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列宁在其毕生的革命生涯中，为了认清并解决俄国社会问题，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错误思潮进行斗争，大量运用了历史知识作为观点的辅助说明，并用自己研究革命史、工人运动史等事例作为论据，形成了独特的历史认识论列宁的历史认识论对于发展唯物史观历史认识论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列宁;历史认识论;价值
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俄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列宁从事革命事业时，为了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俄国革命的经验，曾努力学习和运用历史知识，并进行了必要的历史研究。虽然他不像普列汉诺夫曾以专业的历史研究为学术追求，但由于唯物史观是建立在历史科学的认知上的，掌握历史知识是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加之俄国革命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举，必须重视实践经验的总结，这使得列宁十分重视运用历史知识和历史研究。列宁的历史认识论是在与各种社会和党派思潮的交锋中形成的。他指出：“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表明，在一切国家中，工人运动都必然(而且已经开始)经历一种斗争，即正在成长、壮大和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运动首先而且主要是同各自的(对每个国家来说)‘孟什维主义’，也就是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其次是同‘左倾’共产主义的斗争。”[1]列宁在批判俄国民粹主义、共运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各种小资产阶级或左或右倾的机会主义、孟什维克派别的错误策略、布尔什维克党内对德和约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过程中，通过运用历史知识或研究历史的方式进行论战和反驳，形成了一系列如何认识和研究历史的作用价值和意义的观点。将这些观点用历史认识论的范畴加以整合，可以表现出列宁的历史认识论。以下从列宁如何论述历史认识的起源与目的、历史认识的对象与功能、历史认识的价值与检验、历史认识的意义与评价等几个方面叙述列宁的历史认识论。
在历史认识的起源与目的方面，列宁认为，历史认识起源于弄清现实问题的需要，是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迫使人们去追问历史，从而产生出历史认识。历史认识是一种从历史经验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答案的认识。列宁在阐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区别时曾说：“在俄国，各种落后的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根深蒂固，自然是由于俄国落后的缘故最近25年来的全部俄国革命思想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社会主义作斗争的历史”。[2]这里，列宁把一部“俄国革命思想史”的形成，从客观方面作了解答，即它是“俄国落后的缘故”，也从主观方面作了解答，“是马克思主义同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社会主义作斗争的历史。”显然，列宁认为，关于俄国革命的历史认识的产生，起源于弄清楚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现实的需要，起源于当时各种社会思潮和思想流派之间的交锋。
列宁在批判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对唯物史观的曲解时，阐述过唯物史观历史认识起源于现实需要的问题米海洛夫斯基在评说唯物史观的理论价值时曾认为，因为第一，“事物的历史进程的实质根本不可捉摸”，[3]第二，“唯物主义者把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建立在黑格尔的三段式上”，[4]因此，唯物史观对于人类历史的解释是不能成立的米海洛夫斯基的评说是针对着恩格斯什么是唯物史观的论证有感而发的，列宁为恩格斯作了辩护列宁认为，恩格斯虽然用起初是原始共产主义，接着是私有制，然后是资本主义的例子等说明唯物史观解释历史的认识价值，但“恩格斯立论的重心在于：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现实的历史过程”。[5]进而列宁着重指出，唯物史观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打算用黑格尔的三段式来‘证明’任何事物”，他“只是研究和探讨现实过程”。列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和回答现实问题时，并不是从所谓的“三段式”等概念出发，而是从人们的实践活动出发的。他曾举例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一生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点。他们从这一中心点出发来判定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成败他们为了最明白最清楚地判定各个不同阶级的内在本性及其倾向也总是回过来研究这一中心点。”[6]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相关思想的基础上，作出重大发展的学说。列宁发展这一学说，是为了解决俄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即如何建设革命后的国家政权问题。列宁在论说这一问题时，学习运用了上述马克思恩格斯追溯历史，从历史中寻求答案的方法他指出：“在国际范围内，革命专政学说的历史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历史，同革命社会主义的历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吻合的。其次，——这一点自然是最重要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对剥削者的一切革命的历史，是我们对专政问题的认识的最主要材料和来源”。[7]这里列宁把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看作现实中“对专政问题的认识的最主要材料和来源”，鲜明地体现出了列宁认为历史认识起源于现实需要的思想列宁认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认识是解决现实中如何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保证他说：“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毫不例外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人运动的根本问题要透彻地说明这个问题，必须知道这个问题的历史。”[8]为此，列宁曾花了很大的精力研究法国巴黎公社起义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从中获取历史智慧，为形成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提供了历史依据和事实证明。
