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文学 译作
王志超 发表于： 《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3期
乔万尼·阿瑞吉 在20世纪下半期国际左翼运动中产生的思想家中，少有人能在历史想象力、知识体系规模和概念清晰度方面与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相比，他的著作将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继续被人们阅读和思考。我们将在下面刊出一篇文章以表敬意。汤姆·雷弗（Tom Reifer）是阿瑞吉的学生，他将会评价老师的成就。作为一名具有无与伦比的热情、正直和襟怀坦荡的思想家，阿瑞吉依靠的是自己参与1960年代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斗争——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意大利的大规模劳工运动——的经验，以及随后对当今全球秩序中的两个主导力量，即美国与中国的深度观察。他发表在《新左翼评论》（NLR）的文章，很大一部分已经成为这份刊物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以10年为单位，依次为60年代中期的《罗得西亚的政治经济》（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hodesia’ in the mid sixties）（NLR 1/39）、70年代的《朝向一种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Towards a Theory of Capitalist Crisis）（NLR 1/111）、8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的世纪还是美国的世纪》（Marxist Century, American Century）中对矛盾的把握（NLR 1/179）、90年代《世界收入不平等与社会主义的未来》（Income Inequalities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中的著名理论（NLR 1/189）；在90年代，当《全球动荡时代的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Turbulance）（NLR 20）和《霸权的崩溃》（Hegemony Unravelling）（NLR 32 and 33）成为他最后一本著作《亚当·斯密在北京》（Adam Smith in Beijing）的核心内容时，他再次关注起非洲的命运，写有《非洲人的危机》（The African Crisis）（NLR 15）。对于阿瑞吉来说，私人友谊和政治忠诚都是不可动摇的价值观。我们的刊物也都知道。去年秋天，他很可能已经知道自己身患绝症，但是他用无可比拟的平静、能量和勇气来面对死亡的前景。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为新版《漫长的20世纪》（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撰写了后记，已经在2010年出版；在我们刊物1-2月那期，发表了他的官方访谈，他全面回顾了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实施访谈的是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但是若没有他的朋友贝弗利·西尔沃（Beverly Silver）的协助是不可能完成的。西尔沃与他共著了《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治理与混沌》（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这是他关于我们时代起源三部曲的第二部，可以看做是他的遗言。令人动容而又发人深省，这就是为什么他被来自世界各地——东亚、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北美——的朋友们、同事们、学生们和仰慕者所哀悼的原因。未来的人们将会把他视作他那个时代最为夺目的光辉之一。
汤姆·雷弗
资本的绘图师
乔万尼·阿瑞吉：1937-2009
当前危机比较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缺乏能够把今日之全球动荡置于历史地理视角之下的分析。[ 在这里，我要非常感谢2009年5月25-29日在马德里国立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博物馆举行的“乔万尼·阿瑞吉的著作与当前的危机”国际研讨会的诸位与会者，富有启发性的讨论与激辩对我的想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当然，文中出现任何谬误，都由我负责。]在他关于资本主义长时段的持续考察中，从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的起源时代到现代，大概没有任何一位知识分子能对当前的危机做出比乔万尼·阿瑞吉更深刻的分析。 先是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然后又与特伦斯·霍普金斯（Terence Hopkins）合作，阿瑞吉是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始者之一和最重要的贡献者，该体系包括欧洲人的统治、全球资本主义、世界收入不平等和“发展”等内容。[ 参见乔万尼·阿瑞吉、特伦斯·霍普金斯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反体系的运动》（Antisystemic Movements），纽约1989年。]世界体系视角本身——正在挑战战后现代化理论的统治地位——脱胎于1960年代的政治运动，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第三世界激进主义和社会科学中从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地理学到德意志历史学派的重要思想进行了颇有成效的综合。