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与依附论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何塞·帕尔马（José Palma）曾指出，“依附论既源于马克思主义又源于结构主义”。①多数依附论学者认为，依附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的思想源于马克思的著述”。②伊文斯（Peter Evans）不仅认为依附论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而且还强调依附论“对边缘资本主义实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作出了贡献。③
尽管依附论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马克思在方法论和本体论上对依附论影响很大，但是对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路径问题，马克思与依附论的观点基本相左，二者的分歧恰好反映了依附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修正”。主要表现如下。
（1）马克思主要分析西欧地区相对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把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全球化现象，认为资本主义从西欧中心向全球的扩散是落后地区实现发展的基本前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必经的历史发展阶段，“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④，资本主义用血与火对落后地区的征服，充当了历史进步的不自觉的工具，是促使野蛮地区“文明化”的根本途径，因此，不发达地区的发展与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相联系。恰恰相反，依附论认为，资本主义造成了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关系，阻碍了外围地带的发展。正如多斯·桑托斯所说：“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帝国主义理论已经发展成为对帝国主义中心和世界统治的扩张过程的研究。在第三世界革命运动时代，我们必须在受帝国主义统治、反对扩张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发展一种反映其内在发展规律的理论，这个理论要超越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尽管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允许外部依附的存在，但它不能从我们当前的理论视角去认识不发达问题，我们认为不发达是资本主义世界扩张过程的重要后果和必要部分。”⑤因此，激进依附论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不能促使外围国家“发达”，而且导致外围国家“不发达的发展”，外围国家要实现发展，就必须实行与资本主义“脱钩”的政策。
（2）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主要建立在对欧洲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强调先进工业化国家无产阶级的解放是落后地区摆脱依附状态的先决条件，而依附论者认为，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发展中分得了利益，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受益者，他们对于在制度上谋求革命已不再感兴趣。阿莱依和索尔就指出，从殖民时代开始，一部分非洲工人就不断分享本国上层集团从农民那里榨取来的经济剩余产品来满足自己挥霍性的消费。这不仅导致对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动力估计过低，而且使依附论者把无产阶级背后的大众（特别是农民）视为革命的主要动力。
（3）马克思以动态方法来看待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少数几个地方，伴随着资本国际化而在地理上向全世界扩散，经过工业革命等几个关键性转折点后，开始向外大规模输出资本（而不是商品）。依附论把资本主义看作一种静态的剥削体系，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16世纪开始，至今没有发生过改变。
（4）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生产过程之中，来源于资本家对本国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剥削，并成为扩大再生产的前提。而依附论认为，资本积累只不过是一种再分配形式，是由受剥削的外围向中心的一种资源转移，更加关注普遍存在的剩余价值的国际转移及其后果。
（5）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对资本主义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注重生产而忽略交换，强调剥削性质而忽略私人产权制度和资本主义精神（企业家精神）等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但马克思始终认为，资本主义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它不仅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而且还创造了这个社会得以产生的阶级力量。依附论基本上对资本主义持否定态度，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的剥削系统，一些地方的发展必然以世界大多数地方“不发达的发展”为代价，“中心”通过直接榨取利润、不平等交换和对贸易的垄断控制来剥削“外围”。实际上，恩格斯在晚年对资本主义中心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已有所洞悉，意识到农业国家竞相沦为资本主义工业中心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从而造成资本主义工业中心越来越发达，农业国家则日益不发达。换言之，资本主义中心的发达是以农业国家的不发达为代价的。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指出：“前一时期末开始使用的新的交通工具——铁路和海船——现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只是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当时还是由一些以农业为主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都围绕着一个大的工业中心——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大部分过剩原产品，同时又满足它们对工业品的大部分需要。因此，无怪乎英国工业获得了这样巨大的和空前的发展，以致1844年的状况现在看来已经显得微不足道，几乎可以说是原始的了。”⑥显然，在这种依附结构里，存在着一种国际剥削的经济学，也就是说，存在着剩余价值从农业国家向资本主义工业中心的国际转移。
二、发展中国家的两种主要发展模式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日益多元化。其中，有两种是比较典型的发展模式：一是东欧剧变后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即实行所谓“回归马克思的历史叙事”的发展模式，根据第二国际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所有国家都必然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二是以查韦斯为代表的拉美左翼重新崛起，要求从资本主义“脱钩”，走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回归马克思”在东欧和前苏联非常流行。东欧和前苏联实行了激进改革，回到资本主义体系内，重新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东欧国家以为，正是由于自己过去在经济制度上不如西方，才导致东西欧虽同处于一块大陆之上但生活水平却相差甚远的现状。为了能够迅速赶上西欧，基于全球化的理念，东欧国家纷纷于上世纪90 年代开始对其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模仿西方体制搞市场经济，对外国商品和资本开放国内市场，把原来公有的民族资产拱手送给外国人去管理，希望借此能够尽享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很快弥合东西方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⑦东欧改革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能够驱动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落后国家只有回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在资本主义依附状态下才能实现发展目标。