列宁认为，历史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劳动者阶级的自我意识，增强他们的历史自觉性和主动性，让他们充分发挥出创造世界历史的主体作用。列宁指出，这一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掌握这一思想。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9]又说：“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10]列宁认为，掌握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是推进俄国革命进程的需要。他在总结1905年俄国革命经验时，针对孟什维克忽视革命中工人和农民群众表现出来的历史主动性问题，特别指出：“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
列宁进一步提出，历史认识有助于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因为工人和农民自我意识的提高，将使他们能够更多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正确地吸取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更为科学有效的革命策略列宁指出：“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帮助我们根据具体实践问题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实质”。“俄国过于长久的惨痛的血的经验，使我们确信这样一个真理：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革命策略制定策略，必须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的(和邻国的以及一切国家的，即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估计到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这里，列宁屡次提到的注重经验的问题，就是加强对历史的认识的问题。列宁在批判民粹主义的错误时指出，由于民粹主义不能客观地估计俄国历史的进程，因此不能正确地判断俄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它所形成的理论脱离了俄国革命的需要能够符合俄国社会革命需要的理论，应当“以详细研究俄国历史和现实为基础”，使“这种理论合乎科学要求”，这样，“无产阶级反抗思想的任何觉醒都必然会把这种思想引上社会民主主义的轨道”。列宁从重视历史经验的角度，批判了民粹主义。
列宁在解答俄国革命性质问题时，也批判了社会革命党人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的错误观点，而这种批判也是立足于历史认识作出的。列宁深刻地指出，具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社会革命党人，主张俄国跳过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直接进行消除一切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看不到“在我们俄国，眼前摆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力量的两种不同的斗争。无产阶级在一切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方……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作为小土地占有者阶层，即小资产者阶层的农民进行反对一切农奴制残余、反对官吏和地主的斗争”。对此，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之所以产生“‘用不着’区别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战争”的错误认识，是由于“完全不懂政治经济学和世界革命史”。
在历史认识的对象与功能方面，列宁认为，历史认识的对象是处于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社会关系，认识社会关系就是认识人的活动、认识人自身，因为人的活动体现了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列宁批评了民粹派理论家把个人作为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指出：“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一原理在理论上毫无意义。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列宁主张：“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者把人与人之间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作自己研究的对象，从而也就是研究真实的个人，因为这些关系是由个人的活动组成的。”他强调指出：“我从来不说‘历史是由活的个人创造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句空话)，但是，我在研究实际的社会关系及其实际的发展时，也正是研究活的个人活动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决定的，研究社会关系才可能正确反映人的本质，从而反映社会的本质，历史认识的科学化就是从这一决定论开始的。列宁从它出发界定历史认识的对象，坚持了唯物史观历史认识论的科学性。列宁在这段话里谈到的社会学指的是社会科学，因此对历史学是适用的。
从历史认识的对象是社会关系出发，列宁提出了社会事实的概念。列宁认为，“个人的社会活动，即社会事实”。这里，列宁进一步把历史认识的对象概括为社会事实。列宁提出这一概念，仍然强调的是“社会”二字他主张，历史认识的对象是个人，这毫无疑义，但唯物史观主张的个人是从事社会活动的个人，社会活动就是社会事实。社会活动或社会事实是历史认识的对象。列宁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他在研究俄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和土地政策时提出，弄清楚俄国土地制度并制定出科学的土地政策，必须以俄国农村的社会关系为基础。列宁说：“我们认为阶级斗争在俄国土地制度方面也是一个关键性的事实我们制定自己的全部土地政策(当然，土地纲领也在内)的根据，就是始终承认这个事实及其产生的一切后果。”这里列宁将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事实进行表述，而阶级斗争体现了社会关系的本质。