[ 参见沃尔特·高德弗兰克：《恢复范式？沃勒斯坦世界体系方法的规则》（Walter Goldfrank, Paradigm Regained? The Rules of Wallerstein’s World System Method），《世界体系研究》（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第6卷第2号，2000年。]沃勒斯坦与霍普金斯都同情1968年接管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两人都在特别教员委员会中任职），在1970年代都转到纽约宾厄姆顿大学任教，后来该校一度成为世界体系研究的中心。阿瑞吉在1970年代末也成为那里的教员，不仅管理着各种集体性的研究团队，也在研究生课程及其与之联系的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起到重要作用。
从他对南非定居者资本主义的分析到《亚当·斯密在北京》中追溯中国领导下的东亚作为世界工厂的崛起，阿瑞吉的著作的范围和广度给人以深刻印象。而且，阿瑞吉还对那些在学术上比不上他的对话者们表现出谦逊的精神：乔万尼正是通过这种热烈的争论使自己的学术显得生气勃勃，当然，前提是保持在一个相互一致的框架里。他的理论给无数人带来了灵感，正因为如此，当他在与癌症搏斗一年之后于2009年6月18日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包括学者、社会活动家、朋友、以前的学生以及通信者们，莫不感到万分悲痛。
世界观的形成
1937年，乔万尼出生于米兰，在纳粹德国占领北意、游击队抵抗运动爆发以及盟军登陆的岁月里，家族的反法西斯态度对于他的政治倾向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最初，他是在意大利学习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受雇于多家不同的企业，在此期间，他开始思考60年代早期罗得西亚的局势。正如威廉·马丁（William Martin）在一篇强调从詹姆斯（C. L. R. James）到杜布瓦（W. E. B. Du Bois）等学者的重要性的论文中所指出的，“正如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世界体系理论拥有深深的非洲之根”。[ 威廉·马丁：《非洲与世界体系理论》（African and World System Analysis），位于约翰·霍华德·菲利普斯主编：《撰写非洲历史》（John Edward Philips, ed., Writing African History），纽约·罗切斯特2005年，第381页。]阿瑞吉移居非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次真正的学术重生”；正是在非洲，他“开始了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比较历史社会学的艰难跋涉”。[ 阿瑞吉：《资本的蜿蜒之路》，NLR 56，2009年3-4月。]在那里，与约翰·索尔（John Saul）、马丁·莱加西克（Martin Legassick）以及其他人合作，他提出了一种具有探索性意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关注对象就是南非农民的被驱逐和无产阶级化产生的矛盾。
在罗得西亚，乔万尼也遇到了他的学生——后来成了朋友和同事——巴克斯尔·瓦希（Bhasker Vashee）。瓦希是印度裔非洲人，后来长期担任跨国公司研究会（Transnational Institute）理事。实际上，乔万尼与瓦希是狱友，因为反殖民活动而坐牢；乔万尼被捕后一周遭驱逐，而瓦希则在长达一年时间的营救活动之后，才走出单人牢房获得自由。1966年，乔万尼去了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当时的坦桑尼亚正在收容全非洲从事民族解放运动的人士。在这里，与阿瑞吉共事的学者有很多社会活动家，包括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索尔和沃勒斯坦。
再后来，乔万尼返回意大利任教，参与了工人们争取“自治权”（autonomista）的运动，帮助他们成立葛兰西小组。到1970年代末期，他已将目光转向帝国主义研究，在1978年完成了《帝国主义几何学》（The Geometry of Imperialism）一书；1983年，该书再版，他为之撰写了一篇新后记。大约在此时，乔万尼开始重新定义该书，以此激发灵感构思出可以说是他最为重要的著作《漫长的20世纪》（1994年）——人们普遍认为该书是当代致力于世界资本主义长时段研究的扛鼎之作。在该书中，他利用斯密、马克思、波兰尼和布罗代尔的思想——包括后者的反市场资本主义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资本主义经历了若干世纪的“长期”演变，经过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的反复结合，成功地使资本实现了系统周期性的增值。这些周期表现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物质扩张；当这些扩张达到极限时，资本便会进入高利润的金融领域，各国对流动资本的争夺为金融扩张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这种扩张的另一面是军事工业化与金融寡头在世界体系重建过程中的互相激励，其间伴随有它们身处其中的霸权结构周期性的“秋天”。最初的时候，金融扩张能使正在衰落的霸权国家暂时回春。但是，它们最终都会被日益严重的系统性动荡和新崛起的商业与政府机构霸权联盟的制度革命所压倒。这些新崛起的霸权“天生具有在全球范围内控制资本积累和社会政治环境的广泛而复杂的制度优势”；正如阿瑞吉指出的，这个过程有明显的“内在界限”。[ 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货币、霸权和我们的时代起源》（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伦敦和纽约1994年，第14-18页；该书即将再版。]
