在是难逃“黑打”的嫌疑”。　

事实证明，鼓吹西方法治的所谓精英们，他们用双重标准对待美国的行为和重庆的打黑行为。他们对美国显得很哈巴，很温顺，在国内则有狂吠。另外，事实还证明，这些所谓精英们与普通民众在对事情的认识上，常出现对立。他们不仅与国内民众认识不同，与美国民众认识也不同。精英们不仅在重庆打黑问题上，与国内普通民众对立；在美国以反恐为名义实施的侵犯民众民主、自由权利的行为上，也与美国普通民众对立：美国普通民众反对美国侵犯民众民主、自由权利的行为，而这些精英不反对。当然，他们的吠与不吠，以及他们与普通民众的对立，是由他们是为资本家阶级服务的文丐、哈巴的实质决定的。这就是平时爱在民众面前做出像模像样状的所谓精英，也就是民众所称的砖家、叫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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