列宁认为，自由主义民粹派忽视研究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导致其理论不切合俄国社会实际的原因。他指出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出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历史发展的原理，才能形成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科学的社会科学理论。他指出：“理论工作的方向应当是具体地研究俄国经济对抗的一切形式，研究它们的联系和一贯发展”，“应当把我国现实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系给以完备的说明，应当指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遭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度的出路。”这对历史认识的对象是社会关系的定义作出了高度的概括。
对什么是历史认识的功能，列宁从三个方面作出了说明。列宁认为，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历史认识的第一个功能。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的历史既是一个自然过程，又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产物，这是人类历史的两个基本特征，在解释人类历史的进程时，要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列宁继承了这一思想，并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进行了阐述。
列宁在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时，结合批判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论述了上述问题列宁认为，在俄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弄清楚的一个前提是，俄国现阶段处于什么历史发展阶段，只有对俄国社会发展程度作出科学判断，才有可能制定出正确的革命纲领为此，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深入的研究通过研究，列宁发现，对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都只对其中的一个基本特征给予了注意，而忽视了它们的统一，陷入了理论的片面性。民粹派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剥削给劳动者阶级带来的危害，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合法马克思主义看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合法性，但却没有谴责资本主义给劳动者阶级带来的危害。列宁指出：“民粹派认为，批判资本主义，只须肯定剥削的存在，只须肯定剥削和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等等就够了”，“只须从自己的理想出发，从‘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出发把它加以斥责就够了”。而合法马克思主义是客观主义者，他们“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时，“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有站到为这些事实辩护的立场上”。列宁指出，与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在解释俄国资本主义历史进程时，总是首先确定它的生产关系或者说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性质，并对“这种经济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出“客观研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建立在对‘个人’的道德判断上，而是建立在对实际发生的社会过程的确切表述上”。其次，不仅指出俄国资本主义“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
列宁认为，从以往的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制定现实斗争策略的依据，是历史认识的第二个功能列宁指出：“一切革命史的全部经验教导我们，当我们在进行任何一种群众运动或阶级斗争的时候，尤其是现在这种不仅席卷了整整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而且波及到各种国际关系的阶级斗争的时候，首先和主要的是必须把估计客观情况作为自己策略的根据，必须用分析的态度来考察革命的进程迄今为止的情况。”列宁认为，以往的历史事件之所以能够为现实提供依据，是因为历史常常有许多相似之处，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能够为人们认识现实的需要提供客观性。
十月革命成功后，俄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党人主张和德国单独签订和平协议，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便集中人力物力恢复俄国经济。但党内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却主张继续进行战争。这是事关新生的红色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为了帮助他们转变立场，争取到多数人的支持顺利签订合约，列宁在多个场合、多家报刊上演讲和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列宁在演讲和文章中援引了德国和法国签订蒂尔西特和约的历史事件为自己的观点作论证。