具有特殊意义的是，阿瑞吉不像沃勒斯坦，而是像布罗代尔一样，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并非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内陆，而是13-14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在那里，世界体系进行了区域性的预演。他追溯了热那亚资本与西班牙霸权的联盟，地理大发现的伟大航行由此肇始；接着继续分析荷兰、英国、美国霸权的命运交替以及它们各自资本积累的系统周期性波动；最后分析的是中国参与下的东亚经济复兴给美国霸权带来的威胁。随后一系列著作的完成构成了阿瑞吉所说的三部曲——与贝弗利·西尔沃合著的《现代世界体系的治理与混沌》、《亚当·斯密在北京》以及一系列文章与新版的《漫长的20世纪》。通过上述系列著作，阿瑞吉使这个强大的理论一直流行到现在。[ 阿瑞吉，贝弗利·西尔沃：《现代世界体系的治理与混沌》，明尼阿波利斯1999年版；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伦敦和纽约2007年版。]
历史的预言
阿瑞吉在社会长时段的宏观演变问题上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部分来自于持续将近十年的集体研究成果，而近年来的世界局势似乎证实了他的先见之明。举个例子，他与西尔沃在10年前曾经说过：
过去20年的全球金融扩张或类似的运动，既非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也非“全球市场霸权来临”的佳音，而是我们已经身处霸权危机之中的明显标志。因此，这种扩张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现象，预计将会以或大或小的灾难结束。
接下来遇到的抵抗：
表明金融扩张所倚赖的收入与财富的大规模再分配已经达到或者即将达到极限……这种再分配一旦从经济、政治、社会方面无法持续，金融扩张必定终结。唯一有待解答的问题……不是是否，而是现在无序金融市场对世界的统治何时崩溃，有多严重。
阿瑞吉和西沃尔得出结论：西方“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统治顶峰上”的衰落“不仅是可能的，也是轻而易举的”；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衰落有何特点。他们声称：
相比一个世纪之前的英国，美国甚至有更强的能力使正在衰落的霸权转变为剥削性的统治。如果这个体系最终崩溃，主要原因就是美国抵制任何的适应和迁就。相反地，美国适应和迁就正在崛起的东亚区域经济力量是非灾难性地向新世界体系过渡的必要条件。[ 阿瑞吉，西沃尔：《混沌与治理》，第273-274、287-288页。]
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根据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再次崛起以及美国不顾一切地赌博——通过入侵、占领伊拉克继续霸权统治，阿瑞吉再次讨论了这些问题。这不是那些吹鼓手们希望的美国霸权新时代来临的预示，阿瑞吉不无讥讽地指出，那些在白宫身居要职的职员鼓捣出来的所谓“新美国世纪工程”的勃勃野心恰恰增加了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的长期可能性。
《亚当·斯密在北京》与之前的类似著作一样是一本费解的和雄心勃勃的著作；并非写的不好——乔万尼的散文是清晰晓畅的典范——而是因为其中繁多的理论和宽阔的视野。正如阿瑞吉所指出的，这本书的目的“与其说是根据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理论来解释全球政治经济中心正在从北美向东亚转变的事实，还不如说是根据那种转变来解释《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p. xi.]同时，这本书还研究了很多其它问题，比如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称的西欧及其移民国与东亚之间存在的“大分岔”（Great Divergence）出现的原因。[ 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以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普林斯顿2000年版。]在书的后半部分，阿瑞吉还追溯了在美国全球军事霸权和东亚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之间不断扩大的矛盾，证实这种矛盾存在的是中国领导下的东亚庞大的盈余积累、他们在美国国债上的投资以及包括次级抵押贷款在内的其它美元资产。这种情况被视作是一种异常现象，因为在过去的系统性资本积累周期中还没有过这种先例。
阿瑞吉在早期还撰写过一系列论文，从世界历史比较角度赞扬或批评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分析当前长期衰退的理论，均发表于《新左翼评论》。[ 参见布伦纳：《全球动荡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NLR I/229，1998年5-6月；另见《繁荣与泡沫：世界经济中的美国》（The Boom and the Bubble: The US in the World-Econmy），伦敦与纽约2002年版，第609-622页。]不论从哪方面说，这都是阿瑞吉喜欢的方法：他总是教导他的学生和同事们去批评一种论点的强点而不是弱点，从而使其面对挑战不得不拿出比他们批评的更为优秀的解释来。