从马克思的著述和文本来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确曾论述过世界各国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历史必然性，但马克思在晚年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历史必然性可能只适用于西欧历史。在1881年3月8日写给俄国民粹派革命者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的信中，马克思基本上修正了自己早期的看法，他指出：“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⑧马克思始终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和冲突的制度，资本主义解决不了社会化生产与私有产权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⑨因此，无产阶级解放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东欧和前苏联的激进改革表面上是“回归马克思”，实质上却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显然，东欧国家为回归资本主义道路付出了巨大代价，主要表现如下。一是在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之后，生产急剧下降，匈牙利和波兰的国民生产总值损失率为20%，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国民生产总值下跌了近40%，俄罗斯的损失近50%，乌克兰高达60%。⑩二是东欧国家在私有化改革中，以极低的价格向西方资本出售原社会主义的国有资产，据华盛顿大学教授卡齐米耶日耶·Z波兹南斯基的推算，仅波兰在私有化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就高达2880亿美元。东欧国家以惨重代价建立起所谓的“市场资本主义”，其实质不过是重新回到了西欧资本主义的等级结构和外围资本主义的依附结构之中。在这个结构中，东欧国家几乎没有自己的民族资本和民族工业，资本是外来的，劳动力是本地的，由于生产要素的分离，导致东欧国家在经济乃至政治上长期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
第二条道路是回归激进依附论的“脱钩”政策。在拉美地区，许多国家曾按依附论的方案进行过社会改革实验，左翼力量分别在1954年的危地马拉、1963年的多米尼加、1970年的智利和1984年的尼加拉瓜的选举中赢得胜利，并实行和资本主义“脱钩”的激进政策。20世纪70年代以来，“脱钩论”曾引起过巨大的争议，政学两界对它的质疑从未停止过，随着军人独裁者首先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和结构调整，“这使保守的政治评论家惊呼，新自由主义已成为主导意识形态，成为平民百姓的政治话题”。特别是在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之后，东欧剧变突然间成了脱钩论的“反题”，作为拉美地区影响最大的发展理论，脱钩论是否失败似乎要依据其“反题”是否成功来判断。在过去十多年中，由于东欧在资本主义道路上仍然步履蹒跚，而西方在拉美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狂热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问题，于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在拉美地区呈现复兴趋势。
1998年，查韦斯在大选中以进行“玻利瓦尔革命”相号召，成功当选委内瑞拉总统，标志着拉美左翼的重新崛起。有人认为：“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持批判态度的，试图通过改良或革命的手段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就是左翼。”左翼的崛起又标志着拉美的一部分国家准备回归传统的依附论路线，说到底就是实行“脱钩”政策，摆脱资本主义的依附关系，走社会主义道路。2005 年1 月30 日，查韦斯在世界社会论坛上宣称：“我越来越坚信，我们需要越来越少的资本主义，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我毫不怀疑超越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但我必须补充一点，即资本主义不会从内部超越自己。资本主义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超越。超越资本主义强权的道路在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平等和正义。”在2005 年的五一集会上查韦斯进一步表明了态度：“要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达到我们的目标是不可能的，要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也是不可能的。我现在请求全体委内瑞拉人民在新世纪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必须为21世纪建设新的社会主义。”为了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查韦斯通过国有化措施加强了对能源部门的控制，通过土地改革，一部分无地农民获得了土地，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通过组建合作社，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热情有所上升。紧接着，莫拉莱斯在2005年底以超过50%的高票在玻利维亚大选中获胜，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一位印第安人总统。莫拉莱斯领导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积极推动石油和天然气的国有化政策，要求印第安人享有平等权利。目前被国际舆论公认为“左翼”当政的拉美国家已达8个，包括委内瑞拉、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乌拉圭、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其中，前7个国家都在南美洲，因此，国际上有一种说法：“3165亿南美人中大约有3亿生活在左翼政府控制之下。”据统计，上述8 国的领土面积占拉美总面积的7118%。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纷纷预言社会主义将在拉美地区复兴，“脱钩”政策在拉美又有了新版本。■
注释
①Joseph LLove，“The Origins of Dependency Analysis”，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vol22，no1，1990，pp143-168
② Ronald HChilcote，“Issue of Theory in Dependency and Marxism”，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vol8，no3/4，1981，pp3-16
③ Peter Evans，“After Dependency：Recent Studies in Class，State，and Industrationalization”，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vol20，no2，1985，p159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⑤ Theotonio Dos Santos，“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no2，1970，pp231-236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0页。
⑦⑩ 刘淑春：《东欧国家私有化改革及其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中国经贸导刊》，2004年第3期。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5卷，第370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10)罗纳德·奇尔科特、江时学主编：《替代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拉美透视〉专辑》，江时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11)江时学：《论拉美左派东山再起》，《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3期。
(12)Mike Rhodes，“Hugo Chavez Speaks at the World Social Forum”，wwwindybayorg/news/2005/01/1718352php
(13)江时学：《社会主义在拉美复兴？》，《环球时报》，2007年3月19日。
(14)艾加兹·艾哈迈德：《玻利维亚有可能实行社会主义吗?》，《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4期。
[张建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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