在拿破仑第一对德国的战争中，1807年7月德国不堪战争重负被迫与法国签订了蒂尔西特和约。蒂尔西特和约是一个对德国及其苛刻的和约，德国要向法国提交足以使其财政破产的大量赔款，出让一半以上的土地，还要派军队随同拿破仑征战。但列宁指出德国签订这个和约在当时是必要的，因为这给了德国以喘息之机。“几年之后，普鲁士恢复了元气，并且在解放战争中，利用了决不是同拿破仑进行解放战争而是同他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强盗国家的援助，推翻了拿破仑的压迫。”“这个和约并没有使德国沦亡，相反，它是一个转折点，使民族得到保护和复兴。”列宁指出，俄国的情况和德国有共同点，“我们也正处在这种转折点的前夕，情况大体相似”。列宁坚定地认为，如果新生的俄国和德国签订和约结束战争，将同样会使俄国得到喘息之机，并在以后争取到废除和约的条件。他说：“我们签订了蒂尔西特式和约，我们也会取得我们的胜利，获得我们的解放，正如德国人在1807年签订蒂尔西特和约之后，在1813年和1814年便达到了从拿破仑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目的一样”。在列宁的争取下，俄国终于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结束了战争。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列宁运用历史经验解决现实问题的典型例证，充分证明了历史认识的社会功能。
列宁认为，根据历史事实和经验提供的依据，对历史的未来发展提出预见，是历史认识的第三个功能。列宁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仅仅限于解释过去，而且大胆地预察未来，并勇敢地用实际活动来实现未来”。列宁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时代，垄断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的重要区别在于，在历史的运动中，垄断资本主义更多地和国家政权、民族冲突相联系，资本这时已经不再像19世纪那样能够由资本家个人自由地扩张和积累。国家力量、民族意志成为历史运动的重大影响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列宁对人类历史未来发展的预见，更多地是从国家演变、帝国主义战争、民族独立等角度提出的。列宁作出这些预见时，是以历史事件和历史经验为依据的。
列宁指出，由于国家力量民族意志在历史发展中作用的增强，19世纪曾经风靡一时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思潮退出了历史舞台，不使用暴力不依靠革命政权不可能改造社会了。他说，20世纪“使人们再也不能提出旧的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旧的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已被战争所埋葬。谈论用各种改良办法来改造这个把几千亿卢布投入战争的资本主义社会，谈论不通过革命政权和暴力、不经过一些极大的动荡改造这个社会，现在已经不行了”。相反，列宁预见到将来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由此引发的民族独立运动兴起的必然性，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可能性。列宁指出：“只要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仍然掌握政权，一场新的同样的战争就不可避免。日本和美国之间新的争吵和冲突有增无减。这些争吵和冲突是两国在几十年的外交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战争不可避免。在抢夺了大批殖民地的英国与自认为是受骗上当的法国之间战争不可避免”。列宁的预见为历史所证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资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十月革命十几年后爆发。根据对人类未来历史发展作出的判断，列宁曾组织了共产国际，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在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中，列宁对“左派”共产党人否认党的领导、党的纪律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强调在帝国主义时代，要争取革命胜利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是不可能的。在列宁的领导下，共产国际取得了重大进展对此，列宁指出：“共产国际所以强而有力，在于它吸收了全世界帝国主义大厮杀的教训”，它是在总结世界历史运动的事件和经验的基础上取得成就的。
在历史认识的价值与检验方面。列宁认为，历史认识的价值是用事实说话，即用事实说明事物，用事实检验观念。在列宁看来，事实就是历史，事实就是知识，事实就是预言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经过严格证明和确凿证明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还说：“既然提到历史，就应该说明各种具体问题”这些观点指出了历史认识用事实说话的历史认识价值。列宁在解答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争论的方法论问题时曾说：“事变使人们抛弃了解决派别分歧的旧办法，抛弃了那种大量发表文字材料、不停地进行争论、动辄实行分裂的旧办法，而掌握了一种新的学习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用事实、事件和世界历史的教训来检验一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列宁认为，用逻辑的一贯性、彻底性论证观念的严密性、完整性，是哲学认识事物的方式，但是仅有这种方式还不能有效论证事物。论证事物的合理存在，还需要一种方式，这就是历史认识的方式，即用事实说话的方式，而用事实说话就是用历史作出论证。列宁指出了事实就是历史的含义。他说：“当马克思主义者谈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不可避免性和进步性的时候，他们是从大家公认的事实出发的。”还说：“事实是顽强的东西。”列宁指出了事实就是知识的含义。他说：“用对一切事实的了解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没有这种了解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有学识的人。”列宁指出了事实就是预言的含义。他说：“神奇的预言是童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