当然，布伦纳对他称之为“新斯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他在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的各种互相关联的观点与世界体系理论形成鲜明对比。[ 布伦纳：《资本主义的起源：对新斯密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NLR I/104，1977年7-8月。]从各个方面来说，根据他们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阿瑞吉和布伦纳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布伦纳反对世界体系理论，主要把目光放在财产关系的中心和农村中的阶级斗争上面，同时由于反对把它们置于新崛起的世界体系中，他实际上排除掉所有因素，而把资本主义的起源单单定位于英国的农村地区。然而，在农业资本主义的问题上，由于共同遵从了法国年鉴学派重视农村史的传统，沃勒斯坦与布伦纳——尽管有很大区别——之间比与阿瑞吉之间有更多的共同点。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认为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起源中，农业作用很小或者甚至毫无作用。[ 参见布伦纳和克里斯托弗·伊赛特（Christopher Isett）：《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的区别：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和发展型式》（England’s Divergence from China’s Yangzi Delta: Property Relations, Microeconomics and Patterns of Development），《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61, no. 2, 2002年5月。]富有戏剧性的是，布罗代尔跟随奥利弗·考克斯（Oliver Cox）在《资本主义的基础》（Foundations of Capitalism, 1959）中的观点，却将资本主义限定于顶级层次的世界贸易和高级金融活动以及较小规模的工业——这正是阿瑞吉最坚定的看法。
然而，在对当前危机的看法上，阿瑞吉和布伦纳却有着很多共同语言。布伦纳关于长期衰退的解释似乎与阿瑞吉对财富扩张终结的思考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认为日益增长的竞争降低了利润率。他们都认识到，当前的全球性经济衰退不仅仅是金融危机而且也是源于1970年代长期衰退的资本主义的更深层危机的表现——政府行为使之恶化。可是，布伦纳主要把这种危机归因为生产过剩，阿瑞吉却认为其首先是过度积累的危机。相比布伦纳，阿瑞吉观点的另一层含义是将当前的长期衰退及其伴随的金融扩张视作是与美国霸权的危机（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劳工力量）密切相关的过程，与英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的困难类似。[ 参见西沃尔和阿瑞吉的重要论文：《北方与南方的劳工》（Workers North and South），《社会主义纪事》（Socialist Register），2001年；另见阿瑞吉：《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纪，美国的世纪：世界劳工运动的形成和重铸》（Marxist Century, American Century: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the World Labour Movement），NLR I/179，1990年1-2月。]
另一个重大区别是布伦纳一直强调制造业和日本、德国和美国，而阿瑞吉却更多地强调金融、资本金融化——尤其是离岸货币市场——与霸权和全球地缘政治。阿瑞吉之所以能够把两个领域结合起来，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是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初期美国领导下的金融扩张，美国开始在全球资本市场上通过一切可能的愚蠢手段包括借贷的方法争夺流动资本。当华盛顿不再像以前那样容忍有利于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联系在一起的宏观经济逆向流动时，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彼得·高恩（Peter Gowan）在《华盛顿的全球赌博》（The Global Gamble, 1999）以及系列相关文章中对这些过程进行了杰出的研究，尤其是华尔街与美国财政部勾结起来打开太平洋周边市场并最终导致了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的行动，以及随后进行地区金融整合的尝试。[ 格文也在6月去世：参见塔里克·阿里（Tariq Ali）在NLR 59上发表的讣告。关于格文在世界体系理论上最有影响的看法，参见他撰写的关于阿瑞吉和西沃尔的《混沌与治理》的重要书评，发表于NLR 13（2002年1-2月）。另外，他的《当代内部关系与世界体系理论》（Contemporary Intracore Relations and World-Systems Theory），位于克里斯托弗·柴思-邓恩（Christopher Chase-Dunn）与萨尔瓦托雷·巴博尼斯（Salvatore Babones）主编：《全球社会变革：历史与比较视角》（Global Social Change: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巴尔的摩2006年版。]
霸权与领土
