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重读毛泽东理论

张旭东教授选择的三篇文本分别是毛泽东的《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张教授认为，《矛盾论》是毛泽东为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所做的哲学准备。1949年以前，毛泽东主要党内的两种思想作风，即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种思想作风背后，实际上有着哲学上的理论基础。只顾及经验，即忽视规律，忽视矛盾的普遍性；只固守教条，则忽视了矛盾的特殊性，以及矛盾所蕴含的量变与质变的辨证统一。张教授在此对比了毛泽东与尼采——左派在思想上的最大敌人之一——的观念差异，毛泽东讲“变”，而尼采讲“不变”，也即人们津津乐道的“永恒的复归”。在卢卡奇看来，尼采的“永恒的复归”，实际上是“永恒的剥削”，即资产阶级的哲学观，要求保持现状。

而毛泽东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蕴含着矛盾，都会发生变化，天底下没有不变的事情。张旭东教授特别强调毛泽东关于“质变”的认识，即质变只能由内部产生。这与中国革命的道路息息相关。一个国家的革命不能由外界决定，也无法由外界决定，不论日本或苏联，都无法解决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况。这不是民族主义，这乃是革命原理自身的要求。但另一方面，毛泽东的矛盾论没有片面地追求中国的特殊性，而是打开了事物的内部矛盾，分析国内各个政治势力的复杂关系，从而认识到共产党人能依靠谁、该反对谁。革命斗争的政治策略，与“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充满了理论与实践的张力。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中各股势力之间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内部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的分析，在张旭东教授看来，至今仍然有效，后来比较成功的历史著作，例如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都是《矛盾论》中的观点的具体演绎。

毛泽东的理论必须放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张旭东教授始终强调，要重视毛泽东理论文本中所举的具体例子。但这不等于去挖掘政党内部的所谓历史“秘闻”，否则就是无历史感的历史主义。例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的前提是站在延安的立场上，为根据地、解放区的文艺生活提供基本的文化产品；而该文的对话对象，不是普通读者，而是革命队伍内部的文艺工，以及来或没来延安的进步文艺青年，后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艺工和“不属于”革命队伍的人。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如何读？张旭东教授抛出若干问题：个人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问题，人民大众不是给定的，是被生产出来的。那么群众到底存在吗，存在的前提是可以接受的吗？群众在哪里？个人与群众结合的可能性的问题：单向的改造，还是双向的作用？个人与党的关系是螺丝钉与齿轮，人民被内在化，成为国家的有机部分。怎么做螺丝钉和齿轮，自律性的保证如何发挥作用？党与个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谁生产谁？革命内在的活力在哪里，基本细胞如何形成？造血机制何在？文艺生产的具体基础是什么？张教授坦诚，最后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找到，未完成，甚至有点儿空洞化。而一旦实体化，则出现了物化、异化，官僚化，也即普遍性的体制问题。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任务，这个新的启蒙运动高于传统意义上的启蒙。毛所说的“普及与提高”，已经不再是知识分子去启蒙大众，而是用工农兵自己的东西提高——新人和新文化自我创造，阶级用自身的政治、文艺构想新的社会出现的可能性。文艺是小政治，政治是大文艺。提高的基础是什么？——有待生成的东西，自己为自己不断奠定的基础。革命“新人”意味着新的物质生活和新的文化生活。在这个新的文化运动中，被启蒙者对自己进行启蒙。所谓“文艺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党”，实际上是一个互相提高的过程，而不是现在人们所臆想的、被政治压抑掉的文艺。

文艺工作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情感。而《讲话》提出以后，对个人情感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文艺的个人性不再是不言自明的东西，张旭东教授引用毛泽东的话：“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另一方面，个人的内部情感世界不再优先于“外部的”政治，相反，两者以某种中介的形式打通。阶级社会中的阶级不是抽象的，文艺也就没有抽象。

张旭东教授认为，《新民主主义论》的任务有两个，一是解释为什么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二是分析革命的性质。两者论述的根据都是中国的国情。首先，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史的性质，从此，由于有了苏联，世界各地区的左翼革命运动都不再是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权更替问题，而是在客观上归属于世界革命这一总体格局的一部分。具体到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新民主主义，从性质上讲，是一个过渡时期。张旭东教授将其与“改革开放”并列，两者都具有不确定性，“改革”本身不具有规定性。改什么革，需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不断地反思发展方向。但有一个不变的思考立场，即始终为中国革命的总体目标考虑。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始终保持着在地思考，而非从理论到理论的经院哲学。如何在哲学和政治理论的层面上把握、吸收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仍然是对当今新左派的一个挑战。

（本文为发言综述，未经张旭东教授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