列宁还以是否包含了丰富的事实，作为评价历史书籍价值的标准。列宁认为，如果一部书缺乏事实，那么价值就不大，如果事实丰富，那么价值就比较大。例如，当列宁看到《俄国历史概要》一书时，认为它“结构和叙述都很新颖。读起来很有趣味”，“应该成为一本教科书”，并“译成欧洲各国文字”。但在赞扬的同时，列宁也提出了“一点小小的意见”，即补充一个年表和著作的页码索引。列宁认为：“学生要想不是肤浅地了解，要想知道事实，要想学会对比新旧科学”就必须如此。列宁还对《从革命走向革命》一书，提出过相同的意见。列宁指出：“在小册子里革命信念的坚定性、他对革命坚定不移的信心是好的。关于党应当是什么样的党，论述得好。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批评也是好的。”在经过这一番赞扬后，列宁指出该书“一个极大的缺点是——完全缺乏事实。这就使小册子没有力量”。列宁认为，应当改写一下，全书55页当中，“用44页来写确切的事实(社会民主党和革命的历史，以及匈牙利反革命的历史)——提供事实的梗概，留下15页写评论”。“不这样改写，小册子就毫无力量，不能用。”与上述两部书的不同，《现代史。从法兰克福和约到现在》一书的是“一个坏蛋”一个“俾斯麦主义者”。列宁在读到这部书的时候，并没有因为的立场否定了书中的历史认识价值。他一方面指出：“由于顽固的反动，关于社会主义谈得非常少。”但另一方面也指出：“这本书作为事实的综合材料和参考资料，还是很有用的。这种简单的综合提供了作为时代主要特征的帝国主义和民主运动的图景”。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问题时，大量参考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学者的著作，对于书中收集的原始资料和历史事实，进行摘录和使用。
从以上不难看到，列宁用事实说明事物，用事实检验思想的观点，赋予了事实等于真实、等于客观的含义。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列宁认为，历史认识的价值就是真实性、客观性。事实和历史、真实、客观可以画等号。但列宁认为，在历史认识中，并不是所有叙述事实的认识都是真实、客观的，都能构成历史那些只是孤立地表述事实，罗列事实的历史认识，并不能正确反映历史真实，反映历史的客观性。事实是有联系的，没有不发生联系的事实，孤立的事实是不真实的，孤立的事实不是事实。列宁对《英美钢铁工业和纺织工业的组织形式》一书批注到，“主要是讲历史，没有多大意思，罗列事实”，指的就是这种状况。对《殖民史》一书也有同样批注，“本身看来是枯燥无味的事实罗列”列宁对这类书籍的批评，指出了它们在叙述事实时，缺乏辩证法思维、缺乏科学的认识论的指导，受到了形而上学思维的束缚，片面地、孤立地、静止地叙述事实。列宁认为，在历史认识中要消除罗列事实的不全面性，“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要“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变化中来考察事物”。列宁强调指出，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α)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能不能正确地反映事实，叙述事实，是一个关系到能不能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事情。列宁指出：“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探讨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列宁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参考了大量文献，目的就是从事物的联系中把握事实。列宁“阅读了经济史、科学技术史、政治史、外交史、战争史殖民史、民族解放运动史、工人运动史等方面的许多文献，收集了世界经济地理和国际贸易等方面的重要资料。他查考过的用多种文字出版的各国的书籍、学术论文、报刊文章和统计资料有几百种”，摘录资料和草拟的札记合计共有700多万字从列宁列举在“《1870年以来世界历史主要资料综合试作》表格纲目草稿”的内容，可以看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论的写作，是从经济、社会、工人运动、政党政治、社会改革、民族运动、民主运动、外交政策、殖民政策等相互联系的各种事实方面着手的。
在历史认识的意义与评价方面。列宁认为，历史认识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历史意义的判断和历史道德的评价，需要处理好决定论和意志自由、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之间的关系。虽然历史意义判断表现了历史的客观性方面，历史道德评价表现了历史的主观性方面，但列宁主张，这两种关系是处于对立统一之中的，必须在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的关系中把握它们。列宁指出：“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摒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
列宁主张的只有依据历史必然性才能给予历史意义奠定客观性的思想，在列宁批评孟什维克忽视历史必然性，仅从人的行动评价俄国1905年革命的错误时得到了充分体现。1905年12月发生的俄国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曾为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但孟什维克编辑的《1905年12月的莫斯科》一书，没有对起义的内容和性质作任何完整的叙述，只是通过起义中发表的一些言论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列宁指出，这种做法体现出的历史认识存在三个错误：第一，把起义表现为为数不多的战斗队同军队的冲突但又在许多地方谈到全体民众走向街头。这种矛盾的表述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不能算作“科学的分析”。第二，“编者根本不想剖析一下军事组织同军事技术的联系问题，直接的武装斗争和辅助斗争的相互关系的作用问题”，而只是“摘引了战斗组织的宣言的一些片断”就作出结论，“这里连一点进行严肃历史研究的影子也没有”。第三，“编者先生的结论是，无产阶级作为群众并没有行动起来”，这表明编者“迂腐到这般地步”，“竟从极其严肃的历史资料中得出这样庸俗的结论”。从以上列宁的分析可以看出，列宁认为，由于该书没有对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进行叙述，只是根据起义中的人的行为意向，并且是不完整的行为意向就对起义作出评价，这样的评价不可能是科学的历史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深入研究1905年革命发生的历史进程和隐藏于其中的历史必然性，才能对革命作出客观正确的评价。他指出：“在每一个急剧的历史转变关头，我们要估计到各个阶级整个的阶级对比关系，而不是抽出个别例子和个别特殊事件，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感到自己是稳固地立足于对可靠事实的分析之上。”列宁多次在演讲、报告、文章中总结1905年革命的经验，阐述其历史意义，并作出历史评价。列宁叙述了革命从罢工开始启动，后来转向起义的整个进程，分析了革命产生的客观条件、进行起义的方式、军队转到人民方面来的条件、起义的战术、起义力量的组织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列宁的结论是：“由罢工和示威进而构筑个别街垒。由构筑个别街垒进而构筑大批街垒并同军队进行巷战。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斗争走到了各种组织的前面，由罢工发展成了起义。这是俄国革命在1905年12月取得的最伟大的历史成果”。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已经行动起来，实行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这就是1905年革命的历史意义。从这里我们看到，列宁通过阐述历史必然性客观评价了1905年革命，否定了孟什维克随意的历史评价。