与布罗代尔和熊彼特类似，阿瑞吉对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期强调资本主义本身的灵活性、非特化性和自我调适能力。另外，货币资本和国家债务体系也在资本主义的复兴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它在正在衰落的国家中完成积累，然后设法通过向正在崛起的霸权投资来赚取红利，从威尼斯到美国，莫不如此。[ 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第4-5页；《资本的蜿蜒之路》，第90-94页。货币和银行在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中的中心地位长期遭受忽视，关于此问题有一篇重量级文章，参见乔弗雷·英格汉姆（Geoffrey Ingham）：《资本主义、货币和银行：对新近历史社会学的批评》（Capitalism, Money and Banking: A Critique of Recent Historical Sociology），载于《英国社会学》（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50, no. 1, 1999年3月，第76-96页。]同等重要的是阿瑞吉对历史地理学的重视，通过历史地理学方法，他阐述了地理和历史是怎样不断地成就着或者破坏着资本主义的命数。在他的理论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视角，就是在资本家和主权国家之间连绵不断的争斗。尽管这有助于理解他对葛兰西资本主义作为世界体系语境中的霸权概念的阐释，人们却经常忽略之。海权国家与之后空中霸权国家的争斗（威尼斯，联省共和国，英格兰，美国）以及大陆主权强国之间的争斗（依次为西班牙、法国、德国和前苏联）都属于此类争斗。
阿瑞吉强调，标志着霸权变更的金融扩张、对流动资本的激烈竞争和日益增多的系统动荡最终导致世界体系在新的、扩大了的社会基础上重铸于正在崛起的霸权国家领导之下，或者至少也会使大陆挑战者崩溃。离我们最近的年代里，发生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戏剧性崩溃，其中大部分国家都又返回到原先在第三世界的位置。正如阿瑞吉已经多次指出的，资本主义在这场战役中赢得的东西可以与它们在任何战场的收获相媲美。这种图景不仅揭示出资本主义自身的灵活性，也体现出这个正在扩张的体系已经扩展到全球范围。
阿瑞吉另外一个重要理论是他对经济地理区域和世界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关于此问题，他一直坚持按照下列顺序思考：首先是前殖民时代的遗产；其次是殖民主义的影响；第三是后殖民时代的发展——以上三方面都处于比较世界历史理论框架之中。阿瑞吉在这此领域的最新作品将他酝酿多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比较理论与他在东亚问题上的最新著作结合了起来，还勾勒出其它一些地区的发展，包括他所称的有机体心脏地区。[ 阿瑞吉：《马克思主义的世纪还是美国的世纪》；《世界收入不平等与社会主义的未来》，NLR I/189，1991年9-10月；《非洲的危机：世界体系与地区特征》（The African Crisis: World Systemic and Regional Aspects），NLR 15，2002年5-6月。]
积累与掠夺
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似乎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使我们重新回到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本质、未来的方向及其具有实际世界历史意义的替代品的讨论上来。在一篇以“重新思考1970年代的无争议问题”为目的的文章中，阿瑞吉指出，尽管这场聋子的对话可能有助于保护新涌现的研究项目以便它们不至于半路流产，“但最终它们还是成为充分理解自身潜力的障碍。我感觉到世界体系理论很久之前就已经到达这个阶段，只有从早就应该热烈讨论但一直没着手的讨论中才能获益。”[ 阿瑞吉：《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体系：重新思考1970年代的无争议问题》（Capitalism and the Modern World-System: Rethinking the Non-Debates of the 1970s’），《书评》（Review），vol. XXI, no. 1, 1998年。]因而，他对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诸多有力批评都进行了回应，包括西达·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布罗代尔以及布伦纳等人提出的批评。
这种情况下，阿瑞吉重新讨论早期的劳工供给作用问题或许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充分揭露了资本积累通过剥夺使当地人民无产阶级化的矛盾，他所谓的“非洲劳工储备库”涵盖了南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包括种族隔离地区。[ 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关于外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Unequal 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s of Peripheral），纽约1976年版。]在这里，白人定居者殖民主义、农业、采矿业以及劳工短缺等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大多数非洲农民彻底被剥夺，以便为采矿业和制造业提供成本低廉的移民劳工；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与日益高涨的劳工成本，这种状态终究会结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如基里安·哈特（Gillian Hart）指出的，阿瑞吉也提到过他的著作——遍及东亚大部分地区的资本积累：没有剥夺，反而是实现“农村的发展和工业化”。这里出现的矛盾是——哈特和阿瑞吉及其他的合都强调过——通过剥夺原有生产者使之彻底无产化的资本积累最终会成为南部非洲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或许世界其他南方国家也都是如此，尽管经典理论认为这种积累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 参见阿瑞吉、尼科利·阿斯科夫（Nicole Aschoff）和本杰明·斯库里（Benjamin Scully）：《通过剥夺积累及其极限：南部非洲模式再思考》（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and its Limits: The Southern Africa Paradigm Revisited），未刊文，2009年2月17日，特别关注第39页。们还引述了基里安·哈特的《破坏全球化：后隔离时代南非的权力分配》（Disabling Globalization: Places of Power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伯克利2002年版），哈特认为这些不同的发展路径提示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古典政治经济论题，修正“剥夺被视为资本主义通过‘原始积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自然副产品”的目的论假设，参见第199-200页。]于是，是否彻底剥夺劳工，是否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这种在资本积累途径上的差异造成了东亚和南部非洲在发展方式上的根本性分野。阿瑞吉及其合也对南部非洲地区提出过具体的政策建议，包括给无地者分配土地、增加教育投入和社会福利等，都可以使大多数人非洲人受益。[ 把这种比较理论延伸到拉丁美洲是个有趣的想法。例如，比较日本领导下的东亚与美国领导下的拉美的发展模式和工业化状况，参见费尔南多·法尼柏（Fernando Fajnzylber）的新著：《无法避免的拉丁美洲产业结构调整》，（Unavoidabl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Latin America）达勒姆，NC1990。]
尽管迄今尚未有人做过，人们仍然能够在马克思、沃勒斯坦、布罗代尔和阿瑞吉等人在“最高层次的国际贸易”问题上的著作与巴灵顿·莫尔（Barrington Moore）、布伦纳和其他人在农业资本主义问题上的著作之间想象构思出一系列的历史地理联系，也能把这些发展过程在初级综合基础上联系起来。这种思想将更全面地阐述——包括全面思考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对这些问题的经典研究和重读“布伦纳的争论”与1970年代“无争议的问题”——资本主义农业、城市化和阿瑞吉所称的“制造国家和制造热量的资本主义体系”三方面怎样全部紧紧缠绕于世界历史中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源问题之上。[ 类似于此的论点是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一篇论及布伦纳的论文中提到的。他观察到：“在一个国家中，从字面上讲，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不了多少……历史地看，这样看待资本主义比较合理：作为一个复杂的增值过程，它通过一系列互相关联的链条来运转。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始终居于中心地位。如果没有佛兰德尔城镇，英格兰的地主们永远不会向商品农业转变。”参见安德森：《光谱：在理念的世界中从左到右》（Spectrum：From Right to Left in the World of Ideas），伦敦和纽约2007年版，第251页。]令人感兴趣的是，哈特与阿瑞吉关于当代南部非洲和东亚的剥夺式或非剥夺式资本积累问题的著作是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路径起源的问题，正如布伦纳和沃勒斯坦所分析的那样。
当然，这些关于过去与现在的争论是交织在一起的；对于过去的解释可以有力的反映出当代人的所思所想。正如1970年代后期布伦纳批评“新斯密-马克思主义”的那篇文章的编辑导言所指出的：
资本主义怎样兴起，为什么它出现在世界某些地区而不是其它地区，在这些问题上各种矛盾的解释明显已经超越纯粹的历史研究兴趣。它们影响到对今日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定位的评估、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解释以及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概念问题。更进一步，这些争论涉及到一系列的理论问题，比如历史决定论的性质、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以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基础的有效性等问题。[ “主题”（Themes），NLR I/104，1977年7-8月，第1页。]
当前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中，诸如此类的说法还有很多很多。根据这些新的发展和研究成果，我们确实应该重新讨论这些问题。
近年来，阿瑞吉还希望能够把他关于全球不平等问题最重要的一些文章做个汇编。伤感的是，现在他无法去完成这项工作了，尽管人们希望可以有其他人来做这件事，从而使这些珍贵的作品能够为更为广大的读者所知。人们仅仅想知道的是阿瑞吉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过去数十年里关于不平等问题的其它重要著作，比如让·德雷兹（Jean Drèze）、阿玛提亚·森（Amartya Sen）、阿米亚· 库马尔·巴格奇（Amiya Kumar Bagchi）、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罗伯托·库兹涅维茨（Roberto Korzeniewicz）以及蒂莫西·帕特里克·莫兰（Timothy Patrick Moran）等人的著作。对于学者和活动家们来说，纪念阿瑞吉及其创建一个更人道的世界体系的理想的最好方式便是重新回到我们这个时代中心问题的讨论上来，因为这是当前学者们的集体努力中——理解这个世界，使它变得更和平、社会变得更公正和平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21世纪的生活中，影响最严重的坏习惯是人们不再尝试用长时段理论去分析当前世界。乔万尼·阿瑞吉的著作——以及他的合们的著作——代表着一种先驱性的分析尝试。我们谨希望未来的人们可以继续发展他的思想，尤其是他的团结精神以及所有作品都显现出来的那种学术敏锐性。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