列宁还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评价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他指出，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是指我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历史意义的重要体现是，“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列宁认为，这个“基本条件”产生于俄国历史的特点。他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够建立并且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现极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其原因仅仅在于俄国有若干历史特点”。“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是1903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有了15年(1903-1917)实践的历史，这段历史的经验之丰富是举世无比的”。从列宁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列宁阐述了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意义的内在联系。它表现为，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革命实践中的产物，无产阶级意志的集中和行动的严密纪律性，是十月革命成功的保证。如果其他国家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样要走提高无产阶级战斗力的路子。列宁指出：“要真正使整个阶级，真正使受资本压迫的广大劳动群众”都站到革命立场上来，跟随革命政党前进，“需要这些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一条基本规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对我们极其重要的、应当作为我们全部活动的指南的结论：在历史上，取得胜利的是能够带领多数居民前进的阶级。”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历史作出的道德评价是有党性原则的，这就是：应当从一定的阶级立场出发评价历史，而这一出发点的依据是历史主动性。列宁指出：“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的依据历史主动性才能为历史道德评价提供正确的主观性标准的思想，在列宁评价人类历史上的革命事件时得到了充分体现。列宁指出：“从马克思的全部历史观点出发，必然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时期，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才能够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才得到最有力的表现，而后来长期以更新的生产关系基础为依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以建立”。列宁认为，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大革命事件，虽然有些没有取得当时想要的成果，却为历史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前提，作出了铺垫，从这一意义上看，这些革命事件也可以说是成功了。因为，在这些革命事件中人们的历史主动性发挥得最为充分。
列宁在评价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功过时指出：“拿法国大革命来说吧”，“任何一个自觉地对待历史的人都会说，法国革命虽然被粉碎了，但它毕竟是胜利了，因为它为全世界奠立了曾是无法消灭的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自由的基石”。
列宁在评价1848年德国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中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行为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意志‘共和国’很快成立这一点上，有很多错误，常常犯错误——他们在1871年也犯了错误当时他们一心一意想‘把法国南部发动起来，使巴黎公社得到挽救’”的错误，他们“为此而牺牲了一个人所能牺牲的一切，冒了一个人所能冒的一切危险”。但他们所犯的这种错误，与反对革命的立宪派“表现的平庸智慧比较起来，要千倍地高尚，千倍地伟大，千倍地有历史价值”。
列宁在新生的苏维埃俄国面临欧洲帝国主义的严重挑战有可能被颠覆的危机关头，评价俄国十月革命时指出：“即使明天帝国主义者把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推翻，我们一点也不会为我们夺取了政权而后悔。任何一个代表劳动群众利益的觉悟工人都不会为这一点而后悔，都不会怀疑我们的革命毕竟是胜利了。”“俄国工人阶级一定能用他们充满错误的革命行动来争得自由，推动欧洲前进。让那些在革命方面没有行动的庸人以没有错误而自夸吧。”
也正是从历史主动性出发，列宁对劳动者的历史创造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1919年5月10日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要比兴登堡或者福熙和英国人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大战中的任何一次胜利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而对于资产阶级学者忽视劳动者创造精神的历史认识给予了批评。列宁在一篇书评中谈到，《现代史。从法兰克福和约到现在》这部书的“突出的特色是：白痴以学究式的精确性提供了有关每一个小国王和王族的活动以及荷兰女王的流产(原文如此!第440页)等等的日期等，可是一笔也没有提到1907年罗马尼亚的农民起义！”
从以上可以看到，列宁认为如果缺乏历史主动性的视觉，缺乏党性原则，就不可能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评价历史。而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历史意义的判断和历史道德评价。
列宁对托尔斯泰这位19世纪俄国伟大的作家思想家所作的评价，充分体现了列宁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将决定论和意志自由、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结合起来的思想。当列宁从决定论和历史必然性的角度进行评价时，列宁指出，由于“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来的加速破产，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生死搏斗的决心。要求彻底铲除官办的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清扫土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这种愿望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每一个历史步骤。”“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要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当列宁从意志自由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行评价时，他指出，托尔斯泰的思想是俄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夫’迟钝胆小的反映”。“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由于列宁能够从上述两个方面对托尔斯泰进行评价，就使列宁关于托尔斯泰的历史认识深刻而正确，经受住了历史长时期的考验。
列宁的历史认识论对于建设当代中国唯物史观历史认识论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列宁指出了唯物史观历史认识发生论与非唯物史观历史认识发生论的区别，前者从事实出发，后者从概念出发。列宁指出：“过去任何一门科学都从形而上学开始，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还不善于着手研究事实时，总是先验地臆造一些永远没有结果的一般理论。”列宁在阅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时摘录了书中的这样一段话，“我们德国人多半在应当如何写历史这方面费尽心思，而不是去写历史”，并写下批语：“||机智而聪明！”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唯物史观历史认识发生论的实践意义。西方分析历史哲学认为，历史认识起源于先天假设判断，是人的头脑中先验地存在的价值观决定了历史认识的发生，否定历史认识发生于社会实践。受这种观点的影响，当代一些历史学工较少关注现实，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历史认识概念的梳理上，离弃了唯物史观历史认识论的视域。列宁的历史认识论可以为解决这一争论提供启示。
第二，列宁强调了唯物史观历史认识目的论与非唯物史观历史认识目的论的区别，前者主张历史认识的目的是提高人们的自我意识，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帮助人们认清历史和现实的联系，把握历史的趋势，自觉地从事人类历史进步事业。后者主张历史认识是一种文化活动，主要目的是为了文化本身，忽略了历史认识对于现实的实践作用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主义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在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取得成就的。”列宁的这一思想发展了唯物史观历史认识论，它提供了一个简明的判断标准，将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区别开来了。在历史认识乃至历史学走向多元化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将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历史认识和历史学作为主流史学，列宁的唯物史观历史认识目的论为此提供了指导。
第三，列宁非常突出地强调了历史认识具有党性原则，指出唯物史观历史认识的本质是站在劳动者阶级的立场上评价历史。西方分析历史哲学曾认为，列宁主张的历史认识具有党性原则的观点，会导致历史认识进而是历史科学不可能做到客观，这是不对的。社会关系的存在、阶级的存在、社会集团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认为历史认识受到这一客观事实的制约，赋予了历史认识予客观性，这怎么能说违反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要求呢？将主观意识作为客观事实进行研究和判断，比之将其作为主观现象进行研究和判断，是更为科学的做法，它是唯物史观历史认识论和非唯物史观历史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区别。
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列宁主张的认识是对物质的反映，是一种倒退到康德的二元论的观点，这种认识与事实不符。结合列宁重视历史主动性的观点，可以认为列宁是重视认识主体的作用的。列宁高度强调了认识主体的能动性，包含着有什么样的认识主体，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历史认识的判断，这怎么能说列宁忽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认为认识只是简单地、机械地、照相一般地反映物质呢？列宁提出的历史主动性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是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的统一。一方面，它表明了列宁重视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历史主动性，认为它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列宁主张历史认识主体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历史，历史主动性概念包含着重视认识主体的能动性的思想。
注释：
[1]《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
[2]《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4]《列宁选集》第1卷，第30页
[5]《列宁选集》第1卷，第31页。
[6]《列宁选集》第1卷，第487页
[7]《列宁全集》第39卷，第367页。
[8]《列宁全集》第39卷，第367页。
[9]《列宁选集》第1卷，第89页。
[10]《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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